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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对闽台文化产生兴趣，并长期不自量力地进行一些尝试性的肤浅探讨，完全是“与闽台有缘”。
与“闽”有缘，是因为我是河南固始人，我父母都出生于固始，祖祖辈辈都是土生土长的固始人。近年父母因年事已高不便返乡，常嘱托我暇时返回固始老家，给长眠于此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上坟扫墓。河南固始与福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早在福建开发时期，以河南固始人为主的中原人士就分期进入闽地，对福建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为我的祖辈感到自豪，对祖辈创造的灿烂文化倍感亲切。此外，我由于长期担任福建省闽文化研究会会长兼法人代表，在同道的支持下，或发起，或策划，或呼应，或参与了许多与闽文化有关的活动，一直把宣传、研究闽文化作为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还因各种机缘，我有机会走遍了福建的山山水水，由此越发感受到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内涵，也由此更加热爱、迷恋上了绚丽多姿的闽文化。
与“台”有缘，是因为我在河南的许多亲人于1949年分批到了台湾，分居在台湾各地，使我有机会常到台湾与亲人相聚。再加上不断应邀到台湾参加各种活动，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常到台湾“走透透”。但开始只是感性认识，并没有进行研究。后来陆续单独承担了一些与台湾有关的课题，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闽台文化艺术源流”“台湾佛教与台湾社会的变迁”“闽台文化史”，教育部课题“宗教文化与闽台社会关系研究”，福建省社科规划课题“闽台五缘文化研究”，中华宗教交流协会课题“大陆与台湾佛教比较研究”，国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重点出版图书《台湾民俗》《闽台佛教亲缘》《闽台道教关系研究》，催使我不得不对台湾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台湾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福建文化的移植，有研究闽文化的基础，或许更有利于研究台湾文化。
接受此书的撰写任务后，我因日常工作繁忙，没有完整时间，撰写任务只能断断续续进行。我曾有过同时套写《闽文化通论》和《闽文化史》的经验，这次又将此书与另一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子课题“闽台文化史”同时撰写。《闽台五缘简论》是从横向剖析，《闽台文化史》是从纵向勾勒，两书互为经纬。同时撰写的好处是资料可同时收集，构思时可全盘考虑，内容上既互为补充，又可避免重复。但同时写两本书因精力分散而进展缓慢的弊端却是始料未及的，致使此书的交稿时间一拖再拖。我曾充分利用多次前往台湾考察访问的机会，于2009年至2012年在台湾完成了初稿，并于2013年将初稿送呈，原认为只需用几天的时间修改后即可“杀青”。后因工作繁忙，除了白天上班，晚上要在网络上进行教学辅导，双休日还有上课任务，因此一时抽不出专门时间进行最后修改。因有利用在外出差考察期间修改书稿的习惯，近两年来，我利用在国外田野考察的空当，断断续续地于当地图书馆进行了三次修改。第一次是为国家开放大学主编《民族与宗教》教材及建设网络课程而到澳洲考察宗教，我利用2014年复活节期间调研“宗教和谐相处”的空当，在澳洲天主教大学图书馆、墨尔本神学院图书馆对书稿进行了修改。第二次是为完成拖延已久的《闽台文献研究》，我利用2014年暑假到美国各东亚图书馆考察珍稀闽台文献的便利，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进行了修改。第三次是为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华人宗教研究”，我利用2015年暑假在美国东、西部宗教场所穿梭的间隙，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旧金山市图书馆对书稿进行了修改。这三次修改，固然多有想不到的惊喜，但未曾料到的是不但没有删去多出的字数，反而从原来50万字陡增至80万字，离交稿的要求相去甚远。图书馆纵然有资料丰富等便利，但我却不假思索地随意增加文字，且不由自主翻看了许多与本课题无关的杂书，于不节制地放纵阅读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我只好一方面先将拙稿再次送呈，以示本人并非“怠工”，另一方面決定“破釜沉舟”，无论如何要在今年寒假结束修改。为完成结项在即的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福州人在纽约生存的现状和走向”，我于今年寒假来到纽约福州人社区进行田野调查。接受前三次经验教训，我有意避开图书馆，所寻的住处极为僻静，有时似乎连雪花和树叶的飘落的声音都依稀可感。经过几天高强度的集中精力，终于完成了这本拖延已久、极为肤浅的小书。原本仅需用几天时间就可完成的修改，我却前后拖了两年，其中固然有“对学术的敬畏”的因素，但本人功力不逮、不善统筹，以致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也是主要原因。愧疚之情，实难言表。
我要感谢家乡河南相关领导和学者的全力帮助：2010年4月7日，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河南省第九届政协副主席陈义初专程来到福州，在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陈芸的支持下，为我一人召开专门会议，询问、了解课题进展情况，进一步论证课题思路，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对完成此书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河洛文化研究专家、河南社会科学院杨海中研究员时时关注本课题进展，不时对我加油鼓励，并多方指导，尽一切可能帮助我解决了诸多困难。河南人民出版社编审杨光女士以其精湛的业务和高度的责任感，一丝不苟地进行编辑，使此书的质量得以提升。我要感谢同行学者对我的长期支持：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主任谢必震教授历来对我有求必应，闽南师范大学闽台文化研究所原所长汤漳平教授尽一切可能对我倾力支持，福建省文史馆原馆长卢美松先生多年持续惠赠我大量馆编新书。为完成此书和多卷本《闽台文化史》，我曾专程前往成功编写过多卷本《齐鲁文化通史》的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取经，受到山东省政协副主席、院长王志民教授的热情接待，他提出的诸多宝贵建议，使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闽台“五缘”关系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需要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丰厚的学养和长期的积累，而这些我都是不具备的。我之所以勉力而为，正是因为上文所说的“与闽台有缘”和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本书以“简”称之，难免挂一漏万。个中遗憾，希望在即将出版的《闽台文化史》中，多少能做些弥补。
（2016年2月7日，大年三十，与诸多河南乡亲聚宴于纽约皇后区东云阁，返回住所后匆匆完成了最后修改。掷笔之际，临窗松枝上有松鼠好奇地向屋内张望，我对它挥之以老拳，它居然对我扮之以鬼脸。时东方已露出曙光，又一个新年来到了……）
与“闽”有缘，是因为我是河南固始人，我父母都出生于固始，祖祖辈辈都是土生土长的固始人。近年父母因年事已高不便返乡，常嘱托我暇时返回固始老家，给长眠于此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上坟扫墓。河南固始与福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早在福建开发时期，以河南固始人为主的中原人士就分期进入闽地，对福建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为我的祖辈感到自豪，对祖辈创造的灿烂文化倍感亲切。此外，我由于长期担任福建省闽文化研究会会长兼法人代表，在同道的支持下，或发起，或策划，或呼应，或参与了许多与闽文化有关的活动，一直把宣传、研究闽文化作为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还因各种机缘，我有机会走遍了福建的山山水水，由此越发感受到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内涵，也由此更加热爱、迷恋上了绚丽多姿的闽文化。
与“台”有缘，是因为我在河南的许多亲人于1949年分批到了台湾，分居在台湾各地，使我有机会常到台湾与亲人相聚。再加上不断应邀到台湾参加各种活动，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常到台湾“走透透”。但开始只是感性认识，并没有进行研究。后来陆续单独承担了一些与台湾有关的课题，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闽台文化艺术源流”“台湾佛教与台湾社会的变迁”“闽台文化史”，教育部课题“宗教文化与闽台社会关系研究”，福建省社科规划课题“闽台五缘文化研究”，中华宗教交流协会课题“大陆与台湾佛教比较研究”，国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重点出版图书《台湾民俗》《闽台佛教亲缘》《闽台道教关系研究》，催使我不得不对台湾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台湾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福建文化的移植，有研究闽文化的基础，或许更有利于研究台湾文化。
接受此书的撰写任务后，我因日常工作繁忙，没有完整时间，撰写任务只能断断续续进行。我曾有过同时套写《闽文化通论》和《闽文化史》的经验，这次又将此书与另一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子课题“闽台文化史”同时撰写。《闽台五缘简论》是从横向剖析，《闽台文化史》是从纵向勾勒，两书互为经纬。同时撰写的好处是资料可同时收集，构思时可全盘考虑，内容上既互为补充，又可避免重复。但同时写两本书因精力分散而进展缓慢的弊端却是始料未及的，致使此书的交稿时间一拖再拖。我曾充分利用多次前往台湾考察访问的机会，于2009年至2012年在台湾完成了初稿，并于2013年将初稿送呈，原认为只需用几天的时间修改后即可“杀青”。后因工作繁忙，除了白天上班，晚上要在网络上进行教学辅导，双休日还有上课任务，因此一时抽不出专门时间进行最后修改。因有利用在外出差考察期间修改书稿的习惯，近两年来，我利用在国外田野考察的空当，断断续续地于当地图书馆进行了三次修改。第一次是为国家开放大学主编《民族与宗教》教材及建设网络课程而到澳洲考察宗教，我利用2014年复活节期间调研“宗教和谐相处”的空当，在澳洲天主教大学图书馆、墨尔本神学院图书馆对书稿进行了修改。第二次是为完成拖延已久的《闽台文献研究》，我利用2014年暑假到美国各东亚图书馆考察珍稀闽台文献的便利，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进行了修改。第三次是为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华人宗教研究”，我利用2015年暑假在美国东、西部宗教场所穿梭的间隙，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旧金山市图书馆对书稿进行了修改。这三次修改，固然多有想不到的惊喜，但未曾料到的是不但没有删去多出的字数，反而从原来50万字陡增至80万字，离交稿的要求相去甚远。图书馆纵然有资料丰富等便利，但我却不假思索地随意增加文字，且不由自主翻看了许多与本课题无关的杂书，于不节制地放纵阅读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我只好一方面先将拙稿再次送呈，以示本人并非“怠工”，另一方面決定“破釜沉舟”，无论如何要在今年寒假结束修改。为完成结项在即的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福州人在纽约生存的现状和走向”，我于今年寒假来到纽约福州人社区进行田野调查。接受前三次经验教训，我有意避开图书馆，所寻的住处极为僻静，有时似乎连雪花和树叶的飘落的声音都依稀可感。经过几天高强度的集中精力，终于完成了这本拖延已久、极为肤浅的小书。原本仅需用几天时间就可完成的修改，我却前后拖了两年，其中固然有“对学术的敬畏”的因素，但本人功力不逮、不善统筹，以致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也是主要原因。愧疚之情，实难言表。
我要感谢家乡河南相关领导和学者的全力帮助：2010年4月7日，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河南省第九届政协副主席陈义初专程来到福州，在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陈芸的支持下，为我一人召开专门会议，询问、了解课题进展情况，进一步论证课题思路，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对完成此书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河洛文化研究专家、河南社会科学院杨海中研究员时时关注本课题进展，不时对我加油鼓励，并多方指导，尽一切可能帮助我解决了诸多困难。河南人民出版社编审杨光女士以其精湛的业务和高度的责任感，一丝不苟地进行编辑，使此书的质量得以提升。我要感谢同行学者对我的长期支持：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主任谢必震教授历来对我有求必应，闽南师范大学闽台文化研究所原所长汤漳平教授尽一切可能对我倾力支持，福建省文史馆原馆长卢美松先生多年持续惠赠我大量馆编新书。为完成此书和多卷本《闽台文化史》，我曾专程前往成功编写过多卷本《齐鲁文化通史》的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取经，受到山东省政协副主席、院长王志民教授的热情接待，他提出的诸多宝贵建议，使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闽台“五缘”关系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需要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丰厚的学养和长期的积累，而这些我都是不具备的。我之所以勉力而为，正是因为上文所说的“与闽台有缘”和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本书以“简”称之，难免挂一漏万。个中遗憾，希望在即将出版的《闽台文化史》中，多少能做些弥补。
（2016年2月7日，大年三十，与诸多河南乡亲聚宴于纽约皇后区东云阁，返回住所后匆匆完成了最后修改。掷笔之际，临窗松枝上有松鼠好奇地向屋内张望，我对它挥之以老拳，它居然对我扮之以鬼脸。时东方已露出曙光，又一个新年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