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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多月前，台湾惠文高中教师蔡淇华半夜难眠，给正在“立法院”“绑上头巾，春衫薄衣，热血抗寒”的女儿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告诉女儿：“青春岁月能和自己的国家谈一场恋爱，是一生最浪漫的事……能经历这一场成年礼，此后经年，一辈子的学习，有了支点。”蔡淇华此信，一度在大陆风传。
不过此信最打动我的一点，不是蔡淇华的政治抒情，而是他对女儿的一句告诫。前年他参访一所澳洲高中，遇到一名来自台湾的学生，问其在这里受教最大的心得，此人答：“这里的老师不要我用台湾二分法的方式写作文，老师告诉我，说服别人时，除了证明自己对之外，也要承认另一方也有对的部分，这样逻辑才对，也才能得分！”
相比“证明自己对”，“承认另一方也有对的部分”往往更难。我们所熟悉的争论，目的便是将对方说服，使对方抛弃他的谬误，臣服于自己的真理。这背后隐藏了一个简单而僵硬的预设：争论双方，只能有一方正确。这种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观点，大抵即蔡淇华所嘲讽的“二分法的廉价辨证”。
比如民主与法治并不在同一条线上，而是互有交错。争论者明明只摸到一条象腿，为什么坚信自己把握了整只大象呢。唯有承认自身的有限，承认对方正确的可能性，争论才有意义，才可能引出真问题：民主与法治，哪个更重要；当民主与法治出现冲突时，我们该何去何从。
再举一例。我们为中国把脉，最终不是将病因归结于制度，就是归结于文化。由此生出两种论调，一种认为，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制度问题，只要改变制度，便可药到病除；另一种认为，中国的所有问题，包括制度问题，从本质上讲，都是文化问题，只有改变文化基因，才能正本清源。前者可谓“制度决定论”，后者可谓“文化决定论”。
事实上，哪有这么多决定论。世界原本多元，没有谁能决定谁，而是一种共生关系。倘将历史譬之为马车，它何曾独轮而行，制度与文化这两个车轮，齐头并进而不悖，缺一不可。
遗憾的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制度与文化之争，争论双方企图用一者否定另一者，一定要分出高下，这不啻是一种狭隘的表现，这种争论，可比两小儿辩日。破解之道，在于小儿心智的成熟，打碎二分法与决定论的幻象，坚守自我，同时承认对方的意义：你认为改变制度能解决中国问题，那就去改变制度，却不必否定他者在文化方面的努力；要是认为改变文化能解决中国问题，那就改变文化，也不必否定他者在制度方面的努力。
蔡淇华对女儿的谆谆告诫，让我想起了胡适。从批判“正义的火气”，到呼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数十年来胡适坚忍一心，就是要告诉人们，该如何说理，如何思想。他从不觉得自己真理在握，甚至不愿承认世间有“绝对之是”，陈独秀则相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
重读蔡淇华的信，我发现他至少两次使用“支点”一词。他说：“女儿，记得，我们正站在天平的两端，要誓死保护好天平的支点。那个支点就是——‘除了证明自己对之外，也要承认另一方也有对的部分……’”这是争论的支点，对话的支点，更是民主的支点。
这同样可能成为人生的支点，正如蔡淇华对女儿的祝愿。
在信中，他告诉女儿：“青春岁月能和自己的国家谈一场恋爱，是一生最浪漫的事……能经历这一场成年礼，此后经年，一辈子的学习，有了支点。”蔡淇华此信，一度在大陆风传。
不过此信最打动我的一点，不是蔡淇华的政治抒情，而是他对女儿的一句告诫。前年他参访一所澳洲高中，遇到一名来自台湾的学生，问其在这里受教最大的心得，此人答：“这里的老师不要我用台湾二分法的方式写作文，老师告诉我，说服别人时，除了证明自己对之外，也要承认另一方也有对的部分，这样逻辑才对，也才能得分！”
相比“证明自己对”，“承认另一方也有对的部分”往往更难。我们所熟悉的争论，目的便是将对方说服，使对方抛弃他的谬误，臣服于自己的真理。这背后隐藏了一个简单而僵硬的预设：争论双方，只能有一方正确。这种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观点，大抵即蔡淇华所嘲讽的“二分法的廉价辨证”。
比如民主与法治并不在同一条线上，而是互有交错。争论者明明只摸到一条象腿，为什么坚信自己把握了整只大象呢。唯有承认自身的有限，承认对方正确的可能性，争论才有意义，才可能引出真问题：民主与法治，哪个更重要；当民主与法治出现冲突时，我们该何去何从。
再举一例。我们为中国把脉，最终不是将病因归结于制度，就是归结于文化。由此生出两种论调，一种认为，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制度问题，只要改变制度，便可药到病除；另一种认为，中国的所有问题，包括制度问题，从本质上讲，都是文化问题，只有改变文化基因，才能正本清源。前者可谓“制度决定论”，后者可谓“文化决定论”。
事实上，哪有这么多决定论。世界原本多元，没有谁能决定谁，而是一种共生关系。倘将历史譬之为马车，它何曾独轮而行，制度与文化这两个车轮，齐头并进而不悖，缺一不可。
遗憾的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制度与文化之争，争论双方企图用一者否定另一者，一定要分出高下，这不啻是一种狭隘的表现，这种争论，可比两小儿辩日。破解之道，在于小儿心智的成熟，打碎二分法与决定论的幻象，坚守自我，同时承认对方的意义：你认为改变制度能解决中国问题，那就去改变制度，却不必否定他者在文化方面的努力；要是认为改变文化能解决中国问题，那就改变文化，也不必否定他者在制度方面的努力。
蔡淇华对女儿的谆谆告诫，让我想起了胡适。从批判“正义的火气”，到呼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数十年来胡适坚忍一心，就是要告诉人们，该如何说理，如何思想。他从不觉得自己真理在握，甚至不愿承认世间有“绝对之是”，陈独秀则相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
重读蔡淇华的信，我发现他至少两次使用“支点”一词。他说：“女儿，记得，我们正站在天平的两端，要誓死保护好天平的支点。那个支点就是——‘除了证明自己对之外，也要承认另一方也有对的部分……’”这是争论的支点，对话的支点，更是民主的支点。
这同样可能成为人生的支点，正如蔡淇华对女儿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