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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资本家枪杀纱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多人，这一事件激起了上海各界人民大规模的反帝斗争。5月30日，上海各界民众在上海租界游行示威，英帝国主义竟下令向示威群众开枪，打死13人，打伤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这一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义愤，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由此来临。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引导并推动反帝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共中央决定立即成立上海总工会，号召全上海人民团结起来开展“三罢”斗争，并决定由当时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主持创办《热血日报》，通过这一舆论阵地宣传党的斗争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鞭挞军阀政府的卖国媚外外交，指导人民的反帝斗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1925年6月4日,《热血日报》在上海正式创刊，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高潮时期创办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对“五卅”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受命创办《热血日报》
《热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瞿秋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在报社拥有多重身份，既是主编，又是主要撰稿人，同时还亲自编排校对，直到付印出版。为了把这份报纸办成真正属于所有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属于所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者的刊物，瞿秋白力求体现报纸的通俗性和体裁的多样性，让那些文化层次不高的爱国民众都能够看懂和接受。因此这份报纸除了寓意深刻的政治评论外，还有很多通俗性的诗歌、民歌、小言论等。另外，为了更好的联系群众、了解群众的要求和爱好，瞿秋白除了在中央和地方党的会议上了解情况外，又通过党办的国民通讯社布置采访要求，听取记者的汇报。他非常重视工人的意见，组织了群众通讯员，经常刊登工人、学生、海员的来稿。比如，1925年6月10日的《热血日报》就刊登了群众创作的《罢市五更调》，瞿秋白为之写下了这样的按语：“只有在这作品里，我们才能看见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思想和情绪。”
《热血日报》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战斗性和鼓动性，这是与全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高潮跌宕的国内形势相适应的。瞿秋白在6月4日《热血日报》发刊词中写道：“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极点了，民族自由的斗争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斗争，不但上海市民的热血要持续地沸腾着，并且空间上要用上海市民的热血，引起全国人民的热血；时间上要用现在人的热血，引起继起者的热血……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这正体现了《热血日报》创办的初衷，即发动群众积极投身到反帝斗争中去，以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打破帝国主义的奴役。
6月13日，瞿秋白又在《热血日报》上发表了诗歌《救国十二月花名》，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剥削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热情歌颂了上海人民不畏强暴、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并且有力号召“全国人民齐兴起，大家来做革命党”，流露出作者鲜明的爱憎情感和强烈的爱国热望。除了诗歌之外，瞿秋白还写了多篇社论和专论在报纸上刊载，他在6月4日发表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高潮》中大声疾呼“中国人现在已经成了亡国奴了”，号召“大家努力举行国民革命，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目的”，进而指出“中国人民应从根本上着想，不论这次的成败，大家都要觉悟，必须积极组织自己的力量，实行长期的斗争，实现国民革命，才能免掉现在这种亡国奴的命运”。此外，瞿秋白还通过《外人大屠杀之目的——上海——汉口——青岛——大连》和《全中国都要受外人屠杀了》等社论，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在全国各地犯下的赤裸裸的侵略和屠杀罪行，激起全国人民极大的爱国义愤。
《热血日报》成为舆论阵地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告成立。它既是上海人民反帝统一战线组织，又是“五卅”运动的指挥机关，巩固扩大这一组织并发挥其积极作用，便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革命统一战线方针的具体体现。《热血日报》积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大力配合工商学联合会的工作，并给它以积极正确的指导。
1925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酷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这次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应该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精神，瞿秋白在6月8日发表了《工商学联合会与上海市民》，指出“经过这次‘五卅’屠杀之后，大多数民众最彻底的要求——实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因为已经实际上感觉到万分的必要”。进而又在6月12日的《警告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中指出“此次屠杀案，穷究根源，是由于不平等条约；因此，根本解决也只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此外都是枝节问题，未能切中要害……现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十三条条件中，不但没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并且关于租界特权，行政方面、立法方面，都未主张撤销工部局和纳税外人会议……这些要求条件，当然是很让步的，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决不能满足全国民众的要求”。同样是在《工商学联合会与上海市民》的社论中，瞿秋白指出：“工商学联合会的最低条件中，收回会审公堂、取消领事裁判权及租界内集会、结社等自由的要求，固然已经是一部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然而还不足以保证我们民众运动发展之可能，而且实际上只要我们真能齐心坚持，所能达到的目的决不止此。”因此他认为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增加三条：撤退外国驻华的一切武装势力；中国市民有参与市政之权；中国职员和工人有同盟罢工之权。瞿秋白清楚地看到，外国驻华的武装势力，是威胁中国人民、摧残民族解放运动、维护外国在华统治的支柱，这些武装势力不撤退，什么自由、公理、人道、国际公法等，都是空谈。因此他认为，这些要求已经是最低限度，工商学三界必须坚持一致，非达目的不止。这些号召和提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使中国共产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具体化，为各界民众的反帝斗争明确了方向，推动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
《热血日报》还大量报道了世界各国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援助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6月22日，瞿秋白在《谁是敌，谁是友？》的社论中指出“只有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的民众、工人、农民以及受压迫的其他弱小民族，如印度、朝鲜等，才能真正援助我们”。同时还报道了日本工人举行示威集会、萧伯纳组织国际革命者救济会并发表宣言援助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亚摩斯德丹国际工人协会电祝中国工人奋斗胜利、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及共产国际宣言号召全世界的工人起来援助中国人民、法国劳动同盟捐助5万法郎以及捷克工会捐助2000美金、印度革命党劝告印人勿助英人虐杀等消息，并且进一步指出：“这次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的事件，已经成了世界问题，全世界的平民群众大多数都表示同情于我们，援助我们……我们这种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解放中国的呼声，必定能得到世界各国民众的赞助，我们尽力做国际的宣传和联络，取得实力的援助。”这些报道和号召，使处于残酷斗争环境中的中国人民备受鼓舞，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正义的力量必定会得到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坚定了反帝斗争必胜的信心。
中国人民的反帝热潮使帝国主义惊恐万分，他们通过武装镇压、政治欺骗、分化瓦解等手段，极尽破坏之能事，并且制造了种种谣言，污蔑反帝斗争是“赤化”、“过激”、“排外运动”，《热血日报》对此给予了深刻地揭露和严厉地驳斥。
1925年6月6日，瞿秋白发表《外人大屠杀之目的》，尖锐地指出“外国国内差不多行行都有工会，时常有罢工运动……外国的资本家在他们本国内不能禁止自己的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却来中国横行，一遇见中国工人罢工和组织工会，便大叫‘赤化’、‘过激’……他们杀人的目的：第一，便是使工人不能反抗，尽受他们剥削，他们可以侵占中国的实业；第二，使中国人不敢实行爱国运动，不敢团结，不敢抵抗，永久甘心做亡国奴。”他还在《政府特派员是何居心？》一文中揭露了法国、意大利等国面对百万中国民众的反抗斗争，假意制造力主公道的谣言，妄图推卸责任、缓和中国人民反对他们的情绪的事实。
6月12日，他又在《热血日报》上发表了小言论《贼的伎俩》，指出“英国、日本、美国人杀了人，大叫其‘赤化’、‘过激’，也算得个聪明贼”。这篇文章形象地勾画了帝国主义善于运用造谣诽谤的伎俩以求脱身的嘴脸，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五卅”运动初期，大资产阶级控制下的上海总商会也参加了反帝统一战线，但是他们的目的只是想借机控制运动，将这场运动纳入他们的轨道，从而为自己牟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出于大资产阶级的本性，他们并不想与帝国主义彻底决裂，拒绝加入工商学联合会。在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下，上海总商会单独退出“三罢”斗争，并且勾结外人干着破坏分裂统一战线的勾当。他们撇开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要求，单独提出了出卖民众利益的“十三条”。
6月14日，瞿秋白在《上海总商会究竟要什么？》的社论中指出，代表上海殷实的大商人的总商会一直拒绝加入工商学联合会，而对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最低要求先是不表态，随后又擅作主张删去了“英日海陆军永久撤退”、“取消领事裁判权”以及“工人有组织工会及同盟罢工之权”的关键性条款，“这种故意和工商学联合会标新立异，独立提出自己条件的作法显然告诉我们：总商会完全牺牲民众的利益，要的是垄断交涉，希图讨外人的好……如果让他们领导这次交涉，一让再让的结果，中国必定完全失败！”
6月17日，瞿秋白又在《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的社论中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国民革命的怒潮里，已经出现了内部的分化，即出现了革命派和妥协派之分，上海工人、学生及一般商民的主张是革命派的，而上海总商会的主张却是妥协派的要求，“妥协派，看见国民革命开始，赶紧想法抑遏民众的自由，缩小范围，缩短战线，以阻滞这场革命运动的进行……我们应竭力战胜妥协派的主张，否则已经开始的国民革命始终要被他们破坏掉的”。
另外，瞿秋白还在6月18日的《虞洽卿与六十万元》一文中披露了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接受英国人60万巨贿以及总商会与报界和政府特派员相勾结故意抹杀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条件、故意减低要求的事实。
《热血日报》还对军阀政府的卖国媚外外交，以及商阀、报阀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事实进行了深入报道和痛斥。6月10日，瞿秋白在《五卅交涉的危机——注意亡国的外交政策》一文中以“安福政府亲日的原形必现”为标题，痛斥军阀政府的代表不替国人争利，反而替日本人说话，并且指出“这种外交代表不但是中国人格的大耻辱，简直公然做日本的走狗，他们来上海的使命，照此看来，并不是调查‘五卅’屠杀案，也不是办交涉，简直是做日本人的奸细，想破坏罢市罢工运动，以献媚于他们的主人”。在同一篇社论里，瞿秋白还以“谨防减杀中国人实力的汉奸阴谋”为题，痛斥政府的交涉特派员是助长帝国主义气势、挫折工人锐气、破坏国人团结的汉奸。
6月11日，他又在《政府特派员是何居心？》的社论中指出，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最低条件已经是妥协到万分，但是北京政府派出的特派员蔡廷干、曾宗鉴等却一再声明不能提出这些最小限度的条件，而是还要从中加以选择，实在太不像中国人的主张，他们的态度正好凑合了帝国主义的阴谋，不知是何居心！并且呼吁让这些北京政府的代表“立刻根据工商学联合会的最低要求，向英、日等关系国提出更进一步的条件，立刻开始上海交涉；否则，我们不能承认这种‘中国’代表，请他们赶快走路！”
6月16日，瞿秋白又在《热血日报》发表《“五卅”交涉中之民众要求——谨防外交当局的狡谋》，指出“五卅”交涉虽然已经开始，可是上海工商学界民众的要求，也已经被外交官僚用诡计完全撇开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要求已经是最低限度，但是中国的外交当局却十分害怕提这种代表民众利益的要求，于是他们利用阴谋诡计软化总商会，把这种条件一概推翻，完全牺牲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在这篇社论的结尾，瞿秋白呼吁“民众赶快起来力争增加要求条件，否则一切都被外交官僚勾结几个商人‘领袖’断送掉了！”
更为重要的文章是6月17日发表的《外交当局的欺人政策——商阀报阀的勾结》，瞿秋白在这篇社论中说，中国的外交当局以及商阀、报阀尽想一手掩尽天下目，日夜制造“谅解”、“容纳”、“亲善”、“主持公道”的空气，竭力虚夸外人的大度、谅解，自己主张减低要求，故意挫伤民气，还是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主义，这种欺人政策的结果，一定是交涉完全失败，卖国害民！他还举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实例，比如：上海的非常戒备还没有撤，使团和领团方面的态度仍旧非常强硬，而一些中国报纸却宣传说，海军陆战队即可撤离；日本报纸上很明显的说，日本政府的政策仍旧是与列强一致，对付中国的暴动，而中国的商阀、官僚却说日本态度缓和，应当另眼相看；又如，美国的海军仍旧对上海虎视眈眈，美国政府还有特别训令，不能撤退上岸的海军陆战队，而中国的官僚、商阀却尽做中美亲善，主持公道的宣传。
这些报道，使中国的爱国民众充分认识到军阀政府以及官僚商阀的反动性，认识到要战胜帝国主义，实现斗争目标，不能寄望于卖国的军阀政府，只能依靠广大爱国民众自己的不懈斗争；只有坚定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并加强工商学各界的团结，才是中国人民的惟一出路。
“五卅”运动期间的斗争是复杂而严酷的，在这一严酷的斗争环境中，瞿秋白通过《热血日报》及时向全国民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及时报道全国各地民众的反帝斗争，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镇压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滔天罪行，并且对军阀政府以及大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可耻行径进行了无情地鞭挞。他告诫广大民众要分清敌友，加强团结，为实现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条件奋斗到底，并且要为实现更多的民族利益而斗争。这些报道和评论，对“五卅”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热血日报》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所不容，只出版了24期就被查封了，但是它为中国革命和近代新闻报刊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研究“五卅”运动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受命创办《热血日报》
《热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瞿秋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在报社拥有多重身份，既是主编，又是主要撰稿人，同时还亲自编排校对，直到付印出版。为了把这份报纸办成真正属于所有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属于所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者的刊物，瞿秋白力求体现报纸的通俗性和体裁的多样性，让那些文化层次不高的爱国民众都能够看懂和接受。因此这份报纸除了寓意深刻的政治评论外，还有很多通俗性的诗歌、民歌、小言论等。另外，为了更好的联系群众、了解群众的要求和爱好，瞿秋白除了在中央和地方党的会议上了解情况外，又通过党办的国民通讯社布置采访要求，听取记者的汇报。他非常重视工人的意见，组织了群众通讯员，经常刊登工人、学生、海员的来稿。比如，1925年6月10日的《热血日报》就刊登了群众创作的《罢市五更调》，瞿秋白为之写下了这样的按语：“只有在这作品里，我们才能看见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思想和情绪。”
《热血日报》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战斗性和鼓动性，这是与全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高潮跌宕的国内形势相适应的。瞿秋白在6月4日《热血日报》发刊词中写道：“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极点了，民族自由的斗争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斗争，不但上海市民的热血要持续地沸腾着，并且空间上要用上海市民的热血，引起全国人民的热血；时间上要用现在人的热血，引起继起者的热血……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这正体现了《热血日报》创办的初衷，即发动群众积极投身到反帝斗争中去，以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打破帝国主义的奴役。
6月13日，瞿秋白又在《热血日报》上发表了诗歌《救国十二月花名》，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剥削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热情歌颂了上海人民不畏强暴、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并且有力号召“全国人民齐兴起，大家来做革命党”，流露出作者鲜明的爱憎情感和强烈的爱国热望。除了诗歌之外，瞿秋白还写了多篇社论和专论在报纸上刊载，他在6月4日发表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高潮》中大声疾呼“中国人现在已经成了亡国奴了”，号召“大家努力举行国民革命，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目的”，进而指出“中国人民应从根本上着想，不论这次的成败，大家都要觉悟，必须积极组织自己的力量，实行长期的斗争，实现国民革命，才能免掉现在这种亡国奴的命运”。此外，瞿秋白还通过《外人大屠杀之目的——上海——汉口——青岛——大连》和《全中国都要受外人屠杀了》等社论，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在全国各地犯下的赤裸裸的侵略和屠杀罪行，激起全国人民极大的爱国义愤。
《热血日报》成为舆论阵地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告成立。它既是上海人民反帝统一战线组织，又是“五卅”运动的指挥机关，巩固扩大这一组织并发挥其积极作用，便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革命统一战线方针的具体体现。《热血日报》积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大力配合工商学联合会的工作，并给它以积极正确的指导。
1925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酷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这次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应该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精神，瞿秋白在6月8日发表了《工商学联合会与上海市民》，指出“经过这次‘五卅’屠杀之后，大多数民众最彻底的要求——实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因为已经实际上感觉到万分的必要”。进而又在6月12日的《警告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中指出“此次屠杀案，穷究根源，是由于不平等条约；因此，根本解决也只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此外都是枝节问题，未能切中要害……现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十三条条件中，不但没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并且关于租界特权，行政方面、立法方面，都未主张撤销工部局和纳税外人会议……这些要求条件，当然是很让步的，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决不能满足全国民众的要求”。同样是在《工商学联合会与上海市民》的社论中，瞿秋白指出：“工商学联合会的最低条件中，收回会审公堂、取消领事裁判权及租界内集会、结社等自由的要求，固然已经是一部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然而还不足以保证我们民众运动发展之可能，而且实际上只要我们真能齐心坚持，所能达到的目的决不止此。”因此他认为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增加三条：撤退外国驻华的一切武装势力；中国市民有参与市政之权；中国职员和工人有同盟罢工之权。瞿秋白清楚地看到，外国驻华的武装势力，是威胁中国人民、摧残民族解放运动、维护外国在华统治的支柱，这些武装势力不撤退，什么自由、公理、人道、国际公法等，都是空谈。因此他认为，这些要求已经是最低限度，工商学三界必须坚持一致，非达目的不止。这些号召和提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使中国共产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具体化，为各界民众的反帝斗争明确了方向，推动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
《热血日报》还大量报道了世界各国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援助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6月22日，瞿秋白在《谁是敌，谁是友？》的社论中指出“只有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的民众、工人、农民以及受压迫的其他弱小民族，如印度、朝鲜等，才能真正援助我们”。同时还报道了日本工人举行示威集会、萧伯纳组织国际革命者救济会并发表宣言援助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亚摩斯德丹国际工人协会电祝中国工人奋斗胜利、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及共产国际宣言号召全世界的工人起来援助中国人民、法国劳动同盟捐助5万法郎以及捷克工会捐助2000美金、印度革命党劝告印人勿助英人虐杀等消息，并且进一步指出：“这次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的事件，已经成了世界问题，全世界的平民群众大多数都表示同情于我们，援助我们……我们这种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解放中国的呼声，必定能得到世界各国民众的赞助，我们尽力做国际的宣传和联络，取得实力的援助。”这些报道和号召，使处于残酷斗争环境中的中国人民备受鼓舞，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正义的力量必定会得到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坚定了反帝斗争必胜的信心。
中国人民的反帝热潮使帝国主义惊恐万分，他们通过武装镇压、政治欺骗、分化瓦解等手段，极尽破坏之能事，并且制造了种种谣言，污蔑反帝斗争是“赤化”、“过激”、“排外运动”，《热血日报》对此给予了深刻地揭露和严厉地驳斥。
1925年6月6日，瞿秋白发表《外人大屠杀之目的》，尖锐地指出“外国国内差不多行行都有工会，时常有罢工运动……外国的资本家在他们本国内不能禁止自己的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却来中国横行，一遇见中国工人罢工和组织工会，便大叫‘赤化’、‘过激’……他们杀人的目的：第一，便是使工人不能反抗，尽受他们剥削，他们可以侵占中国的实业；第二，使中国人不敢实行爱国运动，不敢团结，不敢抵抗，永久甘心做亡国奴。”他还在《政府特派员是何居心？》一文中揭露了法国、意大利等国面对百万中国民众的反抗斗争，假意制造力主公道的谣言，妄图推卸责任、缓和中国人民反对他们的情绪的事实。
6月12日，他又在《热血日报》上发表了小言论《贼的伎俩》，指出“英国、日本、美国人杀了人，大叫其‘赤化’、‘过激’，也算得个聪明贼”。这篇文章形象地勾画了帝国主义善于运用造谣诽谤的伎俩以求脱身的嘴脸，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五卅”运动初期，大资产阶级控制下的上海总商会也参加了反帝统一战线，但是他们的目的只是想借机控制运动，将这场运动纳入他们的轨道，从而为自己牟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出于大资产阶级的本性，他们并不想与帝国主义彻底决裂，拒绝加入工商学联合会。在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下，上海总商会单独退出“三罢”斗争，并且勾结外人干着破坏分裂统一战线的勾当。他们撇开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要求，单独提出了出卖民众利益的“十三条”。
6月14日，瞿秋白在《上海总商会究竟要什么？》的社论中指出，代表上海殷实的大商人的总商会一直拒绝加入工商学联合会，而对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最低要求先是不表态，随后又擅作主张删去了“英日海陆军永久撤退”、“取消领事裁判权”以及“工人有组织工会及同盟罢工之权”的关键性条款，“这种故意和工商学联合会标新立异，独立提出自己条件的作法显然告诉我们：总商会完全牺牲民众的利益，要的是垄断交涉，希图讨外人的好……如果让他们领导这次交涉，一让再让的结果，中国必定完全失败！”
6月17日，瞿秋白又在《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的社论中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国民革命的怒潮里，已经出现了内部的分化，即出现了革命派和妥协派之分，上海工人、学生及一般商民的主张是革命派的，而上海总商会的主张却是妥协派的要求，“妥协派，看见国民革命开始，赶紧想法抑遏民众的自由，缩小范围，缩短战线，以阻滞这场革命运动的进行……我们应竭力战胜妥协派的主张，否则已经开始的国民革命始终要被他们破坏掉的”。
另外，瞿秋白还在6月18日的《虞洽卿与六十万元》一文中披露了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接受英国人60万巨贿以及总商会与报界和政府特派员相勾结故意抹杀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条件、故意减低要求的事实。
《热血日报》还对军阀政府的卖国媚外外交，以及商阀、报阀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事实进行了深入报道和痛斥。6月10日，瞿秋白在《五卅交涉的危机——注意亡国的外交政策》一文中以“安福政府亲日的原形必现”为标题，痛斥军阀政府的代表不替国人争利，反而替日本人说话，并且指出“这种外交代表不但是中国人格的大耻辱，简直公然做日本的走狗，他们来上海的使命，照此看来，并不是调查‘五卅’屠杀案，也不是办交涉，简直是做日本人的奸细，想破坏罢市罢工运动，以献媚于他们的主人”。在同一篇社论里，瞿秋白还以“谨防减杀中国人实力的汉奸阴谋”为题，痛斥政府的交涉特派员是助长帝国主义气势、挫折工人锐气、破坏国人团结的汉奸。
6月11日，他又在《政府特派员是何居心？》的社论中指出，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最低条件已经是妥协到万分，但是北京政府派出的特派员蔡廷干、曾宗鉴等却一再声明不能提出这些最小限度的条件，而是还要从中加以选择，实在太不像中国人的主张，他们的态度正好凑合了帝国主义的阴谋，不知是何居心！并且呼吁让这些北京政府的代表“立刻根据工商学联合会的最低要求，向英、日等关系国提出更进一步的条件，立刻开始上海交涉；否则，我们不能承认这种‘中国’代表，请他们赶快走路！”
6月16日，瞿秋白又在《热血日报》发表《“五卅”交涉中之民众要求——谨防外交当局的狡谋》，指出“五卅”交涉虽然已经开始，可是上海工商学界民众的要求，也已经被外交官僚用诡计完全撇开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要求已经是最低限度，但是中国的外交当局却十分害怕提这种代表民众利益的要求，于是他们利用阴谋诡计软化总商会，把这种条件一概推翻，完全牺牲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在这篇社论的结尾，瞿秋白呼吁“民众赶快起来力争增加要求条件，否则一切都被外交官僚勾结几个商人‘领袖’断送掉了！”
更为重要的文章是6月17日发表的《外交当局的欺人政策——商阀报阀的勾结》，瞿秋白在这篇社论中说，中国的外交当局以及商阀、报阀尽想一手掩尽天下目，日夜制造“谅解”、“容纳”、“亲善”、“主持公道”的空气，竭力虚夸外人的大度、谅解，自己主张减低要求，故意挫伤民气，还是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主义，这种欺人政策的结果，一定是交涉完全失败，卖国害民！他还举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实例，比如：上海的非常戒备还没有撤，使团和领团方面的态度仍旧非常强硬，而一些中国报纸却宣传说，海军陆战队即可撤离；日本报纸上很明显的说，日本政府的政策仍旧是与列强一致，对付中国的暴动，而中国的商阀、官僚却说日本态度缓和，应当另眼相看；又如，美国的海军仍旧对上海虎视眈眈，美国政府还有特别训令，不能撤退上岸的海军陆战队，而中国的官僚、商阀却尽做中美亲善，主持公道的宣传。
这些报道，使中国的爱国民众充分认识到军阀政府以及官僚商阀的反动性，认识到要战胜帝国主义，实现斗争目标，不能寄望于卖国的军阀政府，只能依靠广大爱国民众自己的不懈斗争；只有坚定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并加强工商学各界的团结，才是中国人民的惟一出路。
“五卅”运动期间的斗争是复杂而严酷的，在这一严酷的斗争环境中，瞿秋白通过《热血日报》及时向全国民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及时报道全国各地民众的反帝斗争，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镇压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滔天罪行，并且对军阀政府以及大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可耻行径进行了无情地鞭挞。他告诫广大民众要分清敌友，加强团结，为实现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条件奋斗到底，并且要为实现更多的民族利益而斗争。这些报道和评论，对“五卅”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热血日报》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所不容，只出版了24期就被查封了，但是它为中国革命和近代新闻报刊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研究“五卅”运动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