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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5日，在河南省郑州、鹤壁等地租房涉嫌非法经营人体器官的4名被告人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庭受审。此前，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已对河南省首例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的3名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
在开封的这起案件中，处在最底端的“供体”、召集“供体”的“三线”、提供黑中介服务的“二线”以及直接和患者联系的“一线”。构成了一条完整的非法器官移植交易链条。各个环节中的人通过网络联系，互不见面。一个人体器官能卖十几万元，而“供体”仅得几万元，“供体”中还有医学院校毕业的本科生。“二线”豢养打手，实行军事化管理，对被哄骗来的人限制人身自由长达数月之久。
目前，我国刑法没有对器官买卖单独定罪，两地适用法律也不相同，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是以非法拘禁罪对其定罪量刑。而北京检方则是以其涉嫌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
实行军事化管理
23岁的蒋胜利(化名)是四川省汉源县的一个农村青年。2009年4月初，他在网上聊天时，遇到了一个网名是“你的天使”的网友，二人聊得很投机。“你的天使”说自己是跑业务的，月收入近万元，蒋胜利也把自己做生意赔了一万多元的事告诉了他。
一天，“你的天使”问蒋胜利：“你愿意卖肾和肝吗?卖一个4.5万元。”蒋胜利以前也听说过有人卖肾，但是不了解。
“你的天使”说：“卖肾对身体没有害处，人身上一个肾就够用了，另一个是多余的，肝也是一样。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是合法渠道，有手续。”网友巧舌如簧的一番话打消了蒋胜利的疑虑，再加上他急需用钱，就答应了。
去年4月中旬的一天，在“你的天使”的安排下，蒋胜利到了郑州火车站，按照事先的约定，有两个人在火车站给他买了到开封的火车票。在开封火车站，两人把他带到鼓楼区大朱屯147号院。
蒋胜利一看，院内的两层楼房里住了2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不像是正规的人体器官买卖的地方。他扭头想走时，已经晚了，看守人员不让他走，并搜走了他的身份证和手机。他在这里被限制人身自由达79天。
这些年龄在18岁至28岁之间的年轻人，也是通过网络联系来卖肾的，身体合格的就成为“供体”，而这座院子就是他们的供养点。这里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纪律；有人负责外出买菜；有人负责到车站接人等。
他们被分成四个组，分住在4个房间，每个房间有组长。这里实行军事化管理，墙上贴有制度，什么时间睡觉和起床，应该干什么和不应该干什么，都有详细规定。为了防止出现传染病等疾病，每天要轮流打扫卫生，还要定时进行身体锻炼。
非法拘禁反悔者
来后第二天，蒋胜利被他们带到开封一家医院进行检查，领他的人告诉他，医生要是问你，你就说是来做保安的，单位让检查的。经检查，蒋胜利身体合格。
他看到，不时有新人进来，也有经检查身体不合格的人离开。对于检查不合格的人，他们会为其买返程的车票，并给50元路费。因为害怕他们出去告发，这些人会好言相劝。身体检查合格的，想反悔就不行了。
蒋胜利也多次提出要走，看守说：“你来后花了1000多元钱，把这些钱拿出来你才能走!”身无分文的蒋胜利只好待在这座小院里。
这里的规定非常苛刻，谁要是未经允许外出或者违反规定，就要遭受皮肉之苦，这些“供体”还要给看守的人洗衣服。一位来自内蒙古的“供体”不知怎么得罪了看守，遭到一阵拳打脚踢；一个“供体”因为多吃了一个馒头，被看守马小龙打了一顿……
7月16日凌晨，看管蒋胜利的马小龙同意让他走，并把他的身份证和手机也还给了他。
当天，蒋胜利就向开封市鼓楼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报案。鼓楼区公安分局立即组织警力抓获了组织者和参与者，并解救出了25名供肾者，这起非法组织贩卖人体器官的内幕也浮出了水面。
据组织者翟春伟供述，26岁的他是陕西宝鸡人，以前曾在外地当过保安，后来做生意赔了。2009年初，他在开封没有找到工作，就上网联系他人想把自己的肾卖掉。他在网上聊天时，有一个网友让他在开封租房招募卖肾人，再介绍给那些想要肾的人，从中挣取中介费。
2009年3月，翟春伟筹钱在开封市大朱屯胡同租了一座院子，月租1500元，他对外说是培训保安的。他买了一台电脑，在网上发帖说，自己可以帮助联系买肾的人，卖一个肾最少4.5万元。
由受害者沦为打手
翟春伟仅是这个链条中的“二线”，给他联系“供体”的被称为“三线”，“三线”介绍来一个“供体”可得100元的报酬。
他把召集到的人送到医院进行血常规、肝功能、乙肝五项等项目的体检，合格后的“供体”就要在租房内待着，对于那些不听话的“供体”，就进行殴打和威胁。
翟春伟通过网络向“一线”介绍合格者的血型等情况。需要“供体”时，“一线”会让他把“供体”送到指定的地方。每介绍一个“供体”，“一线”会给他1300元左右的报酬。交易完成后，“一线”就往他的银行卡上打钱。
在接受警方讯问时，翟春伟说他们每人都有几个手机号，互不见面。案发时，来的“供体”有50多个，有十几个“供体”被送到郑州、北京、上海、广州、昆明等地。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因为他们是网上单线联系，给警方的查证带来了难度。如果病患或者器官“供体”不举报，这种犯罪难以被发现；如果没有患者及家属作证，犯罪事实更难以认定。
马小龙和丁新建也是来卖器官的，后来沦落为翟春伟的打手。
家住长春市南关区的马小龙，于去年4月中旬辗转来到这里。翟春伟让他卖肝，说卖一个肝4万元，卖肝后还能再长出一个。马小龙同意了。
于是，有人给他买了去杭州的火车票，并告诉他接他的人的特征和手机号。马小龙在杭州医院检查后，身体不合格。翟春伟派人给他的银行卡上汇了500元钱，让他回开封。不久，马小龙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他“晋升”为组长，管理几个人，还殴打那些不听话的人。他获得的报酬是每月几百元的工资。来自江苏省铜山县的丁新建，经历和马小龙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供体”中，还有一位毕业于医学院校的本科生。江苏籍的李天亮(化名)从网上看到可以卖肾的信息后，于去年4月22日来到开封。身体检查合格，在开封等待配型。
卖肝者摇身变老板
在河南租房充当窝点的除了翟春伟外，还另有其人。
2009年3月中旬，18岁的杨光(化名)从老家湖北到了郑州的一个住处。这里，还住着十多个和他一样的年轻人。这些人都是被中间人养着准备随时出卖器官的“供体”。
一个多月后，在北京的刘强胜找到一个患者，给杨光开出的价钱是卖掉60％的肝脏，给他3，5万元。很快。杨光被安排到北京的一 个地下室里。
2009年5月13日，在刘强胜的安排下，杨光在医院将自己60％的肝脏卖给了等着移植肝脏的谢某。谢某的家属给了刘强胜等15万元。手术后刘强胜只给了杨光2.5万元。嫌钱少的杨光立即报警。2009年5月27日，刘强胜等4名人体器官贩子被抓获归案。在他被抓前，他和同伙至少已经为4例病患提供了器官“供体”。
原来，刘强胜也曾是一个“供体”。因父亲生病急着要用钱，2008年12月，刘强胜在北京以4.5万元的价格被中间人半哄半骗地卖掉了自己70％的肝脏。通过这次卖肝，刘强胜了解到了倒卖人体器官的大概流程，于是找来了几个熟人另立山头，准备大干一场。
在这个黑中介团伙中，刘强胜负责在北京的医院找患者，另一个人负责寻找和养“供体”，其余二人负责“供体”在北京的吃住和体检。养“供体”的窝点最初在郑州，因为鹤壁市淇县距离北京较近，往北京送人也方便，后来又转移到淇县。
据刘强胜交代，在北京几个专门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都有像他们一样的黑市人员在活动。在黑市上，医院所要审查的身份证、户口本等证明都是假的。
案情近似罪名各异
去年7月17日，涉嫌非法拘禁罪的翟春伟、马小龙和丁新建三人被警方刑事拘留，随后被批捕。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认为，自2009年初以来，翟春伟等人以卖肾挣钱为由，将多名卖肾者骗至开封市租住房内，采取殴打、威胁等方式对多名卖肾者限制人身自由长达数月，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三人以介绍卖肾为由非法拘禁他人，翟春伟、马小龙对被害人具有殴打情节，应从重处罚，但被告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态度诚恳，可酌情从轻处罚。
今年1月21日，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非法拘禁罪一审判处翟春伟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马小龙有期徒刑十个月；丁新建有期徒刑六个月。
5月15日，审理此案的的法官肖立新告诉记者，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目前，我国刑法没有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单独定罪。在这起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中，除了有三人是反悔想走被他们限制人身自由外，其他的人则是自愿的。法院最后认定他们构成了非法拘禁罪。
今年4月15日，北京市首例涉嫌非法经营人体器官案也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方是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对4名被告人提起公诉的。
出庭提起公诉的检察官邱志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非法经营罪是指经营“不允许自由买卖的物品”的行为，买卖人体器官就是侵犯了器官出卖人的健康权。
市场缺口催生买卖黑市
打开“肾源世界”、“中国肾源网”、“肾源之家”等网站，记者看到上边有不少买卖人体器官的帖子，帖中留有手机号和QQ号。
几乎所有发帖者均表示会承担“供体”的检查费用、往返路费以及其他生活费用，有的还承诺，除了应得报酬外，出院时还将为“供体”们向患者申请数千元不等的红包。
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平介绍。我国每年有约150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但只有1万余人能进行器官移植，供需矛盾突出。
资料显示，从2003年到2009年，中国内地仅有130位公民逝世后成功捐献器官。2007年以来，中国内地每年开展临床器官移植约1万例，其中来源于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不到30例。而我国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主要有三种：死刑犯捐献、亲属间活体移植以及脑死亡和传统死亡之后的自愿无偿捐献者。巨大的市场缺口，催生出交易活跃的器官黑市。
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被专家们认为至今仍有诸多问题待解。例如脑死亡标准问题、器官移植的具体规范程序，以及对非法器官移植的刑事惩罚依据等。
在大多数国家，人体器官的买卖及其相关的商业化操作都有着相应的罪名和量刑，如英国《人体器官移植法案》规定了人体器官买卖的犯罪，日本《器官移植法》规定了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罪、从事人体器官买卖中介罪以及为获利而非法为他人实施器官移植罪等四项犯罪。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人体器官黑市猖獗的原因，首先是器官移植供需失衡，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此外，一般医院对亲属之闯的器官移植只进行形式审查，很难进行实质审查，也使得非法买卖有空子可钻。我国应制定相关器官买卖罪名，并规定最高刑期为无期徒刑的刑罚，才能实现对买卖器官犯罪的最有力打击。
在开封的这起案件中，处在最底端的“供体”、召集“供体”的“三线”、提供黑中介服务的“二线”以及直接和患者联系的“一线”。构成了一条完整的非法器官移植交易链条。各个环节中的人通过网络联系，互不见面。一个人体器官能卖十几万元，而“供体”仅得几万元，“供体”中还有医学院校毕业的本科生。“二线”豢养打手，实行军事化管理，对被哄骗来的人限制人身自由长达数月之久。
目前，我国刑法没有对器官买卖单独定罪，两地适用法律也不相同，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是以非法拘禁罪对其定罪量刑。而北京检方则是以其涉嫌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
实行军事化管理
23岁的蒋胜利(化名)是四川省汉源县的一个农村青年。2009年4月初，他在网上聊天时，遇到了一个网名是“你的天使”的网友，二人聊得很投机。“你的天使”说自己是跑业务的，月收入近万元，蒋胜利也把自己做生意赔了一万多元的事告诉了他。
一天，“你的天使”问蒋胜利：“你愿意卖肾和肝吗?卖一个4.5万元。”蒋胜利以前也听说过有人卖肾，但是不了解。
“你的天使”说：“卖肾对身体没有害处，人身上一个肾就够用了，另一个是多余的，肝也是一样。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是合法渠道，有手续。”网友巧舌如簧的一番话打消了蒋胜利的疑虑，再加上他急需用钱，就答应了。
去年4月中旬的一天，在“你的天使”的安排下，蒋胜利到了郑州火车站，按照事先的约定，有两个人在火车站给他买了到开封的火车票。在开封火车站，两人把他带到鼓楼区大朱屯147号院。
蒋胜利一看，院内的两层楼房里住了2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不像是正规的人体器官买卖的地方。他扭头想走时，已经晚了，看守人员不让他走，并搜走了他的身份证和手机。他在这里被限制人身自由达79天。
这些年龄在18岁至28岁之间的年轻人，也是通过网络联系来卖肾的，身体合格的就成为“供体”，而这座院子就是他们的供养点。这里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纪律；有人负责外出买菜；有人负责到车站接人等。
他们被分成四个组，分住在4个房间，每个房间有组长。这里实行军事化管理，墙上贴有制度，什么时间睡觉和起床，应该干什么和不应该干什么，都有详细规定。为了防止出现传染病等疾病，每天要轮流打扫卫生，还要定时进行身体锻炼。
非法拘禁反悔者
来后第二天，蒋胜利被他们带到开封一家医院进行检查，领他的人告诉他，医生要是问你，你就说是来做保安的，单位让检查的。经检查，蒋胜利身体合格。
他看到，不时有新人进来，也有经检查身体不合格的人离开。对于检查不合格的人，他们会为其买返程的车票，并给50元路费。因为害怕他们出去告发，这些人会好言相劝。身体检查合格的，想反悔就不行了。
蒋胜利也多次提出要走，看守说：“你来后花了1000多元钱，把这些钱拿出来你才能走!”身无分文的蒋胜利只好待在这座小院里。
这里的规定非常苛刻，谁要是未经允许外出或者违反规定，就要遭受皮肉之苦，这些“供体”还要给看守的人洗衣服。一位来自内蒙古的“供体”不知怎么得罪了看守，遭到一阵拳打脚踢；一个“供体”因为多吃了一个馒头，被看守马小龙打了一顿……
7月16日凌晨，看管蒋胜利的马小龙同意让他走，并把他的身份证和手机也还给了他。
当天，蒋胜利就向开封市鼓楼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报案。鼓楼区公安分局立即组织警力抓获了组织者和参与者，并解救出了25名供肾者，这起非法组织贩卖人体器官的内幕也浮出了水面。
据组织者翟春伟供述，26岁的他是陕西宝鸡人，以前曾在外地当过保安，后来做生意赔了。2009年初，他在开封没有找到工作，就上网联系他人想把自己的肾卖掉。他在网上聊天时，有一个网友让他在开封租房招募卖肾人，再介绍给那些想要肾的人，从中挣取中介费。
2009年3月，翟春伟筹钱在开封市大朱屯胡同租了一座院子，月租1500元，他对外说是培训保安的。他买了一台电脑，在网上发帖说，自己可以帮助联系买肾的人，卖一个肾最少4.5万元。
由受害者沦为打手
翟春伟仅是这个链条中的“二线”，给他联系“供体”的被称为“三线”，“三线”介绍来一个“供体”可得100元的报酬。
他把召集到的人送到医院进行血常规、肝功能、乙肝五项等项目的体检，合格后的“供体”就要在租房内待着，对于那些不听话的“供体”，就进行殴打和威胁。
翟春伟通过网络向“一线”介绍合格者的血型等情况。需要“供体”时，“一线”会让他把“供体”送到指定的地方。每介绍一个“供体”，“一线”会给他1300元左右的报酬。交易完成后，“一线”就往他的银行卡上打钱。
在接受警方讯问时，翟春伟说他们每人都有几个手机号，互不见面。案发时，来的“供体”有50多个，有十几个“供体”被送到郑州、北京、上海、广州、昆明等地。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因为他们是网上单线联系，给警方的查证带来了难度。如果病患或者器官“供体”不举报，这种犯罪难以被发现；如果没有患者及家属作证，犯罪事实更难以认定。
马小龙和丁新建也是来卖器官的，后来沦落为翟春伟的打手。
家住长春市南关区的马小龙，于去年4月中旬辗转来到这里。翟春伟让他卖肝，说卖一个肝4万元，卖肝后还能再长出一个。马小龙同意了。
于是，有人给他买了去杭州的火车票，并告诉他接他的人的特征和手机号。马小龙在杭州医院检查后，身体不合格。翟春伟派人给他的银行卡上汇了500元钱，让他回开封。不久，马小龙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他“晋升”为组长，管理几个人，还殴打那些不听话的人。他获得的报酬是每月几百元的工资。来自江苏省铜山县的丁新建，经历和马小龙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供体”中，还有一位毕业于医学院校的本科生。江苏籍的李天亮(化名)从网上看到可以卖肾的信息后，于去年4月22日来到开封。身体检查合格，在开封等待配型。
卖肝者摇身变老板
在河南租房充当窝点的除了翟春伟外，还另有其人。
2009年3月中旬，18岁的杨光(化名)从老家湖北到了郑州的一个住处。这里，还住着十多个和他一样的年轻人。这些人都是被中间人养着准备随时出卖器官的“供体”。
一个多月后，在北京的刘强胜找到一个患者，给杨光开出的价钱是卖掉60％的肝脏，给他3，5万元。很快。杨光被安排到北京的一 个地下室里。
2009年5月13日，在刘强胜的安排下，杨光在医院将自己60％的肝脏卖给了等着移植肝脏的谢某。谢某的家属给了刘强胜等15万元。手术后刘强胜只给了杨光2.5万元。嫌钱少的杨光立即报警。2009年5月27日，刘强胜等4名人体器官贩子被抓获归案。在他被抓前，他和同伙至少已经为4例病患提供了器官“供体”。
原来，刘强胜也曾是一个“供体”。因父亲生病急着要用钱，2008年12月，刘强胜在北京以4.5万元的价格被中间人半哄半骗地卖掉了自己70％的肝脏。通过这次卖肝，刘强胜了解到了倒卖人体器官的大概流程，于是找来了几个熟人另立山头，准备大干一场。
在这个黑中介团伙中，刘强胜负责在北京的医院找患者，另一个人负责寻找和养“供体”，其余二人负责“供体”在北京的吃住和体检。养“供体”的窝点最初在郑州，因为鹤壁市淇县距离北京较近，往北京送人也方便，后来又转移到淇县。
据刘强胜交代，在北京几个专门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都有像他们一样的黑市人员在活动。在黑市上，医院所要审查的身份证、户口本等证明都是假的。
案情近似罪名各异
去年7月17日，涉嫌非法拘禁罪的翟春伟、马小龙和丁新建三人被警方刑事拘留，随后被批捕。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认为，自2009年初以来，翟春伟等人以卖肾挣钱为由，将多名卖肾者骗至开封市租住房内，采取殴打、威胁等方式对多名卖肾者限制人身自由长达数月，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三人以介绍卖肾为由非法拘禁他人，翟春伟、马小龙对被害人具有殴打情节，应从重处罚，但被告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态度诚恳，可酌情从轻处罚。
今年1月21日，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非法拘禁罪一审判处翟春伟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马小龙有期徒刑十个月；丁新建有期徒刑六个月。
5月15日，审理此案的的法官肖立新告诉记者，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目前，我国刑法没有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单独定罪。在这起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中，除了有三人是反悔想走被他们限制人身自由外，其他的人则是自愿的。法院最后认定他们构成了非法拘禁罪。
今年4月15日，北京市首例涉嫌非法经营人体器官案也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方是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对4名被告人提起公诉的。
出庭提起公诉的检察官邱志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非法经营罪是指经营“不允许自由买卖的物品”的行为，买卖人体器官就是侵犯了器官出卖人的健康权。
市场缺口催生买卖黑市
打开“肾源世界”、“中国肾源网”、“肾源之家”等网站，记者看到上边有不少买卖人体器官的帖子，帖中留有手机号和QQ号。
几乎所有发帖者均表示会承担“供体”的检查费用、往返路费以及其他生活费用，有的还承诺，除了应得报酬外，出院时还将为“供体”们向患者申请数千元不等的红包。
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平介绍。我国每年有约150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但只有1万余人能进行器官移植，供需矛盾突出。
资料显示，从2003年到2009年，中国内地仅有130位公民逝世后成功捐献器官。2007年以来，中国内地每年开展临床器官移植约1万例，其中来源于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不到30例。而我国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主要有三种：死刑犯捐献、亲属间活体移植以及脑死亡和传统死亡之后的自愿无偿捐献者。巨大的市场缺口，催生出交易活跃的器官黑市。
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被专家们认为至今仍有诸多问题待解。例如脑死亡标准问题、器官移植的具体规范程序，以及对非法器官移植的刑事惩罚依据等。
在大多数国家，人体器官的买卖及其相关的商业化操作都有着相应的罪名和量刑，如英国《人体器官移植法案》规定了人体器官买卖的犯罪，日本《器官移植法》规定了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罪、从事人体器官买卖中介罪以及为获利而非法为他人实施器官移植罪等四项犯罪。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人体器官黑市猖獗的原因，首先是器官移植供需失衡，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此外，一般医院对亲属之闯的器官移植只进行形式审查，很难进行实质审查，也使得非法买卖有空子可钻。我国应制定相关器官买卖罪名，并规定最高刑期为无期徒刑的刑罚，才能实现对买卖器官犯罪的最有力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