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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人口內生动力。通过梳理知网上扶志扶智研究文献，对扶志扶智中精神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及人力资本扶贫等相关研究范式进行综述，并阐述扶志扶智未来的研究重点，以期为我国进一步脱贫攻坚、决胜小康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扶志扶智;精神贫困;思想贫困;文化贫困;人力资本扶贫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5-0024-03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机制，推动贫困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再次强调要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随着当前精准扶贫攻坚战的深入推进，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逐渐突出，探索研究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对于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具有重大意义。乡村振兴的前提是摆脱贫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只有解决好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不足这一关键问题，才能使贫困人口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一、以扶志扶智为名的研究
十九大之后以“扶志扶智”为名的文献逐渐增多，讨论了精准扶贫与扶志扶智的关联。陈心颖（2017）关注了脱贫动力培育与扶志、扶智的协同;张蓓（2017）提出以扶志、扶智推进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与实践路径;周立（2018）探讨以内生动力（扶志）、自身能力（扶智）和社会环境（扶制）三者的有机结合解决深度贫困;姚金梅（2018）认为，应以扶产业为基础，扶智为核心，扶志为关键，扶技为重点，抓好精准扶贫工作的“牛鼻子”;邓靖（2018）提出，从思想提升、榜样引领、警示教育、技能培训、人才回引等视角协同推进农户的提志、增智工作;李晓红（2018）立足贵州脱贫攻坚实际，从改善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性、尽快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形成“扶贫不扶懒”共识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扶志扶智探索。部分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全方位解读及挖掘扶志扶智内涵。陈莹（2018）以贫困心理学为视角深化对贫困群体“志”“智”的解读，促进扶贫工作开展;莫光辉、张菁（2018）从卡尔·罗杰斯的“人本主义”视角，探讨贫困人口扶志扶智路径创新。革命老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块短板，革命老区扶志扶智不可或缺。柳礼泉、周盼盼（2018）认为，“志”“智”并扶是革命老区内生性扶贫的关键举措，激发老区人民自身脱贫的自觉意识，提升老区人民自主扶贫的内在智慧。
二、人力资本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和精神扶贫等相关范式研究
扶志扶智与文化扶贫、教育扶贫、精神扶贫、人力资本扶贫等有着许多共同之处，都是相对于物质扶贫而言，关注更多的是思想文化、教育道德、精神心理等非外在物质层面的因素。
1.精神扶贫范式。近些年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强调精神扶贫的重要性、具体内容以及可行路径。万远英（2017）在调研中指出，打赢扶贫攻坚战必须要发挥好精神扶贫的作用，并从扶“志”“智”“稚”“职”“质”等方面提出了如何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高圆圆、范绍丰（2017）指出，精神贫困是农村贫困人口处于长期贫困的内在根源，缓解和消除精神贫困是促进其远离贫困状态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覆盖西部民族地区的扶贫政策主要以物质性脱贫为主，精神脱贫政策较少。郭清祥、马进（2018）提出，发挥扶志扶智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应该围绕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贫困地区精神扶贫攻坚治理体系开展。杭承政、胡鞍（2017）从行为科学的视角认为，“精神贫困”现象的实质是个体失灵，将“精神贫困”限定为贫困人口志向缺乏、信念消极和行为决策非理性的行为表现，对于“精神贫困”的干预就是要采取行为政策使“缺志”转为“有志”，使非理性变为理性。张志胜（2018）基于精神扶贫视角探讨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提出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国内也有学者借鉴精神扶贫的国外理论框架，展开理论研究。尤亮等（2018）尝试构建了渴望、投资与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要破除贫困人口内生的投资不足，对于高渴望群体，需要解除导致其投资不足的外在约束;针对低渴望群体，则应形成渴望激发机制，以解除导致其投资不足的内在约束。
2.文化扶贫范式。当前脱贫攻坚工作进入“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传统扶贫过程中文化的力量日渐凸显，但仍存在扶“志”动力不足、扶“智”基础薄弱和扶“制”条件匮乏的困境（董燕，2018）。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扶志”“扶智”作用，对于全面提升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水平，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摘帽具有重要作用（岑家峰等，2018）。学术界研究文化精准扶贫主要有两个思路：一是从宏观层面探讨文化精准扶贫内涵、存在问题及实现路径。李民（2017）等人认为，应将生态和文化协同纳入精准扶贫体系，两者精准配合、协同发力。张祝平（2018）针对文化扶贫提出了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文化教育扶贫、文化扶贫要注重精准实施、注重培养贫困地区群众正确的文化价值等一系列对策措施。侯刚（2018）从坚持完善文化设施建设，使文化普惠于民;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让文化产业多点开花;坚持文化识别精准与供给精准互动，有效满足文化需求;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发展文化扶贫新动能等四个方面有效实施文化扶贫。马山虎（2018）认为，文化扶贫就是要消除落后的贫困文化，树立正确的精神理念;实现精准文化扶贫，保障文化项目服务满足需求;创新文化扶贫载体，构建文化扶贫良性循环机制。李楠、闫韶华（2018）指出，文化扶贫需以现代化的传播技术和理念、行之有效的乡村治理为基础，通过移风易俗，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促进农村产业兴旺，构建宜居的生态环境，最终达到精准扶贫的目的。二是选取文化扶贫某方面或结合某地区实际研究。程华东（2017）等人以某高校对口支援某贫困县实践为例，探究精准扶贫理念下高校教育扶贫机遇与挑战。智惠（2018）基于精准扶贫观念分析，归纳和概括图书馆对文化精准扶贫的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深入研究图书馆参与文化精准扶贫的具体路径和对策。陆和建（2018）等人对我国文化精准扶贫战略下的农家书屋现状进行深入分析，针对农家书屋发展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提出我国农家书屋开展文化精准扶贫的对策。 3.教育扶贫范式。向雪琪（2018）等人认为，我国的教育扶贫政策将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提高了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与教育水平，提升了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曾天山（2018）等人认为，对于贫困地区实现教育脱贫问题，需要准确把握阻碍教育脱贫的对象、阻碍的程度以及出现阻碍的原因，着重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扶持关心的控辍保学问题、读书有用论问题、贫困与普通农村教育差距拉大问题，设计出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推进的科学机制，采取切实可行的实施策略。刘航（2018）等人指出，教育精准历经了从教育普及到精细化资源配置，由关注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权利到实现代际发展的目标转变。单耀军（2018）认为，在深入分析贫困所产生的成因基础上，通过对教育精准扶贫进行科学内涵的挖掘，将教育扶贫对象进行分层，针对性地制定科学的教育扶贫方案、采取适合的教育扶贫手段、提供准确的教育扶贫内容，才能真正做到教育扶贫的精准。张国献（2018）认为，农村教育精准扶贫困境成因在于，贫困文化与“贤能主义”使然，费用落差与结构异化的摩擦，主体导向与客体意愿的错位，信息阻塞与农户“羞涩”的叠加。宋宸刚（2018）等人通过论述教育扶贫和金融扶贫是精准扶贫的最优模式选择和关键实现路径，指出二者解决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脱真贫、真脱贫”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对满足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余应鸿（2018）指出，通过转变教育扶贫理念，建立精准的教育扶贫对象识别机制，提升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精准实施扶贫项目，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扶贫的治理体系等，可充分发挥教育精准扶贫作用，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与发展。李俊杰（2018）等人基于中南民族大学在武陵山片区的扶贫实践，探索高校参与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
4.人力资本扶贫范式。根据国外的实践经验表明，投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建设能够缓解贫困（张蓉，2018）。人力资本对于促进增长和脱离贫困具有重要作用已是共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可能增加他们长期陷入贫困陷阱的风险（张彬斌等，2017）。张庆红（2017）指出，收入低下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是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摆脱多维贫困的重要障碍，新时期反贫困工作应充分考虑各主要民族贫困的差异性和多维性特征，尤其要重视从人力资本方面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蒙永亨（2018）等人研究发现，滇桂黔三省（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人力资本投入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上的双低现象严重削弱了山区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影响了滇桂黔三省（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梁凡（2018）等人研究指出，脆弱性农户和非脆弱性农户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十分显著，比贫困和非贫困农户间的差异更加明显。秦博（2018）等人指出，人力资本相比物质资本，对贫困户收入影响更大，深度贫困户的教育收益率明显偏低，劳动力迁徙对贫困户增收的作用明显。和立道（2018）等人认为，人力资本的提升才是农村贫困人口彻底脱贫和预防返贫的根本，劳动技能培训方面的支出和基于农村交通基拙设施的人口迁移投资对贫困农村地区的减贫发挥明显的积极作用。陈小荣（2018）认为，以往的扶贫开发工作更多地强调物质资本投入在扶贫过程中的现实作用，却忽视人力资本的投入，这使得反贫困效果往往呈现出短期的、不稳定的现象，有必要对已经实行多年的以物质资源开发为主的扶贫开发战略进行调整，转向以提高人力资本为主的扶贫战略。
三、文献述评
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人类反贫困的历史有多长，对“扶志扶智”的研究历史就有多长。十九大报告提出“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思路以后，国内直接或间接以“扶志扶智”为题的研究逐渐增多。然而，尚未有学者对深度贫困地区扶志扶智问题进行系统性深入研究，对如何界定扶志扶智作用人群，如何判定和提升扶志扶智的成效也不明晰。对于扶志扶智的研究，虽然有众多的公开资料，但大部分只是停留在对扶志扶智新闻报道及与之相关联的研究范式上，实际并未对脱贫攻坚中扶志扶智这个核心进行系统性全面深入的挖掘分析和梳理总结。因此，还需要有关学者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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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娇娇]
关键词：扶志扶智;精神贫困;思想贫困;文化贫困;人力资本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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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机制，推动贫困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再次强调要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随着当前精准扶贫攻坚战的深入推进，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逐渐突出，探索研究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对于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具有重大意义。乡村振兴的前提是摆脱贫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只有解决好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不足这一关键问题，才能使贫困人口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一、以扶志扶智为名的研究
十九大之后以“扶志扶智”为名的文献逐渐增多，讨论了精准扶贫与扶志扶智的关联。陈心颖（2017）关注了脱贫动力培育与扶志、扶智的协同;张蓓（2017）提出以扶志、扶智推进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与实践路径;周立（2018）探讨以内生动力（扶志）、自身能力（扶智）和社会环境（扶制）三者的有机结合解决深度贫困;姚金梅（2018）认为，应以扶产业为基础，扶智为核心，扶志为关键，扶技为重点，抓好精准扶贫工作的“牛鼻子”;邓靖（2018）提出，从思想提升、榜样引领、警示教育、技能培训、人才回引等视角协同推进农户的提志、增智工作;李晓红（2018）立足贵州脱贫攻坚实际，从改善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性、尽快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形成“扶贫不扶懒”共识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扶志扶智探索。部分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全方位解读及挖掘扶志扶智内涵。陈莹（2018）以贫困心理学为视角深化对贫困群体“志”“智”的解读，促进扶贫工作开展;莫光辉、张菁（2018）从卡尔·罗杰斯的“人本主义”视角，探讨贫困人口扶志扶智路径创新。革命老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块短板，革命老区扶志扶智不可或缺。柳礼泉、周盼盼（2018）认为，“志”“智”并扶是革命老区内生性扶贫的关键举措，激发老区人民自身脱贫的自觉意识，提升老区人民自主扶贫的内在智慧。
二、人力资本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和精神扶贫等相关范式研究
扶志扶智与文化扶贫、教育扶贫、精神扶贫、人力资本扶贫等有着许多共同之处，都是相对于物质扶贫而言，关注更多的是思想文化、教育道德、精神心理等非外在物质层面的因素。
1.精神扶贫范式。近些年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强调精神扶贫的重要性、具体内容以及可行路径。万远英（2017）在调研中指出，打赢扶贫攻坚战必须要发挥好精神扶贫的作用，并从扶“志”“智”“稚”“职”“质”等方面提出了如何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高圆圆、范绍丰（2017）指出，精神贫困是农村贫困人口处于长期贫困的内在根源，缓解和消除精神贫困是促进其远离贫困状态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覆盖西部民族地区的扶贫政策主要以物质性脱贫为主，精神脱贫政策较少。郭清祥、马进（2018）提出，发挥扶志扶智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应该围绕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贫困地区精神扶贫攻坚治理体系开展。杭承政、胡鞍（2017）从行为科学的视角认为，“精神贫困”现象的实质是个体失灵，将“精神贫困”限定为贫困人口志向缺乏、信念消极和行为决策非理性的行为表现，对于“精神贫困”的干预就是要采取行为政策使“缺志”转为“有志”，使非理性变为理性。张志胜（2018）基于精神扶贫视角探讨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提出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国内也有学者借鉴精神扶贫的国外理论框架，展开理论研究。尤亮等（2018）尝试构建了渴望、投资与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要破除贫困人口内生的投资不足，对于高渴望群体，需要解除导致其投资不足的外在约束;针对低渴望群体，则应形成渴望激发机制，以解除导致其投资不足的内在约束。
2.文化扶贫范式。当前脱贫攻坚工作进入“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传统扶贫过程中文化的力量日渐凸显，但仍存在扶“志”动力不足、扶“智”基础薄弱和扶“制”条件匮乏的困境（董燕，2018）。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扶志”“扶智”作用，对于全面提升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水平，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摘帽具有重要作用（岑家峰等，2018）。学术界研究文化精准扶贫主要有两个思路：一是从宏观层面探讨文化精准扶贫内涵、存在问题及实现路径。李民（2017）等人认为，应将生态和文化协同纳入精准扶贫体系，两者精准配合、协同发力。张祝平（2018）针对文化扶贫提出了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文化教育扶贫、文化扶贫要注重精准实施、注重培养贫困地区群众正确的文化价值等一系列对策措施。侯刚（2018）从坚持完善文化设施建设，使文化普惠于民;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让文化产业多点开花;坚持文化识别精准与供给精准互动，有效满足文化需求;坚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发展文化扶贫新动能等四个方面有效实施文化扶贫。马山虎（2018）认为，文化扶贫就是要消除落后的贫困文化，树立正确的精神理念;实现精准文化扶贫，保障文化项目服务满足需求;创新文化扶贫载体，构建文化扶贫良性循环机制。李楠、闫韶华（2018）指出，文化扶贫需以现代化的传播技术和理念、行之有效的乡村治理为基础，通过移风易俗，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促进农村产业兴旺，构建宜居的生态环境，最终达到精准扶贫的目的。二是选取文化扶贫某方面或结合某地区实际研究。程华东（2017）等人以某高校对口支援某贫困县实践为例，探究精准扶贫理念下高校教育扶贫机遇与挑战。智惠（2018）基于精准扶贫观念分析，归纳和概括图书馆对文化精准扶贫的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深入研究图书馆参与文化精准扶贫的具体路径和对策。陆和建（2018）等人对我国文化精准扶贫战略下的农家书屋现状进行深入分析，针对农家书屋发展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提出我国农家书屋开展文化精准扶贫的对策。 3.教育扶贫范式。向雪琪（2018）等人认为，我国的教育扶贫政策将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提高了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与教育水平，提升了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曾天山（2018）等人认为，对于贫困地区实现教育脱贫问题，需要准确把握阻碍教育脱贫的对象、阻碍的程度以及出现阻碍的原因，着重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扶持关心的控辍保学问题、读书有用论问题、贫困与普通农村教育差距拉大问题，设计出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推进的科学机制，采取切实可行的实施策略。刘航（2018）等人指出，教育精准历经了从教育普及到精细化资源配置，由关注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权利到实现代际发展的目标转变。单耀军（2018）认为，在深入分析贫困所产生的成因基础上，通过对教育精准扶贫进行科学内涵的挖掘，将教育扶贫对象进行分层，针对性地制定科学的教育扶贫方案、采取适合的教育扶贫手段、提供准确的教育扶贫内容，才能真正做到教育扶贫的精准。张国献（2018）认为，农村教育精准扶贫困境成因在于，贫困文化与“贤能主义”使然，费用落差与结构异化的摩擦，主体导向与客体意愿的错位，信息阻塞与农户“羞涩”的叠加。宋宸刚（2018）等人通过论述教育扶贫和金融扶贫是精准扶贫的最优模式选择和关键实现路径，指出二者解决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脱真贫、真脱贫”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对满足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余应鸿（2018）指出，通过转变教育扶贫理念，建立精准的教育扶贫对象识别机制，提升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精准实施扶贫项目，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扶贫的治理体系等，可充分发挥教育精准扶贫作用，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与发展。李俊杰（2018）等人基于中南民族大学在武陵山片区的扶贫实践，探索高校参与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
4.人力资本扶贫范式。根据国外的实践经验表明，投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建设能够缓解贫困（张蓉，2018）。人力资本对于促进增长和脱离贫困具有重要作用已是共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可能增加他们长期陷入贫困陷阱的风险（张彬斌等，2017）。张庆红（2017）指出，收入低下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是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摆脱多维贫困的重要障碍，新时期反贫困工作应充分考虑各主要民族贫困的差异性和多维性特征，尤其要重视从人力资本方面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蒙永亨（2018）等人研究发现，滇桂黔三省（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人力资本投入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上的双低现象严重削弱了山区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影响了滇桂黔三省（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梁凡（2018）等人研究指出，脆弱性农户和非脆弱性农户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十分显著，比贫困和非贫困农户间的差异更加明显。秦博（2018）等人指出，人力资本相比物质资本，对贫困户收入影响更大，深度贫困户的教育收益率明显偏低，劳动力迁徙对贫困户增收的作用明显。和立道（2018）等人认为，人力资本的提升才是农村贫困人口彻底脱贫和预防返贫的根本，劳动技能培训方面的支出和基于农村交通基拙设施的人口迁移投资对贫困农村地区的减贫发挥明显的积极作用。陈小荣（2018）认为，以往的扶贫开发工作更多地强调物质资本投入在扶贫过程中的现实作用，却忽视人力资本的投入，这使得反贫困效果往往呈现出短期的、不稳定的现象，有必要对已经实行多年的以物质资源开发为主的扶贫开发战略进行调整，转向以提高人力资本为主的扶贫战略。
三、文献述评
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人类反贫困的历史有多长，对“扶志扶智”的研究历史就有多长。十九大报告提出“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思路以后，国内直接或间接以“扶志扶智”为题的研究逐渐增多。然而，尚未有学者对深度贫困地区扶志扶智问题进行系统性深入研究，对如何界定扶志扶智作用人群，如何判定和提升扶志扶智的成效也不明晰。对于扶志扶智的研究，虽然有众多的公开资料，但大部分只是停留在对扶志扶智新闻报道及与之相关联的研究范式上，实际并未对脱贫攻坚中扶志扶智这个核心进行系统性全面深入的挖掘分析和梳理总结。因此，还需要有关学者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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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