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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苦难和赞誉中走完了89年的生命旅程，驾鹤西去。他是几度从死亡边缘挣扎过来的人。
文学与流放之路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索尔仁尼琴是红军指挥员，荣获过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红军攻入东普鲁士的时候，他所率领的炮兵监听连陷入重围，他凭借勇气和机智率部冲出重围，并带出全部技术设备，立下战功。他理应获得第三枚勋章时，却突然被捕。克格勃在旅部撕下他肩上的大尉肩章，旅长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兄弟是不是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索尔仁尼琴一下子明白了自己被逮捕的原因。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的是他的中学同学柯克，战争期间他们一直通信，并在信中比较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提出一个致命的问题：斯大林是否执行列宁的政策？柯克的信使索尔仁尼琴8年中蹲了各类劳改营，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劳改犯和看守。他对劳改营的生活、劳改犯的特殊心理和看守的残暴举止都很了解。他于1953年6月刑满释放，但又被永远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5年他生了恶性肿瘤，再次面对死亡，被当地难友送入塔什干肿瘤防治所。肿瘤已发展到后期阶段，生还的希望渺茫，但还是治愈了。几次面对死亡的经历使他对死亡不再畏惧，立志把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为千百万蒙冤受难者竖立一座纪念碑。1956年2月他被正式平反，迁入梁赞市，分配到中学教书。他开始偷偷写作，1959年完成《第一圈》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并利用假期到各地收集劳改营材料，着手写《古拉格群岛》。他还根据在塔什干肿瘤防治所的经历写了《癌病楼》。索尔仁尼琴不停地写作，但直到1962年以前从无出版的念头。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很快传遍全国，人们开始公开议论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一向谨慎的索尔仁尼琴也敢同可靠的朋友谈论自己以劳改营为题材写的小说了。1962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他把《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手稿拿给一位难友看。恰巧这位难友认识《新世界》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便推荐给这位主编。主编看过大为赞赏，激动得一夜未眠，但苏联还从未发表过劳改营题材的作品，他设法把小说捅到苏共政治局，拿给赫鲁晓夫看。赫鲁晓夫也很欣赏，便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能否发表。会议上没有人提出异议，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发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1962年第11期发表，小说震撼了整个苏联，索尔仁尼琴一夜成名。1963年《新世界》又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短篇小说《马特廖娜小院》和《科切托夫卡车站风波》，从而确立了他在文坛的地位。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政治风向的转变使监督文艺界的克格勃重新活跃起来。作家们对索尔仁尼琴的态度也发生严重分歧。围绕《十月》杂志主编柯切托夫的作家开始批评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如《金星英雄》和《阳光普照大地》的作者巴巴耶夫斯基就指出《马特廖娜小院》只是个别农庄，作者为什么不写邻近的布尔什维克农庄呢？那里阳光普照，这说明作者对生活阴暗面感兴趣，是一种危险的倾向。特瓦尔多夫斯基周围的作家仍然支持索尔仁尼琴，并推荐《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为1965年列宁文学奖的参赛作品。但这时传出索尔仁尼琴是逃兵、当过伪警察的流言，并在评审委员会上正式提出。直到苏联最高法院出示索尔仁尼琴不是逃兵、没当过伪警察的判决书后，谣言才被终止，但索尔仁尼琴已错过时机，无法参赛了。
索尔仁尼琴希望出版他的小说《癌病楼》。《癌病楼》写了9个癌症患者在癌病楼中的不同表现。他们经历不同，身份不同，因癌症聚集到一起。作者通过他们面对死亡的不同表现和在病房中的争论，尖锐地揭示出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残酷现实。这部作品虽然把苏联现实写得残酷和恐怖，但没有超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揭露的范围，完全可能发表，没发表的原因是作协主席费定的恼怒及作者本人的多疑和固执。鉴于《癌病楼》打字稿在莫斯科流传，莫斯科作家分会专门讨论了这本书，出席会议的作家一致肯定《癌病楼》，要求尽快出版，以免打字稿流到国外，先在国外出版。特瓦尔多夫斯基决定在《新世界》上发表。但这时正值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幕前夕，特瓦尔多夫斯基作为作协书记处书记，忙于大会的筹备工作，索尔仁尼琴又不在莫斯科，同他联系不上，无法通知他小说即将发表。索尔仁尼琴听说莫斯科作家分会肯定了这本书，但却未听说哪家刊物肯发表，觉得作协耍弄他，一怒之下写了一封致作家代表大会的公开信，谴责作协领导非但不捍卫作家的利益，反而充当克格勃的帮凶。他列举从1920年代到1960年代作家受迫害的事例。其实，这笔旧账算在作协现任领导人的头上是不公平的（这也许正是原作协领导人法捷耶夫自杀的原因）。公开信激怒了作协主席费定。索尔仁尼琴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写信，希望他批准出版《癌病楼》。但勃列日涅夫不是赫鲁晓夫，对他的信不予理睬。索尔仁尼琴陷入绝望。如果索尔仁尼琴不刚愎自用、疑神疑鬼，发表《癌病楼》是水到渠成的事。作协则认为索尔仁尼琴有意作对，决定不再发表他的作品。索尔仁尼琴怀疑作协将要迫害他，就把三位绝对信任的女士请到别墅，让她们日夜兼程地替他打印了几份《古拉格群岛》手稿，分藏几处，还拍成底片，带到国外，一旦作协对他进一步迫害，便在国外出版《古拉格群岛》。1968年5月苏黎世出版了《癌病楼》的俄文本，本来能在国内出版的作品却在国外出版了。不久，苏黎世又出版了《第一圈》，索尔仁尼琴与作协和解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1969年秋天他被他所在的梁赞作协分会开除。1970年9月《癌病楼》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引起的社会反应同12年前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奖的情形大不相同。周围人对他的态度没有多大变化，报纸的调门不高，当局也没组织围攻或把他驱逐出境，甚至准许他出国受奖。他没去是担心出去后不让他回国。
1973年8月，克格勃在列宁格勒查获了《古拉格群岛》的打字稿，但另一份打字稿连同索尔仁尼琴的遗嘱已送至国外。索尔仁尼琴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对外国记者发表声明：一旦他被害或失去自由，在国外出版《古拉格群岛》的遗嘱立即生效。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并未被害也没失去自由，1973年12月28日《古拉格群岛》的俄文版却在巴黎出版了。苏联当局改变了先前的宽容态度，报刊猛烈抨击索尔仁尼琴，把他称为叛徒、变节分子。1974年2月13日最高苏维埃褫夺了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公民权，并把他一家驱逐出境。索尔仁尼琴先住在苏黎世，后迁往美国佛蒙特州的一座小城，蛰居了20年，1991年末，他才在佛蒙特州会见俄罗斯导演戈沃鲁欣，谈了两天。戈沃鲁欣根据这次谈话和其他材料制作了一部大型纪录片《索尔仁尼琴》，该片在1992年9月在俄罗斯电视台播放。一星期后，《消息报》发表了《索尔仁尼琴与俄罗斯》的文章。从纪录片和《消息报》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索尔仁尼琴的政治观点以及俄国人从他那里期待什么。
他能充当俄罗斯的精神引路人吗
苏联解体前已没有众望所归的精神引路人了——叶利钦虽是民选的第一任总统，但充当不了这一角色。《消息报》坦率承认，俄国人成了迷茫的孤儿，于是他们拼命寻求精神支柱，寻求一种把他们团结起来、创建富裕生活的思想。不少人把目光转向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的思想虽形成不了体系，但他的一些观点却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1994年5月索尔仁尼琴凯旋般地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他从美国佛蒙特州途经阿拉斯加、马加丹飞抵海参崴市，欢迎他的规模与热情、各地赶来报道他行踪的记者，远远超过1986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视察海参崴之时。索尔仁尼琴下榻在海参崴宾馆，次日同汇聚在海参崴中心广场的市民见面。没有任何限制，谁都可以来。索尔仁尼琴发表了简短演说：“我流亡期间一直关注祖国人民的生活。我从未怀疑专制主义必定垮台，只痛心人民从这种体制中摆脱出来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一想起人民近两年所过的日子就痛不欲生。我知道国内还存在许多反常现象，人民对未来感到迷茫，但我坚信命运掌握在每个人手中。”他的演说引起不同的反响，有人斥责他，另一些人却向他喊“乌拉”。
索尔仁尼琴一到莫斯科便发表政见，明白表示他回国不是为了进行创作，而是为了参加政治活动。他猛烈抨击盖达尔的“休克疗法”，称之为又一次悲惨试验，导致俄罗斯今天的灾难。他同样批评民主派，认为他们中间明争暗斗是危险的游戏。索尔仁尼琴攻击得最猛烈的是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如果说他代表俄罗斯爱国主义，那是对俄罗斯爱国主义的莫大讽刺。他认为把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看成民主派是大错特错，纳扎尔巴耶夫是不折不扣的独裁者。哈萨克斯坦境内非哈萨克民族占60%，少数统治多数谈何民主？压制多数民族的少数民族政府的领导人不是独裁者又是什么？他认为沙皇占领中亚五国是严重的错误，因为信仰不同，精神上无相同之处。俄国充当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保护国同样是严重错误，不应再干预两国事务。他主张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合并成统一国家。索尔仁尼琴认为战争的胜利或实行改革必须真正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不然便无意义。俄国历次战争的胜利对人民生活毫无改善。他不止一次提到赫尔岑举过的一个例子。赫尔岑在赴欧洲途中见到一座不带烟囱的俄国农舍，多少次战争过去，但农舍仍然没有烟囱，住在农舍里的人的生活没有丝毫改善。赫尔岑指出这便是俄国同西欧国家的根本区别：在西欧，战争的胜利、改革和革命一定给人民带来某种好处；而在俄国，人们的生活同那座不带烟囱的农舍一样，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索尔仁尼琴是国内外都很有声望的人，俄国多个政党都希望与他结盟，以壮声势，但看了他的言论，不少人心里凉了半截。索翁的言论遭到各个党派的反驳，人们对他渐渐失去信任。蛰居美国20年的隐士回到俄罗斯，急于参政却又提不出切合国内实情的纲领，会有人追随他吗？对盖达尔的抨击得罪了民主派，俄共更不可能同他合作。与他观点较接近的是民族主义分子，但在他痛斥日里诺夫斯基后还肯同他结盟吗？担当不了俄国引路人的角色，他只有重新隐居在莫斯科郊区。
索尔仁尼琴是俄国文坛巨匠，却不是政治家，他的观点无法实现。
伟大的作家妄谈政治，其结果必然碰壁。
（作者系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