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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在想：那天我走后，那些刚发蒙上学的孩子们，有人来给他们上课吗？
大约1968年吧 ，一天，我转悠到离家不远的北街小学，去找在那里代课的小学同学余四凤借书看。我和她当时皆为初三毕业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学校停课，贫农、烈属家庭出身的她，到手的师范入学通知书作废了，所幸有一份临时的代课工作；而我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则接到一封未被高中也未被中专学校录取的“安慰信”，信中似有要我做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之语。
当我走进老北街那所小学，新学期开学日大会刚散，孩子们正蹦蹦跳跳地排列整齐的队伍离开。看到我来了，四凤高兴地迎上来，向身旁的李资辉老师介绍我。李老师我认识，她是我的母校城北完小的老教师，虽然没有教过我们，但她端庄和蔼的样子，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李老师一见到我，分外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今天上午新入学的一年级班，还没得老师上课，你无论如何要帮忙给他们代一节课！”我一时不知所措，慌忙回答说：“我代不了课，我自己还是个学生呢！”李老师不容分说地拉住我，恳切而又果断地说：“你能上课！”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长征的故事》书来，递给我，接着说：“你只要照着上面的内容，给他们讲故事就行了！”我惶惑不安，这么大的事——给刚发蒙的新生上第一课，我行吗？李老师微笑着点点头说：“你行！”一边从我手里拿过书，翻开一页说：“你不能照着书上念，他们会听不懂的。”她指着书上的“河水汹涌”一行说：“你不能照着念‘河水汹涌’，要说‘河里的水好大好大啊！’”就这样，仅两分钟的“岗前培训”，我就在急促的上课铃声中，拿着故事书走上了——几十名小学生入学第一课的讲台！
面对讲台下瞪着好奇的眼睛望着我的小学生，我竭尽所能，尽量按照李老师教的方法，用孩子们听得懂的口语，给他们讲了“大渡河”“过雪山草地”等故事。下课铃声响了，临时组合的师生解散，我告别那班学生去找四凤。刚走出教室门，就见四凤从对面笑盈盈地走来，她拖着长声说：“平伢则，劳烦你啦！你还讲得蛮有味，可以当老师啦！”我担心上课铃再响，闲话立删，发电报似的对她说：“找你借书看，有冇？”她沉吟下来，面有难色，说道：“有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刚被人借走。”看我一脸失落的样子，她说道：“只要一还回来，就借给你！”“那你一定要记得借给我看哪！”我眼巴巴地望着她说。
告别了四凤，我来到街头，街上新贴出的“揪出某某”的大批判文章和标语，将我的目光吸引过去，而此刻，那班学生有无老师上课的担忧早已被我抛到九霄云外了。没有想到五十年后，当我的孙女发蒙上学后的某一个早晨，我突然想起：我曾为几十名发蒙的小学生上过第一课！我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问四凤：“下节课，还有人来给那班学生上课吗？”
大约两个月后，我插队落户到农村，成了“知识青年”。当“知青”的第三年——1971年，我又获得了一次当代课老师的机会。
那是繁忙的秋收后，我独自一人走到我姨妈教书的地方——献冲连云山下的一所小学。傍晚，献冲中学的教导主任李和平老师路过小学，对姨妈诉苦：“找了一天的代课老师，空走了一天！”他没想到，冥冥之中有如天助，他要找的人，今天也是走了一天的路，到此来与他会合。姨妈极力推荐我，李老师当机立断：“明天你到校来上课吧！”
第二天，我赶到献冲中学，领了初中一年级的《语文》和《农业基础知识》这两本教材，这是要我讲授的课程。这次的岗前培训有一个课时，嘱我去要代课的班级先听一堂示范课。来上课的是一位瘦高个儿的老教师——学校食堂的总务，所教课文名为《寰球响彻东方红》。我坐在教室后排，边听边记，很是认真。一节课下来，我吸收了他如记账般严谨的字、词、句教学方法和注重基础知识的教学理念，信心大增，自以为是地认为会比总务老师教得好。
虽然仅培训一课时的初中毕业生教初中，实在是耽误学生，但总比无人教好。我尽心尽力备课、上课，课余还半推半就编写并辅导迎检节目，“九一三”事件后，教全校学生唱《国际歌》，还代人撰写批判稿子，一天忙到黑，大事没出，小笑话倒有。有一次正上课，忽然发现有一字的读音没有把握，赶紧布置学生做课堂练习，自己飞也似的跑到宿舍找出字典，捧着它返回教室，路遇一位老教师，他好奇地询问，我如实相告。只听他长叹一声道：“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上课半途跑出来查字典的！”
尽管如此，邻班老师请假还请我代课。我无分身术，只得将两个班合二为一坐在一个教室。给一个班的初一学生上课就够呛，两个班合在一起，你面对的如同是波浪涌动的江河，喧嚣地向你奔来。我如同指挥大合唱一般，竭尽全力，最后声嘶力竭，声带严重受损，咽喉疼痛难忍。到献冲街药店买来牛黄解毒丸，将其掰成两半吞，不料卡住，吞之不下，吐之不出，雙眼泪流。
一天下课，有两个学生跑到我面前，其中一个伸出手来，手掌上有用钢笔写的两个繁体字：“老师！这是什么字啊？”我一个都不认得，心里猜想一定是家长要孩子来“考”老师，为难老师，脑子一激灵，脱口而出：“你这是从哪本旧书上抄来的？是从‘破四旧’的书里抄来的吧！”当时所谓“四旧”类书籍，都要收缴或焚烧掉。那两个孩子一听，吓得拔腿就逃。此事我曾颇为得意，还觉得自己应变快，从此课堂享太平，学生再不敢为难我了。
现在想来，身为教龄短暂的代课老师，不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反以恐吓来掩盖自己的无知。这也罢了，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时在与人聊天时津津乐道，作为趣事一秀自己的“荣光与灵泛”。今天静思探究，实实深虑，其实自己也由受害者试探踏上害人者的路上矣，这是否患有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呢？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插图：知 止
大约1968年吧 ，一天，我转悠到离家不远的北街小学，去找在那里代课的小学同学余四凤借书看。我和她当时皆为初三毕业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学校停课，贫农、烈属家庭出身的她，到手的师范入学通知书作废了，所幸有一份临时的代课工作；而我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则接到一封未被高中也未被中专学校录取的“安慰信”，信中似有要我做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之语。
当我走进老北街那所小学，新学期开学日大会刚散，孩子们正蹦蹦跳跳地排列整齐的队伍离开。看到我来了，四凤高兴地迎上来，向身旁的李资辉老师介绍我。李老师我认识，她是我的母校城北完小的老教师，虽然没有教过我们，但她端庄和蔼的样子，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李老师一见到我，分外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今天上午新入学的一年级班，还没得老师上课，你无论如何要帮忙给他们代一节课！”我一时不知所措，慌忙回答说：“我代不了课，我自己还是个学生呢！”李老师不容分说地拉住我，恳切而又果断地说：“你能上课！”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长征的故事》书来，递给我，接着说：“你只要照着上面的内容，给他们讲故事就行了！”我惶惑不安，这么大的事——给刚发蒙的新生上第一课，我行吗？李老师微笑着点点头说：“你行！”一边从我手里拿过书，翻开一页说：“你不能照着书上念，他们会听不懂的。”她指着书上的“河水汹涌”一行说：“你不能照着念‘河水汹涌’，要说‘河里的水好大好大啊！’”就这样，仅两分钟的“岗前培训”，我就在急促的上课铃声中，拿着故事书走上了——几十名小学生入学第一课的讲台！
面对讲台下瞪着好奇的眼睛望着我的小学生，我竭尽所能，尽量按照李老师教的方法，用孩子们听得懂的口语，给他们讲了“大渡河”“过雪山草地”等故事。下课铃声响了，临时组合的师生解散，我告别那班学生去找四凤。刚走出教室门，就见四凤从对面笑盈盈地走来，她拖着长声说：“平伢则，劳烦你啦！你还讲得蛮有味，可以当老师啦！”我担心上课铃再响，闲话立删，发电报似的对她说：“找你借书看，有冇？”她沉吟下来，面有难色，说道：“有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刚被人借走。”看我一脸失落的样子，她说道：“只要一还回来，就借给你！”“那你一定要记得借给我看哪！”我眼巴巴地望着她说。
告别了四凤，我来到街头，街上新贴出的“揪出某某”的大批判文章和标语，将我的目光吸引过去，而此刻，那班学生有无老师上课的担忧早已被我抛到九霄云外了。没有想到五十年后，当我的孙女发蒙上学后的某一个早晨，我突然想起：我曾为几十名发蒙的小学生上过第一课！我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问四凤：“下节课，还有人来给那班学生上课吗？”
大约两个月后，我插队落户到农村，成了“知识青年”。当“知青”的第三年——1971年，我又获得了一次当代课老师的机会。
那是繁忙的秋收后，我独自一人走到我姨妈教书的地方——献冲连云山下的一所小学。傍晚，献冲中学的教导主任李和平老师路过小学，对姨妈诉苦：“找了一天的代课老师，空走了一天！”他没想到，冥冥之中有如天助，他要找的人，今天也是走了一天的路，到此来与他会合。姨妈极力推荐我，李老师当机立断：“明天你到校来上课吧！”
第二天，我赶到献冲中学，领了初中一年级的《语文》和《农业基础知识》这两本教材，这是要我讲授的课程。这次的岗前培训有一个课时，嘱我去要代课的班级先听一堂示范课。来上课的是一位瘦高个儿的老教师——学校食堂的总务，所教课文名为《寰球响彻东方红》。我坐在教室后排，边听边记，很是认真。一节课下来，我吸收了他如记账般严谨的字、词、句教学方法和注重基础知识的教学理念，信心大增，自以为是地认为会比总务老师教得好。
虽然仅培训一课时的初中毕业生教初中，实在是耽误学生，但总比无人教好。我尽心尽力备课、上课，课余还半推半就编写并辅导迎检节目，“九一三”事件后，教全校学生唱《国际歌》，还代人撰写批判稿子，一天忙到黑，大事没出，小笑话倒有。有一次正上课，忽然发现有一字的读音没有把握，赶紧布置学生做课堂练习，自己飞也似的跑到宿舍找出字典，捧着它返回教室，路遇一位老教师，他好奇地询问，我如实相告。只听他长叹一声道：“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上课半途跑出来查字典的！”
尽管如此，邻班老师请假还请我代课。我无分身术，只得将两个班合二为一坐在一个教室。给一个班的初一学生上课就够呛，两个班合在一起，你面对的如同是波浪涌动的江河，喧嚣地向你奔来。我如同指挥大合唱一般，竭尽全力，最后声嘶力竭，声带严重受损，咽喉疼痛难忍。到献冲街药店买来牛黄解毒丸，将其掰成两半吞，不料卡住，吞之不下，吐之不出，雙眼泪流。
一天下课，有两个学生跑到我面前，其中一个伸出手来，手掌上有用钢笔写的两个繁体字：“老师！这是什么字啊？”我一个都不认得，心里猜想一定是家长要孩子来“考”老师，为难老师，脑子一激灵，脱口而出：“你这是从哪本旧书上抄来的？是从‘破四旧’的书里抄来的吧！”当时所谓“四旧”类书籍，都要收缴或焚烧掉。那两个孩子一听，吓得拔腿就逃。此事我曾颇为得意，还觉得自己应变快，从此课堂享太平，学生再不敢为难我了。
现在想来，身为教龄短暂的代课老师，不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反以恐吓来掩盖自己的无知。这也罢了，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时在与人聊天时津津乐道，作为趣事一秀自己的“荣光与灵泛”。今天静思探究，实实深虑，其实自己也由受害者试探踏上害人者的路上矣，这是否患有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呢？
责任编辑：蒋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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