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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建国大业》之前,有不下三个剧本的“宋庆龄”来请我演,包括《大清风云》的导演陈家林,在拍戏时就说:“许晴你应该演宋庆龄。”《红磨坊》的导演、拍《水浒》的张绍林也这么说。他们都是老导演,都六十多岁,对宋庆龄有所了解。对《建国大业》找我演宋庆龄,我并不惊讶,但是演1945～1949年的宋庆龄,我有点扛不住,因为与我的年龄相差有点远。
收到邀请时,我还在美国上学。他们说:“来试一下妆,好不好?你来感觉一下。”化妆师王希钟特别有意思,没有给我贴这个贴那个的,说:“许晴,我认为不需要,你的气质足够了。”所以,我在造型上就是把头发一梳,连眉眼都没有刻意地去弄。他觉得已经有很多特型演员了,不希望我再去做宋庆龄的特型演员。
演宋庆龄的时候,整个人要沉下来静下来。
历史上,见过宋庆龄的人都会说:“她真的太美了。”她确实非常美,但她的美不是表面上的那种五官怎么美,而是她的气韵。她的气韵不是一天两天能够造就的,而是从骨子里来的。这关系到她整个学识背景及成长环境。在上海时,我专门去拜访了她的故居。她的一间屋子,家具全是纯白色的,欧式的,地上铺了厚厚的地毯。还有一间上了锁,我们想办法从门缝看进去,发现那是间书房,四壁全是书。
我这次演宋庆龄,得到了圈内人士的表扬。他们说,别的演员都是在演那个时代,唯独许晴是进入了那个时代,你看她鼓掌都是这样子,手臂是斜着的。这其实特别简单,因为我看了资料片,发现宋庆龄鼓掌就是这样。我确实功课做得比较多,因为不能怠慢。我会特别注意这些细节,包括她的神韵。她最灵动的是她眼睛里的爱,而且是慈爱,这才是最吸引人的。她坐在那儿就那么静,但是心里的场却那么大,她也不用说话。
有一场戏,我拍摄时真的很感动,但是没有剪辑进去。那场戏是宋庆龄和邓颖超一起谈论她们孩子的问题——这两个人都没有孩子,她们的孩子都在革命中流产了。那场戏,我们拍了两夜,很动情,一直在哭。那场戏是特别女人、特别阴柔的,看上去好像和整个电影的氛围不是很搭调,但其实我觉得特别搭调。革命轰轰烈烈,死的是男人,受伤最深的是女人。革命的成功,后面有许多人在奉献。
邓颖超是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命令去请宋庆龄出山的。我觉得,当时宋庆龄的心境,是不想再登政治舞台,但她对新中国还是寄予期待的。我不认为她是心灰意冷。我认为她表面是退,心还在那里。她对时局是很清楚的,尽管有个代总统,但蒋介石还是掌管一切的。她一直在关心,可能比她在位时更关心。
有一场戏,是解放军官兵进上海,为了不扰民,都睡在街上,宋庆龄出去看到了。那场戏,我的表情是悲悯的。我觉得她心里有悲悯之心,就因为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对共产党有了信心,又找回和孙中山一起革命的心情。她被感动了,后来才答应去北平。我一直认为宋庆龄是个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是活得最辛苦的,也是最美的。
(摘自《郑州日报》)
收到邀请时,我还在美国上学。他们说:“来试一下妆,好不好?你来感觉一下。”化妆师王希钟特别有意思,没有给我贴这个贴那个的,说:“许晴,我认为不需要,你的气质足够了。”所以,我在造型上就是把头发一梳,连眉眼都没有刻意地去弄。他觉得已经有很多特型演员了,不希望我再去做宋庆龄的特型演员。
演宋庆龄的时候,整个人要沉下来静下来。
历史上,见过宋庆龄的人都会说:“她真的太美了。”她确实非常美,但她的美不是表面上的那种五官怎么美,而是她的气韵。她的气韵不是一天两天能够造就的,而是从骨子里来的。这关系到她整个学识背景及成长环境。在上海时,我专门去拜访了她的故居。她的一间屋子,家具全是纯白色的,欧式的,地上铺了厚厚的地毯。还有一间上了锁,我们想办法从门缝看进去,发现那是间书房,四壁全是书。
我这次演宋庆龄,得到了圈内人士的表扬。他们说,别的演员都是在演那个时代,唯独许晴是进入了那个时代,你看她鼓掌都是这样子,手臂是斜着的。这其实特别简单,因为我看了资料片,发现宋庆龄鼓掌就是这样。我确实功课做得比较多,因为不能怠慢。我会特别注意这些细节,包括她的神韵。她最灵动的是她眼睛里的爱,而且是慈爱,这才是最吸引人的。她坐在那儿就那么静,但是心里的场却那么大,她也不用说话。
有一场戏,我拍摄时真的很感动,但是没有剪辑进去。那场戏是宋庆龄和邓颖超一起谈论她们孩子的问题——这两个人都没有孩子,她们的孩子都在革命中流产了。那场戏,我们拍了两夜,很动情,一直在哭。那场戏是特别女人、特别阴柔的,看上去好像和整个电影的氛围不是很搭调,但其实我觉得特别搭调。革命轰轰烈烈,死的是男人,受伤最深的是女人。革命的成功,后面有许多人在奉献。
邓颖超是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命令去请宋庆龄出山的。我觉得,当时宋庆龄的心境,是不想再登政治舞台,但她对新中国还是寄予期待的。我不认为她是心灰意冷。我认为她表面是退,心还在那里。她对时局是很清楚的,尽管有个代总统,但蒋介石还是掌管一切的。她一直在关心,可能比她在位时更关心。
有一场戏,是解放军官兵进上海,为了不扰民,都睡在街上,宋庆龄出去看到了。那场戏,我的表情是悲悯的。我觉得她心里有悲悯之心,就因为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对共产党有了信心,又找回和孙中山一起革命的心情。她被感动了,后来才答应去北平。我一直认为宋庆龄是个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是活得最辛苦的,也是最美的。
(摘自《郑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