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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多煤矿，也多矿难。特殊的环境催生出一个特殊的行业：为遇难矿工收殓尸体的人，也就是给死人“穿衣服的”
山西多煤矿，也多矿难。特殊的环境催生出一个特殊的行业：为遇难矿工收殓尸体的人，也就是给死人“穿衣服的”。那些死去的矿工，在殓尸人的清洗和缝合之后，长眠于黑暗的地下。这些离死亡最近的人，都充满了关于生的温情。
他们代表生活本身，不时笑话我的吃惊和胆小。“真是个念书的娃娃。”老刘说。
我已经很难去求证他们的经历和故事的真假，那些死去的矿工，已经长眠于黑暗的矿井下，他们完整或破碎的身体，最后的归宿可能只是一个最便宜的蛇皮口袋——那种在地摊上随处可以买到的彩色塑料口袋。老刘会放一件衣服在里面，他说，那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样子，只能叫“一堆东西”，混合在里面的煤渣已经扒拉不出来了，就全部塞在一起。
有时甚至连彩色塑料袋也没有，这“一堆东西”只是由老刘们装在运煤炭的桶里从井下送到地面，上面还残留的衣服碎屑要让家属看一下，认人。老刘说，有一次，一个年轻人的半条左腿找不到了，在下葬之前，另一个工人在挖煤时发现了那半条左腿，于是矿上又派人把腿抱到死者家里。
老刘记得给23个矿工处理尸体那天在下雨，他们在离矿远一点的地方搭上棚子，20多个尸体的活儿，不是那么好干的，几个人一起干也要十几个小时。中间矿上会让食堂送饭来，老刘就洗洗手吃饭，休息一会接着干。
有的尸体姿势太硬了，穿不上衣服，只好把他们的胳膊或者腿掰折、敲断，才能穿得上衣服，装得进棺材。老刘记得一个年轻人的一条腿还保留着最后的姿势，一直翘着，棺材实在盖不上，他们和家属商量以后，就用榔头把这条腿打断，腿弯下来，终于可以合上棺材盖子。有的身体已经没有头，老刘用纱布和衣服缠一个假头给家属看，“脑壳已经被煤块全砸烂了，煤炭掉下来又不长眼睛”。
在这样的过程中，老刘见过了人所有的内脏，这个不认识多少字的老农民说：“姑娘，你见过开得最艳的桃花没有？脑浆流出来就是那个颜色，滑得抓也抓不起来。”
老梁说，有时候，那些尸体会慢慢变硬，胳膊会“啪”地一下甩过来，他还要眼看着身体或者腿慢慢翘起来。
我问老梁：“你害怕吗？”他回答：“不怕。”过了一会又说：“只有一次，防腐剂没打够，心里就一直想这事，梦见那个人站起来了。”
每次老梁去收拾死人回来，老梁的老婆从来不接他的钱，“老梁胆子大，我还是害怕，想一想都怕。”
那些最难收拾的尸体，就是要缝在一起的，比如把腿骨放到肌肉里缝好，或者把内脏装进去，把肚皮缝起来。老梁说人去世以后皮肤很硬，一般的针根本穿不过去，他自己琢磨着用自行车辐条打了一根大针。他给我看这根针，已经有些锈了，但这是他有力的工具之一。因为很多尸体要做防腐剂的处理，他自己配了防腐剂，装在5公升的白色塑料油壶里。这个特殊的油壶，平时就塞在鸡圈的矮窝棚下面。
老梁说，在擦洗尸体的太平间里，常常只有他一个人，他要看着一壶防腐剂全部输完。夜里，医院的太平间大都没有灯，常常只点一根蜡烛，有时候去得急，连蜡烛也没有，他带上手电，然后在隐约的月光下面，静静地等待防腐剂输入尸体。
月光下，他总觉得他们都睡着了，有的还很年轻、很帅，有的从表情看得出去世时很害怕，有的很伤心，有的眼睛还睁着，他用手掌轻轻给他们合上。
他们身上的旧衣服里，翻翻口袋，往往只有一串家里的钥匙，别的什么也没有。
老梁说，年轻时下矿井，午饭经常有苍蝇和煤渣，两个同伴刚还在说笑，一转身已经被砸死了。黑暗里看不见血，他就躺在他们旁边，睡午觉，“他们也睡着了”。
“你不知道矿工的老婆每一天是怎么过的，”他说，从早上把男人送走，就一直等，等，等，等，一直等到男人从井下上来，进了家门，这颗心才能放回肚子里，才敢合上眼睛睡觉，“哪个矿区没有寡妇？”
在乡村诊所
平时老梁为老婆开的乡村诊所当大夫，我进屋的时候，地上的3个凳子都已经给病人坐了，床上也躺着打针的病人。老梁就招呼我坐在摞起来的盐水瓶上，“只管坐，结实着呢。”
屋子里摆了很多治感冒、拉肚子的常用药。这天晚上，一个矿工被老婆拽来看病，他去山上摘野柿子吃，谁知道有锅盖那么大一个马蜂窝，跑都跑不及，头上、脖子和背上，叮了4个好大的包。
“一斤柿子才多少钱？就算一斤10块钱，你买一斤吃又怎么了？马蜂蜇了要命的。”老梁准备着银针和火罐。
四川来的矿工小李只憨厚地笑笑，说：“现在还不疼。”小李的老婆买了刀片来，老梁用刮胡刀把他头顶大包附近的头发刮干净，灯光下那块圆圆的头皮反射出亮光，十分滑稽，屋子里的人都大笑起来。
老梁不笑，他“啪”地往病人头顶吐了口唾沫，代替酒精消毒，然后用打火机烧一下银针，很快扎破大包，小李抽搐了一下，血顺着脸颊流下来。老梁在伤口上烧了棉花，把火罐盖上，大包渐渐变小了。
小李的老婆紧紧抱着小李的头，眼泪在眼睛里打转转，她用卫生纸给小李擦着淌到胸膛上的血：“你说你这个憨包，我们买几个吃，能花得了好多钱嘛？山上的野柿子就比别个卖的甜？”
老梁处理了4个大包，说：“40块钱。”这差不多是这里矿上的小工下矿干一天活的钱，小李的老婆说：“来得着急，没带好多钱，你先记账噻！月底发工资给你噻。”
老梁一直记挂着那个扎羊角辫子的4岁小女孩，夏天，她穿着白裙子，脑袋上扎着两朵黄色的小花，“唱歌可好听”。却老是感冒，常常要打针，孩子一看见他，就很甜地叫：“梁叔叔，梁叔叔。”很少有小女孩打针不哭的，这个孩子就不哭，老梁就这样清楚地记得她小小的笑脸。
还是今年夏天，孩子在路边玩的时候，被拉煤炭的车压死了。当时她爸还在井下干活，拉煤炭的车只赔了4000多块钱给孩子的父母。
“孩子的妈妈当时傻了一样，一滴眼泪也没有掉，就是躺着，肚子慢慢像孕妇一样肿得好大。”老梁给孩子的妈妈抽了很多肚子里的积水，可是总抽不尽。“突然有一天，孩子的妈妈醒了一样，冲到矿上，没有进去，在门口就被保安打了一顿。病得更厉害了。现在，不知道她还活着没有，她肯定没有钱去医院看病。”
“那个小女孩长得真漂亮。”老梁又说。
即使是半夜，只要电话响起来，老梁就会发动摩托车赶去。报酬从400多块钱到4000多不等。和前辈老刘聊天的时候，他才感叹，现在这一行的钱是越来越难挣了。
矿难处罚的钱越来越多，上面查得也越来越严，常常根本看不到尸体，尸体就已经被拉到外省的火葬场火化掉了，家属也被秘密接到外地去，根本见不到亲人最后一面。赔偿的金额也越来越高，“一般的行情是外地人顶多30万元，本地人100多万元”。消息总闷得很严，过了很久，老梁和老刘才会听说哪个矿上又死了人。
“太阳一出来，就跟啥事没有一样”
这一天早晨，5点多电话就响了，老梁从鸡圈窝棚下面把人造革小包拿出来。一个老人去世了，这样平淡的生意渐渐多起来。他配好防腐剂，老婆说：“吃了再走哇？”
“不吃了，回来再吃，人家等着呢。”
老梁骑摩托车很快来到附近一个村子。这个已经被癌症折磨了大半年的老父亲，平静地躺在棺材里，衣服已经被解开，只有脸被蓝色的布盖着，棺材上新刷的黑漆还没有干透。
屋子里没有输液架，老梁搬把椅子，亡人的孩子找了根扁担，老梁把装满防腐剂的白色小油壶挂在扁担上，在老人的胸口摸了摸，他把粗大的针头扎进去，发出沉闷的“噗”声。
“你们忙你们的吧，这大概要40分钟。”老梁说。
老人的儿子问：“你是哪个医学院毕业的？”
老梁笑起来：“我就初中，自己学的。”
“干这个不害怕？”
“不怕。”
“你信个什么呢？”
“我什么都不信。”
防腐剂流得很快，不时发出声音，隔一会，老梁又把针头换一个地方。亡人的两个女儿蹲在父亲的脚边，慢慢哭起来。
老梁不说什么，防腐剂在输液管里“咕咕”地响。剩下的最后一点，他洒在了老人蒙着蓝布的脸上。
“这能管7天？”老人的儿子问。
“两年也没问题。”
老梁洗了手，骑上摩托车带我回他家。山区的早晨很冷，雾气笼罩着挤满小煤矿的远山。才清晨6点多，路上拉煤的车就呼啸而过，掀起几米高的尘土。
早起的人，有的远远地朝老梁扬扬手，抬抬下巴。
“吃了吗？”
“吃了吃了。”老梁应着，并不减慢摩托车的速度。飞扬的尘土让他咳嗽个不停。远处，太阳正慢慢升起来，阳光还不能穿透浓重的雾霭，乌鸦在很远的山坳上叫着，“呱—呱—呱—呱—”声音拉得很长。
矿区的洒水车慢腾腾地开过来，拉煤车掀起的灰尘都慢慢蛰伏下来，老梁说：“一到早晨，太阳一出来，就跟啥事没有一样，平平静静的。”
山西多煤矿，也多矿难。特殊的环境催生出一个特殊的行业：为遇难矿工收殓尸体的人，也就是给死人“穿衣服的”。那些死去的矿工，在殓尸人的清洗和缝合之后，长眠于黑暗的地下。这些离死亡最近的人，都充满了关于生的温情。
他们代表生活本身，不时笑话我的吃惊和胆小。“真是个念书的娃娃。”老刘说。
我已经很难去求证他们的经历和故事的真假，那些死去的矿工，已经长眠于黑暗的矿井下，他们完整或破碎的身体，最后的归宿可能只是一个最便宜的蛇皮口袋——那种在地摊上随处可以买到的彩色塑料口袋。老刘会放一件衣服在里面，他说，那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样子，只能叫“一堆东西”，混合在里面的煤渣已经扒拉不出来了，就全部塞在一起。
有时甚至连彩色塑料袋也没有，这“一堆东西”只是由老刘们装在运煤炭的桶里从井下送到地面，上面还残留的衣服碎屑要让家属看一下，认人。老刘说，有一次，一个年轻人的半条左腿找不到了，在下葬之前，另一个工人在挖煤时发现了那半条左腿，于是矿上又派人把腿抱到死者家里。
老刘记得给23个矿工处理尸体那天在下雨，他们在离矿远一点的地方搭上棚子，20多个尸体的活儿，不是那么好干的，几个人一起干也要十几个小时。中间矿上会让食堂送饭来，老刘就洗洗手吃饭，休息一会接着干。
有的尸体姿势太硬了，穿不上衣服，只好把他们的胳膊或者腿掰折、敲断，才能穿得上衣服，装得进棺材。老刘记得一个年轻人的一条腿还保留着最后的姿势，一直翘着，棺材实在盖不上，他们和家属商量以后，就用榔头把这条腿打断，腿弯下来，终于可以合上棺材盖子。有的身体已经没有头，老刘用纱布和衣服缠一个假头给家属看，“脑壳已经被煤块全砸烂了，煤炭掉下来又不长眼睛”。
在这样的过程中，老刘见过了人所有的内脏，这个不认识多少字的老农民说：“姑娘，你见过开得最艳的桃花没有？脑浆流出来就是那个颜色，滑得抓也抓不起来。”
老梁说，有时候，那些尸体会慢慢变硬，胳膊会“啪”地一下甩过来，他还要眼看着身体或者腿慢慢翘起来。
我问老梁：“你害怕吗？”他回答：“不怕。”过了一会又说：“只有一次，防腐剂没打够，心里就一直想这事，梦见那个人站起来了。”
每次老梁去收拾死人回来，老梁的老婆从来不接他的钱，“老梁胆子大，我还是害怕，想一想都怕。”
那些最难收拾的尸体，就是要缝在一起的，比如把腿骨放到肌肉里缝好，或者把内脏装进去，把肚皮缝起来。老梁说人去世以后皮肤很硬，一般的针根本穿不过去，他自己琢磨着用自行车辐条打了一根大针。他给我看这根针，已经有些锈了，但这是他有力的工具之一。因为很多尸体要做防腐剂的处理，他自己配了防腐剂，装在5公升的白色塑料油壶里。这个特殊的油壶，平时就塞在鸡圈的矮窝棚下面。
老梁说，在擦洗尸体的太平间里，常常只有他一个人，他要看着一壶防腐剂全部输完。夜里，医院的太平间大都没有灯，常常只点一根蜡烛，有时候去得急，连蜡烛也没有，他带上手电，然后在隐约的月光下面，静静地等待防腐剂输入尸体。
月光下，他总觉得他们都睡着了，有的还很年轻、很帅，有的从表情看得出去世时很害怕，有的很伤心，有的眼睛还睁着，他用手掌轻轻给他们合上。
他们身上的旧衣服里，翻翻口袋，往往只有一串家里的钥匙，别的什么也没有。
老梁说，年轻时下矿井，午饭经常有苍蝇和煤渣，两个同伴刚还在说笑，一转身已经被砸死了。黑暗里看不见血，他就躺在他们旁边，睡午觉，“他们也睡着了”。
“你不知道矿工的老婆每一天是怎么过的，”他说，从早上把男人送走，就一直等，等，等，等，一直等到男人从井下上来，进了家门，这颗心才能放回肚子里，才敢合上眼睛睡觉，“哪个矿区没有寡妇？”
在乡村诊所
平时老梁为老婆开的乡村诊所当大夫，我进屋的时候，地上的3个凳子都已经给病人坐了，床上也躺着打针的病人。老梁就招呼我坐在摞起来的盐水瓶上，“只管坐，结实着呢。”
屋子里摆了很多治感冒、拉肚子的常用药。这天晚上，一个矿工被老婆拽来看病，他去山上摘野柿子吃，谁知道有锅盖那么大一个马蜂窝，跑都跑不及，头上、脖子和背上，叮了4个好大的包。
“一斤柿子才多少钱？就算一斤10块钱，你买一斤吃又怎么了？马蜂蜇了要命的。”老梁准备着银针和火罐。
四川来的矿工小李只憨厚地笑笑，说：“现在还不疼。”小李的老婆买了刀片来，老梁用刮胡刀把他头顶大包附近的头发刮干净，灯光下那块圆圆的头皮反射出亮光，十分滑稽，屋子里的人都大笑起来。
老梁不笑，他“啪”地往病人头顶吐了口唾沫，代替酒精消毒，然后用打火机烧一下银针，很快扎破大包，小李抽搐了一下，血顺着脸颊流下来。老梁在伤口上烧了棉花，把火罐盖上，大包渐渐变小了。
小李的老婆紧紧抱着小李的头，眼泪在眼睛里打转转，她用卫生纸给小李擦着淌到胸膛上的血：“你说你这个憨包，我们买几个吃，能花得了好多钱嘛？山上的野柿子就比别个卖的甜？”
老梁处理了4个大包，说：“40块钱。”这差不多是这里矿上的小工下矿干一天活的钱，小李的老婆说：“来得着急，没带好多钱，你先记账噻！月底发工资给你噻。”
老梁一直记挂着那个扎羊角辫子的4岁小女孩，夏天，她穿着白裙子，脑袋上扎着两朵黄色的小花，“唱歌可好听”。却老是感冒，常常要打针，孩子一看见他，就很甜地叫：“梁叔叔，梁叔叔。”很少有小女孩打针不哭的，这个孩子就不哭，老梁就这样清楚地记得她小小的笑脸。
还是今年夏天，孩子在路边玩的时候，被拉煤炭的车压死了。当时她爸还在井下干活，拉煤炭的车只赔了4000多块钱给孩子的父母。
“孩子的妈妈当时傻了一样，一滴眼泪也没有掉，就是躺着，肚子慢慢像孕妇一样肿得好大。”老梁给孩子的妈妈抽了很多肚子里的积水，可是总抽不尽。“突然有一天，孩子的妈妈醒了一样，冲到矿上，没有进去，在门口就被保安打了一顿。病得更厉害了。现在，不知道她还活着没有，她肯定没有钱去医院看病。”
“那个小女孩长得真漂亮。”老梁又说。
即使是半夜，只要电话响起来，老梁就会发动摩托车赶去。报酬从400多块钱到4000多不等。和前辈老刘聊天的时候，他才感叹，现在这一行的钱是越来越难挣了。
矿难处罚的钱越来越多，上面查得也越来越严，常常根本看不到尸体，尸体就已经被拉到外省的火葬场火化掉了，家属也被秘密接到外地去，根本见不到亲人最后一面。赔偿的金额也越来越高，“一般的行情是外地人顶多30万元，本地人100多万元”。消息总闷得很严，过了很久，老梁和老刘才会听说哪个矿上又死了人。
“太阳一出来，就跟啥事没有一样”
这一天早晨，5点多电话就响了，老梁从鸡圈窝棚下面把人造革小包拿出来。一个老人去世了，这样平淡的生意渐渐多起来。他配好防腐剂，老婆说：“吃了再走哇？”
“不吃了，回来再吃，人家等着呢。”
老梁骑摩托车很快来到附近一个村子。这个已经被癌症折磨了大半年的老父亲，平静地躺在棺材里，衣服已经被解开，只有脸被蓝色的布盖着，棺材上新刷的黑漆还没有干透。
屋子里没有输液架，老梁搬把椅子，亡人的孩子找了根扁担，老梁把装满防腐剂的白色小油壶挂在扁担上，在老人的胸口摸了摸，他把粗大的针头扎进去，发出沉闷的“噗”声。
“你们忙你们的吧，这大概要40分钟。”老梁说。
老人的儿子问：“你是哪个医学院毕业的？”
老梁笑起来：“我就初中，自己学的。”
“干这个不害怕？”
“不怕。”
“你信个什么呢？”
“我什么都不信。”
防腐剂流得很快，不时发出声音，隔一会，老梁又把针头换一个地方。亡人的两个女儿蹲在父亲的脚边，慢慢哭起来。
老梁不说什么，防腐剂在输液管里“咕咕”地响。剩下的最后一点，他洒在了老人蒙着蓝布的脸上。
“这能管7天？”老人的儿子问。
“两年也没问题。”
老梁洗了手，骑上摩托车带我回他家。山区的早晨很冷，雾气笼罩着挤满小煤矿的远山。才清晨6点多，路上拉煤的车就呼啸而过，掀起几米高的尘土。
早起的人，有的远远地朝老梁扬扬手，抬抬下巴。
“吃了吗？”
“吃了吃了。”老梁应着，并不减慢摩托车的速度。飞扬的尘土让他咳嗽个不停。远处，太阳正慢慢升起来，阳光还不能穿透浓重的雾霭，乌鸦在很远的山坳上叫着，“呱—呱—呱—呱—”声音拉得很长。
矿区的洒水车慢腾腾地开过来，拉煤车掀起的灰尘都慢慢蛰伏下来，老梁说：“一到早晨，太阳一出来，就跟啥事没有一样，平平静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