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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至今，时间走过近百年，这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一个枢纽时期，是一个思想空前解放、心灵空前觉醒的启蒙时代。妇女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伴随着政治经济的革命或改革的进行发生了。妇女参政运动、争取选举权、争取受教育权、要求婚姻自主、参加社会劳动、同工同酬等内容，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内容。
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女性是怎么一步一步取得现在的地位，职业化女性又该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在新常态下，女性又会遇到什么纠纷，遇到纠纷时又该如何解决呢？
传统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导，劳动生产组织主要是以家庭为主，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生产单位，因此，劳动分工围绕家庭的需求产生。这种需求主要还是根据男女不同的自然属性来确定的。“男耕女织”这样的劳动分工与传统农业社会的需求是相适应的，也是由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自然经济条件决定的。对女性而言，家务劳动所需要的体力付出远小于田间山林的劳作，而且家庭这个环境与外部世界的奔波劳碌比起来要安定得多。因此，“女主内男主外”成为数千年农耕社会固有的家庭范式。
在传统社会中管住了家庭也就相当于控制了社会。稳定而有效的家庭秩序与稳定而有效的国家政治，二者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追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正是建立在对“家国一体”观念的高度认同基础之上。而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学说与“男尊女卑”这种等级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影响延续数千年，至今未能完全消除，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8世纪后半叶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大生产代替了小家庭作坊。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家庭不再是经济生产的主要单位，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成为个体获取劳动报酬提升经济地位改善生活条件的主要形式。
客观地说，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为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提供了机缘。在工业化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劳动者不得不进入劳动力市场，失去土地的农家女子为了家庭生计，也不得不成为女劳工。英国著名作家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就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一个英国农家女子变成女劳工的整个过程。
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女劳工群体也不断壮大，与男子一样从事社会劳动，遭遇在工作和分配之中男女不平等的实际损害。她们最早觉醒并为自己争取平等权利，也正是她们最早提出“同工同酬男女平等”的要求并诉诸行动。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欧，因此女权运动首先在西欧产生，实为理所当然。
如果说西方妇女权利意识的觉醒是源于工业化过程中男女劳动方式越来越有趋同性，从而让她们认识到了男女权利不平等的现实存在，由此激发了她们的权利意识与抗争活动的话，那么，中国妇女解放的过程，却是源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正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需求，推动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步伐。而这种推动，是由引领社会变革方向的男性精英来达成的。
晚清时期，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出于对“亡国灭种”的忧虑，在“强国保种”的旗帜下打出了反对妇女缠足的口号，并推动满清政府颁布了允许女子入学就读的《女子小学章程》和《女子师范学校章程》。女子教育由此走出了第一步。妇女恢复天足，接受教育，维新人士从现代社会进化的角度出发，希冀提升妇女的素养，更好地履行生儿育女的“天职”。他们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让妇女参加社会劳动走自己谋生之路。民国初年，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汤化龙就公开宣称，让妇女接受教育就是为了达成培养“贤妻良母”的目标。由此可见，当时对妇女教育的认识与传统社会并无本质的差别。
“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最先意识到妇女解放与“社会变革”关系密切。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就将妇女解放视为反封建专制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大方向来说，中国妇女数千年来受传统社会角色分工的限制而困于家庭之中，无法参与社会变革活动；就妇女个人而言，由于家务劳动无法获得报酬，导致妇女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男子，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基础。所以，让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被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视为解放妇女的根本目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妇女摆脱家务劳动，参加社会劳动，获得“经济独立”，从而达成“解放”的目标，就已经被确定下来。
尽管“五四”时期有关妇女解放的呼声不断，但囿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中国妇女能真正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获得经济独立的人数并不多。真正将妇女卷入社会劳动大潮的是随之而来且持续数十年的战争—战争将大量青壮年男性送上前线，留下无数空缺的劳动岗位。由此所导致的劳动力缺口只能由妇女来填补。战线后方的工厂、农村或医院之中，妇女的劳动无处不在，她们的劳动为危难之时的国家、民族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那时的妇女劳动，被纳入国家政治的范畴来对待。
1940年，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妇委的一封信》中就充分肯定了妇女劳动的伟大意义：“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正因为妇女的劳动为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后勤支持和物资保障，所以，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争取胜利的重要策略之一，被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来看待。参加社会劳动的妇女受到褒奖，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新中国建立之后，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更是被视为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而获得了充分的肯定，政治地位及经济地位都不断提高。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经济独立的职业妇女，通常都被视为获得了“解放”的妇女，她们比仍然留在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更受人尊敬，社会地位更高，经济条件也更好。这种状况至今持续。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妇女解放的起点始于社会政治变革，随后一直都从属于国家、民族、革命的主题，服从于国家政治的需要。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化，妇女的地位也不断提升，但推动“解放”的外力多于内力，即使妇女现在广泛参与社会劳动，也不代表其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也不代表她对自身责任、义务及特长有清醒的认识，更不能代表她能自觉意识到自身在社会、家庭中的作用和价值所在。
源于外力推动而非自身觉醒的妇女“解放”，一旦遭遇外部条件的变化，其窘境就会暴露无遗。尤其离开了国家、民族、革命这些严肃的主题，面对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种种压力，不少职业妇女的处境就会变得十分难堪。
参加了社会劳动的现代妇女，同时还承担着生儿育女这个自然赋予且不可推卸的责任，家务劳动的负担依旧沉重，作为“解放”的现代妇女，她们既要承担经济独立的压力，又要承担母亲和妻子的家庭义务。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是真真切切落到她们肩膀之上。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迫，令许多职业妇女疲惫不堪。以至于有不少妇女为摆脱繁重的社会劳动而选择其它更为轻松却为道德不容的方式去谋求“经济独立”。由此又派生不少新的社会问题，形成新的社会矛盾。
妇女走上社会，是妇女解放的前提，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将妇女获得与男子一样参加社会劳动的权利视为妇女解放的根本目的，则未免失之简单。如何让普遍参加了社会劳动的现代妇女真正获得身心的解放，在当下，乃至于未来，仍然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来探索的问题。
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女性是怎么一步一步取得现在的地位，职业化女性又该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在新常态下，女性又会遇到什么纠纷，遇到纠纷时又该如何解决呢？
传统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导，劳动生产组织主要是以家庭为主，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生产单位，因此，劳动分工围绕家庭的需求产生。这种需求主要还是根据男女不同的自然属性来确定的。“男耕女织”这样的劳动分工与传统农业社会的需求是相适应的，也是由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自然经济条件决定的。对女性而言，家务劳动所需要的体力付出远小于田间山林的劳作，而且家庭这个环境与外部世界的奔波劳碌比起来要安定得多。因此，“女主内男主外”成为数千年农耕社会固有的家庭范式。
在传统社会中管住了家庭也就相当于控制了社会。稳定而有效的家庭秩序与稳定而有效的国家政治，二者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追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正是建立在对“家国一体”观念的高度认同基础之上。而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学说与“男尊女卑”这种等级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影响延续数千年，至今未能完全消除，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8世纪后半叶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大生产代替了小家庭作坊。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家庭不再是经济生产的主要单位，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成为个体获取劳动报酬提升经济地位改善生活条件的主要形式。
客观地说，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为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提供了机缘。在工业化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劳动者不得不进入劳动力市场，失去土地的农家女子为了家庭生计，也不得不成为女劳工。英国著名作家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就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一个英国农家女子变成女劳工的整个过程。
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女劳工群体也不断壮大，与男子一样从事社会劳动，遭遇在工作和分配之中男女不平等的实际损害。她们最早觉醒并为自己争取平等权利，也正是她们最早提出“同工同酬男女平等”的要求并诉诸行动。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欧，因此女权运动首先在西欧产生，实为理所当然。
如果说西方妇女权利意识的觉醒是源于工业化过程中男女劳动方式越来越有趋同性，从而让她们认识到了男女权利不平等的现实存在，由此激发了她们的权利意识与抗争活动的话，那么，中国妇女解放的过程，却是源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正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需求，推动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步伐。而这种推动，是由引领社会变革方向的男性精英来达成的。
晚清时期，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出于对“亡国灭种”的忧虑，在“强国保种”的旗帜下打出了反对妇女缠足的口号，并推动满清政府颁布了允许女子入学就读的《女子小学章程》和《女子师范学校章程》。女子教育由此走出了第一步。妇女恢复天足，接受教育，维新人士从现代社会进化的角度出发，希冀提升妇女的素养，更好地履行生儿育女的“天职”。他们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让妇女参加社会劳动走自己谋生之路。民国初年，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汤化龙就公开宣称，让妇女接受教育就是为了达成培养“贤妻良母”的目标。由此可见，当时对妇女教育的认识与传统社会并无本质的差别。
“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最先意识到妇女解放与“社会变革”关系密切。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就将妇女解放视为反封建专制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大方向来说，中国妇女数千年来受传统社会角色分工的限制而困于家庭之中，无法参与社会变革活动；就妇女个人而言，由于家务劳动无法获得报酬，导致妇女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男子，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基础。所以，让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被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视为解放妇女的根本目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妇女摆脱家务劳动，参加社会劳动，获得“经济独立”，从而达成“解放”的目标，就已经被确定下来。
尽管“五四”时期有关妇女解放的呼声不断，但囿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中国妇女能真正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获得经济独立的人数并不多。真正将妇女卷入社会劳动大潮的是随之而来且持续数十年的战争—战争将大量青壮年男性送上前线，留下无数空缺的劳动岗位。由此所导致的劳动力缺口只能由妇女来填补。战线后方的工厂、农村或医院之中，妇女的劳动无处不在，她们的劳动为危难之时的国家、民族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那时的妇女劳动，被纳入国家政治的范畴来对待。
1940年，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妇委的一封信》中就充分肯定了妇女劳动的伟大意义：“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正因为妇女的劳动为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后勤支持和物资保障，所以，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争取胜利的重要策略之一，被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来看待。参加社会劳动的妇女受到褒奖，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新中国建立之后，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更是被视为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而获得了充分的肯定，政治地位及经济地位都不断提高。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经济独立的职业妇女，通常都被视为获得了“解放”的妇女，她们比仍然留在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更受人尊敬，社会地位更高，经济条件也更好。这种状况至今持续。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妇女解放的起点始于社会政治变革，随后一直都从属于国家、民族、革命的主题，服从于国家政治的需要。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化，妇女的地位也不断提升，但推动“解放”的外力多于内力，即使妇女现在广泛参与社会劳动，也不代表其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也不代表她对自身责任、义务及特长有清醒的认识，更不能代表她能自觉意识到自身在社会、家庭中的作用和价值所在。
源于外力推动而非自身觉醒的妇女“解放”，一旦遭遇外部条件的变化，其窘境就会暴露无遗。尤其离开了国家、民族、革命这些严肃的主题，面对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种种压力，不少职业妇女的处境就会变得十分难堪。
参加了社会劳动的现代妇女，同时还承担着生儿育女这个自然赋予且不可推卸的责任，家务劳动的负担依旧沉重，作为“解放”的现代妇女，她们既要承担经济独立的压力，又要承担母亲和妻子的家庭义务。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是真真切切落到她们肩膀之上。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迫，令许多职业妇女疲惫不堪。以至于有不少妇女为摆脱繁重的社会劳动而选择其它更为轻松却为道德不容的方式去谋求“经济独立”。由此又派生不少新的社会问题，形成新的社会矛盾。
妇女走上社会，是妇女解放的前提，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将妇女获得与男子一样参加社会劳动的权利视为妇女解放的根本目的，则未免失之简单。如何让普遍参加了社会劳动的现代妇女真正获得身心的解放，在当下，乃至于未来，仍然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来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