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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英国举行全民公决脱离欧盟，美国大选使从未涉足政坛的特朗普一举成为新的总统，这两件事被国际媒体称为“黑天鹅”，即人们一般想象不到的事件。2017年伊始，国际舆论担心的“黑天鹅”是什么呢？就是法国大选有可能选出极右翼政党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担任总统。她声明如果当选总统，就在法国举行全民公决退出欧盟。若真如此，将引起世界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
一、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引发国际媒体关注
2017年法国两轮总统大选定于4月23日和5月7日举行。法国前总理菲永在以共和党为首的中右翼阵营总统选举初选中胜出，将代表中右翼阵营参加总统大选。在左翼阵营总统选举初选中，前教育部长阿蒙赢得60%的选票，将代表当前执政的社会党出战法国总统大选。极右翼阵营总统候选人是国民阵线主席勒庞。谁将是爱丽舍宫新的主人，人们拭目以待。
（一）法国大选极右翼政党候选人领先
法国最近的一系列民调数据表明，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的民调指数一直在上升。如果不是法国特殊的两轮多数投票制的话，在第一轮投票中，勒庞就很有可能胜出。
国民阵线这一政治组织大概有几十年的历史，在法国政坛也不是一匹“新马”了。在以往的法国大选中，国民阵线得票率通常在5%左右。但是到了21世纪，国民阵线的支持率不断上升。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时，它一举成为最大赢家，给欧洲议会输送了众多的反对欧洲一体化的议员。法国作为欧盟的核心国家之一，它选出的议员多数都反对欧洲一体化，这难免让人觉得诧异。
（二）移民和少数族裔问题影响法国大选
为什么国际舆论担心代表极右翼阵营的勒庞有可能登上总统宝座呢？这要从法国近年来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讲起。
法国社会这些年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族裔冲突和矛盾不断地扩大。法国民众过去以信仰天主教文明为主，天主教白人信徒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这种状况正在逐渐地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结束后，法国重建需要很多劳工，于是政府开始实行吸收移民劳工的政策。当时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国属于法国的保护国或殖民地，而且这些国家的人口主要是传统的阿拉伯人。法国出于经济发展需要，从这些附属国家引进了很多劳工。第一代移民到法国时，因为其文化、知识、技能都不能跟法国当地居民相比，所以尽管收入、生活水平不如当地人，他们也能接受这些事实。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法国经济发展比较快，引进的阿拉伯裔劳工并没有出现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大多仍生活在法国社会的边缘，他们越来越不满意自身的地位，认为法国社会对他们不够尊重，起码不够尊重他们的文化及传统。他们开始不接受现状，宗教上他们不接受天主教，不接受基督教里边的规矩，他们要求保持穆斯林的规矩。这些事情就成了法国文明冲突的种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法国经济一直萎靡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第二代第三代移民要找工作就更加困难。他们把找不着工作、生活得不到改善等问题都归咎于法国社会，归咎于传统的以天主教为主的法国社会不容纳他们、不接受他们。他们要报复这个社会，所以族裔矛盾越来越大，冲突越来越多。
近年来，随着伊斯兰极端化的发展，移民的后代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中，许多人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事件实施者。2015年1月法国杂志《查理周刊》在巴黎的办公室遭到三名枪手袭击，2015年11月武装分子冲进巴黎巴塔克兰剧院，向观众、演员扫射，事后发现这些恐怖活动的肇事者都是当年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在这种背景下，就有法国人抱怨政府政策有问题。一方面是当初的移民政策有问题，另一方面是现在对于移民的控制有问题——控制不住。有一部分法国人觉得应该驱除法国的穆斯林居民，或者把他们隔离起来，等等。
在族裔冲突的过程中，法国两大主流政党共和党和社会党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上建树无多，引起法国民众的极大不满，认为两大政党候选人没有分担他们的忧虑。当极右组织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喊出“法国人的法国”“法国人优先”的口号时，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并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法国人的支持。
（三）法国大选影响着欧洲的未来走向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得到美国选民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竞选中打出白人优先、白人要抵制伊斯兰文化的入侵等口号，得到了受教育程度不太高的美国白人的支持。这些人最后决定了特朗普在选举中胜出。
法国大选当前面临着与2016年美国大选相类似的状况。勒庞被认为是一个不太靠谱的政治领导人，然而这位极右派领导人却在总统竞选中处在比较有利的地位。人们怀疑勒庞一旦上台会执行非常右倾的政策，如果在欧洲一体化的政策上出现后退，将导致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出现变化。
欧洲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如果欧洲的一体化不能继续推进或者欧盟解体的话，未来世界是不是要重蹈覆辙呢？世界大战或者其他不安定的事件会不会又重新在欧洲爆发呢？这是法国大选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原因。
二、经济疲软导致法国民意右倾化趋势加强
法国经济现在这么不景气，其根源比较复杂，既与它的经济结构及政府政策变化有一定关系，又与法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漏洞直接相关。
二战之后，法国是马歇尔计划的受援国之一，美国当时给法国提供了大量援助，法国也迅速开始了重建过程。但是法国重建遇到了政治上的麻烦，因为法国是多党制，政党林立，所以它的政府特别不稳定。政治动荡直接地阻碍了法国的经济发展。
（一）法国曾一度跃居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19世纪，欧洲开始大规模工业化，英国、德国首先开启了工业化进程，法国也很快地实施工业化。法国的工业化是从英国、德国引进技术，但是法国的工业化并没有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局面。它的工业企业既比不了英国，也比不了德国，甚至比不了美国。当时西方的舆论一直嘲笑法国，说法国是失败的工业国家。但是，不久之后，法国工业企业在国家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改革中，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动力，直至跃升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第一，制度改革推动了法国的经济发展。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并修改法国宪法为止，其间称为第四共和时期。法国第四共和时期的政坛有点像今天的意大利，政府经常倒戈，经常换总理。多党制状态下的政府往往是很不稳定的。因为多党制需要一个主要的执政党联席其他小党组成政治联盟来执政，但是政治联盟中总会有一些薄弱的环节。如果反对党阵营给联盟中的某些小党开出很有诱惑力的条件，小党的领导人就有可能脱离正在执政的政治联盟，站到反对党一边去。反对党成为多数后，对政府投不信任案，就可以推翻政府并成立新的政府。在这种背景下，第四共和时期的法国政府基本上属于季度政府，每一个季度都可能换一届政府。这种短期的季度政府造成了它的公共政策不适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20世纪50年代末，政府权力交接频繁，军人威胁干政。就在法国政坛混乱一团的时候，戴高乐将军在民众的期待中重新出山，就任法国总统。戴高乐上台以后经过全民公决修改了法国宪法，修宪之后法国进入了现在的政治框架，称为第五共和政治框架。第五共和政治框架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法国新宪法把总统的权力大大加强了，这样议会里一些党派不断推翻政府的情况就不容易出现了。同时，新宪法把选举程序变成了今天的两轮多数投票制。在选举的第一轮中，每一个政党都可以推出自己的候选人，第一轮投票中得票最多的两个政党有权参加第二轮的竞争，这就造成了法国政治逐渐地向最大的两个政党发展。法国最大的两个政党，就是现在的中右翼政党共和党、左翼政党社会党。这两个党无论谁在第二轮选举中胜出，都可以吸收一些小党组成联合政府。权力从多极角逐转向两极竞争，政府变得稳定了。
政治稳定以后，法国的经济发展明显地加快了。
第二，政府成立国有公司增强了企业竞争优势。
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法国采取了国家指导推动经济发展的路线。政府成立了几家规模很大的国有公司，有选择地把国力投在石油、航天、通信等工业领域，使法国企业在这几个领域迅速提升到世界领先的地位。
二战后，英国、美国的石油公司基本上占据了全部的国际石油市场。当时法国的私营公司是无法打进石油市场的，于是法国政府就挑头成立了国有石油公司，其中一个叫埃尔夫阿基坦公司，因为是在法国的西南大区阿基坦发现了石油，所以就成立了这个公司。最近埃尔夫公司和法国的另一个国有石油公司道达尔合并了。道达尔与埃尔夫都是法国政府成立并资助的国有企业，在石油领域展示出了强大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在成立国有石油公司的同时，法国政府还成立了核能公司和航空航天公司。到今天为止，法国的核能仍然是世界上在和平、民用核能领域里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法国的国有航空航天公司几易其名，现在叫空中客车公司。另外法国的铁路公司在国有铁路公司的基础上，开展了高速铁路的研发。在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开始高铁建设之前，法国的高铁技术都是全球领先的。
由于法国政府选择了在通信、航空航天、民用核能等领域实现了工业性突破，这个被西方舆论称为“失败的工业国”变成世界上工业技术领先的国家，而且大大地带动了它的经济发展，一度成为仅次于美国、西德、日本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二）企业私有化改造使法国经济逐步走向平庸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出现了政治动荡，在政治动荡过程中，戴高乐总统选择了辞职。1981年法国社会党在大选中第一次胜出。社会党上台以后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搞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路线比传统的戴高乐主义“以国家为主导”有过之而无不及，推行大规模的国有化，把银行、通讯等各种各样的公司，全部国有化了。在国有化的过程中，国家财政要去购买私营企业，所以，法国政府的财政负担迅速增长，国债攀升，财政预算赤字不断增长，法郎连续贬值，曾经出现过一年之内法郎贬值三到五次的情况。
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总统密特朗换了几届总理。后上来的总理认为，企业国有化之后理论上讲应该更强，但事实是一方面政府财政问题更大了，另一方面一些企业的效率反而下降了，结果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于是政府干脆甩包袱，开始把此前国有化的企业又重新私有化，到市场上卖出去。不久之后，戴高乐时期奠定的比较坚实的国有化基础慢慢丧失掉了。
再后来，整个西方世界吹起了所谓新自由主义之风，英国、美国都在搞私有化，推行市场主导的经济政策。法国也加速了将国有化转为私有化的进程，而且走得过了头，甚至把原来技术领先、有竞争力的大企业都差不多私有化了。过去国家指导，抢占技术高地的发展方向，慢慢被抛弃了。企业有技术优势的时候，会获得一些超额利润，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以及足够的比较稳定的就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就业是比较稳定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法国企业丧失了技术优势，丧失了超额利润的来源，国有企业不断地退出有竞争力的领域，投资越来越弱，失业越来越多，法国经济变得越来越平庸。
传统上，法国的工会有政党的支持，力量非常强大。一到经济下降时，工会就经常性地组织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在企业的技术优势已经丧失、利润不断降低的时期，工会又不断地罢工，使得经济运行的效率更低，法国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社会福利体系漏洞加剧了经济恶性循环
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态势下，有一些政治家曾经策划了许多今天看起来仍然非常巧妙的改革方案，试图拯救法国经济，当时的法国总理朱佩就是其中之一。
朱佩在当总理的过程中发现，法国政府预算赤字多的原因之一是医疗开支太大。法国的医疗是全球最好的，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对各个国家的医疗水平、医疗设备、医疗条件做过评估，法国是全球第一名。虽然法国的医疗条件好，但是它的开支太大了，成为法国政府的一块心病。
为什么医疗开支成为政府预算中最大的一块，而且不断地增长呢？朱佩在调查中发现，有很多利益集团的链条在里边获利。比如说一些医疗器械的制造企业和医生之间达成了默契，无论谁来看病，医生都要鼓励病人做各种各样的医疗器械的检查，只要医疗器械运转起来，医院就能赚钱。医院获取高收益之后，可以出钱再买更多更先进的医疗器械，医生再不断地鼓励病人去使用这些新的医疗器械。可是许多常见病，是不需要先进的医疗器械去诊察的。患者不知道自己的病到底多严重，医生让他去做医疗器械檢查，他就去做检查，花多少钱基本都是由医疗保险出的，病人对医疗开支不需要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医疗费用不断地增长。当社会福利体系支付不足时，就由政府的预算补窟窿，而且需要用政府预算填补的份额逐年地增大。 朱佩总理发现了这个漏洞之后，就着手筹划在医疗体系中建立一套监督机制，选一些德高望重的医生成立专门委员会，根据病人医疗开支开展一些抽查监督工作。比如说一个病人治感冒用了数千元，如果抽查发现这数千元的医疗费用是因为某某医生让他做了几项医疗器械检查，而这些检查跟他的病没有任何关系，一旦抓住了证据就要惩罚医生。其实，如果有权威医生作为监察委员会委员，并且作出正确判断的话，这确实是一个堵漏洞的办法。
但是，朱佩的医疗改革法案发布之后，医生、护士、医疗器械的厂商以及部分民众纷纷上街游行，表达对新法案的抗议。因为新法案一旦实施，将逐步地切断医疗体系中各种利益链条的获利渠道，因此遭到了利益集团各种各样的抵制。最后朱佩只好辞去总理职务，一走了之。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和社会经济衰败加在一起，使法国社会陷入恶性循环，也加剧了族群的对立以及民众的极端化。
（四）法国多元文化传统受到极右翼势力的挑战
法国多元文化的传统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过程中，受到了严重挑战。
法国传统上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巴黎的红衣主教在梵蒂冈教堂里居于特殊地位。虽然在法国革命之后特别是在拿破仑执政时期有一点变化，但是后来又恢复了这个传统。法国是天主教里面最重要的国家，同时，法国又是一个共和国，是一个政教完全分离的国家，在它的教育体系、行政司法体系里都强调共和国价值观，强调不能以天主教的名义在社会上推行天主教文化。但是近年来，穆斯林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强烈要求在社会上表现他们的穆斯林文化，这些行为与法国政府一直坚持的宗教不能染指社会文化，特别是不能染指教育的传统产生了冲突。
比如，根据伊斯兰规矩，女人出门一定要戴头巾遮脸，一定不能露头发。穆斯林居民要求女孩上学时也要戴头巾，这种宗教传统是违反法国的共和国原则的，法国教育部严禁穆斯林女孩上学时戴头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族群的矛盾。还有其他类似的事情。比如，穆斯林居民要求孩子上学时一定要食用清真食品，法国学校对此作出妥协，给穆斯林设置了一些特殊的食堂，做一些特殊的清真食品。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比如，穆斯林说，在海滩上他们不习惯大家穿的游泳衣，要穿他们自己的游泳衣，把自己浑身裹得严严实实地下海，这大大地触犯了法国当地天主教居民的习惯，所以就加剧了族群的冲突。
到底是法国的教育和公共场所要坚持过去的政教分开和多元文化呢，还是应该包容穆斯林的做法呢，法国社会为此不断地争论。最后法国政府坚持几百年来的政教分离传统，禁止穆斯林女孩在学校戴头巾，禁止穆斯林在海滩上穿所谓的他们的泳装，等等。这样就使得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族群冲突的问题更加突出，法国的多元文化传统和共和文化传统受到了严重的挑衅。
三、法国大选决定着欧洲一体化的成败
在种族冲突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一个极右派的国家领导人上台，会把法国领到什么方向，会给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才能理解为什么国际社会如此重视法国这个好像在国际政治中不太重要的国家，才能理解为什么国际舆论如此关注2017年的法国大选。
如果极右派领导人上台执政，对欧洲一体化建设和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更为重要的是，2017年的法国大选结局如何，对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对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一）法国在中西方关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法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关系，曾经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变化过程。在世界格局主要由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掌控的时候，世界各国都要按照这两个阵营站队，法国和中国曾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本来法国属于西方阵营，中国属于东方阵营，但是法国和中国在这两个阵营中都扮演了某种程度的“反派”角色。
戴高乐总统执政时，认为法国不能事事都由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来决定，法国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地位。所以法国退出了北约的军事一体化组织，此后北约在巴黎的总部搬到了布鲁塞尔。而中国在东方阵营里，不断批判苏联的霸权主义逻辑，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后来干脆退出了东方阵营。
1964年，戴高乐将军任总统时决定跟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中国外交在西方世界的第一个真正的突破口。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北欧的几个国家跟中国建交，英国在1950年也跟中国建立代办级的外交关系。但是直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前，这些欧洲国家与中国都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外交关系。戴高乐将军在1964年时决定彻底地抛弃台湾，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这一事件奠定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外交关系基础。
法国对中国的重要影响还在于，尼克松总统改变对中国的态度跟戴高乐总统有直接关系。1960年尼克松与肯尼迪角逐总统选举失利，却在去欧洲旅行时得到戴高乐的赏识。戴高乐在巴黎接见了尼克松，尼克松当时因为败选，心情很沮丧。戴高乐告诉尼克松，想在政坛里做下去，一定要有恒心。还对尼克松讲了他自己如何在海外流浪，如何遭到各种各样势力的排挤。他告诉尼克松，这些都不要怕，但是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一定要挺身而出，一定要站出来保证国家的利益。戴高乐还对尼克松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大国，有那么悠久的历史，而且在整个亚洲有传统的势力范围，所以不能够忽视中国。
1968年，尼克松再度参选总统并成功胜出。1969年尼克松任美国总统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法国。再次与戴高乐会谈时，戴高乐告诉尼克松，越早承认中国对美国越有利。后来尼克松在内政外交方面遇到很多问题，而且当时美国想从越南撤兵，就必须跟中国打交道，于是尼克松决定与中国恢复关系。他派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并达成协议，之后尼克松总统亲自到中国访问，中美關系从此解冻。所以中法建交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戴高乐将军还说服美国总统正视中国问题，和中国展开接触。在此基础上，中美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所以法国在世界政治历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法国大选影响着欧洲一体化走向
法国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倡议国，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整个欧洲的一体化建设，开始时的每一步基本上都是法国的政治家提出来的。欧洲煤钢联营、原子能委员会等计划是由被称为“欧洲之父”的法国人莫内提出的；推动欧洲一体化共同市场发展的是当年法国的外交部长苏曼等人；现在的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简称欧盟）的方案也是由法国人德洛尔提出来的。德洛尔曾经是欧洲委员会主席，他在欧洲委员会任职时期提出建设欧洲的经濟货币联盟，建设统一的货币欧元等。
当然，法国人提出欧洲一体化方案，跟它自身实力的变化和它自身在欧洲的地位有直接关系。欧洲在战后一片疮痍，法国的实力也大大地下降。法国认为只有把欧洲的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够彻底地根除欧洲发生战争的根源，才能够让这些中等强国在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里有自己发言的机会，有自己增强实力的可能性。
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跟中国一样有否决权，这就奠定了它作为世界舞台上政治大国的地位。除了政治大国地位，当时它的经济后盾还不够厚实，所以法国和西德结成友谊伙伴，这一对伙伴对于后来欧洲一体化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西德作为最有实力的欧共体国家，对欧共体整体的建设提供财政支持；而法国作为全球政治大国，在政治舞台上替当时还叫欧共体的欧盟发声。法德这样一对“发动机”促使欧洲一体化不断地往前走，最后变成超级国家组织。欧盟有司法权，有经济发展的权力，还有各种各样的转移支付和援助发展的预算，能够帮助欧盟内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迅速地赶上去。
但是欧洲一体化的过程在1990年以后，慢慢地产生了一些变化。因为随着西德、东德的统一，法国在欧洲一体化中的地位开始下降。过去欧洲一体化的方案都是法国人提出来的，德国统一之后的欧洲一体化方案往往是德国人提出来的。法国和德国角色的颠倒，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法国人一开始就不太赞成德国的一体化方案，而且法国民众对于未来欧盟的发展方向也开始不满意，觉得欧盟按照德国的思路发展，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了欧洲一体化建立的初衷。
欧盟制宪委员会准备了《欧洲宪法条约草案》，需要各国公民投票决定是不是通过。结果草案在法国公民投票中被否定了，之后荷兰公投也否定了这一条约。《欧洲宪法条约草案》没能出台，某种程度上使欧盟没有像法国设想的那样变成超级国家联盟。后来通过了《里斯本协议》，从形式上缓解或降低了政治同盟的含义。其实《欧洲宪法条约草案》是由法国的前总统德斯坦准备的。德斯坦有一个班子专门审查各国尤其是联邦制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宪法和草案，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欧洲的宪法草案。他想通过宪法草案的付诸实施，把欧盟的政治权力不断地收起来，变成形式上的欧洲政治联盟国家。但是法国民众把法国政治家制定的欧盟宪法草案否定了，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方向。
在这种背景下，现在进行的法国大选就显得令人担心了。如果法国选出一个极右翼的总统，真去搞全民公决脱离欧盟的话，欧盟必然会解体。因为法国是欧盟的核心国家，也是整个欧洲一体化的推动者、计划者，它退出了欧盟，就跟当年俄罗斯退出苏联相似。俄罗斯一退出，苏联就瓦解了，因为联盟中的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维持这么大的联盟共同体。所以如果法国退出了欧盟，欧盟一定会土崩瓦解。
如果欧盟分裂，在未来的多极世界里，英国、德国、法国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欧洲大国，其实成不了真正的大国，因为它们的人口、经济实力和能力都已经使其不可能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如果欧盟瓦解了，全世界除美元之外的另一大货币欧元就成问题了，欧元区也一定会跟着瓦解，欧洲就会重新洗牌，所有地缘政治问题都会出来。那时中国会非常难堪。中国是把欧共体当作一个实体来承认的，中国一直坚定地支持欧洲一体化。如果欧洲变得四分五裂的话，中国就需要重新寻找在欧洲地区甚至在世界上可以合作的战略伙伴，需要用其他方法来重新定义未来的国际社会。
如果欧盟向着团结的方向发展，成为未来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时，它一定是中国可以借重的多极世界的一极，因为它有很大的人口和市场，有很大的经济能力，而且是在世界科技领域领先的经济实体、政治实体。所以法国大选是否会选出一个极右的领导人，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如果极右的领导人被选出来，欧洲的分裂或许将势不可当。而欧洲的分裂对于世界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对于中国的影响，亦将非常巨大，甚至是出乎意料。
一、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引发国际媒体关注
2017年法国两轮总统大选定于4月23日和5月7日举行。法国前总理菲永在以共和党为首的中右翼阵营总统选举初选中胜出，将代表中右翼阵营参加总统大选。在左翼阵营总统选举初选中，前教育部长阿蒙赢得60%的选票，将代表当前执政的社会党出战法国总统大选。极右翼阵营总统候选人是国民阵线主席勒庞。谁将是爱丽舍宫新的主人，人们拭目以待。
（一）法国大选极右翼政党候选人领先
法国最近的一系列民调数据表明，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的民调指数一直在上升。如果不是法国特殊的两轮多数投票制的话，在第一轮投票中，勒庞就很有可能胜出。
国民阵线这一政治组织大概有几十年的历史，在法国政坛也不是一匹“新马”了。在以往的法国大选中，国民阵线得票率通常在5%左右。但是到了21世纪，国民阵线的支持率不断上升。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时，它一举成为最大赢家，给欧洲议会输送了众多的反对欧洲一体化的议员。法国作为欧盟的核心国家之一，它选出的议员多数都反对欧洲一体化，这难免让人觉得诧异。
（二）移民和少数族裔问题影响法国大选
为什么国际舆论担心代表极右翼阵营的勒庞有可能登上总统宝座呢？这要从法国近年来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讲起。
法国社会这些年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族裔冲突和矛盾不断地扩大。法国民众过去以信仰天主教文明为主，天主教白人信徒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这种状况正在逐渐地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结束后，法国重建需要很多劳工，于是政府开始实行吸收移民劳工的政策。当时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国属于法国的保护国或殖民地，而且这些国家的人口主要是传统的阿拉伯人。法国出于经济发展需要，从这些附属国家引进了很多劳工。第一代移民到法国时，因为其文化、知识、技能都不能跟法国当地居民相比，所以尽管收入、生活水平不如当地人，他们也能接受这些事实。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法国经济发展比较快，引进的阿拉伯裔劳工并没有出现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大多仍生活在法国社会的边缘，他们越来越不满意自身的地位，认为法国社会对他们不够尊重，起码不够尊重他们的文化及传统。他们开始不接受现状，宗教上他们不接受天主教，不接受基督教里边的规矩，他们要求保持穆斯林的规矩。这些事情就成了法国文明冲突的种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法国经济一直萎靡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第二代第三代移民要找工作就更加困难。他们把找不着工作、生活得不到改善等问题都归咎于法国社会，归咎于传统的以天主教为主的法国社会不容纳他们、不接受他们。他们要报复这个社会，所以族裔矛盾越来越大，冲突越来越多。
近年来，随着伊斯兰极端化的发展，移民的后代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中，许多人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事件实施者。2015年1月法国杂志《查理周刊》在巴黎的办公室遭到三名枪手袭击，2015年11月武装分子冲进巴黎巴塔克兰剧院，向观众、演员扫射，事后发现这些恐怖活动的肇事者都是当年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在这种背景下，就有法国人抱怨政府政策有问题。一方面是当初的移民政策有问题，另一方面是现在对于移民的控制有问题——控制不住。有一部分法国人觉得应该驱除法国的穆斯林居民，或者把他们隔离起来，等等。
在族裔冲突的过程中，法国两大主流政党共和党和社会党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上建树无多，引起法国民众的极大不满，认为两大政党候选人没有分担他们的忧虑。当极右组织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喊出“法国人的法国”“法国人优先”的口号时，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并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法国人的支持。
（三）法国大选影响着欧洲的未来走向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得到美国选民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竞选中打出白人优先、白人要抵制伊斯兰文化的入侵等口号，得到了受教育程度不太高的美国白人的支持。这些人最后决定了特朗普在选举中胜出。
法国大选当前面临着与2016年美国大选相类似的状况。勒庞被认为是一个不太靠谱的政治领导人，然而这位极右派领导人却在总统竞选中处在比较有利的地位。人们怀疑勒庞一旦上台会执行非常右倾的政策，如果在欧洲一体化的政策上出现后退，将导致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出现变化。
欧洲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如果欧洲的一体化不能继续推进或者欧盟解体的话，未来世界是不是要重蹈覆辙呢？世界大战或者其他不安定的事件会不会又重新在欧洲爆发呢？这是法国大选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原因。
二、经济疲软导致法国民意右倾化趋势加强
法国经济现在这么不景气，其根源比较复杂，既与它的经济结构及政府政策变化有一定关系，又与法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漏洞直接相关。
二战之后，法国是马歇尔计划的受援国之一，美国当时给法国提供了大量援助，法国也迅速开始了重建过程。但是法国重建遇到了政治上的麻烦，因为法国是多党制，政党林立，所以它的政府特别不稳定。政治动荡直接地阻碍了法国的经济发展。
（一）法国曾一度跃居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19世纪，欧洲开始大规模工业化，英国、德国首先开启了工业化进程，法国也很快地实施工业化。法国的工业化是从英国、德国引进技术，但是法国的工业化并没有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局面。它的工业企业既比不了英国，也比不了德国，甚至比不了美国。当时西方的舆论一直嘲笑法国，说法国是失败的工业国家。但是，不久之后，法国工业企业在国家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改革中，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动力，直至跃升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第一，制度改革推动了法国的经济发展。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并修改法国宪法为止，其间称为第四共和时期。法国第四共和时期的政坛有点像今天的意大利，政府经常倒戈，经常换总理。多党制状态下的政府往往是很不稳定的。因为多党制需要一个主要的执政党联席其他小党组成政治联盟来执政，但是政治联盟中总会有一些薄弱的环节。如果反对党阵营给联盟中的某些小党开出很有诱惑力的条件，小党的领导人就有可能脱离正在执政的政治联盟，站到反对党一边去。反对党成为多数后，对政府投不信任案，就可以推翻政府并成立新的政府。在这种背景下，第四共和时期的法国政府基本上属于季度政府，每一个季度都可能换一届政府。这种短期的季度政府造成了它的公共政策不适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20世纪50年代末，政府权力交接频繁，军人威胁干政。就在法国政坛混乱一团的时候，戴高乐将军在民众的期待中重新出山，就任法国总统。戴高乐上台以后经过全民公决修改了法国宪法，修宪之后法国进入了现在的政治框架，称为第五共和政治框架。第五共和政治框架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法国新宪法把总统的权力大大加强了，这样议会里一些党派不断推翻政府的情况就不容易出现了。同时，新宪法把选举程序变成了今天的两轮多数投票制。在选举的第一轮中，每一个政党都可以推出自己的候选人，第一轮投票中得票最多的两个政党有权参加第二轮的竞争，这就造成了法国政治逐渐地向最大的两个政党发展。法国最大的两个政党，就是现在的中右翼政党共和党、左翼政党社会党。这两个党无论谁在第二轮选举中胜出，都可以吸收一些小党组成联合政府。权力从多极角逐转向两极竞争，政府变得稳定了。
政治稳定以后，法国的经济发展明显地加快了。
第二，政府成立国有公司增强了企业竞争优势。
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法国采取了国家指导推动经济发展的路线。政府成立了几家规模很大的国有公司，有选择地把国力投在石油、航天、通信等工业领域，使法国企业在这几个领域迅速提升到世界领先的地位。
二战后，英国、美国的石油公司基本上占据了全部的国际石油市场。当时法国的私营公司是无法打进石油市场的，于是法国政府就挑头成立了国有石油公司，其中一个叫埃尔夫阿基坦公司，因为是在法国的西南大区阿基坦发现了石油，所以就成立了这个公司。最近埃尔夫公司和法国的另一个国有石油公司道达尔合并了。道达尔与埃尔夫都是法国政府成立并资助的国有企业，在石油领域展示出了强大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在成立国有石油公司的同时，法国政府还成立了核能公司和航空航天公司。到今天为止，法国的核能仍然是世界上在和平、民用核能领域里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法国的国有航空航天公司几易其名，现在叫空中客车公司。另外法国的铁路公司在国有铁路公司的基础上，开展了高速铁路的研发。在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开始高铁建设之前，法国的高铁技术都是全球领先的。
由于法国政府选择了在通信、航空航天、民用核能等领域实现了工业性突破，这个被西方舆论称为“失败的工业国”变成世界上工业技术领先的国家，而且大大地带动了它的经济发展，一度成为仅次于美国、西德、日本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二）企业私有化改造使法国经济逐步走向平庸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出现了政治动荡，在政治动荡过程中，戴高乐总统选择了辞职。1981年法国社会党在大选中第一次胜出。社会党上台以后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搞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路线比传统的戴高乐主义“以国家为主导”有过之而无不及，推行大规模的国有化，把银行、通讯等各种各样的公司，全部国有化了。在国有化的过程中，国家财政要去购买私营企业，所以，法国政府的财政负担迅速增长，国债攀升，财政预算赤字不断增长，法郎连续贬值，曾经出现过一年之内法郎贬值三到五次的情况。
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总统密特朗换了几届总理。后上来的总理认为，企业国有化之后理论上讲应该更强，但事实是一方面政府财政问题更大了，另一方面一些企业的效率反而下降了，结果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于是政府干脆甩包袱，开始把此前国有化的企业又重新私有化，到市场上卖出去。不久之后，戴高乐时期奠定的比较坚实的国有化基础慢慢丧失掉了。
再后来，整个西方世界吹起了所谓新自由主义之风，英国、美国都在搞私有化，推行市场主导的经济政策。法国也加速了将国有化转为私有化的进程，而且走得过了头，甚至把原来技术领先、有竞争力的大企业都差不多私有化了。过去国家指导，抢占技术高地的发展方向，慢慢被抛弃了。企业有技术优势的时候，会获得一些超额利润，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以及足够的比较稳定的就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就业是比较稳定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法国企业丧失了技术优势，丧失了超额利润的来源，国有企业不断地退出有竞争力的领域，投资越来越弱，失业越来越多，法国经济变得越来越平庸。
传统上，法国的工会有政党的支持，力量非常强大。一到经济下降时，工会就经常性地组织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在企业的技术优势已经丧失、利润不断降低的时期，工会又不断地罢工，使得经济运行的效率更低，法国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社会福利体系漏洞加剧了经济恶性循环
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态势下，有一些政治家曾经策划了许多今天看起来仍然非常巧妙的改革方案，试图拯救法国经济，当时的法国总理朱佩就是其中之一。
朱佩在当总理的过程中发现，法国政府预算赤字多的原因之一是医疗开支太大。法国的医疗是全球最好的，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对各个国家的医疗水平、医疗设备、医疗条件做过评估，法国是全球第一名。虽然法国的医疗条件好，但是它的开支太大了，成为法国政府的一块心病。
为什么医疗开支成为政府预算中最大的一块，而且不断地增长呢？朱佩在调查中发现，有很多利益集团的链条在里边获利。比如说一些医疗器械的制造企业和医生之间达成了默契，无论谁来看病，医生都要鼓励病人做各种各样的医疗器械的检查，只要医疗器械运转起来，医院就能赚钱。医院获取高收益之后，可以出钱再买更多更先进的医疗器械，医生再不断地鼓励病人去使用这些新的医疗器械。可是许多常见病，是不需要先进的医疗器械去诊察的。患者不知道自己的病到底多严重，医生让他去做医疗器械檢查，他就去做检查，花多少钱基本都是由医疗保险出的，病人对医疗开支不需要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医疗费用不断地增长。当社会福利体系支付不足时，就由政府的预算补窟窿，而且需要用政府预算填补的份额逐年地增大。 朱佩总理发现了这个漏洞之后，就着手筹划在医疗体系中建立一套监督机制，选一些德高望重的医生成立专门委员会，根据病人医疗开支开展一些抽查监督工作。比如说一个病人治感冒用了数千元，如果抽查发现这数千元的医疗费用是因为某某医生让他做了几项医疗器械检查，而这些检查跟他的病没有任何关系，一旦抓住了证据就要惩罚医生。其实，如果有权威医生作为监察委员会委员，并且作出正确判断的话，这确实是一个堵漏洞的办法。
但是，朱佩的医疗改革法案发布之后，医生、护士、医疗器械的厂商以及部分民众纷纷上街游行，表达对新法案的抗议。因为新法案一旦实施，将逐步地切断医疗体系中各种利益链条的获利渠道，因此遭到了利益集团各种各样的抵制。最后朱佩只好辞去总理职务，一走了之。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和社会经济衰败加在一起，使法国社会陷入恶性循环，也加剧了族群的对立以及民众的极端化。
（四）法国多元文化传统受到极右翼势力的挑战
法国多元文化的传统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过程中，受到了严重挑战。
法国传统上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巴黎的红衣主教在梵蒂冈教堂里居于特殊地位。虽然在法国革命之后特别是在拿破仑执政时期有一点变化，但是后来又恢复了这个传统。法国是天主教里面最重要的国家，同时，法国又是一个共和国，是一个政教完全分离的国家，在它的教育体系、行政司法体系里都强调共和国价值观，强调不能以天主教的名义在社会上推行天主教文化。但是近年来，穆斯林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强烈要求在社会上表现他们的穆斯林文化，这些行为与法国政府一直坚持的宗教不能染指社会文化，特别是不能染指教育的传统产生了冲突。
比如，根据伊斯兰规矩，女人出门一定要戴头巾遮脸，一定不能露头发。穆斯林居民要求女孩上学时也要戴头巾，这种宗教传统是违反法国的共和国原则的，法国教育部严禁穆斯林女孩上学时戴头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族群的矛盾。还有其他类似的事情。比如，穆斯林居民要求孩子上学时一定要食用清真食品，法国学校对此作出妥协，给穆斯林设置了一些特殊的食堂，做一些特殊的清真食品。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比如，穆斯林说，在海滩上他们不习惯大家穿的游泳衣，要穿他们自己的游泳衣，把自己浑身裹得严严实实地下海，这大大地触犯了法国当地天主教居民的习惯，所以就加剧了族群的冲突。
到底是法国的教育和公共场所要坚持过去的政教分开和多元文化呢，还是应该包容穆斯林的做法呢，法国社会为此不断地争论。最后法国政府坚持几百年来的政教分离传统，禁止穆斯林女孩在学校戴头巾，禁止穆斯林在海滩上穿所谓的他们的泳装，等等。这样就使得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族群冲突的问题更加突出，法国的多元文化传统和共和文化传统受到了严重的挑衅。
三、法国大选决定着欧洲一体化的成败
在种族冲突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一个极右派的国家领导人上台，会把法国领到什么方向，会给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才能理解为什么国际社会如此重视法国这个好像在国际政治中不太重要的国家，才能理解为什么国际舆论如此关注2017年的法国大选。
如果极右派领导人上台执政，对欧洲一体化建设和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更为重要的是，2017年的法国大选结局如何，对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对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一）法国在中西方关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法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关系，曾经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变化过程。在世界格局主要由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掌控的时候，世界各国都要按照这两个阵营站队，法国和中国曾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本来法国属于西方阵营，中国属于东方阵营，但是法国和中国在这两个阵营中都扮演了某种程度的“反派”角色。
戴高乐总统执政时，认为法国不能事事都由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来决定，法国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地位。所以法国退出了北约的军事一体化组织，此后北约在巴黎的总部搬到了布鲁塞尔。而中国在东方阵营里，不断批判苏联的霸权主义逻辑，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后来干脆退出了东方阵营。
1964年，戴高乐将军任总统时决定跟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中国外交在西方世界的第一个真正的突破口。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北欧的几个国家跟中国建交，英国在1950年也跟中国建立代办级的外交关系。但是直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前，这些欧洲国家与中国都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外交关系。戴高乐将军在1964年时决定彻底地抛弃台湾，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这一事件奠定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外交关系基础。
法国对中国的重要影响还在于，尼克松总统改变对中国的态度跟戴高乐总统有直接关系。1960年尼克松与肯尼迪角逐总统选举失利，却在去欧洲旅行时得到戴高乐的赏识。戴高乐在巴黎接见了尼克松，尼克松当时因为败选，心情很沮丧。戴高乐告诉尼克松，想在政坛里做下去，一定要有恒心。还对尼克松讲了他自己如何在海外流浪，如何遭到各种各样势力的排挤。他告诉尼克松，这些都不要怕，但是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一定要挺身而出，一定要站出来保证国家的利益。戴高乐还对尼克松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大国，有那么悠久的历史，而且在整个亚洲有传统的势力范围，所以不能够忽视中国。
1968年，尼克松再度参选总统并成功胜出。1969年尼克松任美国总统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法国。再次与戴高乐会谈时，戴高乐告诉尼克松，越早承认中国对美国越有利。后来尼克松在内政外交方面遇到很多问题，而且当时美国想从越南撤兵，就必须跟中国打交道，于是尼克松决定与中国恢复关系。他派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并达成协议，之后尼克松总统亲自到中国访问，中美關系从此解冻。所以中法建交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戴高乐将军还说服美国总统正视中国问题，和中国展开接触。在此基础上，中美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所以法国在世界政治历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法国大选影响着欧洲一体化走向
法国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倡议国，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整个欧洲的一体化建设，开始时的每一步基本上都是法国的政治家提出来的。欧洲煤钢联营、原子能委员会等计划是由被称为“欧洲之父”的法国人莫内提出的；推动欧洲一体化共同市场发展的是当年法国的外交部长苏曼等人；现在的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简称欧盟）的方案也是由法国人德洛尔提出来的。德洛尔曾经是欧洲委员会主席，他在欧洲委员会任职时期提出建设欧洲的经濟货币联盟，建设统一的货币欧元等。
当然，法国人提出欧洲一体化方案，跟它自身实力的变化和它自身在欧洲的地位有直接关系。欧洲在战后一片疮痍，法国的实力也大大地下降。法国认为只有把欧洲的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够彻底地根除欧洲发生战争的根源，才能够让这些中等强国在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里有自己发言的机会，有自己增强实力的可能性。
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跟中国一样有否决权，这就奠定了它作为世界舞台上政治大国的地位。除了政治大国地位，当时它的经济后盾还不够厚实，所以法国和西德结成友谊伙伴，这一对伙伴对于后来欧洲一体化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西德作为最有实力的欧共体国家，对欧共体整体的建设提供财政支持；而法国作为全球政治大国，在政治舞台上替当时还叫欧共体的欧盟发声。法德这样一对“发动机”促使欧洲一体化不断地往前走，最后变成超级国家组织。欧盟有司法权，有经济发展的权力，还有各种各样的转移支付和援助发展的预算，能够帮助欧盟内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迅速地赶上去。
但是欧洲一体化的过程在1990年以后，慢慢地产生了一些变化。因为随着西德、东德的统一，法国在欧洲一体化中的地位开始下降。过去欧洲一体化的方案都是法国人提出来的，德国统一之后的欧洲一体化方案往往是德国人提出来的。法国和德国角色的颠倒，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法国人一开始就不太赞成德国的一体化方案，而且法国民众对于未来欧盟的发展方向也开始不满意，觉得欧盟按照德国的思路发展，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了欧洲一体化建立的初衷。
欧盟制宪委员会准备了《欧洲宪法条约草案》，需要各国公民投票决定是不是通过。结果草案在法国公民投票中被否定了，之后荷兰公投也否定了这一条约。《欧洲宪法条约草案》没能出台，某种程度上使欧盟没有像法国设想的那样变成超级国家联盟。后来通过了《里斯本协议》，从形式上缓解或降低了政治同盟的含义。其实《欧洲宪法条约草案》是由法国的前总统德斯坦准备的。德斯坦有一个班子专门审查各国尤其是联邦制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宪法和草案，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欧洲的宪法草案。他想通过宪法草案的付诸实施，把欧盟的政治权力不断地收起来，变成形式上的欧洲政治联盟国家。但是法国民众把法国政治家制定的欧盟宪法草案否定了，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方向。
在这种背景下，现在进行的法国大选就显得令人担心了。如果法国选出一个极右翼的总统，真去搞全民公决脱离欧盟的话，欧盟必然会解体。因为法国是欧盟的核心国家，也是整个欧洲一体化的推动者、计划者，它退出了欧盟，就跟当年俄罗斯退出苏联相似。俄罗斯一退出，苏联就瓦解了，因为联盟中的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维持这么大的联盟共同体。所以如果法国退出了欧盟，欧盟一定会土崩瓦解。
如果欧盟分裂，在未来的多极世界里，英国、德国、法国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欧洲大国，其实成不了真正的大国，因为它们的人口、经济实力和能力都已经使其不可能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如果欧盟瓦解了，全世界除美元之外的另一大货币欧元就成问题了，欧元区也一定会跟着瓦解，欧洲就会重新洗牌，所有地缘政治问题都会出来。那时中国会非常难堪。中国是把欧共体当作一个实体来承认的，中国一直坚定地支持欧洲一体化。如果欧洲变得四分五裂的话，中国就需要重新寻找在欧洲地区甚至在世界上可以合作的战略伙伴，需要用其他方法来重新定义未来的国际社会。
如果欧盟向着团结的方向发展，成为未来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时，它一定是中国可以借重的多极世界的一极，因为它有很大的人口和市场，有很大的经济能力，而且是在世界科技领域领先的经济实体、政治实体。所以法国大选是否会选出一个极右的领导人，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如果极右的领导人被选出来，欧洲的分裂或许将势不可当。而欧洲的分裂对于世界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对于中国的影响，亦将非常巨大，甚至是出乎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