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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之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言里这样写道。
“七七事变”之后，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的钱穆，随西南联大师生一路颠沛流离，辗转大半个中国，最后在昆明岩泉禅寺落脚，身边只有陆续做了3年的摘写笔记，钱穆就在此基础上开始写作《国史大纲》。战乱、剧变、满目疮痍，“中国会不会亡”的残酷命题每天都在刺激他，《国史大纲》因此创见迭出，成为通史类著作的经典。
钱穆10岁时就读于无锡一家新式学堂，体操教师钱伯圭思想激进，他见钱穆早慧，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说，是。没想到老师说：“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这番话给了钱穆极大的震动，“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由“品三国”而大红的易中天，决心用五到八年写作的《易中天中华史》，其总序开宗明义：《文明的意志和中华的位置》，依然是在试图用中外文明史的梳理和比较，突围难住中国人百余年的这个命题。
用浅显、通俗的方式讲史，并非今人独创。《三国演义》究其本质也不过是《三国志》的戏说而已。1944年，“现代讲史第一人”黎东方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某剧院，以说书的方式说史，主题也叫“品三国”，40法郎一张门票，盛况空前，而这位“说书先生”，还是梁启超弟子、留法巴黎大学博士、教授，著作等身。
中国人对历史的热情，自古至今，无论朝野。有人以史为鉴，有人以史为棍，有人以史为娱，有人以史为帝王之术，有人以史为攻心之器，有人以史为股掌玩物。改朝换代，先必篡史；时局欲变，借史表态。在中国，历史从来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跟政治之间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到了娱乐至死的今天，又成为茶余饭后宫斗戏说的巨大资料库。
中国人从史书里读到了什么？中国人需要怎样的史书？《易中天中华史》最初两卷出版之后，许多人质疑：此书是否学者明星化后的又一粗制滥造之作？已经名利双收的老易还这么折腾，到底“意欲何为”？
所有有野心和能力写中华通史的人，都必须面对一道关于中华文明的终极命题，这个命题类似哲学里的“我是谁？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因何在此？”
通史难写，但读通史有益，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个全局观，认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明脉络，以及我们所身处的时代。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以个人身份著中华通史，有不少佳作隔着岁月的暌违熠熠生辉：比如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比如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可惜张先生英年早逝，来不及写完）。
用通俗的方法讲史，还是用学术的方法治史，这两种不同的历史讲述方式背后，有着不同的受众人群与受众口味。你可以拿起以上任何一本，也可以选择易中天的通俗。易中天說，他希望说出他心目中的常识，以及让更多的人说出他们心目中的常识，他等待观点的洪流在此相遇，并成为一场真正的、有意义的、全社会的大讨论。
由此而言，最可悲的局面，不在于厚通俗薄严肃，或者厚严肃薄通俗，而是没有任何的声音与争论、没有鲜花与臭鸡蛋的死水一潭。
“七七事变”之后，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的钱穆，随西南联大师生一路颠沛流离，辗转大半个中国，最后在昆明岩泉禅寺落脚，身边只有陆续做了3年的摘写笔记，钱穆就在此基础上开始写作《国史大纲》。战乱、剧变、满目疮痍，“中国会不会亡”的残酷命题每天都在刺激他，《国史大纲》因此创见迭出，成为通史类著作的经典。
钱穆10岁时就读于无锡一家新式学堂，体操教师钱伯圭思想激进，他见钱穆早慧，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说，是。没想到老师说：“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这番话给了钱穆极大的震动，“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由“品三国”而大红的易中天，决心用五到八年写作的《易中天中华史》，其总序开宗明义：《文明的意志和中华的位置》，依然是在试图用中外文明史的梳理和比较，突围难住中国人百余年的这个命题。
用浅显、通俗的方式讲史，并非今人独创。《三国演义》究其本质也不过是《三国志》的戏说而已。1944年，“现代讲史第一人”黎东方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某剧院，以说书的方式说史，主题也叫“品三国”，40法郎一张门票，盛况空前，而这位“说书先生”，还是梁启超弟子、留法巴黎大学博士、教授，著作等身。
中国人对历史的热情，自古至今，无论朝野。有人以史为鉴，有人以史为棍，有人以史为娱，有人以史为帝王之术，有人以史为攻心之器，有人以史为股掌玩物。改朝换代，先必篡史；时局欲变，借史表态。在中国，历史从来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跟政治之间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到了娱乐至死的今天，又成为茶余饭后宫斗戏说的巨大资料库。
中国人从史书里读到了什么？中国人需要怎样的史书？《易中天中华史》最初两卷出版之后，许多人质疑：此书是否学者明星化后的又一粗制滥造之作？已经名利双收的老易还这么折腾，到底“意欲何为”？
所有有野心和能力写中华通史的人，都必须面对一道关于中华文明的终极命题，这个命题类似哲学里的“我是谁？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因何在此？”
通史难写，但读通史有益，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个全局观，认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明脉络，以及我们所身处的时代。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以个人身份著中华通史，有不少佳作隔着岁月的暌违熠熠生辉：比如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比如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可惜张先生英年早逝，来不及写完）。
用通俗的方法讲史，还是用学术的方法治史，这两种不同的历史讲述方式背后，有着不同的受众人群与受众口味。你可以拿起以上任何一本，也可以选择易中天的通俗。易中天說，他希望说出他心目中的常识，以及让更多的人说出他们心目中的常识，他等待观点的洪流在此相遇，并成为一场真正的、有意义的、全社会的大讨论。
由此而言，最可悲的局面，不在于厚通俗薄严肃，或者厚严肃薄通俗，而是没有任何的声音与争论、没有鲜花与臭鸡蛋的死水一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