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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在叙述文本的时候，“看者”“说者”的文化立场、情感指向、价值判断的参与和渗透往往都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到文本信息的传递。滕肖澜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她的作品当中，以日常生活的琐碎来为我们揭示上海人的烟火气息。《美丽的日子》是一个用婚姻交换户口的故事，权力关系本身的不对等，使得小说从一开始就不自觉地透露出了一种强烈的“上海自恋情结”。
关键词：上海 自恋 视角
《美丽的日子》毫无疑问是一个用婚姻交换户口的故事。在这场交易当中，卫老太的手中掌握着绝对的主导权。卫老太生活在上海的底层，可是在这场交易当中卫老太却始终处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这一切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她手中握有姚虹想要成为上海人的通行证：上海户口。在上海户口和姚虹这个外地女人的价值比对当中，上海户口的价值取胜不言而喻。用小说当中的话来说：“介绍人手底下握着十来个女人，扑克牌似的……”而姚虹是因为“从桌子底下递了个红包过去”，才抢了先机。小说当中的这个前提是天然成立的，因此也就暴露出了作者对这个前提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使得小说不能对这个前提进行探究和反思，而只是在其支配下，按照设定的逻辑去构造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这样，小说当中就不自觉地透露出了一种强烈的“上海自恋情结”。
叙述视角的自恋化贯穿了《美丽的日子》整个文本。滕肖澜在进行文本创作时，经常性地会选择具有“全知全能”功能的第三人称的叙事模式。作者力图站在文本之外，为自己寻找一个客观的姿态以避免主观意识在文本中的渗透。在《美丽的日子》中，滕肖澜依然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叙事模式。无论是卫老太还是姚虹，作者都是以“上海人”的视角来推进故事的发展态势。卫老太自始至终都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上海主人姿态来对这个外地人姚虹进行审视。文章开篇就以“吃饭时，卫老太发现，姚虹的手搭在卫兴国的大腿上”这样的日常生活镜头把我们带入故事场景中去。“卫老太咳嗽一声，那只手顿时松开了”，卫老太在日常的所有细碎生活里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其作为一个上海本地人的优越感。站在一个制高点的位置来审视姚虹并进行评价，这种评价又多是鄙夷的，不屑的。后来姚虹获得了卫老太的认可，进入了“上海人”的范畴之中，卫老太开始打造姚虹，让她买时尚杂志，学习上海人的言行举止，这一系列的发生都是以“上海人”作为标杆来建立的一种姿态。关于上海的一切都是最好的，都是需要被靠近的。似乎只有这样才有资格称之为“上海人”。
在作者对姚虹和卫老太心理描写的处理上，卫老太是叙述文本的主要视角人物，姚虹的许多行为活动都是通过她的视角展现出来的。这也恰恰是作者无意识下的一种“上海自恋情结”的彰显。这种“自恋”给小说带来了一些盲区，非上海人的生活和心灵得不到一个真实的展示，有很多深层次的内心纠葛就会被遮蔽起来得不到表现。小说似乎建立了上海生活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体现在烧菜、上海话等方面。小说详尽地描述卫老太教姚虹烧上海菜、学上海话，甚至在小说的结尾给姚虹买时尚杂志学习上海人的“时尚”。就是要将这种同一性毫不更改地复制给这个上饶女人。
“我认为，叙述人的主体定位是一个‘前语言’的问题，他决定作者的写作行为将以何种角度向人、向生活、向经验切入，决定作者对叙事方式的选择（语式、语态等），也决定文本的组织结构方式，并最终制约意识形态的传达。”孙先科在其《颂祷与自诉》中这样讲到。滕肖澜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从小生活在上海的宝贵经历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现实范本。正是由于这种与生俱来的上海经验的影响，会不自觉地成为一种“前意识”。因此在她的创作中就会不经意地透露出作为上海人的优越性，所以在叙述的“前语言”当中，她有意识地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旨在将自己与文本的人物价值取向隔离开来，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次自我价值立场趋向的彰显。
她的这种上海自恋情结不仅体现在《美丽的日子》这一作品当中，在其所创作的其他作品当中也有体现，比如《这无法无天的爱》中外地情侣宋长征和卢晓红这些小人物。他们是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异乡人”，无论他们多么努力想要融入这座城，却总是会遭到来自各方现实的羁绊，结局总不那么完满。姚虹的结局算是好的，至少她留在了这座城，拥有了令人艳羡的“上海户口”，可是还有很多“异乡人”惨淡收场。“异乡人”始终很难在这座城寻得自己的位置，也是因这城的遥不可及，城里的人才会不自觉地“自恋”起来。
参考文献：
[1]董海梅.小说叙述视角论[D].西安：西北大学，2010.
[2]孙先科.颂祷与自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3]丁帆.中国现当代文学讲稿[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白娅，女，河南师范大学2015级中国语言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上海 自恋 视角
《美丽的日子》毫无疑问是一个用婚姻交换户口的故事。在这场交易当中，卫老太的手中掌握着绝对的主导权。卫老太生活在上海的底层，可是在这场交易当中卫老太却始终处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这一切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她手中握有姚虹想要成为上海人的通行证：上海户口。在上海户口和姚虹这个外地女人的价值比对当中，上海户口的价值取胜不言而喻。用小说当中的话来说：“介绍人手底下握着十来个女人，扑克牌似的……”而姚虹是因为“从桌子底下递了个红包过去”，才抢了先机。小说当中的这个前提是天然成立的，因此也就暴露出了作者对这个前提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使得小说不能对这个前提进行探究和反思，而只是在其支配下，按照设定的逻辑去构造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这样，小说当中就不自觉地透露出了一种强烈的“上海自恋情结”。
叙述视角的自恋化贯穿了《美丽的日子》整个文本。滕肖澜在进行文本创作时，经常性地会选择具有“全知全能”功能的第三人称的叙事模式。作者力图站在文本之外，为自己寻找一个客观的姿态以避免主观意识在文本中的渗透。在《美丽的日子》中，滕肖澜依然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叙事模式。无论是卫老太还是姚虹，作者都是以“上海人”的视角来推进故事的发展态势。卫老太自始至终都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上海主人姿态来对这个外地人姚虹进行审视。文章开篇就以“吃饭时，卫老太发现，姚虹的手搭在卫兴国的大腿上”这样的日常生活镜头把我们带入故事场景中去。“卫老太咳嗽一声，那只手顿时松开了”，卫老太在日常的所有细碎生活里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其作为一个上海本地人的优越感。站在一个制高点的位置来审视姚虹并进行评价，这种评价又多是鄙夷的，不屑的。后来姚虹获得了卫老太的认可，进入了“上海人”的范畴之中，卫老太开始打造姚虹，让她买时尚杂志，学习上海人的言行举止，这一系列的发生都是以“上海人”作为标杆来建立的一种姿态。关于上海的一切都是最好的，都是需要被靠近的。似乎只有这样才有资格称之为“上海人”。
在作者对姚虹和卫老太心理描写的处理上，卫老太是叙述文本的主要视角人物，姚虹的许多行为活动都是通过她的视角展现出来的。这也恰恰是作者无意识下的一种“上海自恋情结”的彰显。这种“自恋”给小说带来了一些盲区，非上海人的生活和心灵得不到一个真实的展示，有很多深层次的内心纠葛就会被遮蔽起来得不到表现。小说似乎建立了上海生活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体现在烧菜、上海话等方面。小说详尽地描述卫老太教姚虹烧上海菜、学上海话，甚至在小说的结尾给姚虹买时尚杂志学习上海人的“时尚”。就是要将这种同一性毫不更改地复制给这个上饶女人。
“我认为，叙述人的主体定位是一个‘前语言’的问题，他决定作者的写作行为将以何种角度向人、向生活、向经验切入，决定作者对叙事方式的选择（语式、语态等），也决定文本的组织结构方式，并最终制约意识形态的传达。”孙先科在其《颂祷与自诉》中这样讲到。滕肖澜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从小生活在上海的宝贵经历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现实范本。正是由于这种与生俱来的上海经验的影响，会不自觉地成为一种“前意识”。因此在她的创作中就会不经意地透露出作为上海人的优越性，所以在叙述的“前语言”当中，她有意识地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旨在将自己与文本的人物价值取向隔离开来，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次自我价值立场趋向的彰显。
她的这种上海自恋情结不仅体现在《美丽的日子》这一作品当中，在其所创作的其他作品当中也有体现，比如《这无法无天的爱》中外地情侣宋长征和卢晓红这些小人物。他们是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异乡人”，无论他们多么努力想要融入这座城，却总是会遭到来自各方现实的羁绊，结局总不那么完满。姚虹的结局算是好的，至少她留在了这座城，拥有了令人艳羡的“上海户口”，可是还有很多“异乡人”惨淡收场。“异乡人”始终很难在这座城寻得自己的位置，也是因这城的遥不可及，城里的人才会不自觉地“自恋”起来。
参考文献：
[1]董海梅.小说叙述视角论[D].西安：西北大学，2010.
[2]孙先科.颂祷与自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3]丁帆.中国现当代文学讲稿[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白娅，女，河南师范大学2015级中国语言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