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是一次特殊的审判，身为审判长的李烈钧在审判的当天竟称“阶下囚”张学良是“好角色!”受审者张学良亦在多年以后，称李烈钧颇有“长者之风”，自己对他会“永世不忘”。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1936年年末，一向无职无权、闲居养病的辛亥革命元老李烈钧突然受命出任了南京政府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长，主持对“西安事变”主谋张学良的审判。
不解兵谏初衷，李烈钧曾通电指责张学良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因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指挥下，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以及随他一起前来的一些党国军政要员，向全国提出了要求联共抗日的八项主张，并电请中共中央派员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处理善后事宜。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国内外各种势力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出现了极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各方针锋相对，你争我夺。冯玉祥当时就曾叹道：“能平心静气为国家、为民族打算的，实在太少了。”
李烈钧与冯玉祥相交莫逆，他俩的看法大体一致。事变的当天中午，李烈钧就得到了消息，并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冯玉祥。冯玉祥也甚为惊奇，急忙与李烈钧、张继和原西北军将领鹿钟麟、张之江、石敬亭等人商量起了“急救办法”。晚10点，冯玉祥造访何应钦，李烈钧正好也在何家，争论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结果。
本来李烈钧就对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执行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不战而逃深表气愤，这一回，他对张、杨“兵谏”的韧衷，自然一时也是无法理解，故于12月16日，通电指责张、杨：“君非雨亭公之嗣乎?父仇未报，更酿内乱，何以为子?以怨报德，威劫主帅，何以为将?天登重足而立，侧目而视，何以为人?”又说：“为今之计，唯有遵冯公所示第一条办法，并肉袒负荆，谒京请罪，则过也如日前蚀，复兮可见天地之心也。失路不反，闻道犹迷，君岂其然!”言辞虽然激烈，但亦多是规劝诱导之词，可见当时李烈钧的急切心情。
代蒋受过，审判长拿定主意“问而不审”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项条件，获得释放。一场内战避免了，全国抗日有望了，这正是李烈钧所企盼的。
12月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经洛阳返回南京。为了挽回面子，他在途中还令人起草了对张、杨的所谓训词，说张、杨放他，是因为受到了其精神的感召。但26日，当蒋介石飞抵南京后，就立刻扣押了护送他回来的张学良。12月2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会上有人遵蒋旨意，提出要成立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以正肃“法令纲纪”。这一提案很快就获得了通过。那么由谁出任审判长呢?按军法条例，军衔低于张学良的是不可以出任主审的，而当时在国民党内，比张学良军衔高的只有蒋介石。与他同级的也只有何应钦、李烈钧和冯玉祥。冯玉祥与张学良的关系一向十分密切，自然不宜出任这个审判长，而何应钦是个亲日派，冯玉祥担心由他出任审判长会对张学良不利，所以力推李烈钧出任审判长。
12月29日，李烈钧被南京政府任命为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主持对张的审判。随后，军委会约他到会谈话。冯玉祥和何应敏都参加了这次谈话。冯玉祥以副委员长的身份请李烈钧决定审判官的人选，李烈钧当场选定了朱培德和鹿钟麟。
李烈钧出任审判长，除了冯玉祥的力荐，还有以下适合的条件：
一、李烈钧早年留学日本，后又游历了西欧、东南亚各地，深谙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又先后在江西新军、云南讲武堂带兵与供职，曾三度出任孙中山的参谋总长，对军法条文、程序颇为了解，素有研究。
二、李烈钧是辛亥革命元勋，国民党元老，著名讨袁将领。早年追随孙中山，出生入死，屡立战功，资格老，名望高。三、李烈钧与张学良之父张作霖颇多交往，且有1924年12月随孙中山在天津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险遭“鸿门宴”之笑谈，其时，张学良还是“小六子”。因此，可视之为张学良的长辈。
四、李烈钧素来风骨嶙峋，特立独行，“既不愿自行结党营私，又不肯跟别人同流合污”。由他出任审判长，易为各派所接受。
从军委会归来，李烈钧即邀请原最高法院院长徐元浩来家商讨。下午，还向国民政府和军委会调集军法官、书记官各两人，告知所负的责任。次日，他又邀请了熟识法律的专家20多人至家中会餐，进一步弄清各项法律问题，到清晨方散。
李烈钧还于暗中征询了审判官鹿钟麟对会审的意见。鹿钟麟对张学良深表同情，认为审判不过是走过场，是蒋介石借以遮掩其险恶用心来整人的“鬼把戏”，就直言相告：“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李烈钧认为所言极是。
其实，李烈钧对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京“请罪”的坦荡磊落之举，由衷钦佩，是主张释而赦之，宣判无罪的。但是经过多年的教训，他已深知蒋介石的为人。
12月30日，李烈钧拜会了已经宣布“休息”和“回避”的蒋介石。刚落座，蒋介石就问：“审判长对此案如何办理?”李烈钧直言禀告：“张学良在西安的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之意。但能悔改，亲送委员长返京，还望委员长能以宽大为怀，赦而释之。”并解释说这样处理的好处是能“使世人皆崇拜委员长胸襟之宏伟卓绝”。但是，蒋介石听后，却一直是默不作声。于是，李烈钧又进一步规劝说：“昔有两士，一为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可否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试图以齐桓公和晋文公宽恕管仲和寺人报的故事来打动蒋介石。然而，虽然他言之谆谆，但蒋介石还是听之藐藐，并最后还警告他一定要“慎重”。李烈钧听后，方知“王命”难违，只得匆匆告退。
惺惺相惜，李烈钧大赞“张学良，好角色!”
12月31日，是军事法庭开庭之日。事先审判官鹿钟麟为避免张学良在受审时难堪，提出将例行要问的姓名、年龄、职业、籍贯等项知事省去，由会审书记官代填了事。李烈钧认为言之有理。随后李又让鹿到候审室面见张学良，并与之握手，更提醒张学良在法庭上有话尽管说。
开庭之初，李烈钧因张学良乃陆军上将，所犯又系未遂罪，且有悔过之意，乃破例让他坐下，但张学良却始终不肯，且面露笑容，神情自若。李问：“你知道犯有什么罪吗?”张答：“我不知道我犯的是哪一条罪。”李烈钧遂以陆军刑法各条告知。据《李烈钧自传》记：“学良颜色扬扬如平常，答词直率无忌。”紧接着李烈钧又问道：“尔胁迫统帅，有人指使乎?抑尔自策划耶?”学良对曰：“吾自欲出此耳。我所作事，我自当之。我非任何人所能指使者。”言词爽直，侃侃而谈。问到这时，张学良忽变被动为主动，对李烈钧说：“今我有一言，欲问 审判长可得乎?”李烈钧表示同意。“当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曾起义讨伐袁世凯，有是事乎?”“然。”“为讨其施行专制乎?”“然。”“我在西安之举，亦对中央之独断，欲有所谏正之耳。”这一问一答，使李、张两人的位置颠倒了，也使李烈钧的处境十分难堪。李烈钧心中暗暗佩服，但表面上还只得以审判长的身份行事。张学良继续在法庭上揭露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读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请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抗日的?”随即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钱包，从中取出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当场宣读起来。李烈钧一见，马上大声制止。鹿钟麟也怕场面不好收拾，只得提议暂时休庭。稍事休息之时，李烈钧赞许地对会审人员说：“张学良长进不少!”
复审开始，李烈钧巴望早点收场，脸虽正色，但言语和善，“尔在西安所为，据实供出，否则于尔不利。”鹿钟麟、朱培德也劝张学良早下台阶：“审判长待人素持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张学良见事已到此，多言无益。这一幕由蒋介石导演的闹剧只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所谓“审判”，就草草收场了。
最后李烈钧将审判经过，分别呈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利5年。蒋介石见报复目的达到，又假充善人，于当天下午呈请特赦，免于执行。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准予特赦，但仍把张学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失去人身自由长达五十多年之久。
当天下午，王侃等人早早来到李烈钧住地等候消息。李烈钧的汽车刚到，大家就围了上去。李下车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张学良，好角色!”王侃急问蒋是否会杀掉张学良，李烈钧没有作答，只是一面摇头，一面叹息。
案件了结之时，原李烈钧的秘书雷啸吟从贵州到南京拜见李烈钧，问起有无不便宣布的内容，李烈钧戏谑地自我解嘲：“没有什么别情，只是我因此升了一次官而已!”其苦楚心境由此可知。鹿钟麟更是气恼地说：“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审判张学良两个月后，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何香凝出人意外地出席了会议。会上，她们与冯玉祥等13人发起了“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即《团结抗日宣言》)，孰料，已在此提案上签了名的李烈钧加入同盟会时的介绍人张继，竟又公开表示了反悔，冯玉祥等人将此事告诉了李烈钧，李感慨地说：“这个姓张(指张继)的，不如那个姓张(张学良)的!”其对张学良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李烈钧就把自己的名字书于宣言之后，并划去了张继的名字，并义正词严地说：“姓张(指张继)的害怕了，姓李(指自己)的可不怕!”在这个宣言中，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本意和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近半年来，迭次接到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停止危害本党政权之企图，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这个提案虽然在会上没有被通过，但是会议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全国抗战高潮的到来，并没有因为蒋介石报复张学良、李烈钧审判张学良而停止。
1936年年末，一向无职无权、闲居养病的辛亥革命元老李烈钧突然受命出任了南京政府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长，主持对“西安事变”主谋张学良的审判。
不解兵谏初衷，李烈钧曾通电指责张学良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因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指挥下，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以及随他一起前来的一些党国军政要员，向全国提出了要求联共抗日的八项主张，并电请中共中央派员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处理善后事宜。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国内外各种势力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出现了极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各方针锋相对，你争我夺。冯玉祥当时就曾叹道：“能平心静气为国家、为民族打算的，实在太少了。”
李烈钧与冯玉祥相交莫逆，他俩的看法大体一致。事变的当天中午，李烈钧就得到了消息，并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冯玉祥。冯玉祥也甚为惊奇，急忙与李烈钧、张继和原西北军将领鹿钟麟、张之江、石敬亭等人商量起了“急救办法”。晚10点，冯玉祥造访何应钦，李烈钧正好也在何家，争论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结果。
本来李烈钧就对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执行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不战而逃深表气愤，这一回，他对张、杨“兵谏”的韧衷，自然一时也是无法理解，故于12月16日，通电指责张、杨：“君非雨亭公之嗣乎?父仇未报，更酿内乱，何以为子?以怨报德，威劫主帅，何以为将?天登重足而立，侧目而视，何以为人?”又说：“为今之计，唯有遵冯公所示第一条办法，并肉袒负荆，谒京请罪，则过也如日前蚀，复兮可见天地之心也。失路不反，闻道犹迷，君岂其然!”言辞虽然激烈，但亦多是规劝诱导之词，可见当时李烈钧的急切心情。
代蒋受过，审判长拿定主意“问而不审”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项条件，获得释放。一场内战避免了，全国抗日有望了，这正是李烈钧所企盼的。
12月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经洛阳返回南京。为了挽回面子，他在途中还令人起草了对张、杨的所谓训词，说张、杨放他，是因为受到了其精神的感召。但26日，当蒋介石飞抵南京后，就立刻扣押了护送他回来的张学良。12月2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会上有人遵蒋旨意，提出要成立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以正肃“法令纲纪”。这一提案很快就获得了通过。那么由谁出任审判长呢?按军法条例，军衔低于张学良的是不可以出任主审的，而当时在国民党内，比张学良军衔高的只有蒋介石。与他同级的也只有何应钦、李烈钧和冯玉祥。冯玉祥与张学良的关系一向十分密切，自然不宜出任这个审判长，而何应钦是个亲日派，冯玉祥担心由他出任审判长会对张学良不利，所以力推李烈钧出任审判长。
12月29日，李烈钧被南京政府任命为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主持对张的审判。随后，军委会约他到会谈话。冯玉祥和何应敏都参加了这次谈话。冯玉祥以副委员长的身份请李烈钧决定审判官的人选，李烈钧当场选定了朱培德和鹿钟麟。
李烈钧出任审判长，除了冯玉祥的力荐，还有以下适合的条件：
一、李烈钧早年留学日本，后又游历了西欧、东南亚各地，深谙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又先后在江西新军、云南讲武堂带兵与供职，曾三度出任孙中山的参谋总长，对军法条文、程序颇为了解，素有研究。
二、李烈钧是辛亥革命元勋，国民党元老，著名讨袁将领。早年追随孙中山，出生入死，屡立战功，资格老，名望高。三、李烈钧与张学良之父张作霖颇多交往，且有1924年12月随孙中山在天津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险遭“鸿门宴”之笑谈，其时，张学良还是“小六子”。因此，可视之为张学良的长辈。
四、李烈钧素来风骨嶙峋，特立独行，“既不愿自行结党营私，又不肯跟别人同流合污”。由他出任审判长，易为各派所接受。
从军委会归来，李烈钧即邀请原最高法院院长徐元浩来家商讨。下午，还向国民政府和军委会调集军法官、书记官各两人，告知所负的责任。次日，他又邀请了熟识法律的专家20多人至家中会餐，进一步弄清各项法律问题，到清晨方散。
李烈钧还于暗中征询了审判官鹿钟麟对会审的意见。鹿钟麟对张学良深表同情，认为审判不过是走过场，是蒋介石借以遮掩其险恶用心来整人的“鬼把戏”，就直言相告：“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李烈钧认为所言极是。
其实，李烈钧对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京“请罪”的坦荡磊落之举，由衷钦佩，是主张释而赦之，宣判无罪的。但是经过多年的教训，他已深知蒋介石的为人。
12月30日，李烈钧拜会了已经宣布“休息”和“回避”的蒋介石。刚落座，蒋介石就问：“审判长对此案如何办理?”李烈钧直言禀告：“张学良在西安的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之意。但能悔改，亲送委员长返京，还望委员长能以宽大为怀，赦而释之。”并解释说这样处理的好处是能“使世人皆崇拜委员长胸襟之宏伟卓绝”。但是，蒋介石听后，却一直是默不作声。于是，李烈钧又进一步规劝说：“昔有两士，一为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可否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试图以齐桓公和晋文公宽恕管仲和寺人报的故事来打动蒋介石。然而，虽然他言之谆谆，但蒋介石还是听之藐藐，并最后还警告他一定要“慎重”。李烈钧听后，方知“王命”难违，只得匆匆告退。
惺惺相惜，李烈钧大赞“张学良，好角色!”
12月31日，是军事法庭开庭之日。事先审判官鹿钟麟为避免张学良在受审时难堪，提出将例行要问的姓名、年龄、职业、籍贯等项知事省去，由会审书记官代填了事。李烈钧认为言之有理。随后李又让鹿到候审室面见张学良，并与之握手，更提醒张学良在法庭上有话尽管说。
开庭之初，李烈钧因张学良乃陆军上将，所犯又系未遂罪，且有悔过之意，乃破例让他坐下，但张学良却始终不肯，且面露笑容，神情自若。李问：“你知道犯有什么罪吗?”张答：“我不知道我犯的是哪一条罪。”李烈钧遂以陆军刑法各条告知。据《李烈钧自传》记：“学良颜色扬扬如平常，答词直率无忌。”紧接着李烈钧又问道：“尔胁迫统帅，有人指使乎?抑尔自策划耶?”学良对曰：“吾自欲出此耳。我所作事，我自当之。我非任何人所能指使者。”言词爽直，侃侃而谈。问到这时，张学良忽变被动为主动，对李烈钧说：“今我有一言，欲问 审判长可得乎?”李烈钧表示同意。“当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曾起义讨伐袁世凯，有是事乎?”“然。”“为讨其施行专制乎?”“然。”“我在西安之举，亦对中央之独断，欲有所谏正之耳。”这一问一答，使李、张两人的位置颠倒了，也使李烈钧的处境十分难堪。李烈钧心中暗暗佩服，但表面上还只得以审判长的身份行事。张学良继续在法庭上揭露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读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请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抗日的?”随即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钱包，从中取出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当场宣读起来。李烈钧一见，马上大声制止。鹿钟麟也怕场面不好收拾，只得提议暂时休庭。稍事休息之时，李烈钧赞许地对会审人员说：“张学良长进不少!”
复审开始，李烈钧巴望早点收场，脸虽正色，但言语和善，“尔在西安所为，据实供出，否则于尔不利。”鹿钟麟、朱培德也劝张学良早下台阶：“审判长待人素持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张学良见事已到此，多言无益。这一幕由蒋介石导演的闹剧只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所谓“审判”，就草草收场了。
最后李烈钧将审判经过，分别呈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利5年。蒋介石见报复目的达到，又假充善人，于当天下午呈请特赦，免于执行。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准予特赦，但仍把张学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失去人身自由长达五十多年之久。
当天下午，王侃等人早早来到李烈钧住地等候消息。李烈钧的汽车刚到，大家就围了上去。李下车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张学良，好角色!”王侃急问蒋是否会杀掉张学良，李烈钧没有作答，只是一面摇头，一面叹息。
案件了结之时，原李烈钧的秘书雷啸吟从贵州到南京拜见李烈钧，问起有无不便宣布的内容，李烈钧戏谑地自我解嘲：“没有什么别情，只是我因此升了一次官而已!”其苦楚心境由此可知。鹿钟麟更是气恼地说：“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审判张学良两个月后，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何香凝出人意外地出席了会议。会上，她们与冯玉祥等13人发起了“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即《团结抗日宣言》)，孰料，已在此提案上签了名的李烈钧加入同盟会时的介绍人张继，竟又公开表示了反悔，冯玉祥等人将此事告诉了李烈钧，李感慨地说：“这个姓张(指张继)的，不如那个姓张(张学良)的!”其对张学良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李烈钧就把自己的名字书于宣言之后，并划去了张继的名字，并义正词严地说：“姓张(指张继)的害怕了，姓李(指自己)的可不怕!”在这个宣言中，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本意和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近半年来，迭次接到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停止危害本党政权之企图，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这个提案虽然在会上没有被通过，但是会议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全国抗战高潮的到来，并没有因为蒋介石报复张学良、李烈钧审判张学良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