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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行路难》（其一）的主旨问题一直为古今学者所重视。由于背景参照、辨析方法、阐释路径不同，主要分为“积极进取”和“弃世遁逃”两说。通过对诸家说法进行梳理、辨别，发现“弃世”说一派挖掘了较多内证材料以支撑观点，而“进取”说一派所举的例证则数量有限、力度不足。同时，由于李白《行路难》组诗与《纪南陵题五松山》、《古风》（其二十九）、《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诗表述相似、表达相同，因此《行路难》（其一）应是以弃世远遁为主旨，表达了对天宝三载蒙讥去朝一事的沉痛与失望。
作为李白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行路难》组诗一直受到古今学者的充分关注。但由于李白“语多率然而成者”，导致诗旨释义常常存在多解性和不确定性。在《行路难》组诗主旨理解中，前辈学者虽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认为《行路难》组诗承袭了乐府古题，以“备言世路艰难离别悲伤”为主旨，但在《行路难》（其一）的解读上仍存在分歧。诸家对《行路难》（其一）的主旨研究，由于背景参照、辨析方法、阐释路径不同，呈现出一种驳杂面貌。而诸家所提出的观点，不仅关乎对诗文原旨的阐释，还涉及对李白政治活动、文学创作等方面的考订与解读。因此，探究《行路难》（其一）的主旨，需梳理诸家说法，厘清各派的研究脉络与例证方法。
一、古代：从章句释义出发
古人对于李白《行路难》（其一）主旨的解读采用了中国传统诗歌分析方法，或进行直觉性的篇章释义，或抓住意象、典故进行句子解析，由此分为两派。
一派认为李白《行路难》（其一）沿袭乐府“世路艰难”的主旨。胡震亨认为：“《行路难》，叹世路艰难及贫贱离索之感。古辞亡，后鲍照拟作为多。白诗似全效照。”（《李杜诗通》）胡震亨认为，李白所作《行路难》三首皆效仿鲍照，沿用乐府“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的原旨，表达“叹世路艰难及贫贱离索之感”。明人刘鉴、朱谏持此解。此外，王文濡从用典的角度进行补充，他认为结语“直挂云帆济沧海”一句化用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典，“以明无复望用意，遂决志归隐，不复留恋作结”。
另一派着眼于《行路难》句意解读，认为李白《行路难》（其一）将乐府原旨改为了积极进取之旨。葛立方将《行路难》（其三）前四句解读为对许由、伯夷等孤高名士的鄙弃，并以此为据指出《行路难》（其一）旨在“进为”。这一论断有断章取义之嫌。首先，由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行路难》（其三）主旨能完全代表《行路难》（其一）主旨，因此是否能以《行路难》（其三）为判断依据存在可商榷之处。其次，在对《行路难》（其三）的主旨解读上，葛立方亦存在误读。诗歌结尾处写道：“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这直接表现了李白对于名利的摈弃，又何来“进为”之说呢？严羽将此句诗释为“上扫世外名，下扫世间名，都尽”，应是正解。此外，《唐宋诗醇》认为：“冰寒雪满，道路之难甚矣。而日边有梦，破浪济海，尚未决志于去也。后有二篇，则畏其难而决去矣。此盖被放之初述怀如此，真写得‘难’字意出。”《唐宋诗醇》通过对“闲来”“长风”两句进行分析，认为李白在此诗中仍有进取之心。明人刘咸炘（1896-1932）同样持这一论，他在《风骨集评》中写道：“渡河、登太行，济世也。冰雪譬小人，犹《四愁诗》之水深雪雾也。溪上梦日边，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也。”诸家从句意着手，认为李白《行路难》（其一）的主旨为积极奋进，这与乐府“感叹世路艰难”的原旨已大为不同。
二、当代：受考订李白经历影响
古人对《行路难》（其一）的两种解读多被后人结合起来，认为《行路难》（其一）写于天宝三载（744）李白去朝以后，李白承袭了乐府旧旨表达了政治道路上遭遇艰难后的感慨，同时由于诗人个性所致，在末二句表达了积极进取之意，表现了乐观自信的精神。但随着“两入长安”说的提出，今人再次沿袭前人的二解分为两派：一派再次提出“弃世”说，如詹锳、裴斐、陈子建、周维扬等学者认为《行路难》三首同作于天宝三载，此年，李白被赐金放还，前途無望之下表达了弃世远遁的悲愤;另一派则提出“进取”说，安旗、郁贤皓、薛天纬等学者认为《行路难》（其一）与其他两首创作时间不同，应作于李白第一次入长安之时，表达了虽不得志但仍旧锐意进取的心情（下文简称“开元进取”说）。笔者认为，“开元进取”说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讨论。
“开元进取”说一派以王琦本在《行路难》（其三）题下注“此首一作《古兴》”为立论，认为李白《行路难》三首非组诗，故每首诗旨并非一定相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进取”说，其论证依据有三：其一，李白《行路难》（其一）与《拟古·世路今太行》的创作主旨、创作时间相同;其二，安旗先生认为“闲来”二句“谓且归隐以待时，或有如伊挚应汤命之召”;其三，承袭前人对“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一句的解读，认为化用了宗悫“愿乘长风，破万里浪”一典，是“自励之辞”，同时，薛天纬先生补充此句写法源于李白的政治抒情具有“往往拖一条光明的尾巴”的特点。
笔者认为，“开元进取”说的三个依据有待讨论。由于学界学者有关“闲来”“长风”两句的讨论已非常多了，在此将不赘述，主要对宋本题下注和《世路今太行》两点展开讨论。
首先，《行路难》（其三）的题下注不能为论证做强有力的支撑，原因有二：其一，此注是否为李白自注还有待考证。郁贤皓先生认同三首诗非同时所作，但他亦认为题下注“乃宋人编集时所加”。其二，即使“古兴”注为李白所注，作为孤证，并不能完全说明《行路难》（其一）将乐府古旨改为“积极进取”。
其次，《世路今太行》创作主旨与时间不确定。安旗先生将李白《世路今太行》编在《行路难》（其一）之后，认为两诗一同作于开元十九年（731），应为同旨。笔者认为《世路今太行》（拟古其七）并不能直接证明《行路难》（其一）的创作时间与主旨，原因有二：第一，《世路今太行》不一定是在开元十九年创作。诗中“万族皆凋枯，遂无少可乐。旷野多白骨，幽魂共销铄”四句描绘的场景，与《北上行》中“北上何所苦，北上缘太行……惨戚冰雪里，悲号绝中肠。尺布不掩体，皮肤剧枯桑……草木不可餐，饥饮零露浆”的场景非常相似。这样的景象不应出现在正值太平盛世的开元时期，更有可能出现在安史之乱时期。第二，即使《世路今太行》是作于开元十九年（731），但作为孤证，并不足以支撑《行路难》（其一）也作于此年。因此，此诗不足以说明《行路难》（其一）旨在积极奋进。 三、自解：深入诗文内部体察
由于李白的创作是复杂变化的，因此我们仍需要深入诗文内部去体察李白的心态。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首诗中，李白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总的回忆，其中一部分写道：
时命乃大谬，弃之海上行。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
“时命”出自《庄子·缮性》篇：“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言隐者大多由于时命不济而被迫隐仕。那么李白在诗中极其沉痛悲愤所指出“时命大谬”是具体针对哪件事呢？李白进一步阐述为“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李白在诗中回忆了供奉翰林时期，自己的真正才能不被重用，反而只被当作词臣作写“儿戏”般的应制诗文，最后，政治抱负未及施展便被赐金放还。因此，“时命乃大谬，弃之海上行”是针对天宝三载去朝一事而发的，这句话化用了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典故，表达了在巨大的政治打击之下李白想要弃世远遁的激愤心理。
在其他诗作中，李白也反复表达了面对去朝一事想要弃世远遁的心理，以《纪南陵题五松山》《古风》（二十九）为代表。《纪南陵题五松山》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安旗注：“此诗系感时咏志之作，非纪行之作。”在此诗中，李白回忆了自己“去就圣达”的经历，在诗末感叹“时命或大缪，仲尼将奈何”，因此欲“归来归去来，宵济越洪波”。在《古风》（二十九）中，“太白以希世之才，遭逢丧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加以奸臣当道，外戚弄权，纵欲文章华国，尚且蒙议见放，此太白之所以不能无憾也”，面对这样的情况，李白写道：“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连举孔子乘桴浮于海和老子骑青牛于西关之典，弃世之意，分外明显。可以看出，天宝三载遭谗去朝一事，对于怀有“申管宴之谈，谋帝王之术”自我期许的李白而言，是极大的打击。因此，“弃世远遁”之旨是与天宝三载去朝一事相挂钩的。
而李白《行路难》组诗与这两首诗多有相似之处。《行路难》（其二）“行路难，归去来”与《纪南陵题五松山》“归来归去来”同。《行路难》（其三）中以屈原、伍子胥等人为例，表达了“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这种圣贤被戕害的情况在《纪南陵题五松山》中写作“鸾凤忽覆巢，麒麟不来过。龟山蔽鲁国，有斧且无柯”，在《古风》（二十九）中写作“圣贤共沦没”。而《古风》（二十九）中所写“临岐胡咄嗟”不正是李白《行路难》（其一）中直发而出的“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吗？
因此，笔者认为李白《行路难》（其一）所写的内容与《纪南陵题五松山》《古风》（二十九）以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时命”一段相同，皆是针对天载三年遭谗去朝一事，表達了意欲弃世远遁的慨叹。
四、小结
《行路难》（其一）因李白率性而发下的不确定性和诗歌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性，使得后人在进行主旨解读时形成了不同观点。总的来说，历史上对于《行路难》（其一）的众多论述，以及今人之观点，可以分为“弃世”说和“进取”说两派。通过梳理各家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在“进取”说所提供的论据中，仅有王琦本题下注这一依据较为站得住脚，但此为孤证，不能完全证明诗歌原旨为“进取”。同时，通过深入诗文内部对李白心态进行考察，发现了李白在《纪南陵题五松山》《古风》（二十九）以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诗中与《行路难》组诗表达相似。因此，笔者认为李白的《行路难》（其一）应是以弃世远遁为主旨，表达了对天宝三载蒙讥去朝一事的沉痛与失望。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的政治抒情诗是复杂多面的，是充斥着现实与理想的拉扯的。因此《行路难》（其一）在“弃世远遁”的主旨下，流动着李白复杂的情感。庄子言：“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李白毕生都受着现实与理想的“相刃相靡”，他既达不到现实上的“功成”，也做不了心灵上的“身退”。因此，李白“弃世”的激愤表达实则指向了对“济世”的坚持与无奈。于是乃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乃有“仙宫两无从，人间久摧藏”（《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乃有“蹉跎人间世，寥落壶中天”（《赠饶阳张司户燧》）。而这一切，都潜藏在李白庄周式的表达下，形成了人性与神性的交融，故李白能成“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
作为李白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行路难》组诗一直受到古今学者的充分关注。但由于李白“语多率然而成者”，导致诗旨释义常常存在多解性和不确定性。在《行路难》组诗主旨理解中，前辈学者虽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认为《行路难》组诗承袭了乐府古题，以“备言世路艰难离别悲伤”为主旨，但在《行路难》（其一）的解读上仍存在分歧。诸家对《行路难》（其一）的主旨研究，由于背景参照、辨析方法、阐释路径不同，呈现出一种驳杂面貌。而诸家所提出的观点，不仅关乎对诗文原旨的阐释，还涉及对李白政治活动、文学创作等方面的考订与解读。因此，探究《行路难》（其一）的主旨，需梳理诸家说法，厘清各派的研究脉络与例证方法。
一、古代：从章句释义出发
古人对于李白《行路难》（其一）主旨的解读采用了中国传统诗歌分析方法，或进行直觉性的篇章释义，或抓住意象、典故进行句子解析，由此分为两派。
一派认为李白《行路难》（其一）沿袭乐府“世路艰难”的主旨。胡震亨认为：“《行路难》，叹世路艰难及贫贱离索之感。古辞亡，后鲍照拟作为多。白诗似全效照。”（《李杜诗通》）胡震亨认为，李白所作《行路难》三首皆效仿鲍照，沿用乐府“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的原旨，表达“叹世路艰难及贫贱离索之感”。明人刘鉴、朱谏持此解。此外，王文濡从用典的角度进行补充，他认为结语“直挂云帆济沧海”一句化用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典，“以明无复望用意，遂决志归隐，不复留恋作结”。
另一派着眼于《行路难》句意解读，认为李白《行路难》（其一）将乐府原旨改为了积极进取之旨。葛立方将《行路难》（其三）前四句解读为对许由、伯夷等孤高名士的鄙弃，并以此为据指出《行路难》（其一）旨在“进为”。这一论断有断章取义之嫌。首先，由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行路难》（其三）主旨能完全代表《行路难》（其一）主旨，因此是否能以《行路难》（其三）为判断依据存在可商榷之处。其次，在对《行路难》（其三）的主旨解读上，葛立方亦存在误读。诗歌结尾处写道：“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这直接表现了李白对于名利的摈弃，又何来“进为”之说呢？严羽将此句诗释为“上扫世外名，下扫世间名，都尽”，应是正解。此外，《唐宋诗醇》认为：“冰寒雪满，道路之难甚矣。而日边有梦，破浪济海，尚未决志于去也。后有二篇，则畏其难而决去矣。此盖被放之初述怀如此，真写得‘难’字意出。”《唐宋诗醇》通过对“闲来”“长风”两句进行分析，认为李白在此诗中仍有进取之心。明人刘咸炘（1896-1932）同样持这一论，他在《风骨集评》中写道：“渡河、登太行，济世也。冰雪譬小人，犹《四愁诗》之水深雪雾也。溪上梦日边，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也。”诸家从句意着手，认为李白《行路难》（其一）的主旨为积极奋进，这与乐府“感叹世路艰难”的原旨已大为不同。
二、当代：受考订李白经历影响
古人对《行路难》（其一）的两种解读多被后人结合起来，认为《行路难》（其一）写于天宝三载（744）李白去朝以后，李白承袭了乐府旧旨表达了政治道路上遭遇艰难后的感慨，同时由于诗人个性所致，在末二句表达了积极进取之意，表现了乐观自信的精神。但随着“两入长安”说的提出，今人再次沿袭前人的二解分为两派：一派再次提出“弃世”说，如詹锳、裴斐、陈子建、周维扬等学者认为《行路难》三首同作于天宝三载，此年，李白被赐金放还，前途無望之下表达了弃世远遁的悲愤;另一派则提出“进取”说，安旗、郁贤皓、薛天纬等学者认为《行路难》（其一）与其他两首创作时间不同，应作于李白第一次入长安之时，表达了虽不得志但仍旧锐意进取的心情（下文简称“开元进取”说）。笔者认为，“开元进取”说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讨论。
“开元进取”说一派以王琦本在《行路难》（其三）题下注“此首一作《古兴》”为立论，认为李白《行路难》三首非组诗，故每首诗旨并非一定相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进取”说，其论证依据有三：其一，李白《行路难》（其一）与《拟古·世路今太行》的创作主旨、创作时间相同;其二，安旗先生认为“闲来”二句“谓且归隐以待时，或有如伊挚应汤命之召”;其三，承袭前人对“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一句的解读，认为化用了宗悫“愿乘长风，破万里浪”一典，是“自励之辞”，同时，薛天纬先生补充此句写法源于李白的政治抒情具有“往往拖一条光明的尾巴”的特点。
笔者认为，“开元进取”说的三个依据有待讨论。由于学界学者有关“闲来”“长风”两句的讨论已非常多了，在此将不赘述，主要对宋本题下注和《世路今太行》两点展开讨论。
首先，《行路难》（其三）的题下注不能为论证做强有力的支撑，原因有二：其一，此注是否为李白自注还有待考证。郁贤皓先生认同三首诗非同时所作，但他亦认为题下注“乃宋人编集时所加”。其二，即使“古兴”注为李白所注，作为孤证，并不能完全说明《行路难》（其一）将乐府古旨改为“积极进取”。
其次，《世路今太行》创作主旨与时间不确定。安旗先生将李白《世路今太行》编在《行路难》（其一）之后，认为两诗一同作于开元十九年（731），应为同旨。笔者认为《世路今太行》（拟古其七）并不能直接证明《行路难》（其一）的创作时间与主旨，原因有二：第一，《世路今太行》不一定是在开元十九年创作。诗中“万族皆凋枯，遂无少可乐。旷野多白骨，幽魂共销铄”四句描绘的场景，与《北上行》中“北上何所苦，北上缘太行……惨戚冰雪里，悲号绝中肠。尺布不掩体，皮肤剧枯桑……草木不可餐，饥饮零露浆”的场景非常相似。这样的景象不应出现在正值太平盛世的开元时期，更有可能出现在安史之乱时期。第二，即使《世路今太行》是作于开元十九年（731），但作为孤证，并不足以支撑《行路难》（其一）也作于此年。因此，此诗不足以说明《行路难》（其一）旨在积极奋进。 三、自解：深入诗文内部体察
由于李白的创作是复杂变化的，因此我们仍需要深入诗文内部去体察李白的心态。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首诗中，李白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总的回忆，其中一部分写道：
时命乃大谬，弃之海上行。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
“时命”出自《庄子·缮性》篇：“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言隐者大多由于时命不济而被迫隐仕。那么李白在诗中极其沉痛悲愤所指出“时命大谬”是具体针对哪件事呢？李白进一步阐述为“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李白在诗中回忆了供奉翰林时期，自己的真正才能不被重用，反而只被当作词臣作写“儿戏”般的应制诗文，最后，政治抱负未及施展便被赐金放还。因此，“时命乃大谬，弃之海上行”是针对天宝三载去朝一事而发的，这句话化用了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典故，表达了在巨大的政治打击之下李白想要弃世远遁的激愤心理。
在其他诗作中，李白也反复表达了面对去朝一事想要弃世远遁的心理，以《纪南陵题五松山》《古风》（二十九）为代表。《纪南陵题五松山》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安旗注：“此诗系感时咏志之作，非纪行之作。”在此诗中，李白回忆了自己“去就圣达”的经历，在诗末感叹“时命或大缪，仲尼将奈何”，因此欲“归来归去来，宵济越洪波”。在《古风》（二十九）中，“太白以希世之才，遭逢丧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加以奸臣当道，外戚弄权，纵欲文章华国，尚且蒙议见放，此太白之所以不能无憾也”，面对这样的情况，李白写道：“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连举孔子乘桴浮于海和老子骑青牛于西关之典，弃世之意，分外明显。可以看出，天宝三载遭谗去朝一事，对于怀有“申管宴之谈，谋帝王之术”自我期许的李白而言，是极大的打击。因此，“弃世远遁”之旨是与天宝三载去朝一事相挂钩的。
而李白《行路难》组诗与这两首诗多有相似之处。《行路难》（其二）“行路难，归去来”与《纪南陵题五松山》“归来归去来”同。《行路难》（其三）中以屈原、伍子胥等人为例，表达了“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这种圣贤被戕害的情况在《纪南陵题五松山》中写作“鸾凤忽覆巢，麒麟不来过。龟山蔽鲁国，有斧且无柯”，在《古风》（二十九）中写作“圣贤共沦没”。而《古风》（二十九）中所写“临岐胡咄嗟”不正是李白《行路难》（其一）中直发而出的“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吗？
因此，笔者认为李白《行路难》（其一）所写的内容与《纪南陵题五松山》《古风》（二十九）以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时命”一段相同，皆是针对天载三年遭谗去朝一事，表達了意欲弃世远遁的慨叹。
四、小结
《行路难》（其一）因李白率性而发下的不确定性和诗歌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性，使得后人在进行主旨解读时形成了不同观点。总的来说，历史上对于《行路难》（其一）的众多论述，以及今人之观点，可以分为“弃世”说和“进取”说两派。通过梳理各家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在“进取”说所提供的论据中，仅有王琦本题下注这一依据较为站得住脚，但此为孤证，不能完全证明诗歌原旨为“进取”。同时，通过深入诗文内部对李白心态进行考察，发现了李白在《纪南陵题五松山》《古风》（二十九）以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诗中与《行路难》组诗表达相似。因此，笔者认为李白的《行路难》（其一）应是以弃世远遁为主旨，表达了对天宝三载蒙讥去朝一事的沉痛与失望。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的政治抒情诗是复杂多面的，是充斥着现实与理想的拉扯的。因此《行路难》（其一）在“弃世远遁”的主旨下，流动着李白复杂的情感。庄子言：“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李白毕生都受着现实与理想的“相刃相靡”，他既达不到现实上的“功成”，也做不了心灵上的“身退”。因此，李白“弃世”的激愤表达实则指向了对“济世”的坚持与无奈。于是乃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乃有“仙宫两无从，人间久摧藏”（《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乃有“蹉跎人间世，寥落壶中天”（《赠饶阳张司户燧》）。而这一切，都潜藏在李白庄周式的表达下，形成了人性与神性的交融，故李白能成“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