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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岁高龄的刘绪贻先生,最近完成了他的口述自传。这本口述自传内容非常丰富,不仅讲述了刘先生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而且勾画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风云,写出了这一大转变时代中的一个知识分子的成长与追求,以及许多相关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这不是小说,却同样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可以帮助人们认识那个时代,并进而领悟百年来中国历史变迁中的某些因果是非。
书名《箫声剑影》来自清人龚自珍的诗。龚自珍在多首诗里写到箫和剑,抒发他的“箫剑情怀”;一种既沉郁苍凉又激越昂扬的情感意蕴。刘先生自幼爱读龚自珍的诗文,后来更是仰慕这位爱国的先觉者的思想和人品。既忧国忧民,又愤世嫉俗,这是大转变时代中国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特征,相距百年而同处于民族危亡之际的刘绪贻和龚自珍,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箫韵幽忧,剑气如虹。
在刘先生身上,确有这种看似矛盾的箫剑组合:土与洋,传统与现代,潜心学术与直面现实,已经著作等身却依然笔耕不辍,早就蜚声世界却始终只是一位学者、教授,不入庙堂也未涉世场,所获头衔和荣誉,全都是学术性的、民间的。这种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也体现在他的著作中。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思想淡出,学术突显”之说,我认为其中掩藏着一种逃避现实的犬儒主义倾向。正是在这种文化颓风日益蔓延之际,刘先生先后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一九四七年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一九四八年的社会批评文集《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以及后来的美国历史专著。这都是真正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对现当代中国最迫切的现实问题的探索与回答——中国的现代化何以如此艰难?中国究竟应向何处去?
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发展的轨迹:反思历史——批判现实——放眼世界,要求一方面革除自身的弊陋积习,一方面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这不就是“改革开放”吗?贯穿其中的主要思想主张也很明确,就是反对专制主义,呼唤民主、法治。
刘先生命名所居为“求索斋”,以上所说的就是他的求索之路,这条路也就是“五四”之路。刘先生出生于一九一三年,从一九一九年入塾读书,到今年出版这本自传,中间刚好九十年,与“五四”九十周年同步。这九十年的历史包含了三个时期: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的旧中国、旧社会;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的“十七年” “文革”时期;一九七九至二○○八年的改革开放时期。这是一条“之”字形的道路:第一个三十年是“五四”精神得到继承发展的时期;第二个三十年是“五四”精神发生蜕变、逆转的时期;第三个三十年是“五四”精神艰难回归的时期。刘先生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和这一历史进程同步,也就是和“五四”精神同步。这本《箫声剑影》所记述的,就是他在“五四”新文化哺育下成长求索的经历。
读这本书,勾起了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更促使我对一些问题的重新思索和重新认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五四”的认识问题。刘先生在书里并没有正面谈“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没有谈那以后的学生运动,但书中所叙述的一切,无不与“五四”密切相关,他在那三十年里的成长、成熟和成就,都是在“五四”新文化潮流中浮泳前进而取得的。由此,使我想到了“两个五四”的问题——历史上确实有两个“五四”、“五四运动”。毛泽东和胡适都说得很清楚:《新民主主义论》里说的“五四运动”,指的就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学生上街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的群众运动,并以此为界标,区分历史阶段和两种文化的性质。胡适则不同,他认为“一九一九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胡适口述自传》,206页)。——二人的事实判断是一致的,都认为有两个“五四运动”,但价值判断刚好相反,一个肯定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政治性的学生运动,而否定那以前的启蒙主义新文化运动;一个肯定新文化运动,对后来的政治性学生运动有保留。显然,这是两种“五四观”,代表了两种思潮。
“五四”时期属于一个大的时代,即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社会转型,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大变革时代。这一变局是外部挑战引起的,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上述两种思潮,就是应这一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应变之道,救亡之策:一个重在政治——革命造反,一个重在文化思想启蒙。这两种思潮对“五四”的界定和解说大不相同,说的是两个不同的“五四”;一个是政治的“五四”,一个是文化的“五四”;它们提出的总的口号也不同,一个是“反帝反封建”(即后来的“反美反蒋”),一个是“民主与科学”;二者的目标和途径也大不一样:一个是要通过暴力革命以夺取政权;一个是要通过思想启蒙,促使中国人的觉醒以改造“国民性”。显然,一个旨在打败敌人,一个力求改造自身。长期以来,一般人都把二者混同,虽有所侧重,却并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根本区别,更没有意识到文化与政治的歧途(也就是鲁迅所说“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人们只看到表面上所打的“五四”旗号,所发表的赞扬“五四”的言辞,却很少人注意到同一旗帜和名目之下,竟然有极其不同、相互冲突的两种思想主张,两股思潮。
以往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在讲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全都着重谈论爱国学生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而左翼文艺运动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一股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一种服务于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肯定并改造了这股思潮,使之具有权威性。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各种读物,凡涉及“五四”和鲁迅的,基本上都是对这本小册子里的几段语录的演绎。如今年在八十岁以下的人,大都是受这种教育,从这类读物中了解“五四”运动的。他们读到当时的一些激烈言辞,结合对自身所处荒漠化的文化环境的感受,就自然会把荒漠化的责任推到“五四”先驱者的身上,说他们“激进”,“全面反传统”,“造成了文化断裂”等等。这种误判,主要原因是不知道那个文化的“五四”,更不知道“五四”以后那三十年间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进程及其巨大成就。
当然,我也注意到了,近年来兴起了一种新的“考据学”——重新认识和评价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旧学校和旧知识分子,如谢泳和傅国涌等所作的,特别是谢泳对西南联大和《观察》的研究。——刘绪贻先生就正是西南联大出身,又是《观察》杂志的撰稿人,把他这本自传与谢泳的研究著作对照阅读,当会相得益彰,更深入全面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些人物。
刘先生讲述的,主要是他求学的经历:从私塾转入新式小学,然后是中学、大学,直到出国留学归来,这正好是“五四”以后的三十年,新文化运动一步步向前发展的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当然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不可能是在工农兵中间。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人的解放和社会的改造,其活动和成就,首先集中体现在教育领域和新闻出版事业上,体现在一届又一届、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身上,体现在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壮大和成熟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上——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一直到西南联大和《观察》,这中间的全国各级学校和各种出版物,才是新文化思潮和运动的主流主体之所在,应该从这里去辨识其性质和意义,评判其是非功过。刘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这份个人经历实证材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续发展的历史真相。
人们也许不曾注意到,今天正在实行的从小学到中学一共十二年的这种学制,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于一九二二年开始在全国实行的。当年主持其事的,正是新文化运动先驱者蔡元培、胡适和蒋梦麟。这种新学制是对废除科举以后的“学堂”的彻底改造,除采用西方的分段式规定年限外,最重要的是:一废除尊孔读经,二教授新知识,这是“民主与科学”的具体化。
书名《箫声剑影》来自清人龚自珍的诗。龚自珍在多首诗里写到箫和剑,抒发他的“箫剑情怀”;一种既沉郁苍凉又激越昂扬的情感意蕴。刘先生自幼爱读龚自珍的诗文,后来更是仰慕这位爱国的先觉者的思想和人品。既忧国忧民,又愤世嫉俗,这是大转变时代中国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特征,相距百年而同处于民族危亡之际的刘绪贻和龚自珍,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箫韵幽忧,剑气如虹。
在刘先生身上,确有这种看似矛盾的箫剑组合:土与洋,传统与现代,潜心学术与直面现实,已经著作等身却依然笔耕不辍,早就蜚声世界却始终只是一位学者、教授,不入庙堂也未涉世场,所获头衔和荣誉,全都是学术性的、民间的。这种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也体现在他的著作中。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思想淡出,学术突显”之说,我认为其中掩藏着一种逃避现实的犬儒主义倾向。正是在这种文化颓风日益蔓延之际,刘先生先后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一九四七年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一九四八年的社会批评文集《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以及后来的美国历史专著。这都是真正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对现当代中国最迫切的现实问题的探索与回答——中国的现代化何以如此艰难?中国究竟应向何处去?
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发展的轨迹:反思历史——批判现实——放眼世界,要求一方面革除自身的弊陋积习,一方面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这不就是“改革开放”吗?贯穿其中的主要思想主张也很明确,就是反对专制主义,呼唤民主、法治。
刘先生命名所居为“求索斋”,以上所说的就是他的求索之路,这条路也就是“五四”之路。刘先生出生于一九一三年,从一九一九年入塾读书,到今年出版这本自传,中间刚好九十年,与“五四”九十周年同步。这九十年的历史包含了三个时期: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的旧中国、旧社会;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的“十七年” “文革”时期;一九七九至二○○八年的改革开放时期。这是一条“之”字形的道路:第一个三十年是“五四”精神得到继承发展的时期;第二个三十年是“五四”精神发生蜕变、逆转的时期;第三个三十年是“五四”精神艰难回归的时期。刘先生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和这一历史进程同步,也就是和“五四”精神同步。这本《箫声剑影》所记述的,就是他在“五四”新文化哺育下成长求索的经历。
读这本书,勾起了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更促使我对一些问题的重新思索和重新认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五四”的认识问题。刘先生在书里并没有正面谈“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没有谈那以后的学生运动,但书中所叙述的一切,无不与“五四”密切相关,他在那三十年里的成长、成熟和成就,都是在“五四”新文化潮流中浮泳前进而取得的。由此,使我想到了“两个五四”的问题——历史上确实有两个“五四”、“五四运动”。毛泽东和胡适都说得很清楚:《新民主主义论》里说的“五四运动”,指的就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学生上街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的群众运动,并以此为界标,区分历史阶段和两种文化的性质。胡适则不同,他认为“一九一九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胡适口述自传》,206页)。——二人的事实判断是一致的,都认为有两个“五四运动”,但价值判断刚好相反,一个肯定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政治性的学生运动,而否定那以前的启蒙主义新文化运动;一个肯定新文化运动,对后来的政治性学生运动有保留。显然,这是两种“五四观”,代表了两种思潮。
“五四”时期属于一个大的时代,即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社会转型,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大变革时代。这一变局是外部挑战引起的,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上述两种思潮,就是应这一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应变之道,救亡之策:一个重在政治——革命造反,一个重在文化思想启蒙。这两种思潮对“五四”的界定和解说大不相同,说的是两个不同的“五四”;一个是政治的“五四”,一个是文化的“五四”;它们提出的总的口号也不同,一个是“反帝反封建”(即后来的“反美反蒋”),一个是“民主与科学”;二者的目标和途径也大不一样:一个是要通过暴力革命以夺取政权;一个是要通过思想启蒙,促使中国人的觉醒以改造“国民性”。显然,一个旨在打败敌人,一个力求改造自身。长期以来,一般人都把二者混同,虽有所侧重,却并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根本区别,更没有意识到文化与政治的歧途(也就是鲁迅所说“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人们只看到表面上所打的“五四”旗号,所发表的赞扬“五四”的言辞,却很少人注意到同一旗帜和名目之下,竟然有极其不同、相互冲突的两种思想主张,两股思潮。
以往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在讲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全都着重谈论爱国学生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而左翼文艺运动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一股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一种服务于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肯定并改造了这股思潮,使之具有权威性。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各种读物,凡涉及“五四”和鲁迅的,基本上都是对这本小册子里的几段语录的演绎。如今年在八十岁以下的人,大都是受这种教育,从这类读物中了解“五四”运动的。他们读到当时的一些激烈言辞,结合对自身所处荒漠化的文化环境的感受,就自然会把荒漠化的责任推到“五四”先驱者的身上,说他们“激进”,“全面反传统”,“造成了文化断裂”等等。这种误判,主要原因是不知道那个文化的“五四”,更不知道“五四”以后那三十年间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进程及其巨大成就。
当然,我也注意到了,近年来兴起了一种新的“考据学”——重新认识和评价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旧学校和旧知识分子,如谢泳和傅国涌等所作的,特别是谢泳对西南联大和《观察》的研究。——刘绪贻先生就正是西南联大出身,又是《观察》杂志的撰稿人,把他这本自传与谢泳的研究著作对照阅读,当会相得益彰,更深入全面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些人物。
刘先生讲述的,主要是他求学的经历:从私塾转入新式小学,然后是中学、大学,直到出国留学归来,这正好是“五四”以后的三十年,新文化运动一步步向前发展的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当然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不可能是在工农兵中间。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人的解放和社会的改造,其活动和成就,首先集中体现在教育领域和新闻出版事业上,体现在一届又一届、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身上,体现在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壮大和成熟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上——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一直到西南联大和《观察》,这中间的全国各级学校和各种出版物,才是新文化思潮和运动的主流主体之所在,应该从这里去辨识其性质和意义,评判其是非功过。刘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这份个人经历实证材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续发展的历史真相。
人们也许不曾注意到,今天正在实行的从小学到中学一共十二年的这种学制,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于一九二二年开始在全国实行的。当年主持其事的,正是新文化运动先驱者蔡元培、胡适和蒋梦麟。这种新学制是对废除科举以后的“学堂”的彻底改造,除采用西方的分段式规定年限外,最重要的是:一废除尊孔读经,二教授新知识,这是“民主与科学”的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