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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到1926年新月诗派活动的前期，中国新格律诗的建立，从理论的倡导到形式的实践，与刘梦苇有着密切的关系。沈从文在《对新文学有贡献的湖南人》一文中说：“新文学运动诗歌部门，在民国十四五年可说是新月社诗派的前期。就中有个作者，以文字排比、格律谨严见称，名刘梦苇的湖南人。”
刘梦苇，原名刘国钧，1900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安乡县县城。上世纪20年代初，他在湖南省省立一师读书时，酷爱文学艺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参加了该校师生组织的文学研究会，曾在湖南《大公报》副刊“文学周报”上发表过新诗。1923年夏，曾在南京组织“飞鸟社”，创办《飞鸟》季刊，并在该刊的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短篇小说《诗人底悲哀》。是年5月，他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成名作《吻的三部曲》，尤为青年读者的喜爱。
1925年，刘梦苇在南京结识了另一位现代格律诗派重要诗人的湖南人朱湘，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挚友。不久，他们同到北京，致力于中国新诗的创作与研究。
1926年，是刘梦苇实践自己的诗的变革主张，创作新格律诗的高峰时期。半年内，他先后发表了《万牲园底春》、《我所需要的不是爱情》、《生辰哀歌》等百余首诗，在分行、音节、押韵等形式上进行了探索，引起了著名诗人闻一多、蹇先艾、徐志摩等人的关注，并以他为中心经常讨论新诗发展的道路，很自然地形成了当时诗歌创作中的一个流派——新格律诗派。
当时，刘梦苇在北京适存中学任教，处在贫病交加之中的他，为什么会不遗余力地从事“新诗形式”方面的研究呢？诗人杨里昂在《湖南日报》（1987年4月18日）发表的《“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刘梦苇》一文中，扼要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白话诗经过‘五四’前后的狂飙阶段，由于形式上还不找到理想的途径，一时呈低落态势。刘梦苇试图打破这种局面，在新诗形式上作一番探索，他接连写了《宝剑之悲歌》等诗作，在分行、音节、押韵等方面力求规范化。朱湘看了他的这些诗，极表称赞，并告诉闻一多，引起了闻一多对新诗形式的注意。闻一多下了一番功夫研究，写成了《诗的格律》这篇著名论文在《晨报·诗镌》发表，提出了建立新格律诗的主张和‘三美’（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标准。这些意见被视为新月派诗人的共同纲领，而刘梦苇则是这个主张的最早提倡者和实践者之一。
创建新格律诗，刘梦苇不仅从理论上大力提倡，而且从创作上加以实践，努力使用全诗形体装饰，诗行均齐，诗藻鲜丽，韵律铿锵。1926年4月，他发表在北京《晨报·诗镌》上的示范之作《万牲园底春》，就体现出了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如“碧绿的春水如青蛇条条／蜿蜒地溜过了大桥小桥／被多情的春风狂吻之后／微波有如美女们底娇笑／美丽的小鸟鼓舞着欢东／在阳光流金里对春颂歌／说它们底音波比情人底恋曲更动听／你可相信我……《万牲园的春》这首诗虽说格律严谨，排比工整，但也体现了形式服从内容、富于变化的特点。
在创建新格律诗的活动中，刘梦苇着重致力于诗的“建筑美”，写了像豆腐干似的《我们底新歌》，也写了《无题》之类的“铁道式”的诗。此外，还仿照旧体诗中的绝句写过四行诗，写过错落安排的诗（在以后的年代被称作“楼梯式”）。刘梦苇的历史功绩融汇在后来他对于新月诗派（前期）的评价里面。
“格律是文字对于思感与感情控制，是诗的防止散文化的芜杂与松散的一种羁勒”。“新月诗派对于格律诗的提倡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新诗过于放纵、过于欧化、过于散文化的危机，提高了新诗的艺术水平，有益于新诗的民族化。新诗不可过于自由，要严谨精炼，要适当注意诗行的整齐，节奏的鲜明，韵律和谐，词藻的推敲，这就是新月诗派所提供的可贵经验。”
刘梦苇在新诗舞台上虽然活动时间不长，但他对新诗的创作观点却长久地被诗坛所重视。他去世后，朱湘、蹇先艾、沈从文等接连发表纪念他的文章，肯定他在新诗形式运动中不可埋没的功绩，称颂他是“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
（何 俊 李世俊）
刘梦苇，原名刘国钧，1900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安乡县县城。上世纪20年代初，他在湖南省省立一师读书时，酷爱文学艺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参加了该校师生组织的文学研究会，曾在湖南《大公报》副刊“文学周报”上发表过新诗。1923年夏，曾在南京组织“飞鸟社”，创办《飞鸟》季刊，并在该刊的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短篇小说《诗人底悲哀》。是年5月，他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成名作《吻的三部曲》，尤为青年读者的喜爱。
1925年，刘梦苇在南京结识了另一位现代格律诗派重要诗人的湖南人朱湘，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挚友。不久，他们同到北京，致力于中国新诗的创作与研究。
1926年，是刘梦苇实践自己的诗的变革主张，创作新格律诗的高峰时期。半年内，他先后发表了《万牲园底春》、《我所需要的不是爱情》、《生辰哀歌》等百余首诗，在分行、音节、押韵等形式上进行了探索，引起了著名诗人闻一多、蹇先艾、徐志摩等人的关注，并以他为中心经常讨论新诗发展的道路，很自然地形成了当时诗歌创作中的一个流派——新格律诗派。
当时，刘梦苇在北京适存中学任教，处在贫病交加之中的他，为什么会不遗余力地从事“新诗形式”方面的研究呢？诗人杨里昂在《湖南日报》（1987年4月18日）发表的《“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刘梦苇》一文中，扼要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白话诗经过‘五四’前后的狂飙阶段，由于形式上还不找到理想的途径，一时呈低落态势。刘梦苇试图打破这种局面，在新诗形式上作一番探索，他接连写了《宝剑之悲歌》等诗作，在分行、音节、押韵等方面力求规范化。朱湘看了他的这些诗，极表称赞，并告诉闻一多，引起了闻一多对新诗形式的注意。闻一多下了一番功夫研究，写成了《诗的格律》这篇著名论文在《晨报·诗镌》发表，提出了建立新格律诗的主张和‘三美’（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标准。这些意见被视为新月派诗人的共同纲领，而刘梦苇则是这个主张的最早提倡者和实践者之一。
创建新格律诗，刘梦苇不仅从理论上大力提倡，而且从创作上加以实践，努力使用全诗形体装饰，诗行均齐，诗藻鲜丽，韵律铿锵。1926年4月，他发表在北京《晨报·诗镌》上的示范之作《万牲园底春》，就体现出了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如“碧绿的春水如青蛇条条／蜿蜒地溜过了大桥小桥／被多情的春风狂吻之后／微波有如美女们底娇笑／美丽的小鸟鼓舞着欢东／在阳光流金里对春颂歌／说它们底音波比情人底恋曲更动听／你可相信我……《万牲园的春》这首诗虽说格律严谨，排比工整，但也体现了形式服从内容、富于变化的特点。
在创建新格律诗的活动中，刘梦苇着重致力于诗的“建筑美”，写了像豆腐干似的《我们底新歌》，也写了《无题》之类的“铁道式”的诗。此外，还仿照旧体诗中的绝句写过四行诗，写过错落安排的诗（在以后的年代被称作“楼梯式”）。刘梦苇的历史功绩融汇在后来他对于新月诗派（前期）的评价里面。
“格律是文字对于思感与感情控制，是诗的防止散文化的芜杂与松散的一种羁勒”。“新月诗派对于格律诗的提倡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新诗过于放纵、过于欧化、过于散文化的危机，提高了新诗的艺术水平，有益于新诗的民族化。新诗不可过于自由，要严谨精炼，要适当注意诗行的整齐，节奏的鲜明，韵律和谐，词藻的推敲，这就是新月诗派所提供的可贵经验。”
刘梦苇在新诗舞台上虽然活动时间不长，但他对新诗的创作观点却长久地被诗坛所重视。他去世后，朱湘、蹇先艾、沈从文等接连发表纪念他的文章，肯定他在新诗形式运动中不可埋没的功绩，称颂他是“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
（何 俊 李世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