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民企的发展，路之艰辛，道之复杂皆可称上冠绝全球，至今回望起来都让无数国人倍感唏嘘
自1978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至少经历了四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分别是1978年的启蒙（小岗村包干与吴仁宝，鲁冠球的乡镇企业探索）、1992年的生长（邓小平南巡讲话所引发的创业狂潮以及产权清晰化运动）、2001年的转折（中国加入WTO）以及2005年的新生（《非公经济36条》的发布）。
脉络一:于残缺的体制下启蒙
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这年11月的一个夜晚，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十几个衣衫褴褛、面色苍白的农民在昏暗油灯的帮助下签着一张契约。他们一个个轮替着按下指印，并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后来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出现了第一个对非国有资本控制的生产方式的探索。
同年在遥远的彼方，华西村成为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样板大队，但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却又在其中干着另外一套。早在1969年，他就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吴仁宝用这样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乡，在华西村搞的那些小工厂却一直在地下运转。这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为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的胚胎，这正我国民营企业的第一根拐杖。
而在北方天津静海县蔡公庄的大邱庄，一个叫禹作敏的村党支部书记在村里偷偷办起了一家冷轧带钢厂。在浙江，钱塘江畔的萧山县，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日后改名叫了万向节，当年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乡镇企业，可后来却成为了享誉国内外的万向集团。这是我国民营企业的第二根拐杖。
在这里，我们似乎把到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脉搏:它的启蒙意识起自农村的包干，它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是华西村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吴仁宝和鲁冠球都是中国乡镇企业最耀眼的启明星，但是他们的起点却相去甚远，前者始终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身体上,而后者的崛起则大半是个人创造。这种差异在一开始并不起眼，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共用的一个概念，直到“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飞奔。
脉络二:如疯靡的野草般生长
时间转眼来到1992年。
1992年，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下海经商热，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他于7月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其他的创业者如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他选择当时在国内一片空白的拍卖业，成立了嘉德拍卖公司，到了1996年，嘉德已经成长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型拍卖公司。就在这一年，陈东升又募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还有太多的创业故事发生在那个不平静的1992年，并且这一次的变革潮与1978年的那次带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如这次创业者中有不少是从政府官员辞职的，他们的出现代表了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开始摒弃国有资本，转而投向民营资本的怀抱;他们的快速崛起和成功宣告着民营企业作为一支能和国有企业独立博弈的力量正式站上了历史舞台。虽然你可以说在十年前许多打着“乡镇企业”帽子的民营企业早已崛起，但在产权制度上前者迷顿而后者清晰;虽然你可以质疑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崛起的手段和路径带有灰色的成分，但我们仍然应该称颂一个允许“野草”疯靡的魅力年代，同时见证那个“民营企业元年”的华丽诞生。
脉络三:在突破的喜悦中转折
2001年的中国似乎一夜之间成了“大起之年”，麦肯锡年轻的合伙人比尔曼在一份他撰写的《2001年中国新生企业调查》的报告中惊讶地指出:今年，中国市场新诞生的民营企业超过了过去五年之总和。
2001年，就是在这全民性的狂热中，有三个民营企业家受到了入世的“感召”。他们觉得重大的机遇就在眼前，并认为当许多垄断行业将对外资开放之时，自然就没理由再对民企关闭大门。于是他们决定实行“突破”计划。
第一个人是著名的农业大王刘永好。2001年5月，他宣布持有民生银行7.98%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这在当时轰动全国，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政策永远是限制民营企业的，特别是在金融业上;第二个人则是一直默默无名的吴鹰，他带着自己的小灵通利用国有垄断企业内部的战争一举入世，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还狠狠地分了一大杯羹;第三个值得记忆的人是李书福，在2001年到来的时候，这个外表绝对草根的企业家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张民营企业造车的许可证。这年11月9日，国家经贸委发布了第六批《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一款名为“吉利JL6360”的陌生车型赫然在榜。在共和国的汽车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三件极有寓意的商业事件告诉我们，2001年不是一个平凡的年度。这一年，随着我们进入了世贸组织，曾有无数的刘永好们，吴鹰们和李书福们欢欣鼓舞的认为中国的入世将带给自己更规范的市场环境，更热络的经济格局，让他们能“突破”桎梏，放手与国营企业、外资企业同台竞争。而如今，7年光阴飞逝，刘永好的“巧妙入股”已然成为了历史的绝唱，讽刺的是在2004年启动的四大国有银行改制上市中更清一色地选择外资作为战略伙伴，将本国的民营资本弃如敝履;同时，吴鹰这只展翅高飞的雄鹰在盘旋于垄断利益上空不足三年后便折翼而落;剩下刚刚突围的李书福驾驶着他心爱的吉利车在一群外资的内外包夹中艰苦转型！
脉络四:经危难的时代后新生
在入世的三年之后，我们看到了许多民企的集中崩溃。
从2004年年初伊始，国务院明确要求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进行清理检查，与此同时，对房地产进行高调整治，3月到5月之间，国家推出了一系列严厉的调控措施，包括:控制货币发行量和贷款规模;严格土地管理，坚决制止乱占耕地;认真清理和整顿在建和新建的项目等等。
在房地产行业，那些对政策风险防范较少的企业出现了资金危机，其中天津顺驰是最大的失败者;尤其富有意义的是一个号称拥有1200亿元资产的“中国最大民营企业”德隆集团，这是一家驻地新疆，实业做得非常好的企业，但由于政策导致的融资难问题，它转而向资本市场伸出黑手，并最终于2004年崩溃。
除此之外，还有四川托普、科龙电器也都纷纷坍塌于2004年前后，那一年，几乎所有踮着脚踏入国有垄断行业的民企都遭受了溃败。然而历史总是出人意料的戏剧性，谁能想象沉到谷底的中国民营企业马上便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转机。
2005年的2月25日，《非公经济36条》文件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是这份文件的全称，这是中国建国50年来第一个关于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政策文件。虽然在文件发布三年后的今天，民营企业依然遭遇到了很多问题，包括宏观调控中的资金链条脆弱，包括进入壁垒下的投资结构失衡，包括民营企业家的生存困境等等，但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对文件没有贯彻执行所导致的。
2005年至2008年以来中国民企的生存状况有所改善，尽管步履很缓慢，但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一些曾经壁垒森严的行业中，我们也看到了民营企业影影绰绰的身形，如航空业中东星和春秋的成功，如上海地区一部分公用事业对民企的外包，也如2007年深圳地区的银行放宽对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可抵押融资的门槛。
坎坷的历史演进至此，我们才看到了今天一个鲜活丰满的民企群落。30年来，他们仿佛一只逐渐被压扁的皮球，经历过磨难而活下来的。
自1978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至少经历了四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分别是1978年的启蒙（小岗村包干与吴仁宝，鲁冠球的乡镇企业探索）、1992年的生长（邓小平南巡讲话所引发的创业狂潮以及产权清晰化运动）、2001年的转折（中国加入WTO）以及2005年的新生（《非公经济36条》的发布）。
脉络一:于残缺的体制下启蒙
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这年11月的一个夜晚，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十几个衣衫褴褛、面色苍白的农民在昏暗油灯的帮助下签着一张契约。他们一个个轮替着按下指印，并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后来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出现了第一个对非国有资本控制的生产方式的探索。
同年在遥远的彼方，华西村成为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样板大队，但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却又在其中干着另外一套。早在1969年，他就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吴仁宝用这样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乡，在华西村搞的那些小工厂却一直在地下运转。这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为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的胚胎，这正我国民营企业的第一根拐杖。
而在北方天津静海县蔡公庄的大邱庄，一个叫禹作敏的村党支部书记在村里偷偷办起了一家冷轧带钢厂。在浙江，钱塘江畔的萧山县，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日后改名叫了万向节，当年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乡镇企业，可后来却成为了享誉国内外的万向集团。这是我国民营企业的第二根拐杖。
在这里，我们似乎把到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脉搏:它的启蒙意识起自农村的包干，它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是华西村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吴仁宝和鲁冠球都是中国乡镇企业最耀眼的启明星，但是他们的起点却相去甚远，前者始终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身体上,而后者的崛起则大半是个人创造。这种差异在一开始并不起眼，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共用的一个概念，直到“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飞奔。
脉络二:如疯靡的野草般生长
时间转眼来到1992年。
1992年，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下海经商热，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他于7月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其他的创业者如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他选择当时在国内一片空白的拍卖业，成立了嘉德拍卖公司，到了1996年，嘉德已经成长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型拍卖公司。就在这一年，陈东升又募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还有太多的创业故事发生在那个不平静的1992年，并且这一次的变革潮与1978年的那次带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如这次创业者中有不少是从政府官员辞职的，他们的出现代表了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开始摒弃国有资本，转而投向民营资本的怀抱;他们的快速崛起和成功宣告着民营企业作为一支能和国有企业独立博弈的力量正式站上了历史舞台。虽然你可以说在十年前许多打着“乡镇企业”帽子的民营企业早已崛起，但在产权制度上前者迷顿而后者清晰;虽然你可以质疑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崛起的手段和路径带有灰色的成分，但我们仍然应该称颂一个允许“野草”疯靡的魅力年代，同时见证那个“民营企业元年”的华丽诞生。
脉络三:在突破的喜悦中转折
2001年的中国似乎一夜之间成了“大起之年”，麦肯锡年轻的合伙人比尔曼在一份他撰写的《2001年中国新生企业调查》的报告中惊讶地指出:今年，中国市场新诞生的民营企业超过了过去五年之总和。
2001年，就是在这全民性的狂热中，有三个民营企业家受到了入世的“感召”。他们觉得重大的机遇就在眼前，并认为当许多垄断行业将对外资开放之时，自然就没理由再对民企关闭大门。于是他们决定实行“突破”计划。
第一个人是著名的农业大王刘永好。2001年5月，他宣布持有民生银行7.98%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这在当时轰动全国，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政策永远是限制民营企业的，特别是在金融业上;第二个人则是一直默默无名的吴鹰，他带着自己的小灵通利用国有垄断企业内部的战争一举入世，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还狠狠地分了一大杯羹;第三个值得记忆的人是李书福，在2001年到来的时候，这个外表绝对草根的企业家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张民营企业造车的许可证。这年11月9日，国家经贸委发布了第六批《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一款名为“吉利JL6360”的陌生车型赫然在榜。在共和国的汽车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三件极有寓意的商业事件告诉我们，2001年不是一个平凡的年度。这一年，随着我们进入了世贸组织，曾有无数的刘永好们，吴鹰们和李书福们欢欣鼓舞的认为中国的入世将带给自己更规范的市场环境，更热络的经济格局，让他们能“突破”桎梏，放手与国营企业、外资企业同台竞争。而如今，7年光阴飞逝，刘永好的“巧妙入股”已然成为了历史的绝唱，讽刺的是在2004年启动的四大国有银行改制上市中更清一色地选择外资作为战略伙伴，将本国的民营资本弃如敝履;同时，吴鹰这只展翅高飞的雄鹰在盘旋于垄断利益上空不足三年后便折翼而落;剩下刚刚突围的李书福驾驶着他心爱的吉利车在一群外资的内外包夹中艰苦转型！
脉络四:经危难的时代后新生
在入世的三年之后，我们看到了许多民企的集中崩溃。
从2004年年初伊始，国务院明确要求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进行清理检查，与此同时，对房地产进行高调整治，3月到5月之间，国家推出了一系列严厉的调控措施，包括:控制货币发行量和贷款规模;严格土地管理，坚决制止乱占耕地;认真清理和整顿在建和新建的项目等等。
在房地产行业，那些对政策风险防范较少的企业出现了资金危机，其中天津顺驰是最大的失败者;尤其富有意义的是一个号称拥有1200亿元资产的“中国最大民营企业”德隆集团，这是一家驻地新疆，实业做得非常好的企业，但由于政策导致的融资难问题，它转而向资本市场伸出黑手，并最终于2004年崩溃。
除此之外，还有四川托普、科龙电器也都纷纷坍塌于2004年前后，那一年，几乎所有踮着脚踏入国有垄断行业的民企都遭受了溃败。然而历史总是出人意料的戏剧性，谁能想象沉到谷底的中国民营企业马上便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转机。
2005年的2月25日，《非公经济36条》文件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是这份文件的全称，这是中国建国50年来第一个关于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政策文件。虽然在文件发布三年后的今天，民营企业依然遭遇到了很多问题，包括宏观调控中的资金链条脆弱，包括进入壁垒下的投资结构失衡，包括民营企业家的生存困境等等，但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对文件没有贯彻执行所导致的。
2005年至2008年以来中国民企的生存状况有所改善，尽管步履很缓慢，但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一些曾经壁垒森严的行业中，我们也看到了民营企业影影绰绰的身形，如航空业中东星和春秋的成功，如上海地区一部分公用事业对民企的外包，也如2007年深圳地区的银行放宽对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可抵押融资的门槛。
坎坷的历史演进至此，我们才看到了今天一个鲜活丰满的民企群落。30年来，他们仿佛一只逐渐被压扁的皮球，经历过磨难而活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