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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知识分子无不期望成为社会上最受尊敬、最有声望、最有权势、收入最高的人。知识分子觉得他们配得上如此荣宠。然而大体说来，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如此礼遇知识分子。米塞斯曾经解释过，相对于工人阶层，知识分子有一种特别的怨恨情绪，他们的社会交际对象通常是成功的资本家，与这个集团相比，他们常常为自己低下的地位而感到屈辱。然而，即使那些没有类似社交经验的知识分子也有同样的怨恨情绪，所以，仅从社会交际的角度进行解释是不够的。
那么，为什么当代知识分子觉得社会应该给予他们最高的礼遇，如果不能如愿，便怨声载道呢？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最有价值的人，为社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社会理应根据他们的价值和贡献给予相应的回报。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实行“按照贡献或价值分配”的原则。在自由社会中，除了个人天赋、祖上遗产和运气，市场只青睐那些能捕捉到并满足他人需求的人，至于获利的多少，则取决于需求的大小和竞争的供应商的数量。所以，失败了的商人和工人并不会像人文知识分子那样怨恨资本主义。惟有优越感未得到社会认可，特权不被社会承认，才会在知识分子心中形成那种深层的怨恨。
自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以来，知识分子便告诉我们，他们的活动是最有价值的。柏拉图说，理性比勇气和欲望更重要，哲学家注定了应该成为统治者。亚里士多德则主张，知识分子的沉思是最高级的活动。这也就难怪，现在保存下来的文字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活动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毕竟，做出评价、记录评价并用理性支持这些评价的，正是知识分子。他们无异于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些将其他活动，譬如打猎、角斗或肉欲享乐，看得比思考活动更有价值的人，根本没有心思留下文字记录。只有知识分子才费心搞出某种谁最优秀的理论。
是什么因素导致一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高人一等的想法？我要特别强调一种制度：学校教育。在塑造年轻人的观念过程中，学校教育的影响大概仅次于家庭，而且，几乎所有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的家伙都进过学校，并且都是佼佼者。跟别人一比，他们觉得自己是优胜者。他们总是受到表扬，获得奖赏，他们是老师的宠儿。他们怎能不把自己视为高人一等？每天他们都能看到别的同学在理念思考与反应能力上与他们的差距。学校教育告诉他们，他们是高人一等的。
学校教育也向他们展示并教给他们按（智力）能力分配奖赏的原则。智力能力高的，获得奖赏、老师的笑脸和高分。在学校的社会等级中，最聪明的学生构成校园的上层阶级。尽管从来没人给他们上过这一课，但从学校教育中知识分子得出结论，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他们更有价值，也坚信靠这种更高的价值，他们理应获得更多报酬。
然而，外界的市场社会给他们的却是另一种教育。最大的奖赏并没有给那些最能言善辩的聪明人。在市场中，知识分子所掌握的技能并不是最有价值的。在学校中，他们总觉得自己最有价值，最应该也最有资格受到褒奖，而资本主义社会却剥夺了他们自己觉得“理应”获得的报酬，他们怎能不怨气冲天呢？这也就难怪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抱着一种深深的敌意，当然，具体表现出来却会有种种冠冕堂皇的其他理由，即使这些理由是不充分的。
我的解释并不是说，学校中学业优秀者的大多数都会成为反资本主义知识分子。事实上，校园中绝大部分出类拔萃之辈都是既精通书本知识，又善于交际，还强烈地追求快乐、友情、制胜之道，并能按规则游戏（或者看起来是遵守规则），这样的学生也能得到老师的格外关注和奖赏，进入社会后，他们通常也会干得非常出色。这样的学生并不会滋生出反资本主义情绪。
我的解释指的是那部分在校园（官方体制）中居于上层，而在进入社会后却经历相当挫折的群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指那个预料到自己可能会走下坡路的群体。在进入社会，经历社会地位下降以前，有些聪明的学生就意识到，在进入社会后，他的地位将不如他现在校园中的地位，那他就会产生对资本主义的敌意。如果这些学生阅读到反映此类情绪的作品，或者碰上有这种情绪倾向的知识分子教师，学校教育不经意间播下的种子，即知识分子的反资本主义心态，则必然会进一步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一条不变的定律。并不是所有经历过社会地位下滑的人都会对社会制度产生敌意。地位下降只是促使人们敌视社会的一个因素，至于作用的大小，则因人而异。地位的下滑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或者是他比其他社会集团的收益少，或者虽然没有哪个集团的地位比他高，但跟原先比他低的集团相比，收益相对减少。第二类情况相对容易忍受一些，很多知识分子（据他们自己说）还是支持平等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鼓吹知识分子的精英统治。我们的假设关注的是第一类地位下降，这类情况特别容易引发怨恨和敌意。
那么，为什么当代知识分子觉得社会应该给予他们最高的礼遇，如果不能如愿，便怨声载道呢？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最有价值的人，为社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社会理应根据他们的价值和贡献给予相应的回报。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实行“按照贡献或价值分配”的原则。在自由社会中，除了个人天赋、祖上遗产和运气，市场只青睐那些能捕捉到并满足他人需求的人，至于获利的多少，则取决于需求的大小和竞争的供应商的数量。所以，失败了的商人和工人并不会像人文知识分子那样怨恨资本主义。惟有优越感未得到社会认可，特权不被社会承认，才会在知识分子心中形成那种深层的怨恨。
自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以来，知识分子便告诉我们，他们的活动是最有价值的。柏拉图说，理性比勇气和欲望更重要，哲学家注定了应该成为统治者。亚里士多德则主张，知识分子的沉思是最高级的活动。这也就难怪，现在保存下来的文字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活动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毕竟，做出评价、记录评价并用理性支持这些评价的，正是知识分子。他们无异于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些将其他活动，譬如打猎、角斗或肉欲享乐，看得比思考活动更有价值的人，根本没有心思留下文字记录。只有知识分子才费心搞出某种谁最优秀的理论。
是什么因素导致一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高人一等的想法？我要特别强调一种制度：学校教育。在塑造年轻人的观念过程中，学校教育的影响大概仅次于家庭，而且，几乎所有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的家伙都进过学校，并且都是佼佼者。跟别人一比，他们觉得自己是优胜者。他们总是受到表扬，获得奖赏，他们是老师的宠儿。他们怎能不把自己视为高人一等？每天他们都能看到别的同学在理念思考与反应能力上与他们的差距。学校教育告诉他们，他们是高人一等的。
学校教育也向他们展示并教给他们按（智力）能力分配奖赏的原则。智力能力高的，获得奖赏、老师的笑脸和高分。在学校的社会等级中，最聪明的学生构成校园的上层阶级。尽管从来没人给他们上过这一课，但从学校教育中知识分子得出结论，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他们更有价值，也坚信靠这种更高的价值，他们理应获得更多报酬。
然而，外界的市场社会给他们的却是另一种教育。最大的奖赏并没有给那些最能言善辩的聪明人。在市场中，知识分子所掌握的技能并不是最有价值的。在学校中，他们总觉得自己最有价值，最应该也最有资格受到褒奖，而资本主义社会却剥夺了他们自己觉得“理应”获得的报酬，他们怎能不怨气冲天呢？这也就难怪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抱着一种深深的敌意，当然，具体表现出来却会有种种冠冕堂皇的其他理由，即使这些理由是不充分的。
我的解释并不是说，学校中学业优秀者的大多数都会成为反资本主义知识分子。事实上，校园中绝大部分出类拔萃之辈都是既精通书本知识，又善于交际，还强烈地追求快乐、友情、制胜之道，并能按规则游戏（或者看起来是遵守规则），这样的学生也能得到老师的格外关注和奖赏，进入社会后，他们通常也会干得非常出色。这样的学生并不会滋生出反资本主义情绪。
我的解释指的是那部分在校园（官方体制）中居于上层，而在进入社会后却经历相当挫折的群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指那个预料到自己可能会走下坡路的群体。在进入社会，经历社会地位下降以前，有些聪明的学生就意识到，在进入社会后，他的地位将不如他现在校园中的地位，那他就会产生对资本主义的敌意。如果这些学生阅读到反映此类情绪的作品，或者碰上有这种情绪倾向的知识分子教师，学校教育不经意间播下的种子，即知识分子的反资本主义心态，则必然会进一步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一条不变的定律。并不是所有经历过社会地位下滑的人都会对社会制度产生敌意。地位下降只是促使人们敌视社会的一个因素，至于作用的大小，则因人而异。地位的下滑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或者是他比其他社会集团的收益少，或者虽然没有哪个集团的地位比他高，但跟原先比他低的集团相比，收益相对减少。第二类情况相对容易忍受一些，很多知识分子（据他们自己说）还是支持平等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鼓吹知识分子的精英统治。我们的假设关注的是第一类地位下降，这类情况特别容易引发怨恨和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