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四岛问题解决无望，前原无功而返。2月13日，日本外相前原诚司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离开莫斯科。虽然访俄前他在东京宣称，他将努力实现北方四岛的回归，“即使以牺牲我的政治生涯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但俄新社的一篇综述却称：“俄日外长就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共识，但除了南千岛群岛问题以外。”
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雅尔塔协定就与对日作战相关的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归属问题达成共识。俄罗斯与日本四岛之争就此出现。66年来，它就像一个死结牢牢套住了俄日关系，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合作无论如何努力，被四岛拴住的双腿就是无法迈开大步。
从原点到原点
自2010年秋以来，俄日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的新一轮交锋受到世人关注。事情的起因似乎是11月1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但其实不然。
2009年6月和7月，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先后高票通过一项题为《促进北方领土等问题解决特别措施法》修正案，并于2010年4月生效。该法案在战后历史上首次将有争议的“北方四岛”明确为日本“固有领土”。在两国相关谈判时断时续、尚无结果之际，日本以国内立法方式单方面确立争议岛屿的法律地位无异于改变了谈判性质——从解决归属转为解决如何归还。在随即进行的外交斡旋中，日本的态度十分强硬：俄方没有理由对日本国内立法“说三道四”。
如此，深受日方极端举动刺激的俄罗斯必然要予以反击：既然日方首次以立法形式宣示主权要求，俄方就以元首首次登岛考察加以回敬；既然日方强调是处理内部事务，俄方就以保证国土安全、促进地区发展为由组织一系列高官视察，且强调无需经过“任何方面”许可；既然日本坚持对四岛的主权，俄罗斯则明确说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俄日就南千岛群岛问题的争端已持续66年，而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两国在此问题上的博弈就更加频繁，但每次都是从原点出发再折回原点。几乎每个回合都是俄方态度灵活，日本立场僵硬；俄方积极主动，日本被动应付：俄罗斯说领土问题不应影响两国其他方面的合作，日本坚持“政经不可分离”；俄罗斯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日本说搞不清主权，不可能参与；俄罗斯表示归还两个岛为解决问题开始，日本坚持“四岛一并归还”。更有意思的是，每当日方态度有所松动、谈判进程露出些许星光之时，四岛问题往往又因日本国内政治斗争和社会情绪再次乌云密布。
其实，就在2009年2月，俄日两国还曾吹起暖风。双方领导人表示不把纠纷拖延给下一代，要避免走极端、要通过不拘形式的新方式加速领土谈判工作。然而，麻生内阁刚刚流露出“跳出传统框架，寻找第三方案”的念头，便立即招来国内各种势力的强烈抨击，以至此后俄方也降低了调门：时机还不成熟。
类似情况在普京担任总统时也曾出现。2001年3月，普京和森喜朗在伊尔库茨克会谈时也出现过某些积极的因素，双方表示要寻找相互可以接受的方案解决领土争端。但4月小泉上台后就因爆发“铃木事件”而风云突变。日本前议员铃木宗男彼时在自民党和议会中主管日俄关系，在森喜朗时期是日俄领土问题谈判的政策制定者之一，素有日本“幕后外相”之称。此公在处理日俄领土问题上立场十分“开明”，不仅同意“只还两岛”，甚至私下表示“归还不归还都行”。铃木此番言论被披露后，引发日本政界和外交界的巨大震动。以铃木的亲信、时任欧洲局局长东乡和彦为首的一批精通俄罗斯问题的外交官相继被逐出外务省。此后，尽管包括普京和拉夫罗夫外长在内的俄高层公开放话，愿将齿舞、色丹两岛归还给日本，以解决领土争端，但小泉内阁都予以了明确拒绝。
从某种意义上讲，俄罗斯几个月来一系列激烈举动既是对日本在领土问题上极端做法的反击，也是对日本政策起起伏伏、朝秦暮楚难以容忍的表现。同时，影响莫斯科方面失去耐心的另一个背景是，到2010年，随着与挪威、乌克兰划界工作取得突破，俄罗斯与邻国间有争议的领土（水）问题都已基本解决，唯独俄日间领土问题不仅没找到解决的出路，甚至还在倒退。
四岛之于俄罗斯
俄罗斯近来在四岛问题上突然发力，当然不仅仅是针对日本的极端做法，其间也透露出莫斯科在政治、战略方面的考量。
2010年俄罗斯举行了一系列活动，隆重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梅德韦杰夫总统在此时登岛也具有这种色彩，其关注并要传达的是浓厚的现实政治含义：第一，强调二战及苏联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的正义性，肯定苏联在二战中的历史地位，回应所谓苏联“侵略”他国的攻击。第二，突出二战中国际合作，特别是大国“共治”的现实意义，显示俄罗斯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亚太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第三，明确战后疆界不可更改及与二战有关的国际秩序和安排不能颠覆的原则。从亚洲方面看，当年关于战后涉日领土的处置就不仅涉及四岛。
苏联解体后，南千岛群岛对俄罗斯的战略价值进一步提升。一方面，南千岛群岛就像一条铁链将俄罗斯远东的鄂霍次克海封闭起来。失去四岛，这条铁链将从中断开，俄罗斯远东的战略屏障将形成一个大缺口，海上大门将被关闭。另一方面，北约扩大后，俄罗斯原本就“先天不足”的北、西、南三个方向的出海口更易受制于人，地缘环境相对较好的远东成为俄罗斯策应、前出各战略方向的重要出口。
“美国因素”其实一直时隐时现地伴随着南千岛群岛之争：当年为促苏联对日宣战，美国同意将此地交予苏联。冷战开始后，美国不顾苏联及许多国家的反对，在1951年9月的旧金山和会上，又有意在相关文件中留下对四岛地位含混不清的表述，且规定未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国家不享受相关条款之权益——这也构成了日本此后否定四岛归属苏联的理由之一。1960年美日安保同盟形成后，苏联宣布不会将任何岛屿交给参加反苏阵营的日本。
2010年，美国高调宣称“重返亚洲”，自然引起俄罗斯的警觉。在北约东扩基本完成对俄西部围堵之后，在日本外交明显与美国绑在一起的情况下，在俄美战略矛盾并未彻底消除的背景下，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投入是否构成对俄新的战略包围？是否削弱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强硬的立场也是展示给美国看的：俄罗斯不能允许自己的东大门被美日控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并非没有重视对日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都一直排在俄罗斯亚洲外交的前列，但日本在领土问题上的纠缠及其外交政策的亲美化，导致两国关系一直处在不尴不尬，费劲不少、前进不多的状态。自普京的总统第二任期开始，对日关系在俄罗斯亚洲外交排序中已明显后移。外交战略重点决定了俄罗斯对日需求的不足，自然也导致推动解决既有问题的动力不足。
四岛之于日本
作为一个岛国，日本丢城失地后那种痛心疾首、挖心掏肺之感当然会来得更加强烈。从某种程度上讲，四岛之于日本与其说具有战略和经济价值，不如说更大程度上为一种情感的体现。多年来，日本朝野各界有着深厚的“四岛情结”，在对俄领土问题上保持着基本一致的共识，任何灵活的态度或政策往往都遭致强烈的抨击——2月6日，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所谓解决问题要有新思维的言论惹怒政府，就是一例。俄日领土问题一再走入死胡同盖源于此。
日本的“四岛情结”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时发作还与日本希望成为“正常国家”这一政治诉求紧密相关，与其国内政治势力的理念与偏好相关。经过战后几十年发展，日本经济迅速成长，上世纪70年代时已是风光十足。加之其国际局面的打开及与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联系的增加，日本国内开始弥散起“摆脱战败阴影”、成为“正常国家”的情绪，并构成此后日本重要的政治文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于1981年确立了“北方四岛日”。
受各种因素影响，日本国内这些年政治气候更加趋向保守、外交政策随之右倾化。民主党执政后，“正常国家”的观念、“平等外交”的主张进一步与民族主义情绪相结合。在利用普天间基地问题争取走出“美国影子”的尝试失败后，民主党一些势力转而把背靠美国、向其他国家发泄民族主义情绪当做外交政策的一种“特色”，而在四岛问题上重走极端当是这种“特色”的反映。
与此同时，日本朝野对四岛的领土观又是植根于缺少对历史深刻反思、没有准确理解二战及其性质这一土壤中的。2月11日，俄日领土交锋火热之时，前原诚司外相到访莫斯科。选在雅尔塔会议结束66周年之际去俄罗斯，前原应该有他的考虑，这就是他在出发前表述的：日俄应该解决二战遗产问题。然而，前原却偏偏“漏掉”了一个问题：“遗产”因何而来？
如何看待俄日领土纠纷其实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历史上，俄日曾对千岛群岛激烈争夺，该地所属也几度变更。但是，现在的俄日四岛问题所包含的却不仅是历史上领土纠纷的因素，其中关键涉及结束二战的法律与政治文件的有效性，涉及当年日本为发动侵略战争所需付出的代价。虽然苏联占领千岛群岛有利己的考虑，但也是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惩罚，是当年处置法西斯轴心国一系列规定的一部分，这不同于历史上列强割地分赃的范畴，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两国间一般的领土分歧。同期苏联割占德国之东普鲁士（现在的加里宁格勒）也属此性质。如同战后日本一些势力对许多战争历史问题不能正确理解一样，在四岛问题上它们也刻意脱离当年的历史背景，曲解战争的性质及对战败国的处置方式。
解决领土纠纷本是世界性难题，南千岛群岛问题牵涉因素更多、情况更为复杂。从过去60多年的经验看，如果双方难以明确突破方向，至少可以明白什么事情不可为。第一，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方向另一方屈服的结果，一厢情愿地划线只会导致死结难开。第二，民族情感固然可贵，但无理性地宣泄、把民族情感当做政治工具，就十分危险。俄日谈判中多次反复、尚未尝试就被唾沫淹没的事实证明，炒作民族情感只会使政策选择成为情感的“人质”。第三，正因为四岛问题的复杂、敏感，解决路径之一是要营造地区和解、和平与共赢的大环境，外交政策该有多向性、全方位的视角，“拉大旗作虎皮”往往适得其反。
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雅尔塔协定就与对日作战相关的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归属问题达成共识。俄罗斯与日本四岛之争就此出现。66年来，它就像一个死结牢牢套住了俄日关系，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合作无论如何努力，被四岛拴住的双腿就是无法迈开大步。
从原点到原点
自2010年秋以来，俄日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的新一轮交锋受到世人关注。事情的起因似乎是11月1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但其实不然。
2009年6月和7月，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先后高票通过一项题为《促进北方领土等问题解决特别措施法》修正案，并于2010年4月生效。该法案在战后历史上首次将有争议的“北方四岛”明确为日本“固有领土”。在两国相关谈判时断时续、尚无结果之际，日本以国内立法方式单方面确立争议岛屿的法律地位无异于改变了谈判性质——从解决归属转为解决如何归还。在随即进行的外交斡旋中，日本的态度十分强硬：俄方没有理由对日本国内立法“说三道四”。
如此，深受日方极端举动刺激的俄罗斯必然要予以反击：既然日方首次以立法形式宣示主权要求，俄方就以元首首次登岛考察加以回敬；既然日方强调是处理内部事务，俄方就以保证国土安全、促进地区发展为由组织一系列高官视察，且强调无需经过“任何方面”许可；既然日本坚持对四岛的主权，俄罗斯则明确说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俄日就南千岛群岛问题的争端已持续66年，而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两国在此问题上的博弈就更加频繁，但每次都是从原点出发再折回原点。几乎每个回合都是俄方态度灵活，日本立场僵硬；俄方积极主动，日本被动应付：俄罗斯说领土问题不应影响两国其他方面的合作，日本坚持“政经不可分离”；俄罗斯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日本说搞不清主权，不可能参与；俄罗斯表示归还两个岛为解决问题开始，日本坚持“四岛一并归还”。更有意思的是，每当日方态度有所松动、谈判进程露出些许星光之时，四岛问题往往又因日本国内政治斗争和社会情绪再次乌云密布。
其实，就在2009年2月，俄日两国还曾吹起暖风。双方领导人表示不把纠纷拖延给下一代，要避免走极端、要通过不拘形式的新方式加速领土谈判工作。然而，麻生内阁刚刚流露出“跳出传统框架，寻找第三方案”的念头，便立即招来国内各种势力的强烈抨击，以至此后俄方也降低了调门：时机还不成熟。
类似情况在普京担任总统时也曾出现。2001年3月，普京和森喜朗在伊尔库茨克会谈时也出现过某些积极的因素，双方表示要寻找相互可以接受的方案解决领土争端。但4月小泉上台后就因爆发“铃木事件”而风云突变。日本前议员铃木宗男彼时在自民党和议会中主管日俄关系，在森喜朗时期是日俄领土问题谈判的政策制定者之一，素有日本“幕后外相”之称。此公在处理日俄领土问题上立场十分“开明”，不仅同意“只还两岛”，甚至私下表示“归还不归还都行”。铃木此番言论被披露后，引发日本政界和外交界的巨大震动。以铃木的亲信、时任欧洲局局长东乡和彦为首的一批精通俄罗斯问题的外交官相继被逐出外务省。此后，尽管包括普京和拉夫罗夫外长在内的俄高层公开放话，愿将齿舞、色丹两岛归还给日本，以解决领土争端，但小泉内阁都予以了明确拒绝。
从某种意义上讲，俄罗斯几个月来一系列激烈举动既是对日本在领土问题上极端做法的反击，也是对日本政策起起伏伏、朝秦暮楚难以容忍的表现。同时，影响莫斯科方面失去耐心的另一个背景是，到2010年，随着与挪威、乌克兰划界工作取得突破，俄罗斯与邻国间有争议的领土（水）问题都已基本解决，唯独俄日间领土问题不仅没找到解决的出路，甚至还在倒退。
四岛之于俄罗斯
俄罗斯近来在四岛问题上突然发力，当然不仅仅是针对日本的极端做法，其间也透露出莫斯科在政治、战略方面的考量。
2010年俄罗斯举行了一系列活动，隆重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梅德韦杰夫总统在此时登岛也具有这种色彩，其关注并要传达的是浓厚的现实政治含义：第一，强调二战及苏联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的正义性，肯定苏联在二战中的历史地位，回应所谓苏联“侵略”他国的攻击。第二，突出二战中国际合作，特别是大国“共治”的现实意义，显示俄罗斯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亚太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第三，明确战后疆界不可更改及与二战有关的国际秩序和安排不能颠覆的原则。从亚洲方面看，当年关于战后涉日领土的处置就不仅涉及四岛。
苏联解体后，南千岛群岛对俄罗斯的战略价值进一步提升。一方面，南千岛群岛就像一条铁链将俄罗斯远东的鄂霍次克海封闭起来。失去四岛，这条铁链将从中断开，俄罗斯远东的战略屏障将形成一个大缺口，海上大门将被关闭。另一方面，北约扩大后，俄罗斯原本就“先天不足”的北、西、南三个方向的出海口更易受制于人，地缘环境相对较好的远东成为俄罗斯策应、前出各战略方向的重要出口。
“美国因素”其实一直时隐时现地伴随着南千岛群岛之争：当年为促苏联对日宣战，美国同意将此地交予苏联。冷战开始后，美国不顾苏联及许多国家的反对，在1951年9月的旧金山和会上，又有意在相关文件中留下对四岛地位含混不清的表述，且规定未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国家不享受相关条款之权益——这也构成了日本此后否定四岛归属苏联的理由之一。1960年美日安保同盟形成后，苏联宣布不会将任何岛屿交给参加反苏阵营的日本。
2010年，美国高调宣称“重返亚洲”，自然引起俄罗斯的警觉。在北约东扩基本完成对俄西部围堵之后，在日本外交明显与美国绑在一起的情况下，在俄美战略矛盾并未彻底消除的背景下，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投入是否构成对俄新的战略包围？是否削弱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强硬的立场也是展示给美国看的：俄罗斯不能允许自己的东大门被美日控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并非没有重视对日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都一直排在俄罗斯亚洲外交的前列，但日本在领土问题上的纠缠及其外交政策的亲美化，导致两国关系一直处在不尴不尬，费劲不少、前进不多的状态。自普京的总统第二任期开始，对日关系在俄罗斯亚洲外交排序中已明显后移。外交战略重点决定了俄罗斯对日需求的不足，自然也导致推动解决既有问题的动力不足。
四岛之于日本
作为一个岛国，日本丢城失地后那种痛心疾首、挖心掏肺之感当然会来得更加强烈。从某种程度上讲，四岛之于日本与其说具有战略和经济价值，不如说更大程度上为一种情感的体现。多年来，日本朝野各界有着深厚的“四岛情结”，在对俄领土问题上保持着基本一致的共识，任何灵活的态度或政策往往都遭致强烈的抨击——2月6日，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所谓解决问题要有新思维的言论惹怒政府，就是一例。俄日领土问题一再走入死胡同盖源于此。
日本的“四岛情结”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时发作还与日本希望成为“正常国家”这一政治诉求紧密相关，与其国内政治势力的理念与偏好相关。经过战后几十年发展，日本经济迅速成长，上世纪70年代时已是风光十足。加之其国际局面的打开及与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联系的增加，日本国内开始弥散起“摆脱战败阴影”、成为“正常国家”的情绪，并构成此后日本重要的政治文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于1981年确立了“北方四岛日”。
受各种因素影响，日本国内这些年政治气候更加趋向保守、外交政策随之右倾化。民主党执政后，“正常国家”的观念、“平等外交”的主张进一步与民族主义情绪相结合。在利用普天间基地问题争取走出“美国影子”的尝试失败后，民主党一些势力转而把背靠美国、向其他国家发泄民族主义情绪当做外交政策的一种“特色”，而在四岛问题上重走极端当是这种“特色”的反映。
与此同时，日本朝野对四岛的领土观又是植根于缺少对历史深刻反思、没有准确理解二战及其性质这一土壤中的。2月11日，俄日领土交锋火热之时，前原诚司外相到访莫斯科。选在雅尔塔会议结束66周年之际去俄罗斯，前原应该有他的考虑，这就是他在出发前表述的：日俄应该解决二战遗产问题。然而，前原却偏偏“漏掉”了一个问题：“遗产”因何而来？
如何看待俄日领土纠纷其实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历史上，俄日曾对千岛群岛激烈争夺，该地所属也几度变更。但是，现在的俄日四岛问题所包含的却不仅是历史上领土纠纷的因素，其中关键涉及结束二战的法律与政治文件的有效性，涉及当年日本为发动侵略战争所需付出的代价。虽然苏联占领千岛群岛有利己的考虑，但也是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惩罚，是当年处置法西斯轴心国一系列规定的一部分，这不同于历史上列强割地分赃的范畴，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两国间一般的领土分歧。同期苏联割占德国之东普鲁士（现在的加里宁格勒）也属此性质。如同战后日本一些势力对许多战争历史问题不能正确理解一样，在四岛问题上它们也刻意脱离当年的历史背景，曲解战争的性质及对战败国的处置方式。
解决领土纠纷本是世界性难题，南千岛群岛问题牵涉因素更多、情况更为复杂。从过去60多年的经验看，如果双方难以明确突破方向，至少可以明白什么事情不可为。第一，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方向另一方屈服的结果，一厢情愿地划线只会导致死结难开。第二，民族情感固然可贵，但无理性地宣泄、把民族情感当做政治工具，就十分危险。俄日谈判中多次反复、尚未尝试就被唾沫淹没的事实证明，炒作民族情感只会使政策选择成为情感的“人质”。第三，正因为四岛问题的复杂、敏感，解决路径之一是要营造地区和解、和平与共赢的大环境，外交政策该有多向性、全方位的视角，“拉大旗作虎皮”往往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