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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袁家方教授，是在去年夏天。一天上午，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朱祖希老先生驾到，同时带来了一位他的朋友，个子不高，满头银发，称朱老先生为“大哥”。袁教授一出口便妙语联珠，幽默风趣。这两位学者在编辑部办公室你一言我一语，把我们逗得前仰后合。听朱老先生介绍，袁教授是研究北京商文化和京城老字号的专家。我们便马上萌发采访他的欲望。话一出口，袁教授立即痛快地答应。
转眼半年过去了，袁教授不是开会，就是去北京城市广播电台讲课，要不就是去山西考察晋商，总也逮不着他的空。虽说他今年刚从首都经贸大学退休，但退下来的他更忙了。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京商研究中心都邀请他去做研究、做课题。不过，袁教授一直把我们的采访放在心上。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就在袁教授从山西考察回来的第二天，在他位于四惠的寓所，我与他如老朋友般畅谈了一下午。
“北京城存在着一个悠久的商文化空间”
话题从袁教授的研究课题开始。最近袁教授一直在从事他的北京商文化空间研究，“商文化空间”这一概念也是由他首次提出。袁教授说：“‘城市’一词，由‘城’与‘市’两字构成。有‘城’有‘市’，方为‘城市’。‘市’是什么，用经济的眼光看，是商业流通，是一个产业；从文化的角度看，它又是生活方式，是地方文化的典型表现。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悠久历史的商业街区，这些商业街区不单是一个城市商业发展的历史、文化代表，还典型、深刻地反映着这一城市的历史发展，反映着那里人们悠久的生活传统。这是一种最富有历史穿透力的文化，甚至，可称之为商文化基因。而在北京的地图上看北京商文化空间的分布，我们分明可以悟到这四句话：‘中轴对称、方形环绕、星罗棋布、专业特色。’”袁教授接着解释．“北京城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从中轴线全长看，从北到南，有鼓楼、前门、大栅栏(后有的天桥)；东西两侧对称的是东四、西四，即所谓东大市、西大市；就连东西两大庙市的隆福寺、护国寺，也几乎是对称的。人们说北京的城门‘内九外七皇城四’，说的是北京城的外城有七个城门，内城有九个城门，皇城有四个城门。九个内城的城门外，都可说是商业热点。一般说来，城门外侧的商业明显地要比城门内侧发达，这和城门外的‘停留率’高有直接关系。而北京城的棋盘街格局也带来了集市与庙市的星罗棋布。今天在这些著名的集市街区、庙市所在地及其附近，依然是商业发展的旺地或者仍然有着一定程度的商业发展空间。”
袁教授认为，老商业街不但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重要的“商文化空间”。特别是对今天其历史风貌尚存的前门大栅栏、琉璃厂，更应予以高度重视，特别保护。袁教授特别强调：“‘历史风貌保护’与文化继承和弘扬，不但应包括街巷格局、建筑风貌。还应特别考虑到对‘京味商文化’的保护。切不可在‘拆迁经济’的轰轰烈烈中，毁掉了宝贵的‘商文化空间’，使‘京味商文化’失去其赖以生存、延续与发展的基石、土壤。新的商业街区的建设与发展，也应重视对‘京味商文化’的了解、继承、弘扬和发展，才能形成北京商业发展的城市个性特色。我们说老字号的商品和服务，千好万好，还在于酿成这些出类拔萃精品的后面，那一套严格缜密、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肉相连、精髓贯通的经营管理。今天人们关心老字号的兴衰，甚至某些传统商品可能已‘过时’了，可人们还惦记它，寻找它，究其根源。是人们要寻找心灵深处的民族文化传统，也让人体会到‘商业竞争同时也是文化竞争’的道理。”
“我们的城市应该更加贴近自然”
袁教授出生在王府井边上的一条小胡同里，五六岁时搬到西城区电报大楼后面的一个小四合院。袁教授说胡同和四合院给了他很大的文化熏陶：“小时候，我家住在北京西单，一个临近中南海的胡同。那条胡同整十个门牌，四合院都还整齐。胡同里，每家都有花池子和不少花盆。我家的花最多，有常见的茉莉花、指甲草、死不了、无花果、文竹、月季、牡丹、夜来香，还有桂花、蟹爪莲、仙人球，养在鱼盆里的荷花等等。夏夜，夜来香香气弥漫，花前树下，清清凉凉；中秋，桂花的幽香直飘出院落。胡同、四合院里除了景致好，邻里关系也好。一个四合院里，当有新住户搬进来时，院里的其他所有人都出来帮忙搬东西，帮助准备当天的饭菜。并叮嘱新来的人家一些居住、行走的注意事项。除夕守岁时，零点刚过，院子里的人都出来互相拜年。平时夜里如果谁家有人病了，不管敲别人谁家的窗户都会有人义不容辞地出门帮忙。这就是我们的胡同文化，和谐的文化。”
袁教授说：“人们都说，四合院是北京城的城市细胞，而胡同，连国家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里，都把它写进去了，说它们是北京的基础网架格局，要认真地好好保护。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成了都市热门话题。其实，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每个四合院不就是个城市小园林？它们先是连成线，也就是串成条条绿色的胡同，然后再汇并成大片的绿色，围绕着、拱卫着紫禁城。在棋盘街勾勒出的线路和框图上，春夏，树木用绿色渲染；秋冬，就在青砖灰瓦的基调上，托举起故宫高大巍峨的金碧辉煌。史学家和建筑学家们说，当年北京城的设计师与建设者，就是这样设想和规划的。这是北京城在平面布局上堪称世界一绝之处，尤其是从空中俯瞰，更是极为壮观。这就是中国建筑文化的精华在北京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上的体现。”
袁教授认为，从生态学和环境学的角度看，北京胡同与院落里的花草树木，在数百年里一直起过保护古都风貌的重要作用。它们为院落储存水分、吸收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沉降浮尘，提供氧气和负离子，还能调节温度。于是，从地面到房顶上空，每个院子就都有了立体而又别致的空气净化器。所以，人们把四合院比作一个个小“肺泡”。袁教授说：“这无数的小肺泡，在改善每个四合院局部小气候的同时，也每时每刻地自动净化着北京。它们使空气清新了，使雨雪中的酸度有所降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北京紫禁城及各种古建筑不受腐蚀。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带有无数个小‘肺泡’的、有很大自净能力和再生能力的大都市。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北京城正是把田园浓缩到一个个四合院里，使大都会的喧嚣、紧张，在一拐进胡同，走入庭院，就降解了、缓和了、隔离开来了。这是一种‘人为的自然’，是只有北京才特有的一种大都市‘田园格调’”。
袁教授又痛惜地说：“西方许多国家，是用了一个很漫长的历程来寻找贴近自然、回归自然、珍惜自然的道路。人家才有的，我们早有了。可我们现在要把它丢掉、毁掉，将来怕是再难找得回来了。”
“体育与插队是影响我人生的两大因素”
面对侃侃而谈的袁教授，你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他 小时候是搞体育出身的。袁家方少年时代在首都体育学院上了三年的初中预科，这三年的锤炼给了他宝贵的坚实的生命底色。袁教授至今还记得当年刻苦训练的场景：“我们体育学院当时在蓟门桥附近，站在桥上，经常能看见北京矿冶学院和地质学院的男女学生们，胳膊上、小腿上绑着沙袋在操场上练跑步，我心里很受震撼。那个年代年青人都向往并自动地去跑进大自然，接受考验。那会儿有个《勘探队员之歌》很流行。歌中唱道：‘是那山谷的风吹动着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着我们的帐篷……’现在有很多老歌都被重新翻唱了，但还就发听到它。当时老师倡导我们，越是恶劣的天气越要出去锻炼身体。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有一个老师，每当下暴雨的时候，他就光着膀子在学院操场上跑步。我们自己也是，不管刮风下而，都坚持不懈。”说到这儿，袁教授又想起了他的胡同：“那时的北京四季分明，夏天总有那么几天下暴雨。每当这时，我和胡同里的小伙伴们就出门跑步。家附近的胡同就是天然的跑道。有一回而下得特别大，胡同里菜站的西红柿都被大雨冲出了胡同，在长安街旁，我和小伙伴们一人捡到一个，边跑边啃。”袁教授说得津津有味，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情景之中，胡同悠长，旧景的回想也悠长……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段投身体育的经历，后来，袁教授在担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长城旅游学院副院长时，做了一件前人未曾做过的事。那是2003年11月初，“非典”稍稍平息，袁教授策划并操持了一个“拓展运动会”，在当时引起诸多媒体关注。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电视台都前往现场拍摄，并做了专题报道。中国体育报在头版刊发大篇幅文章，高度评价其为“中国高校体育史上的第一届‘拓展运动会’”。那年冬天，三个月里，有关这个运动会的专题节目在全国不少省市电视台播出。
何谓拓展运动会？袁教授说：“就是我们说的‘让体育回归生活’，是将近几年来风行于白领阶层的拓展运动引进体育教学课堂。通过拓展运动，使学生学习和掌握一整套增进与保持‘健康’的科学的方式方法，并经由‘修炼’形成持之以恒的‘习惯’，用‘生活的体育’引导他们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与不断完善，引导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这就是拓展运动会的主旨所在。那年我们的首届拓展运动会，不仅有常规的田径等竞技体育内容，有军事体育、传统民族体育项目，还加入了攀岩、断桥、求生墙、信任摔等拓展项目的比赛。”
少年的体校经历让袁家方知道了什么叫吃苦，青年时期的插队生活更教会了他什么是耐劳。
1968年底，高中毕业的袁家方到山西运城市平陆县枣园村插队下乡。他说：“记得当时在陕西有个插队学生填了一首《卜算子》，开头两句是：‘乘风云端下，方知人间苦’。下乡四年，使我知道了城市、乡村的强烈反差，知道了中国社会，中国的国情。我们村子缺水，全村的饮水靠水窖积雨水，雨后一个多月，水和酱汤子一样混浊。夏天，水中经常会有鱼虫，我们就喝那样的水。有时帮村民什么忙，他们一定邀我们去家里吃饭，桌上也很正式地摆上四个小碟，但其中两个多是腌柳树叶、柿树叶，两个是腌韭菜或萝卜丝。那树叶吃着挺苦挺涩的，到今天似乎还能想起那滋味。农村做饭靠烧柴禾，冬天每周要上山打一次柴，来回70多里地，翻山越岭，早晨四五点钟就出门，到晚上十点多钟才挑着柴担挪回家。为生活而‘拉练’，我们一起下乡的每个人后脖子上都被扁担磨起一个大包，回城后好几年才下去。苦是苦，但农民的单纯、质朴、实在，面对困难默默地、无悔地去耕耘地球的那种执着与淡泊，至今仍然影响着我。它使我懂得吃苦是根本用不着考虑的，做个普普通通的正直的人最重要，同时还要做一个对真理无怨追求的人。”去年9月，袁教授还特别邀请了几位北京的农村经济专家，专程回当年插队的村子，为自己“第二故乡”的经济发展把脉，出谋划策。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和感悟，袁教授干事从不计较名利与得失。如今市场经济时代，研究经济的人都是很吃香的。但袁教授从不会因为金钱的因素而决定自己到底干什么，只要对社会有益，对当地经济发展有好处，无所得他也干。
“档案和档案工作应考虑回归社会、回报社会”
与袁教授谈起我们档案工作，他坦言“接触不多”，以前一直觉得档案馆是个很神秘的地方。他认为档案馆应该与图书馆差不太多，因为保管的也不是人事档案，保密性不是那么强。他说：“档案馆收集到的档案应该在一定时候重新回归社会。”他随即又告诉我，现在宣武区档案馆的馆藏中还有一份他撰写的内联升店史。听宣武区档案馆的人说，有一次区人大代表到区馆视察，看到那份材料，还很有兴趣地抄录起来。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还曾在北京市工商局的档案室里看到过一份解放前北京市社会局的一位局长写的《北京社会概况》，他觉得里面提供了有关北京社会的相当完整的资料，非常有价值。袁教授说档案确实很重要，档案工作还是大有可为的。
袁教授虽然谦虚地说对档案和档案工作不太了解，但在实际工作中他却以一个学者的本能特别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在他任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长城旅游学院副院长期间，他所在的学院工作，无论巨细，都要有原始记录，最好都能用文字的、声像的形式保留下来，甚至有时候他自己亲自动手做这项工作。比如前面提到的那次有创意的拓展运动会，从策划运作直到现场，全套的资料都有。袁教授说：“留存这些东西，对学院工作的开展、对教学研究、对学生的成长都很有帮助。”
袁教授身体硬朗，性情开朗，爱好广泛。他自己东奔西走，爱上了摄影，出去一次顺带着也采风一次。他还爱写诗，曾被圈入白洋淀诗派。与他聊天，如坐春风。匆匆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不得不告辞。在大冷的寒冬天气里，热情、友善、随和的袁教授一直把我送到了四惠地铁站。
转眼半年过去了，袁教授不是开会，就是去北京城市广播电台讲课，要不就是去山西考察晋商，总也逮不着他的空。虽说他今年刚从首都经贸大学退休，但退下来的他更忙了。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京商研究中心都邀请他去做研究、做课题。不过，袁教授一直把我们的采访放在心上。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就在袁教授从山西考察回来的第二天，在他位于四惠的寓所，我与他如老朋友般畅谈了一下午。
“北京城存在着一个悠久的商文化空间”
话题从袁教授的研究课题开始。最近袁教授一直在从事他的北京商文化空间研究，“商文化空间”这一概念也是由他首次提出。袁教授说：“‘城市’一词，由‘城’与‘市’两字构成。有‘城’有‘市’，方为‘城市’。‘市’是什么，用经济的眼光看，是商业流通，是一个产业；从文化的角度看，它又是生活方式，是地方文化的典型表现。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悠久历史的商业街区，这些商业街区不单是一个城市商业发展的历史、文化代表，还典型、深刻地反映着这一城市的历史发展，反映着那里人们悠久的生活传统。这是一种最富有历史穿透力的文化，甚至，可称之为商文化基因。而在北京的地图上看北京商文化空间的分布，我们分明可以悟到这四句话：‘中轴对称、方形环绕、星罗棋布、专业特色。’”袁教授接着解释．“北京城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从中轴线全长看，从北到南，有鼓楼、前门、大栅栏(后有的天桥)；东西两侧对称的是东四、西四，即所谓东大市、西大市；就连东西两大庙市的隆福寺、护国寺，也几乎是对称的。人们说北京的城门‘内九外七皇城四’，说的是北京城的外城有七个城门，内城有九个城门，皇城有四个城门。九个内城的城门外，都可说是商业热点。一般说来，城门外侧的商业明显地要比城门内侧发达，这和城门外的‘停留率’高有直接关系。而北京城的棋盘街格局也带来了集市与庙市的星罗棋布。今天在这些著名的集市街区、庙市所在地及其附近，依然是商业发展的旺地或者仍然有着一定程度的商业发展空间。”
袁教授认为，老商业街不但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重要的“商文化空间”。特别是对今天其历史风貌尚存的前门大栅栏、琉璃厂，更应予以高度重视，特别保护。袁教授特别强调：“‘历史风貌保护’与文化继承和弘扬，不但应包括街巷格局、建筑风貌。还应特别考虑到对‘京味商文化’的保护。切不可在‘拆迁经济’的轰轰烈烈中，毁掉了宝贵的‘商文化空间’，使‘京味商文化’失去其赖以生存、延续与发展的基石、土壤。新的商业街区的建设与发展，也应重视对‘京味商文化’的了解、继承、弘扬和发展，才能形成北京商业发展的城市个性特色。我们说老字号的商品和服务，千好万好，还在于酿成这些出类拔萃精品的后面，那一套严格缜密、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肉相连、精髓贯通的经营管理。今天人们关心老字号的兴衰，甚至某些传统商品可能已‘过时’了，可人们还惦记它，寻找它，究其根源。是人们要寻找心灵深处的民族文化传统，也让人体会到‘商业竞争同时也是文化竞争’的道理。”
“我们的城市应该更加贴近自然”
袁教授出生在王府井边上的一条小胡同里，五六岁时搬到西城区电报大楼后面的一个小四合院。袁教授说胡同和四合院给了他很大的文化熏陶：“小时候，我家住在北京西单，一个临近中南海的胡同。那条胡同整十个门牌，四合院都还整齐。胡同里，每家都有花池子和不少花盆。我家的花最多，有常见的茉莉花、指甲草、死不了、无花果、文竹、月季、牡丹、夜来香，还有桂花、蟹爪莲、仙人球，养在鱼盆里的荷花等等。夏夜，夜来香香气弥漫，花前树下，清清凉凉；中秋，桂花的幽香直飘出院落。胡同、四合院里除了景致好，邻里关系也好。一个四合院里，当有新住户搬进来时，院里的其他所有人都出来帮忙搬东西，帮助准备当天的饭菜。并叮嘱新来的人家一些居住、行走的注意事项。除夕守岁时，零点刚过，院子里的人都出来互相拜年。平时夜里如果谁家有人病了，不管敲别人谁家的窗户都会有人义不容辞地出门帮忙。这就是我们的胡同文化，和谐的文化。”
袁教授说：“人们都说，四合院是北京城的城市细胞，而胡同，连国家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里，都把它写进去了，说它们是北京的基础网架格局，要认真地好好保护。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成了都市热门话题。其实，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每个四合院不就是个城市小园林？它们先是连成线，也就是串成条条绿色的胡同，然后再汇并成大片的绿色，围绕着、拱卫着紫禁城。在棋盘街勾勒出的线路和框图上，春夏，树木用绿色渲染；秋冬，就在青砖灰瓦的基调上，托举起故宫高大巍峨的金碧辉煌。史学家和建筑学家们说，当年北京城的设计师与建设者，就是这样设想和规划的。这是北京城在平面布局上堪称世界一绝之处，尤其是从空中俯瞰，更是极为壮观。这就是中国建筑文化的精华在北京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上的体现。”
袁教授认为，从生态学和环境学的角度看，北京胡同与院落里的花草树木，在数百年里一直起过保护古都风貌的重要作用。它们为院落储存水分、吸收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沉降浮尘，提供氧气和负离子，还能调节温度。于是，从地面到房顶上空，每个院子就都有了立体而又别致的空气净化器。所以，人们把四合院比作一个个小“肺泡”。袁教授说：“这无数的小肺泡，在改善每个四合院局部小气候的同时，也每时每刻地自动净化着北京。它们使空气清新了，使雨雪中的酸度有所降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北京紫禁城及各种古建筑不受腐蚀。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带有无数个小‘肺泡’的、有很大自净能力和再生能力的大都市。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北京城正是把田园浓缩到一个个四合院里，使大都会的喧嚣、紧张，在一拐进胡同，走入庭院，就降解了、缓和了、隔离开来了。这是一种‘人为的自然’，是只有北京才特有的一种大都市‘田园格调’”。
袁教授又痛惜地说：“西方许多国家，是用了一个很漫长的历程来寻找贴近自然、回归自然、珍惜自然的道路。人家才有的，我们早有了。可我们现在要把它丢掉、毁掉，将来怕是再难找得回来了。”
“体育与插队是影响我人生的两大因素”
面对侃侃而谈的袁教授，你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他 小时候是搞体育出身的。袁家方少年时代在首都体育学院上了三年的初中预科，这三年的锤炼给了他宝贵的坚实的生命底色。袁教授至今还记得当年刻苦训练的场景：“我们体育学院当时在蓟门桥附近，站在桥上，经常能看见北京矿冶学院和地质学院的男女学生们，胳膊上、小腿上绑着沙袋在操场上练跑步，我心里很受震撼。那个年代年青人都向往并自动地去跑进大自然，接受考验。那会儿有个《勘探队员之歌》很流行。歌中唱道：‘是那山谷的风吹动着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着我们的帐篷……’现在有很多老歌都被重新翻唱了，但还就发听到它。当时老师倡导我们，越是恶劣的天气越要出去锻炼身体。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有一个老师，每当下暴雨的时候，他就光着膀子在学院操场上跑步。我们自己也是，不管刮风下而，都坚持不懈。”说到这儿，袁教授又想起了他的胡同：“那时的北京四季分明，夏天总有那么几天下暴雨。每当这时，我和胡同里的小伙伴们就出门跑步。家附近的胡同就是天然的跑道。有一回而下得特别大，胡同里菜站的西红柿都被大雨冲出了胡同，在长安街旁，我和小伙伴们一人捡到一个，边跑边啃。”袁教授说得津津有味，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情景之中，胡同悠长，旧景的回想也悠长……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段投身体育的经历，后来，袁教授在担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长城旅游学院副院长时，做了一件前人未曾做过的事。那是2003年11月初，“非典”稍稍平息，袁教授策划并操持了一个“拓展运动会”，在当时引起诸多媒体关注。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电视台都前往现场拍摄，并做了专题报道。中国体育报在头版刊发大篇幅文章，高度评价其为“中国高校体育史上的第一届‘拓展运动会’”。那年冬天，三个月里，有关这个运动会的专题节目在全国不少省市电视台播出。
何谓拓展运动会？袁教授说：“就是我们说的‘让体育回归生活’，是将近几年来风行于白领阶层的拓展运动引进体育教学课堂。通过拓展运动，使学生学习和掌握一整套增进与保持‘健康’的科学的方式方法，并经由‘修炼’形成持之以恒的‘习惯’，用‘生活的体育’引导他们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与不断完善，引导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这就是拓展运动会的主旨所在。那年我们的首届拓展运动会，不仅有常规的田径等竞技体育内容，有军事体育、传统民族体育项目，还加入了攀岩、断桥、求生墙、信任摔等拓展项目的比赛。”
少年的体校经历让袁家方知道了什么叫吃苦，青年时期的插队生活更教会了他什么是耐劳。
1968年底，高中毕业的袁家方到山西运城市平陆县枣园村插队下乡。他说：“记得当时在陕西有个插队学生填了一首《卜算子》，开头两句是：‘乘风云端下，方知人间苦’。下乡四年，使我知道了城市、乡村的强烈反差，知道了中国社会，中国的国情。我们村子缺水，全村的饮水靠水窖积雨水，雨后一个多月，水和酱汤子一样混浊。夏天，水中经常会有鱼虫，我们就喝那样的水。有时帮村民什么忙，他们一定邀我们去家里吃饭，桌上也很正式地摆上四个小碟，但其中两个多是腌柳树叶、柿树叶，两个是腌韭菜或萝卜丝。那树叶吃着挺苦挺涩的，到今天似乎还能想起那滋味。农村做饭靠烧柴禾，冬天每周要上山打一次柴，来回70多里地，翻山越岭，早晨四五点钟就出门，到晚上十点多钟才挑着柴担挪回家。为生活而‘拉练’，我们一起下乡的每个人后脖子上都被扁担磨起一个大包，回城后好几年才下去。苦是苦，但农民的单纯、质朴、实在，面对困难默默地、无悔地去耕耘地球的那种执着与淡泊，至今仍然影响着我。它使我懂得吃苦是根本用不着考虑的，做个普普通通的正直的人最重要，同时还要做一个对真理无怨追求的人。”去年9月，袁教授还特别邀请了几位北京的农村经济专家，专程回当年插队的村子，为自己“第二故乡”的经济发展把脉，出谋划策。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和感悟，袁教授干事从不计较名利与得失。如今市场经济时代，研究经济的人都是很吃香的。但袁教授从不会因为金钱的因素而决定自己到底干什么，只要对社会有益，对当地经济发展有好处，无所得他也干。
“档案和档案工作应考虑回归社会、回报社会”
与袁教授谈起我们档案工作，他坦言“接触不多”，以前一直觉得档案馆是个很神秘的地方。他认为档案馆应该与图书馆差不太多，因为保管的也不是人事档案，保密性不是那么强。他说：“档案馆收集到的档案应该在一定时候重新回归社会。”他随即又告诉我，现在宣武区档案馆的馆藏中还有一份他撰写的内联升店史。听宣武区档案馆的人说，有一次区人大代表到区馆视察，看到那份材料，还很有兴趣地抄录起来。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还曾在北京市工商局的档案室里看到过一份解放前北京市社会局的一位局长写的《北京社会概况》，他觉得里面提供了有关北京社会的相当完整的资料，非常有价值。袁教授说档案确实很重要，档案工作还是大有可为的。
袁教授虽然谦虚地说对档案和档案工作不太了解，但在实际工作中他却以一个学者的本能特别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在他任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长城旅游学院副院长期间，他所在的学院工作，无论巨细，都要有原始记录，最好都能用文字的、声像的形式保留下来，甚至有时候他自己亲自动手做这项工作。比如前面提到的那次有创意的拓展运动会，从策划运作直到现场，全套的资料都有。袁教授说：“留存这些东西，对学院工作的开展、对教学研究、对学生的成长都很有帮助。”
袁教授身体硬朗，性情开朗，爱好广泛。他自己东奔西走，爱上了摄影，出去一次顺带着也采风一次。他还爱写诗，曾被圈入白洋淀诗派。与他聊天，如坐春风。匆匆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不得不告辞。在大冷的寒冬天气里，热情、友善、随和的袁教授一直把我送到了四惠地铁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