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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觉得刘玉兰这个名字很雅，即使在心里偷偷叫一声，也会让我嘴角上扬，就如此刻。
刘玉兰生病的时候，我不到两岁，没多大印象。据说她是生我时月子里受了凉，反正从我记事起，家里一直弥漫着中草药的味道。猪圈棚顶上晒满中药渣子，连同我的衣服、甚至身上都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刘玉兰始终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冬天拖个棉袄，寻找屋前、墙角的太阳;夏天拿把蒲扇，追赶树下移动的阴凉，曾经一度病得下不来炕。从寿光到益都（现在的青州），从潍坊到济南，辗转多地。她的身体一直不孬也不好，也便耽搁了我弟弟妹妹的出生，我便也成了独苗。
小时候我总担心她会突然就不见了，寻不到了，每天不离左右。等到上学，每天下学都是跑着回来，一进门，便大声喊叫，只有听到她的应答，心里才踏实下来。如果听不到回应，我便四处寻找，直到她瘦小的影子出现在视线里。记得上三年级时的一个傍晚，我放学回来，在家里找遍了角角落落，也没有看到她的影子，以为她没了，从此就找不见了。不由得坐在门口放声大哭。也不知哭了多久，感觉喉咙冒烟，刺拉拉地疼。暮色四合时分，刘玉兰从外面回来了，我赌气不理她。她给我擦干眼泪，牵着我的手走进家门。一边哄我，一边拿出一件绿底儿、黑色小碎花儿的制服褂子，搭在我身上比量，她说到村里裁缝铺去给我做新衣服了。那是我的第一件制服，我也成为同龄人中第一个穿制服的女孩儿。刘玉兰抚摸着我的头，说她的身体好了，死不了的，她还要看着我长成大姑娘呢。她这一说，我哭得更厉害了。我的嗓子从此就变成了标准的“公鸭嗓”。后来才知道，那晚我把声带哭坏了，刘玉兰心疼了好久，直说可惜了我的一副好嗓子，教我的几位老师也唏嘘了很久，因为那时我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每天上课前，背完毛主席语录，我还会唱上一段样板戏。李铁梅《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阿庆嫂的《智斗》，柯湘的《家住安源》……我都繪声绘色地唱过。
我家临街而居，墙外就是大集市，那时的集市比现在热闹。打铁声穿插到叽叽喳喳的人声里，更加的铿锵有力。每到大集，是我最疯狂的日子，东跑西窜，不停在人群中穿梭。
那应该是六七岁的时候吧，还没开始上学呢。那天我兴冲冲地拿着一个甜瓜跑回家，想得到刘玉兰的夸奖。
“哪来的？”刘玉兰的脸色不大好看。
“捡的！”我说得理直气壮。
“在哪捡的？”她的声音提高了八度，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发大火。
“集市拐角的地方，从地排车上……掉下来的……”我开始心虚。
“怎么就这么巧偏叫你捡到！”她一边说着，一边脱鞋。见势不妙，我扭头就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她还碎碎念“拿就拿吧，还学会了撒谎”。话没说完，一只鞋底直接呼过来，好险，离我只有半步。我正得意地朝她做着鬼脸，一扭头却“咣当”一声，撞到了墙上。没有规划前的街道曲里拐弯的——真应了老人的那句话：人欢无好事！母亲逮住我，不仅不怜惜我头上磕了个大包，还狠狠揍了我一顿，文行至此，浑身仿佛又开始隐隐作痛。
奇怪的是直到现在，我也不记得那瓜是我捡的还是我从排车上拿的。可那一顿胖揍，让我懂得，做人要坦坦荡荡，不能做那些偷鸡摸狗的事。不过记得事后刘玉兰就从集市上给我买了好几个更大更好的甜瓜。如今，每次吃甜瓜或听到“甜瓜”俩字，那情景就会在眼前晃动。
在我十二三岁时，刘玉兰便开始教我纳鞋底。从用碎布或旧布加衬纸打袼褙开始，再照鞋样一一把下来，压底、镶边。讲这些时，刘玉兰极为认真细致和有耐心，我手小握不住大鞋底，手里没力，纳出的针脚大小不一，用力不匀而使得鞋底凸凹不平很难看。但刘玉兰不嫌弃，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要领。有时我真想撂挑子不干了，她总是说，好好学，总会学会的，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为了直观，刘玉兰便在本子上给我画好：左右间距一厘米，第二行往下透空，以此类推。我慢慢掌握了这种女红的技术，纳出的鞋底有模有样的，大娘婶子们，常常以我为榜样教育她们的女儿。
初中毕业那年，我十五岁，利用三个晚上的时间翻拆了一件三堂姐给我的格子上衣。翻拆的褂子，如同新做的一样，颜色鲜艳，针脚细密，这成了学校当时的一大奇闻。女孩子们纷纷过来拉拉衣角，拽拽袖，看看是否结实。我非常得意，连领子和暗藏口袋都上得那么紧致和平展，这针线活让刘玉兰也吃惊不小，她频频点头，眼里笑出了泪。而这件“新衣服”让照片上的我笑得格外灿烂。
我又跟着刘玉兰学会了摊煎饼、纺棉花、拉花枕头、刺绣蚊帐帘子和十字绣墙围子……那墙上的喜鹊登梅，蚊帐帘子上的青青翠竹，枕头上的凤凰穿牡丹至今仍鲜艳无比。只是那时候的刘玉兰哪会想到社会发展得如此迅猛，迅猛到应有尽有，迅猛的思想都赶不上趟。但我依旧感激、甚至敬佩她，她让我不管做任何事都有耐心、不惧怕，都会尽力做到最好。
刘玉兰不大会说话，父亲常常说她“说的没有做的好”，我也这么觉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二奶奶带着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加入到闯关东的大军，二爷爷故土难离，独自留在关里老家。那时刘玉兰的身体尽管有所好转，但依旧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下不了地，干不了重活，再说家里生活也不富裕，父亲几次欲言又止，想着把二爷爷接过来赡养。没想到刘玉兰二话不说亲自去把二爷爷接到家里，冬暖夏凉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这一照顾就是十多年，二爷爷走的时候安详而满足。
刘玉兰磕磕碰碰活到了五十四岁上，那一年她查出了要命的病！贾晓玲的李焕英是让命运给了个斩立决;而我的刘玉兰却是碎刀凌迟，各种各样的疼法。尽管通过中药治疗从死刑到死缓，这时时被死神招唤的日子，让人过得心惊胆战，度日如年。刘玉兰却依旧我行我素，仿佛与她无关，把医生开的中药，按要求煎煮，一顿不落地痛快喝下。而后该逛街逛街，该串门串门，该挖野菜，一样不误，时而还哼个小曲儿。在她的云淡风轻里，竟安然度过了那些令我担惊受怕的日子。
二十七年过去了，刘玉兰反而活得红光满面，是典型的“逆生长”代言。她在五年前还得过脑血栓，好在有惊无险，竟连一点儿后遗症都没有留下。她常说“善良的人总会得到老天爷的眷顾的，好人有好报嘛，我还能吃十年水饺（刘玉兰的最爱）”。这话我深信不疑！笑着大声回应着她：必须的嘛！
八十一岁的刘玉兰依然鲜亮明艳，如一朵玉兰花，高擎在人生的枝头，怒放着，美丽着。
你好，刘玉兰，我是你的唯一疼爱，你是我今生一直的牵念、最深的祝福与喜欢。
刘玉兰生病的时候，我不到两岁，没多大印象。据说她是生我时月子里受了凉，反正从我记事起，家里一直弥漫着中草药的味道。猪圈棚顶上晒满中药渣子，连同我的衣服、甚至身上都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刘玉兰始终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冬天拖个棉袄，寻找屋前、墙角的太阳;夏天拿把蒲扇，追赶树下移动的阴凉，曾经一度病得下不来炕。从寿光到益都（现在的青州），从潍坊到济南，辗转多地。她的身体一直不孬也不好，也便耽搁了我弟弟妹妹的出生，我便也成了独苗。
小时候我总担心她会突然就不见了，寻不到了，每天不离左右。等到上学，每天下学都是跑着回来，一进门，便大声喊叫，只有听到她的应答，心里才踏实下来。如果听不到回应，我便四处寻找，直到她瘦小的影子出现在视线里。记得上三年级时的一个傍晚，我放学回来，在家里找遍了角角落落，也没有看到她的影子，以为她没了，从此就找不见了。不由得坐在门口放声大哭。也不知哭了多久，感觉喉咙冒烟，刺拉拉地疼。暮色四合时分，刘玉兰从外面回来了，我赌气不理她。她给我擦干眼泪，牵着我的手走进家门。一边哄我，一边拿出一件绿底儿、黑色小碎花儿的制服褂子，搭在我身上比量，她说到村里裁缝铺去给我做新衣服了。那是我的第一件制服，我也成为同龄人中第一个穿制服的女孩儿。刘玉兰抚摸着我的头，说她的身体好了，死不了的，她还要看着我长成大姑娘呢。她这一说，我哭得更厉害了。我的嗓子从此就变成了标准的“公鸭嗓”。后来才知道，那晚我把声带哭坏了，刘玉兰心疼了好久，直说可惜了我的一副好嗓子，教我的几位老师也唏嘘了很久，因为那时我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每天上课前，背完毛主席语录，我还会唱上一段样板戏。李铁梅《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阿庆嫂的《智斗》，柯湘的《家住安源》……我都繪声绘色地唱过。
我家临街而居，墙外就是大集市，那时的集市比现在热闹。打铁声穿插到叽叽喳喳的人声里，更加的铿锵有力。每到大集，是我最疯狂的日子，东跑西窜，不停在人群中穿梭。
那应该是六七岁的时候吧，还没开始上学呢。那天我兴冲冲地拿着一个甜瓜跑回家，想得到刘玉兰的夸奖。
“哪来的？”刘玉兰的脸色不大好看。
“捡的！”我说得理直气壮。
“在哪捡的？”她的声音提高了八度，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发大火。
“集市拐角的地方，从地排车上……掉下来的……”我开始心虚。
“怎么就这么巧偏叫你捡到！”她一边说着，一边脱鞋。见势不妙，我扭头就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她还碎碎念“拿就拿吧，还学会了撒谎”。话没说完，一只鞋底直接呼过来，好险，离我只有半步。我正得意地朝她做着鬼脸，一扭头却“咣当”一声，撞到了墙上。没有规划前的街道曲里拐弯的——真应了老人的那句话：人欢无好事！母亲逮住我，不仅不怜惜我头上磕了个大包，还狠狠揍了我一顿，文行至此，浑身仿佛又开始隐隐作痛。
奇怪的是直到现在，我也不记得那瓜是我捡的还是我从排车上拿的。可那一顿胖揍，让我懂得，做人要坦坦荡荡，不能做那些偷鸡摸狗的事。不过记得事后刘玉兰就从集市上给我买了好几个更大更好的甜瓜。如今，每次吃甜瓜或听到“甜瓜”俩字，那情景就会在眼前晃动。
在我十二三岁时，刘玉兰便开始教我纳鞋底。从用碎布或旧布加衬纸打袼褙开始，再照鞋样一一把下来，压底、镶边。讲这些时，刘玉兰极为认真细致和有耐心，我手小握不住大鞋底，手里没力，纳出的针脚大小不一，用力不匀而使得鞋底凸凹不平很难看。但刘玉兰不嫌弃，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要领。有时我真想撂挑子不干了，她总是说，好好学，总会学会的，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为了直观，刘玉兰便在本子上给我画好：左右间距一厘米，第二行往下透空，以此类推。我慢慢掌握了这种女红的技术，纳出的鞋底有模有样的，大娘婶子们，常常以我为榜样教育她们的女儿。
初中毕业那年，我十五岁，利用三个晚上的时间翻拆了一件三堂姐给我的格子上衣。翻拆的褂子，如同新做的一样，颜色鲜艳，针脚细密，这成了学校当时的一大奇闻。女孩子们纷纷过来拉拉衣角，拽拽袖，看看是否结实。我非常得意，连领子和暗藏口袋都上得那么紧致和平展，这针线活让刘玉兰也吃惊不小，她频频点头，眼里笑出了泪。而这件“新衣服”让照片上的我笑得格外灿烂。
我又跟着刘玉兰学会了摊煎饼、纺棉花、拉花枕头、刺绣蚊帐帘子和十字绣墙围子……那墙上的喜鹊登梅，蚊帐帘子上的青青翠竹，枕头上的凤凰穿牡丹至今仍鲜艳无比。只是那时候的刘玉兰哪会想到社会发展得如此迅猛，迅猛到应有尽有，迅猛的思想都赶不上趟。但我依旧感激、甚至敬佩她，她让我不管做任何事都有耐心、不惧怕，都会尽力做到最好。
刘玉兰不大会说话，父亲常常说她“说的没有做的好”，我也这么觉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二奶奶带着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加入到闯关东的大军，二爷爷故土难离，独自留在关里老家。那时刘玉兰的身体尽管有所好转，但依旧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下不了地，干不了重活，再说家里生活也不富裕，父亲几次欲言又止，想着把二爷爷接过来赡养。没想到刘玉兰二话不说亲自去把二爷爷接到家里，冬暖夏凉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这一照顾就是十多年，二爷爷走的时候安详而满足。
刘玉兰磕磕碰碰活到了五十四岁上，那一年她查出了要命的病！贾晓玲的李焕英是让命运给了个斩立决;而我的刘玉兰却是碎刀凌迟，各种各样的疼法。尽管通过中药治疗从死刑到死缓，这时时被死神招唤的日子，让人过得心惊胆战，度日如年。刘玉兰却依旧我行我素，仿佛与她无关，把医生开的中药，按要求煎煮，一顿不落地痛快喝下。而后该逛街逛街，该串门串门，该挖野菜，一样不误，时而还哼个小曲儿。在她的云淡风轻里，竟安然度过了那些令我担惊受怕的日子。
二十七年过去了，刘玉兰反而活得红光满面，是典型的“逆生长”代言。她在五年前还得过脑血栓，好在有惊无险，竟连一点儿后遗症都没有留下。她常说“善良的人总会得到老天爷的眷顾的，好人有好报嘛，我还能吃十年水饺（刘玉兰的最爱）”。这话我深信不疑！笑着大声回应着她：必须的嘛！
八十一岁的刘玉兰依然鲜亮明艳，如一朵玉兰花，高擎在人生的枝头，怒放着，美丽着。
你好，刘玉兰，我是你的唯一疼爱，你是我今生一直的牵念、最深的祝福与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