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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底层基础，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种逻辑。此言不虚，秦国的快速崛起和力压各国的战争能力，背后必然是强大的经济资源组织能力。同样，它的政治制度也必然植根于经济制度。
关于秦朝的经济治理，后世的论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大致分为两派。
一派是猛烈攻击，认为这套制度实现了一种低人权的经济均衡，打击商人，以“弱民”为指导方针，让全国人民普遍贫困，将所有人力和资源投入战争，国家成为嗜血的战争机器。有趣的是，即使在帝制时代的后世文人笔下，秦朝也多半都是反面教材，认为其滥用民力而招致灭亡。
另一派则是相对中性，并趋于正面，认为“废井田开阡陌”“废封建立郡县”，让国君绕过贵族统治国土和对自耕农征税，顺应了生产力变革，也是基于当时富国强兵浪潮的一种自然选择。后世的变革家王安石等人，他们“外儒内法”，顶着儒家的外衣，内心则悄悄把商鞅的法家秦制理论作为治国理财的圭臬，并不断发展之。
实际上，探讨秦朝的经济治理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一是统一王朝实在太过短命，史料极少，它不像后世的汉朝那样有《盐铁论》这样的经济论述传世。因此，要基于史料发挥，非常困难。更重要的是，后世的负面论述早已汗牛充栋，而且对秦制多半盖棺论定，并无过多探讨必要。
不过，抛开经济视角，我们不妨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王朝，或许更让人豁然开朗。
激励与约束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并自称“始皇帝”。到公元前207年，秦三世子婴向刘邦的军队投降，秦朝作为统一王朝只存在了短短15年，极为短命。
不过，短短15年并非秦朝的全部。秦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早已在秦孝公变法之时便开始构建和发展。从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到秦朝灭亡，这套中央集权或者说皇帝集权的制度早已发展了130多年。在秦朝灭亡的时候，这一制度体系已经变得相对成熟。
顯然，已经发展了超过了130年的制度，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关于秦国能够最终胜出的制度原因，史学界最普遍的看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秦国建立了一套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能够最大限度从民间“汲取”资源和人力，投入战争，但其他六国没有这个能力。尽管六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可能高于秦国，但战争动员能力、后勤保障能力远远逊于秦国。
仔细分析秦国和其他六国的经济治理，很容易发现秦国有很大的不同。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我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秦国对国民是侧重于约束（处罚），而其他六国是侧重于激励，这导致了六国的战争动员成本远远高于秦国。
比如，《荀子·议兵篇》里面就说，齐国的兵不但个人英雄主义，而且激励过度，“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也就是说，对士兵的奖励并不看整体的战事绩效，只要杀掉一个敌人就奖励，等于鼓励个人主义，这样的军队是“亡国之兵”，打不了恶仗的。
同样，魏国的精锐部队魏武卒也有个大问题，对士兵的财政奖励成为了国家的巨大负担，导致国家在招募新兵的时候，显得资源不足。因此，《荀子·议兵篇》认为魏武卒是“危国之兵”，其带来的财政负担可能会让国家在某个时候陷入危困。
约束（夺走）和激励（给予）相比，在多数情况下成本都要低得多。因此，秦国的战争动员能力华夏第一。
但秦国完全不一样，“激励”的效率更高，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秦国的生活水平本身就低，人民生活穷困，“秦人其生民陿阸”，因此国家对国民的激励比较容易，极低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民众当然更容易有获得感，更有奋斗欲望。
另外一个核心原因则是，“其使民也酷烈”，秦国的刑罚异常严酷，民众动辄得咎。换句话说，残酷程度超过其他六国的残酷刑罚，为国家节省了激励成本，因为约束（夺走）和激励（给予）相比，在多数情况下成本都要低得多。因此，秦国的战争动员能力华夏第一，每一个国民都只能完全听任国家的差遣。
以上两个逻辑，其实在企业管理中被很多人效仿或者说不谋而合。比如第一条，穷人更有满足感和奋斗欲，激励成本更低。全球著名的3G资本，在选人的时候就一度坚持着PSD原则（Poor、Smart、Desire），即出身普通、聪明，但特别渴望出人头地的年轻人。其实，在全球的金融行业，知名的投资银行、VC和PE除了招聘少部分能带来“资源”的世家子弟之外，多数人都是符合这一PSD原则的。
不过，以约束代替激励的第二条“大秦经验”在现代管理中却越来越行不通。这种经验只适合存在于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即员工无法流动，或者员工失去了向外流动的能力。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中并不多见，但也不是不存在。比如，某些特殊的行业会用特殊的方式阻止员工向外流动，究其原因就在于激励资源不足的时候，必须以约束代替激励，最终维持系统的稳定。
在讨论约束和处罚的“大秦经验”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另外一个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成本这么低，效果这么显著，为什么其他各国不这么做呢？要知道战国的时候，说客、纵横家这样的人才都是随意流动，“大秦经验”很容易被传播的。
模仿式创新
在战国时代，富国强兵是各国的共同目标。春秋末期之后，几乎所有国家的国君都很清楚，加强国君的“三权”—财权、人事权和军权是千秋基业的存在基础。
在农耕时代，国君的财政收税来自自耕农，也有一部分来自工商税收或者盐铁垄断之类的“国有垄断企业”。其中，自耕农的赋税是最基础的财政来源。但实施这一领域改革最早的国家并非秦国，而是鲁国。
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被称为初税亩。在实行初税亩之前，鲁国施行按井田征收田赋的制度，私田不需要向国家（国君）纳税。但按新制，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向国君纳税，税率为产量的十分之一。按照某种传统的观点，初税亩“顺应了新生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其实这个观点颇为滥俗，初税亩刚好是“反封建”的，它真正的作用是加强国君的财政税收权。 必须注意，鲁国人的办法比搞国君集权的商鞅变法早了二百四十多年。在鲁国之后，其他国家的国君也纷纷效仿，试图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绕过贵族对更多的自耕农征税。
在人事权上，秦国的郡县制被称为是划时代的，真正结束了中国人的贵族社会。但是，最初搞郡县制的并不是秦国，而是秦国的未来的血仇—“亡秦必楚”的楚国。
但秦国就完全不一样，它虽然也与赵魏韩楚四国接壤，但它有黄河天险与函谷关的拱卫，而东方六国国土犬牙交错，而魏国、韩国这种地方更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因此，秦国的国防成本远远低于东方六国。
另外，除了国防成本很低之外，秦国的地理位置还带来了它的另一个优势，即它很容易学习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然后对周边的少数民族进行“降维打击”。
秦国在对东方六国进行灭国之战之前，一直都在和西部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及原住民作战。利用优质的青铜兵器、坚硬的铁质刀剑，秦军很容易对这些尚未开化，甚至还在使用骨器和石器的人民进行碾压式打击，而新得到的土地，则用来奖励军功，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比如，巴蜀地区被纳入秦国版图之后，很快便成为了秦军的食盐供应和粮食后勤基地。
秦国有着国君一股独大的历史条件和血缘上的合法性，而其他强国则属于分散式的股权结构。一股独大更有利于改革的坚决推动，而分散式的股权则受到的掣肘太多，利益难以协调。
基于良好的地理条件，秦国国君的资源获取能力自然优于东方六国。当国君有了更多的资源，他自然更有进行改革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条件也不可或缺，即是国君的合法性问题。如果用企业管理的世界来看，就是股权，一股独大的大股东更有进行改革的能力，而股权分散的企业则不一定。
经过春秋时期的兼并战争，战国时代只剩下了七个较大的国家，从国君的世系上讲，除了燕国这一弱国之外，只有秦国国君的合法性最高—这一点时常被史学家忽略。
战国的工商强国齐国，曾经历过“田氏代齐”，新国君田氏取代了周武王分封的姜齐；韩赵魏三国更是如此，“三家分晋”之后，三国的国君虽然名义上成为了君主，但一直都在和国内的大贵族进行斗争。
楚国和秦国一样，一直都是周王分封的国君世系当政，但楚王对国家的控制力一直都不如秦国。比如，战国四公子之中春申君就在楚国，而国君强大的秦国则不会有这种影响朝政的公子级人物。至于燕国，则国力实在太弱，无法与中原大国相提并论。
也就是说，秦国有着国君一股独大的历史条件和血缘上的合法性（不讨论秦始皇是吕不韦儿子这个问题），而其他强国则属于分散式的股权结构。显然，一股独大更有利于改革的坚决推动，而分散式的股权则受到的掣肘太多，利益难以协调。这也是为何富国强兵的改革，每个国家都搞了，但只有秦国的国君有能力支持商鞅搞到底的原因。
历史总是充满偶然性和必然性，秦国的崛起和秦朝的统一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把秦国比作一个企业，那么它的特征很明显：身处自己擅长的赛道，而且一股独大，决策迅速，改革彻底，所以能够在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中最终胜出。
当然，探讨“大秦经验”并不代表对那种高压式治理的认同。之所以探讨，只是因为相信一切好的世界观，都源于不被情绪带偏的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