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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研究中外军事史中，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许多革命领袖与炮兵有着不解之缘，现撷取几例给广大读者。
恩格斯与炮兵理论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和领袖，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奠基人。19世纪中叶，恩格斯在与马克思一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军事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意义，于是开始长期、系统地研究军事。
在繁忙的革命理论研究和实际领导工作中，恩格斯认真阅读历代军事家所撰的浩瀚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史著作，通晓了当时军队各个兵种的战略战术、军队组织、指挥机构、供应系统、武器技术以及其他专业问题，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探讨军事问题，对当时的重大军事行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作出了准确的科学预测，并撰写了大量的军事理论著作和论文。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非常崇敬地称恩格斯为“将军”，说他简直就是一个“总参谋部”，“被公认为伦敦的头号军事权威”。
恩格斯潜心研究军事，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需要，他把大体上已经拟就了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加以深化，使之发展成为科学的理论，用以指导无产阶级武装革命斗争。
恩格斯不仅是对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奠基人，而且还是一位曾经当过炮兵的、地地道道的炮兵理论专家。
1841年9月底，不满21岁的恩格斯离开他的故乡德国莱茵省巴门市(今伍珀塔尔市)，到柏林服兵役，在库普费尔格拉本广场一座兵营的近卫炮兵营里当了一年炮兵，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正规军队生活经历。
年轻英俊的恩格斯穿上军装显得更加威武了。他的军服是蓝色的，黑色的衣领上有两条黄色宽边，袖头则是黑色镶黄边，上衣下摆有红色衬饰，佩带白边的红肩章。正如恩格斯开玩笑地告诉他的妹妹玛丽亚·恩格斯所说，穿起来有“一种华丽的效果”。在德国的军队里服役，对于恩格斯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过，他希望学到一些军事知识，以便有朝一日为人民的自由进行斗争时能够用得上。兵营里的正规训练使恩格斯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人、出色的炮兵，为他后来从事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理论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恩格斯从1857年开始为查理·德纳在纽约出版的《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59个军事条目，这些条目涉及到军队建设、装备发展、作战指挥、筑城、炮兵、海军等范围十分广泛的军事科学问题。其中《军队》、《炮兵》、《骑兵》、《步兵》等条目，在他的军事思想宝库中显得特别突出。正是因为他撰写了《炮兵》条目，说明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炮兵理论专家。
《炮兵》条目是一篇约1.8万字的炮兵理论文章，涉及到炮兵理论的方方面面。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当时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客观、正确地分析和论述了火炮和炮兵发展的历史及其在历次重要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务；论述了炮兵学理论的建立，炮兵的编制及其与军队其他组成部分的比例关系；论述了炮兵的战术运用和发展，炮兵与其他兵种的协同配合，弹药的种类和改进，以及炮兵的院校教学和训练，提高火炮射击精度和威力的措施等。
《炮兵》明确指出，中国是最早发明并使用火药和火炮的国家，“在中国，还在很早的时期就用硝石和其他引火剂混合制成了烟火剂，并把它使用在军事上和盛大的典礼中”。这一观点与中国有关火炮的最初记载，在时间上几乎完全一致。
《炮兵》对火炮和炮兵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火炮一经运用于战场，“不仅在攻城和守城时使用，而且在野战中和军舰上也使用”。“法国炮兵在革命战争时期比其他各国的炮兵都强大，并且很快成为拿破仑手中的威力空前强大的一支兵力”。炮兵的“全部威力在于能从一定距离进行射击”，“炮兵比其他兵种具有大得多的防御特性”，“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大规模会战中，最重大的战果都是靠预备队炮兵取得的”。
《炮兵》对炮兵规定了明确的任务，“在防御中向对我方威胁最大而又最直接的地点射击，在攻击中向敌方最能成功地击退我方进攻的地点射击”，“破坏坚固的障碍物”，“榴弹炮用来烧毁建筑物，重炮用来破坏要塞大门、城墙和街垒”。
在炮兵的编制及其与军队其他组成部分的比例关系方面，《炮兵》指出，15世纪中叶，法国“华罗兄弟便建立了第一批破城炮队”。到15世纪90年代法国国王查理八世时期，法军“炮兵勤务有了专门的组织，这就使野战炮兵第一次成为一个特殊的兵种”。17世纪初，许多国家军队“保留了各种口径的火炮，并且把不同的火炮编在一起，每个炮兵连通常拥有常用的各种口径的火炮”。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大部分国家的炮兵都编入了军队，失去了中世纪的行会性质，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兵种，因此也就有了正确的和迅速的发展的可能。格里博瓦尔将军“终于在1774年使法国炮兵采用了他提出的新编制”，“他的炮兵在火炮各部分的比例上、在兵器和编制上，都证明自己比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炮兵优越，而且在许多年内一直是各国炮兵的榜样”。“在这一时期，炮兵和军队其他组成部分的比例稍微固定一些”。
恩格斯在《炮兵》中用大量篇幅对炮兵的战术与发展、炮兵与其他兵种的协同配合作了精辟的论述。“当时，拿破仑使用配属给步兵师的一些轻炮来达到发起战斗和迫使敌人暴露兵力等目的，而把大部分炮兵留作预备队，直到决定了主要攻击目标时为止；等到主要攻击目标一确定，这些炮兵就出其不意地编成庞大的炮队，共同袭击这一目标，从而以猛烈的轰击为步兵预备队最后的攻击作准备”，“法军有大量的骑炮兵，而且在实践中首创了骑炮兵所特有的战术使用方法”。
恩格斯认为，“炮兵阵地的选择，不论从保证炮兵连的射击效果来看，或者从避免敌人对炮兵连的射击来看，都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自己火炮的配置应当保证使敌人最容易感受到火炮的威力，这是一项首要的任务；另一项任务则是保证自己不受敌人火力的伤害”。“炮兵连的火力应指向当时对我阵地威胁最大的那部分敌人。如果我步兵即将开始攻击，那么炮兵连应当向敌炮兵射击(如果他们尚未被压制的话)，或者向大群步兵射击(如果他们已暴露的话)。但是，当敌人部分兵力发起攻击时，炮兵连就应当不顾对我射击的敌人的炮兵，而对向我攻击的敌人射击”。“炮兵支援步兵或骑兵时，应当始终在他们的翼侧占据阵地”，“预备队炮兵配置成长一英里或一英里多的半月形队形，然后集中火力向较小的地段进行破坏性射击。如果敌人不能以威力相当的炮兵进行还击，那么半小时的急促射击就解决问题了。这时新锐的步兵预备队投入战斗，进行最后一场激烈而短促的搏斗，并取得胜利”。
此外，恩格斯还对炮兵的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甚至是非常专业化的论述，令炮兵专业战术和技术人员赞叹不已。
从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炮兵》条目和他在其他军事著作里对炮兵的论述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恩格斯的确是一位杰出的炮兵理论专家。他对炮兵理论的建树，不仅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而且直到今天还没有失去它的巨大价值，尽管时间已过去了100多年，战争和军事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每一位从事炮兵专业的军人和热爱炮兵的人，都应当为有恩格斯这样一位炮兵理论专家感到骄傲和自豪。
斯大林与“战争之神”
“炮兵是战争之神!”苏联红军最高统帅对炮兵的最高赞誉很快传到了苏联红军各个部队。苏联红军炮兵的前线阵地上，“乌拉！乌拉！”的欢呼声伴随着轰鸣的火炮发射声响彻云霄，震撼大地。“炮兵是战争之神!”这句话，不仅让苏联红军炮兵以此为荣，也被世界各国炮兵引以为豪。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1941年6月22日拂晓，数百万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战争疯子”希特勒的指挥下，分三路向苏联发起“闪电”般的进攻。德军凭借其强大的坦克装甲部队和数量众多、性能先进的飞机大炮，一举突破苏军防御，长驱直入。仅3个多月的时间，便占领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全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大部，并兵临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首都莫斯科城下。
遭受严重挫折并陷于极端困境的苏联红军，在最高统帅斯大林的统一领导下，在广大苏联人民的全力支援下，不怕流血牺牲，积极顽强抗击，大量杀伤和消耗德国法西斯军队，经受住了战争初期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但是，战争爆发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在一些攻势作战行动中，苏军炮兵仍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炮火准备的经验，没有根据战争情况的发展变化，创造并运用新的战法。因此，未能充分发挥炮兵强大的火力突击威力，未能有效地支援步兵、坦克兵的作战行动。
20多年前的做法是，进攻一方在突破敌人防御的进攻作战中，步兵、坦克兵发起冲击前，首先集中大量的炮兵对敌人的前沿防御阵地实施几十分钟乃至几个小时的火力突击，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摧毁敌人的武器装备，破坏敌人的防御设施，用炮火打开突破口，为步兵、坦克兵顺利突破敌人的防御创造条件。当步兵、坦克兵发起冲击后，炮兵即停止射击。军事术语把炮兵的这种行动称之为“炮火准备”。
应当肯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炮火准备是被大多数交战国军队所普遍接受的一种有效战法，在进攻作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时隔20多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防御一方凭借着具有高度机动能力和防护能力的坦克、装甲车辆以及远射程火炮等现代化武器装备，通常组成宽正面、多梯队的大纵深防御体系。进攻一方经过精心组织的炮火准备，往往只能破坏敌人的前沿防御阵地，而敌人的防御纵深还没有被破坏，纵深内的若干坦克、火炮和机枪发射点还没有被压制。当进攻一方的炮火准备结束，步兵、坦克兵发起冲击后，防御一方纵深内未遭破坏和压制的各种火器，以密集的火力进行顽强抗击。此时，进攻的步兵、坦克兵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威胁之下，又得不到己方炮兵的火力支援，即使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防御阵地，也难以不停顿地向纵深发展进攻，甚至将遭受重大伤亡，导致整个进攻作战的失利。
身为苏联红军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在指挥卫国战争的繁忙军务中，以其军事家的敏锐眼光和清醒头脑，及时发现了炮兵火力运用存在的这个重大问题。他经过深思熟虑，伏案疾书，于1942年1月10日向苏联红军各级指挥员发出一封“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指示信”。
指示信明确指出：
“所谓的‘炮火准备’，作为炮兵支援步兵进攻的一种手段，已经不符合战争的要求，已经过时，应当摈弃。为了使炮兵支援有效，从而使步兵进攻奏效，必须抛弃炮火准备的做法，改用炮兵进攻的做法。
这意味着什么呢？第一，这意味着炮兵不能局限于进攻前一两个小时的一次行动。而应当同步兵一起进攻，应当在整个进攻期间实施射击，避免长时间的间断，直到敌人防线全纵深被突破为止。
第二，这意味着步兵不应当像在所谓的‘炮火准备’时那样在炮兵停止射击后发起进攻，而应当在炮兵进攻的同时，在炮火隆隆声中，在炮兵音乐的伴奏下实施进攻……”
斯大林的这封指示信，不仅尖锐地指出了“炮火准备”存在的弊端，果断地要求抛弃这一已经过时的做法，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战争实际情况的新战法，即“炮兵进攻”。
苏联红军各级指挥员特别是炮兵指挥员们，坚决贯彻了斯大林的指示，积极改进炮兵火力运用的战法，在战争实践中逐步把“炮火准备”发展为“炮兵进攻”。所谓炮兵进攻，由步兵、坦克兵发起冲击前的炮火准备，步兵、坦克兵发起冲击时的炮火支援和步兵、坦克兵纵深作战时的炮火护送所组成。将炮火准备改为炮兵进攻后，步兵、坦克兵在进攻作战的全过程中，都能够得到炮兵火力不间断地配合和支援，为顺利完成进攻作战任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采用了炮兵进攻的新战法，苏联红军炮兵在后来的历次战役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立下了伟大的功勋，不仅受到苏联红军广大官兵的赞扬，而且得到了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褒奖。
1944年，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一次作战会议。高大、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坐着铁木辛哥、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各军兵种司令员等几十位元帅、将军。手持大烟斗的斯大林在标满各种符号的军事地图前踱来踱去，一边听着各位将帅的汇报，一边“吱吱”地吸着点燃的烟丝，不时地用低沉、稳重的语气讲述自己的观点和提出问题。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将军汇报完总的战局情况后，炮兵主帅沃罗诺夫起立发言。这位年仅45岁的苏军炮兵主帅用宏亮、流畅的语言汇报炮兵的作战情况。当他汇报到自从改进了炮兵火力运用的方法之后，有力地支援了步兵、坦克兵的进攻作战，在重大战役中炮兵火力杀伤的敌人占歼敌总数的70％以上时，斯大林突然用不常见的高嗓音说道：“炮兵是战争之神！”几十位将帅愣住了，沃罗诺夫也停止了发言，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寂静几秒钟后，炮兵主帅沃罗诺夫率先鼓掌，激动地说：“感谢斯大林同志对炮兵的赞誉。”这时，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毛泽东的炮兵情怀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理论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统帅和主要缔造者。他领导和指挥中国人民及其军队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其间进行过400多次战役和数十万次大小战斗，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这使得他既有可能从自己领导战争的经验中总结概括出军事理论，又有可能把自己提炼和创造的军事理论付诸战争实践。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伟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的建设和发展非常关心，曾多次对炮兵的功绩给予肯定和赞赏。其中，“黄洋界上炮声隆”的著名诗篇和上甘岭战役结束后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的褒奖，最能体现这位伟人的炮兵情怀。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遭受挫折后，毛泽东依据实际情况，毅然改变了当时党中央和湖南省委进攻中心城市的方针，率起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于10月下旬率领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一支工农革命军，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包括江西省的莲花、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省的酃县、茶陵等县。这个地区位于湘赣两省边界，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又有两省军阀之间的矛盾可供利用。这里有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和一定的群众基础，还有农民自卫军。井冈山地势险要，利于防守，进可以发展革命战争，退可以保存革命力量。1928年4月中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与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
井冈山会师使两支具有北伐战争优良传统的精锐武装聚集到了一起，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对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井冈山会师引起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的极大恐慌，他们多次出兵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剿”和“会剿”，妄图消灭朱、毛工农革命军。1928年7月初，湘赣两省反动军阀向根据地发动“会剿”。在此之前，江西反动军阀已单独发动了四次“进剿”，均以失败而告终。这次，两省反动军阀首次联手向井冈山“会剿”。他们原定7月7日同时向井冈山“会剿”，但湖南反动军阀不像江西反动军阀那样在以前吃过亏，他们没有尝过工农革命军的厉害，为了抢头功，以两个师的兵力提前3天出动，由茶陵、酃县侵占宁冈砻市，接着进占新城，来势凶猛，咄咄逼人。
鉴于此种情况，毛泽东给朱德写了一封信，决定首先兵分两路打击突出冒进之湘敌，尔后集中力量打击即将来犯之赣敌。7月中旬，第一步作战任务胜利完成，湘敌遭到沉重打击。当赣敌向井冈山“会剿”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顾毛泽东等人的反对，错误地决定让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脱离井冈山根据地，向湘南冒进。毛泽东指挥红四军余部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以四面游击的战法，不分昼夜地袭扰赣敌，击退赣敌的进攻。至此，湘赣两省反动军阀第一次联手“会剿”行动基本破产。但红四军主力在远离井冈山的湘南作战，处于无根据地作依托的困难境地，遭受重大挫折。
“大部队回不来，井冈山的局面无法打开，还是派兵把他们接回井冈山为好。”毛泽东决定亲自率领一部分兵力去接应已从湘南转移到桂东的红四军主力部队，留下少部分兵力坚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8月下旬，湘赣两省反动军阀乘红军主力未归之际，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8月30日上午，湘敌第八军第一师在赣敌一部的策应下，以5个团的兵力向黄洋界阵地发起猛攻。
湘赣两省反动军阀的这一企图，毛泽东在下山迎接红军主力前就料到了。当时，他指示红军留守部队指挥员，要坚守井冈山，坚决反对逃跑主义。他指出：“井冈山地势好，有红米南瓜吃，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党恢复了，群众起来了，这是很好的割据地区。我们这里有了依托，可以进退自如地打仗，扩大割据地区，敌人对我们是无可奈何的。若失掉了井冈山，我们将会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了。”
黄洋界是井冈山五大山口之一，路狭坡陡，地势险要。当时担任黄洋界防御的红军不足一个营，与来犯之敌的兵力相差十分悬殊。红军留守部队指挥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充分发动群众，誓死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男女老少一起动员，组织了赤卫队、暴动队、少年队、妇女队，投入了紧张的备战运动。
进犯黄洋界的反动军阀认为，红军主力远在几百里之外，山上兵微将寡，不堪一击，妄图一举拿下黄洋界。他们先以4个团的兵力，向黄洋界扑来，气焰十分嚣张。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黄洋界上军民“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等敌人爬到近前，军民们看准目标，用石头打得敌人满山乱跑。这一跑不当紧，许多敌人踩上了井冈山军民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竹签子。踩上的，十有七八要倒下，没倒下的也疼得嗷嗷叫。竹签何以这般厉害？原来群众将竹签削好后，放在尿桶里泡了一夜，第二天再将竹签烘干。竹签毛刺倒立，敌人一旦踩上，疼痛不已，难以行走。黄洋界红军防御兵力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配合下，凭借居高临下的险要地形，顽强作战，连续打退了湘赣两省反动军阀的4次进攻。
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被击退的敌人在黄洋界半山腰休整，重新组织力量，准备再次发动进攻，妄图在夜幕降临之前拿下黄洋界。红军指战员看穿了敌人的阴谋，有几个战士建议把井冈山红军仅有的一门82迫击炮抬来轰击正在集结的敌人。但是，有人说：“这门迫击炮长久不用，已受潮生锈，可能不行了。”担任黄洋界防御作战的红军指挥员陈毅安营长思考片刻，果断地决定把这门迫击炮抬来。他下令一个班的战士跑步去抬迫击炮，还特别嘱咐把炮弹全部搬来。
下午4点钟左右，迫击炮经过简单修理后被抬上了黄洋界，仅有的3发炮弹也一起抬来了。炮手很快架炮、瞄准，随着陈毅安营长一声令下，第一发炮弹装填、发射，结果没有打响；接着发射第二发，又是一枚“哑弹”。炮手心里非常焦急，急得满头大汗，用懊丧和询问的目光望着陈毅安营长。陈营长镇定自若地命令道：“照常打！”大家的目光全部都投向第三发炮弹，对这最后一发炮弹寄予无限的希望。
“轰！”第三发炮弹响了，不偏不斜地正好落在敌群中。顿时，黄洋界沸腾了，妇女儿童跃出工事，挥舞红旗，欢呼声、号角声、锣鼓声和炮竹的“机关枪声”，连同这发炮弹声一起响彻云霄、震荡山谷。
这突如其来的阵势搞得敌人莫名其妙，上午打了半天没见几个人，现在却满山遍野都是人，枪声、喊杀声不绝，还挨了这么沉重的一炮，肯定是走漏了消息，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回到井冈山了。湘赣两省反动军阀的头目们一商量，“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赶快收兵回营吧，免得葬身于黄洋界这深山老林里。于是，进犯井冈山的湘赣两省反动军阀部队匆匆下山。时已天暗，他们不敢走夜路，想在山下的一个村庄里过夜，不料正在这时，又杀来一支地方群众武装，冲散了他们的队伍。反动军阀头目大叫：“不好，中计了！”如丧家之犬，连夜向湖南逃窜。
黄洋界保卫战打得非常漂亮，革命军民无一伤亡，却杀伤、俘虏了不少敌人。这场战斗胜利地保卫了井冈山战略基地，为红四军主力返回、打破湘赣两省反动军阀联手进行的第二次“会剿”、恢复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听到这一胜利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宽厚稳健的朱德和开朗豪爽的陈毅，提议要亲眼看一看那门使敌人丧胆的迫击炮。他们见到这门生锈的82迫击炮时，称它是“为革命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迫击炮”。
70多年前的一个秋天的夜晚，井冈山上的八角楼里，毛泽东夜不能寐，点亮清油灯，洗去脸上的征尘，心怡神爽，在屋里徘徊许久，凝思一阵，然后笔起龙蛇，写下了著名词章《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岁月流逝，黄洋界上的隆隆炮声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是，黄洋界保卫战以其辉煌的战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永久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毛泽东对炮兵的褒奖
1952年秋季，抗美援朝战争交战双方的战线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美军为了适应其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和在停战谈判中捞取政治、军事资本，频繁调动兵力，调整部署，企图发动秋季重点攻势。为了粉碎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的局部进攻，争取战场主动权，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共同决定于1952年9月18日发起全线反击，积极打击敌人。
在中朝两军开始实施战术反击后不久，新任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兼美国远东军司令克拉克亲临前线视察，欲摸清中朝两军攻势行动的意图。
在中朝两军近20天的全线反击下，敌军遭到沉重打击，全线告急，克拉克也似乎察觉到了中朝两军的意图。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迫使中朝两军转入防御，10月8日，克拉克批准了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制定的代号为“摊牌作战”的“金化攻势”行动计划。
“金化攻势”是以范弗里特亲自勘察选定的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上甘岭地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部战线的战略要地，其得失直接关系到中朝两军整个战线防御的稳定性。10月14日，敌军在范弗里特的直接指挥下，向上甘岭地区中国人民志愿军防御阵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敌军先后投入了近12个团约6万余人的兵力，另有18个炮兵营300多门火炮和170余辆坦克，并先后出动了3000多架次飞机。在敌军强大的攻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部分防御阵地一度被占领。
为了坚守防御阵地，中国人民志愿军防御部队多次实施兵力反击，与敌军展开了反复争夺。白天防御阵地被敌军占领，晚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反击又夺回阵地。但是在战役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防御部队的炮兵数量较少(仅有各种火炮37门)，不能满足兵力反击的需要，部队伤亡较大，形势异常严峻。担任上甘岭地区防御作战总指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果断地把本军能够抽调的炮兵都陆续加强到了上甘岭地区，并及时向上级申请炮兵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根据战场情况，及时给第十五军防御部队加强了大口径火炮，从而使火炮数量达到了138门，几乎增加了3倍。
在长达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以集中、猛烈的火力，积极支援和配合防御部队的兵力反击。每次兵力反击前，都首先集中炮兵进行猛烈的炮火反击，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尔后防御部队乘势发起反击，迅速夺回被敌军占领的阵地。在数十次的反击作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共发射炮弹40多万发，杀伤敌军1.3万多人，占歼灭敌军总数的半数以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猛烈的炮火与防御部队的有力反击密切配合，打得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垂头丧气，粉碎了其“金化攻势”行动，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伟大胜利，给这位新上任的总司令官当头一棒。战后，《美军第八集团军简史》中作了这样的一段记载：“战斗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火炮发挥了惊人的作用。”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洪学智将军40年后回忆起这次举世闻名的战役时动情地说：“这次战役持续时间之长，火力之猛烈、密集，战斗之紧张、残酷，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我们的炮兵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步兵一呼叫，就可及时以炮火轰击敌人的冲击部队。我军防御阵地所在高地的土石均被炸松一至两米，走在上面，松土没膝，像走入土灰里一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坐镇中南海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的统帅毛泽东主席，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场。当他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并彻底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秋季重点攻势时，对炮兵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今年秋季作战，我军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制胜的要素。”
这是毛泽东对炮兵的最高褒奖，它不仅高度评价了炮兵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揭示了炮兵是取得现代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是炮兵值得骄傲的事情。
周恩来与炮兵“千里眼”
周恩来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职务，与朱德等领导人协助毛泽东主席，直接参与组织指挥长达20多年的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作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他日理万机，却十分关注解放军的建设，还对炮兵部队建设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有这样一件事，迄今令炮兵官兵难以忘怀。
1937年底，为了抗日战争胜利和革命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并向全国发了通电。当时，八路军不仅装备奇缺，而且十分落后，新组建的总部炮兵团仅有十几门从国民党军队缴获来的破旧山炮，训练和作战都有很大的困难。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对新组建的炮兵团极为关怀，炮兵团刚刚成立，就亲自听取炮兵团领导的汇报，对炮兵团存在的困难一一记在心里。不久，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到武汉。在与国民党谈判期间，他仍然惦记着炮兵团在武器装备方面存在的困难。一天，他在谈判的间隙，又一次听取了炮兵团领导的汇报，对提到的问题一一作了具体指示，想了许多解决的办法。
周恩来说：“原先我们有自己的炮兵，长征时敌人前堵后追，把炮都丢掉了。现在又有了炮，你们应该好好地把炮兵组建起来，要加紧军政训练，以适应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的需要。当前，在武器装备方面还有些困难，可以想些办法逐渐解决。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敌人的手中缴获嘛。”
他稍微停顿一下，闪动着浓眉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用商量的口吻接着说：“没有运载工具，可以买点骡马，先骡马化再摩托化。装具不全，先用土法代替，土洋结合。不懂技术，可以学习，请专家讲课。我可以想办法给你们派一些懂炮兵技术的人，带一些有关炮兵技术方面的书籍去。”
炮兵团领导听了之后，非常振奋。
当谈到炮兵团缺乏观测器材的时候，周恩来说：“观测器材是炮兵的‘千里眼’，没有观测器材，炮兵就像‘瞎子’一样，看不到敌人。你们先到仪器商店看看，能买就买，买不到，我再给你们想办法。”
凡是懂得一些炮兵知识的人都知道，火炮射程远，通常是对几公里、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之外的敌人射击，必须借助具有放大倍率的观测器材侦察目标、观察炸点。正像周恩来讲的那样，观测器材是炮兵的“千里眼”。
与炮兵团领导谈话后不久，他便给炮兵团派去几名懂炮兵技术的专家，带了不少有关炮兵技术、战术方面的书籍，并托人带去他亲自给炮兵团买的两部炮对镜和一部测距机，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炮对镜是炮兵用来观察和测角度用的潜望式双目光学仪器，主要由两个单目镜筒组成的双筒潜望镜、方向侧角机构、高低测角机构和三角架组成。测距机是炮兵测量距离的光学仪器，光学测距机通常由双筒望远镜、距离测量机构、方向测角机构、高低测角机构和三角架组成。炮对镜和测距机都是炮兵用来侦察敌情、地形，观察射击效果和测定炸点对目标的偏差量等必不可少的观测器材。
炮兵团的官兵们见到周恩来副主席送来的礼物，无不欢欣鼓舞，围着炮对镜和测距机爱不释手，许多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些东西的人，争先恐后地要看看这进口的“西洋镜”，开开眼界。
负责保管、使用炮对镜和测距机的同志们说：“周恩来副主席给我们炮兵安上了‘千里眼’，我们一定不辜负首长的期望，像珍惜生命、爱护眼睛一样，珍惜和爱护炮对镜、测距机。”
周恩来亲自为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买来的炮对镜、测距机，在八路军炮兵训练和作战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也为培养炮兵侦察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每当解放军炮兵部队谈起这件事，大家都会深情地说：“是周恩来总理为我军炮兵安上了‘千里眼’。”
恩格斯与炮兵理论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和领袖，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奠基人。19世纪中叶，恩格斯在与马克思一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军事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意义，于是开始长期、系统地研究军事。
在繁忙的革命理论研究和实际领导工作中，恩格斯认真阅读历代军事家所撰的浩瀚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史著作，通晓了当时军队各个兵种的战略战术、军队组织、指挥机构、供应系统、武器技术以及其他专业问题，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探讨军事问题，对当时的重大军事行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作出了准确的科学预测，并撰写了大量的军事理论著作和论文。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非常崇敬地称恩格斯为“将军”，说他简直就是一个“总参谋部”，“被公认为伦敦的头号军事权威”。
恩格斯潜心研究军事，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需要，他把大体上已经拟就了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加以深化，使之发展成为科学的理论，用以指导无产阶级武装革命斗争。
恩格斯不仅是对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奠基人，而且还是一位曾经当过炮兵的、地地道道的炮兵理论专家。
1841年9月底，不满21岁的恩格斯离开他的故乡德国莱茵省巴门市(今伍珀塔尔市)，到柏林服兵役，在库普费尔格拉本广场一座兵营的近卫炮兵营里当了一年炮兵，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正规军队生活经历。
年轻英俊的恩格斯穿上军装显得更加威武了。他的军服是蓝色的，黑色的衣领上有两条黄色宽边，袖头则是黑色镶黄边，上衣下摆有红色衬饰，佩带白边的红肩章。正如恩格斯开玩笑地告诉他的妹妹玛丽亚·恩格斯所说，穿起来有“一种华丽的效果”。在德国的军队里服役，对于恩格斯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过，他希望学到一些军事知识，以便有朝一日为人民的自由进行斗争时能够用得上。兵营里的正规训练使恩格斯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人、出色的炮兵，为他后来从事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理论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恩格斯从1857年开始为查理·德纳在纽约出版的《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59个军事条目，这些条目涉及到军队建设、装备发展、作战指挥、筑城、炮兵、海军等范围十分广泛的军事科学问题。其中《军队》、《炮兵》、《骑兵》、《步兵》等条目，在他的军事思想宝库中显得特别突出。正是因为他撰写了《炮兵》条目，说明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炮兵理论专家。
《炮兵》条目是一篇约1.8万字的炮兵理论文章，涉及到炮兵理论的方方面面。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当时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客观、正确地分析和论述了火炮和炮兵发展的历史及其在历次重要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务；论述了炮兵学理论的建立，炮兵的编制及其与军队其他组成部分的比例关系；论述了炮兵的战术运用和发展，炮兵与其他兵种的协同配合，弹药的种类和改进，以及炮兵的院校教学和训练，提高火炮射击精度和威力的措施等。
《炮兵》明确指出，中国是最早发明并使用火药和火炮的国家，“在中国，还在很早的时期就用硝石和其他引火剂混合制成了烟火剂，并把它使用在军事上和盛大的典礼中”。这一观点与中国有关火炮的最初记载，在时间上几乎完全一致。
《炮兵》对火炮和炮兵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火炮一经运用于战场，“不仅在攻城和守城时使用，而且在野战中和军舰上也使用”。“法国炮兵在革命战争时期比其他各国的炮兵都强大，并且很快成为拿破仑手中的威力空前强大的一支兵力”。炮兵的“全部威力在于能从一定距离进行射击”，“炮兵比其他兵种具有大得多的防御特性”，“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大规模会战中，最重大的战果都是靠预备队炮兵取得的”。
《炮兵》对炮兵规定了明确的任务，“在防御中向对我方威胁最大而又最直接的地点射击，在攻击中向敌方最能成功地击退我方进攻的地点射击”，“破坏坚固的障碍物”，“榴弹炮用来烧毁建筑物，重炮用来破坏要塞大门、城墙和街垒”。
在炮兵的编制及其与军队其他组成部分的比例关系方面，《炮兵》指出，15世纪中叶，法国“华罗兄弟便建立了第一批破城炮队”。到15世纪90年代法国国王查理八世时期，法军“炮兵勤务有了专门的组织，这就使野战炮兵第一次成为一个特殊的兵种”。17世纪初，许多国家军队“保留了各种口径的火炮，并且把不同的火炮编在一起，每个炮兵连通常拥有常用的各种口径的火炮”。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大部分国家的炮兵都编入了军队，失去了中世纪的行会性质，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兵种，因此也就有了正确的和迅速的发展的可能。格里博瓦尔将军“终于在1774年使法国炮兵采用了他提出的新编制”，“他的炮兵在火炮各部分的比例上、在兵器和编制上，都证明自己比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炮兵优越，而且在许多年内一直是各国炮兵的榜样”。“在这一时期，炮兵和军队其他组成部分的比例稍微固定一些”。
恩格斯在《炮兵》中用大量篇幅对炮兵的战术与发展、炮兵与其他兵种的协同配合作了精辟的论述。“当时，拿破仑使用配属给步兵师的一些轻炮来达到发起战斗和迫使敌人暴露兵力等目的，而把大部分炮兵留作预备队，直到决定了主要攻击目标时为止；等到主要攻击目标一确定，这些炮兵就出其不意地编成庞大的炮队，共同袭击这一目标，从而以猛烈的轰击为步兵预备队最后的攻击作准备”，“法军有大量的骑炮兵，而且在实践中首创了骑炮兵所特有的战术使用方法”。
恩格斯认为，“炮兵阵地的选择，不论从保证炮兵连的射击效果来看，或者从避免敌人对炮兵连的射击来看，都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自己火炮的配置应当保证使敌人最容易感受到火炮的威力，这是一项首要的任务；另一项任务则是保证自己不受敌人火力的伤害”。“炮兵连的火力应指向当时对我阵地威胁最大的那部分敌人。如果我步兵即将开始攻击，那么炮兵连应当向敌炮兵射击(如果他们尚未被压制的话)，或者向大群步兵射击(如果他们已暴露的话)。但是，当敌人部分兵力发起攻击时，炮兵连就应当不顾对我射击的敌人的炮兵，而对向我攻击的敌人射击”。“炮兵支援步兵或骑兵时，应当始终在他们的翼侧占据阵地”，“预备队炮兵配置成长一英里或一英里多的半月形队形，然后集中火力向较小的地段进行破坏性射击。如果敌人不能以威力相当的炮兵进行还击，那么半小时的急促射击就解决问题了。这时新锐的步兵预备队投入战斗，进行最后一场激烈而短促的搏斗，并取得胜利”。
此外，恩格斯还对炮兵的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甚至是非常专业化的论述，令炮兵专业战术和技术人员赞叹不已。
从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炮兵》条目和他在其他军事著作里对炮兵的论述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恩格斯的确是一位杰出的炮兵理论专家。他对炮兵理论的建树，不仅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而且直到今天还没有失去它的巨大价值，尽管时间已过去了100多年，战争和军事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每一位从事炮兵专业的军人和热爱炮兵的人，都应当为有恩格斯这样一位炮兵理论专家感到骄傲和自豪。
斯大林与“战争之神”
“炮兵是战争之神!”苏联红军最高统帅对炮兵的最高赞誉很快传到了苏联红军各个部队。苏联红军炮兵的前线阵地上，“乌拉！乌拉！”的欢呼声伴随着轰鸣的火炮发射声响彻云霄，震撼大地。“炮兵是战争之神!”这句话，不仅让苏联红军炮兵以此为荣，也被世界各国炮兵引以为豪。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1941年6月22日拂晓，数百万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战争疯子”希特勒的指挥下，分三路向苏联发起“闪电”般的进攻。德军凭借其强大的坦克装甲部队和数量众多、性能先进的飞机大炮，一举突破苏军防御，长驱直入。仅3个多月的时间，便占领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全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大部，并兵临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首都莫斯科城下。
遭受严重挫折并陷于极端困境的苏联红军，在最高统帅斯大林的统一领导下，在广大苏联人民的全力支援下，不怕流血牺牲，积极顽强抗击，大量杀伤和消耗德国法西斯军队，经受住了战争初期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但是，战争爆发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在一些攻势作战行动中，苏军炮兵仍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炮火准备的经验，没有根据战争情况的发展变化，创造并运用新的战法。因此，未能充分发挥炮兵强大的火力突击威力，未能有效地支援步兵、坦克兵的作战行动。
20多年前的做法是，进攻一方在突破敌人防御的进攻作战中，步兵、坦克兵发起冲击前，首先集中大量的炮兵对敌人的前沿防御阵地实施几十分钟乃至几个小时的火力突击，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摧毁敌人的武器装备，破坏敌人的防御设施，用炮火打开突破口，为步兵、坦克兵顺利突破敌人的防御创造条件。当步兵、坦克兵发起冲击后，炮兵即停止射击。军事术语把炮兵的这种行动称之为“炮火准备”。
应当肯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炮火准备是被大多数交战国军队所普遍接受的一种有效战法，在进攻作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时隔20多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防御一方凭借着具有高度机动能力和防护能力的坦克、装甲车辆以及远射程火炮等现代化武器装备，通常组成宽正面、多梯队的大纵深防御体系。进攻一方经过精心组织的炮火准备，往往只能破坏敌人的前沿防御阵地，而敌人的防御纵深还没有被破坏，纵深内的若干坦克、火炮和机枪发射点还没有被压制。当进攻一方的炮火准备结束，步兵、坦克兵发起冲击后，防御一方纵深内未遭破坏和压制的各种火器，以密集的火力进行顽强抗击。此时，进攻的步兵、坦克兵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威胁之下，又得不到己方炮兵的火力支援，即使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防御阵地，也难以不停顿地向纵深发展进攻，甚至将遭受重大伤亡，导致整个进攻作战的失利。
身为苏联红军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在指挥卫国战争的繁忙军务中，以其军事家的敏锐眼光和清醒头脑，及时发现了炮兵火力运用存在的这个重大问题。他经过深思熟虑，伏案疾书，于1942年1月10日向苏联红军各级指挥员发出一封“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指示信”。
指示信明确指出：
“所谓的‘炮火准备’，作为炮兵支援步兵进攻的一种手段，已经不符合战争的要求，已经过时，应当摈弃。为了使炮兵支援有效，从而使步兵进攻奏效，必须抛弃炮火准备的做法，改用炮兵进攻的做法。
这意味着什么呢？第一，这意味着炮兵不能局限于进攻前一两个小时的一次行动。而应当同步兵一起进攻，应当在整个进攻期间实施射击，避免长时间的间断，直到敌人防线全纵深被突破为止。
第二，这意味着步兵不应当像在所谓的‘炮火准备’时那样在炮兵停止射击后发起进攻，而应当在炮兵进攻的同时，在炮火隆隆声中，在炮兵音乐的伴奏下实施进攻……”
斯大林的这封指示信，不仅尖锐地指出了“炮火准备”存在的弊端，果断地要求抛弃这一已经过时的做法，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战争实际情况的新战法，即“炮兵进攻”。
苏联红军各级指挥员特别是炮兵指挥员们，坚决贯彻了斯大林的指示，积极改进炮兵火力运用的战法，在战争实践中逐步把“炮火准备”发展为“炮兵进攻”。所谓炮兵进攻，由步兵、坦克兵发起冲击前的炮火准备，步兵、坦克兵发起冲击时的炮火支援和步兵、坦克兵纵深作战时的炮火护送所组成。将炮火准备改为炮兵进攻后，步兵、坦克兵在进攻作战的全过程中，都能够得到炮兵火力不间断地配合和支援，为顺利完成进攻作战任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采用了炮兵进攻的新战法，苏联红军炮兵在后来的历次战役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立下了伟大的功勋，不仅受到苏联红军广大官兵的赞扬，而且得到了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褒奖。
1944年，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一次作战会议。高大、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坐着铁木辛哥、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各军兵种司令员等几十位元帅、将军。手持大烟斗的斯大林在标满各种符号的军事地图前踱来踱去，一边听着各位将帅的汇报，一边“吱吱”地吸着点燃的烟丝，不时地用低沉、稳重的语气讲述自己的观点和提出问题。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将军汇报完总的战局情况后，炮兵主帅沃罗诺夫起立发言。这位年仅45岁的苏军炮兵主帅用宏亮、流畅的语言汇报炮兵的作战情况。当他汇报到自从改进了炮兵火力运用的方法之后，有力地支援了步兵、坦克兵的进攻作战，在重大战役中炮兵火力杀伤的敌人占歼敌总数的70％以上时，斯大林突然用不常见的高嗓音说道：“炮兵是战争之神！”几十位将帅愣住了，沃罗诺夫也停止了发言，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寂静几秒钟后，炮兵主帅沃罗诺夫率先鼓掌，激动地说：“感谢斯大林同志对炮兵的赞誉。”这时，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毛泽东的炮兵情怀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理论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统帅和主要缔造者。他领导和指挥中国人民及其军队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其间进行过400多次战役和数十万次大小战斗，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这使得他既有可能从自己领导战争的经验中总结概括出军事理论，又有可能把自己提炼和创造的军事理论付诸战争实践。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伟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的建设和发展非常关心，曾多次对炮兵的功绩给予肯定和赞赏。其中，“黄洋界上炮声隆”的著名诗篇和上甘岭战役结束后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的褒奖，最能体现这位伟人的炮兵情怀。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遭受挫折后，毛泽东依据实际情况，毅然改变了当时党中央和湖南省委进攻中心城市的方针，率起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于10月下旬率领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一支工农革命军，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包括江西省的莲花、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省的酃县、茶陵等县。这个地区位于湘赣两省边界，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又有两省军阀之间的矛盾可供利用。这里有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和一定的群众基础，还有农民自卫军。井冈山地势险要，利于防守，进可以发展革命战争，退可以保存革命力量。1928年4月中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与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
井冈山会师使两支具有北伐战争优良传统的精锐武装聚集到了一起，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对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井冈山会师引起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的极大恐慌，他们多次出兵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剿”和“会剿”，妄图消灭朱、毛工农革命军。1928年7月初，湘赣两省反动军阀向根据地发动“会剿”。在此之前，江西反动军阀已单独发动了四次“进剿”，均以失败而告终。这次，两省反动军阀首次联手向井冈山“会剿”。他们原定7月7日同时向井冈山“会剿”，但湖南反动军阀不像江西反动军阀那样在以前吃过亏，他们没有尝过工农革命军的厉害，为了抢头功，以两个师的兵力提前3天出动，由茶陵、酃县侵占宁冈砻市，接着进占新城，来势凶猛，咄咄逼人。
鉴于此种情况，毛泽东给朱德写了一封信，决定首先兵分两路打击突出冒进之湘敌，尔后集中力量打击即将来犯之赣敌。7月中旬，第一步作战任务胜利完成，湘敌遭到沉重打击。当赣敌向井冈山“会剿”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顾毛泽东等人的反对，错误地决定让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脱离井冈山根据地，向湘南冒进。毛泽东指挥红四军余部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以四面游击的战法，不分昼夜地袭扰赣敌，击退赣敌的进攻。至此，湘赣两省反动军阀第一次联手“会剿”行动基本破产。但红四军主力在远离井冈山的湘南作战，处于无根据地作依托的困难境地，遭受重大挫折。
“大部队回不来，井冈山的局面无法打开，还是派兵把他们接回井冈山为好。”毛泽东决定亲自率领一部分兵力去接应已从湘南转移到桂东的红四军主力部队，留下少部分兵力坚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8月下旬，湘赣两省反动军阀乘红军主力未归之际，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8月30日上午，湘敌第八军第一师在赣敌一部的策应下，以5个团的兵力向黄洋界阵地发起猛攻。
湘赣两省反动军阀的这一企图，毛泽东在下山迎接红军主力前就料到了。当时，他指示红军留守部队指挥员，要坚守井冈山，坚决反对逃跑主义。他指出：“井冈山地势好，有红米南瓜吃，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党恢复了，群众起来了，这是很好的割据地区。我们这里有了依托，可以进退自如地打仗，扩大割据地区，敌人对我们是无可奈何的。若失掉了井冈山，我们将会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了。”
黄洋界是井冈山五大山口之一，路狭坡陡，地势险要。当时担任黄洋界防御的红军不足一个营，与来犯之敌的兵力相差十分悬殊。红军留守部队指挥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充分发动群众，誓死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男女老少一起动员，组织了赤卫队、暴动队、少年队、妇女队，投入了紧张的备战运动。
进犯黄洋界的反动军阀认为，红军主力远在几百里之外，山上兵微将寡，不堪一击，妄图一举拿下黄洋界。他们先以4个团的兵力，向黄洋界扑来，气焰十分嚣张。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黄洋界上军民“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等敌人爬到近前，军民们看准目标，用石头打得敌人满山乱跑。这一跑不当紧，许多敌人踩上了井冈山军民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竹签子。踩上的，十有七八要倒下，没倒下的也疼得嗷嗷叫。竹签何以这般厉害？原来群众将竹签削好后，放在尿桶里泡了一夜，第二天再将竹签烘干。竹签毛刺倒立，敌人一旦踩上，疼痛不已，难以行走。黄洋界红军防御兵力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配合下，凭借居高临下的险要地形，顽强作战，连续打退了湘赣两省反动军阀的4次进攻。
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被击退的敌人在黄洋界半山腰休整，重新组织力量，准备再次发动进攻，妄图在夜幕降临之前拿下黄洋界。红军指战员看穿了敌人的阴谋，有几个战士建议把井冈山红军仅有的一门82迫击炮抬来轰击正在集结的敌人。但是，有人说：“这门迫击炮长久不用，已受潮生锈，可能不行了。”担任黄洋界防御作战的红军指挥员陈毅安营长思考片刻，果断地决定把这门迫击炮抬来。他下令一个班的战士跑步去抬迫击炮，还特别嘱咐把炮弹全部搬来。
下午4点钟左右，迫击炮经过简单修理后被抬上了黄洋界，仅有的3发炮弹也一起抬来了。炮手很快架炮、瞄准，随着陈毅安营长一声令下，第一发炮弹装填、发射，结果没有打响；接着发射第二发，又是一枚“哑弹”。炮手心里非常焦急，急得满头大汗，用懊丧和询问的目光望着陈毅安营长。陈营长镇定自若地命令道：“照常打！”大家的目光全部都投向第三发炮弹，对这最后一发炮弹寄予无限的希望。
“轰！”第三发炮弹响了，不偏不斜地正好落在敌群中。顿时，黄洋界沸腾了，妇女儿童跃出工事，挥舞红旗，欢呼声、号角声、锣鼓声和炮竹的“机关枪声”，连同这发炮弹声一起响彻云霄、震荡山谷。
这突如其来的阵势搞得敌人莫名其妙，上午打了半天没见几个人，现在却满山遍野都是人，枪声、喊杀声不绝，还挨了这么沉重的一炮，肯定是走漏了消息，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回到井冈山了。湘赣两省反动军阀的头目们一商量，“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赶快收兵回营吧，免得葬身于黄洋界这深山老林里。于是，进犯井冈山的湘赣两省反动军阀部队匆匆下山。时已天暗，他们不敢走夜路，想在山下的一个村庄里过夜，不料正在这时，又杀来一支地方群众武装，冲散了他们的队伍。反动军阀头目大叫：“不好，中计了！”如丧家之犬，连夜向湖南逃窜。
黄洋界保卫战打得非常漂亮，革命军民无一伤亡，却杀伤、俘虏了不少敌人。这场战斗胜利地保卫了井冈山战略基地，为红四军主力返回、打破湘赣两省反动军阀联手进行的第二次“会剿”、恢复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听到这一胜利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宽厚稳健的朱德和开朗豪爽的陈毅，提议要亲眼看一看那门使敌人丧胆的迫击炮。他们见到这门生锈的82迫击炮时，称它是“为革命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迫击炮”。
70多年前的一个秋天的夜晚，井冈山上的八角楼里，毛泽东夜不能寐，点亮清油灯，洗去脸上的征尘，心怡神爽，在屋里徘徊许久，凝思一阵，然后笔起龙蛇，写下了著名词章《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岁月流逝，黄洋界上的隆隆炮声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是，黄洋界保卫战以其辉煌的战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永久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毛泽东对炮兵的褒奖
1952年秋季，抗美援朝战争交战双方的战线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美军为了适应其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和在停战谈判中捞取政治、军事资本，频繁调动兵力，调整部署，企图发动秋季重点攻势。为了粉碎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的局部进攻，争取战场主动权，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共同决定于1952年9月18日发起全线反击，积极打击敌人。
在中朝两军开始实施战术反击后不久，新任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兼美国远东军司令克拉克亲临前线视察，欲摸清中朝两军攻势行动的意图。
在中朝两军近20天的全线反击下，敌军遭到沉重打击，全线告急，克拉克也似乎察觉到了中朝两军的意图。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迫使中朝两军转入防御，10月8日，克拉克批准了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制定的代号为“摊牌作战”的“金化攻势”行动计划。
“金化攻势”是以范弗里特亲自勘察选定的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上甘岭地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部战线的战略要地，其得失直接关系到中朝两军整个战线防御的稳定性。10月14日，敌军在范弗里特的直接指挥下，向上甘岭地区中国人民志愿军防御阵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敌军先后投入了近12个团约6万余人的兵力，另有18个炮兵营300多门火炮和170余辆坦克，并先后出动了3000多架次飞机。在敌军强大的攻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部分防御阵地一度被占领。
为了坚守防御阵地，中国人民志愿军防御部队多次实施兵力反击，与敌军展开了反复争夺。白天防御阵地被敌军占领，晚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反击又夺回阵地。但是在战役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防御部队的炮兵数量较少(仅有各种火炮37门)，不能满足兵力反击的需要，部队伤亡较大，形势异常严峻。担任上甘岭地区防御作战总指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果断地把本军能够抽调的炮兵都陆续加强到了上甘岭地区，并及时向上级申请炮兵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根据战场情况，及时给第十五军防御部队加强了大口径火炮，从而使火炮数量达到了138门，几乎增加了3倍。
在长达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以集中、猛烈的火力，积极支援和配合防御部队的兵力反击。每次兵力反击前，都首先集中炮兵进行猛烈的炮火反击，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尔后防御部队乘势发起反击，迅速夺回被敌军占领的阵地。在数十次的反击作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共发射炮弹40多万发，杀伤敌军1.3万多人，占歼灭敌军总数的半数以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猛烈的炮火与防御部队的有力反击密切配合，打得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垂头丧气，粉碎了其“金化攻势”行动，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伟大胜利，给这位新上任的总司令官当头一棒。战后，《美军第八集团军简史》中作了这样的一段记载：“战斗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火炮发挥了惊人的作用。”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洪学智将军40年后回忆起这次举世闻名的战役时动情地说：“这次战役持续时间之长，火力之猛烈、密集，战斗之紧张、残酷，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我们的炮兵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步兵一呼叫，就可及时以炮火轰击敌人的冲击部队。我军防御阵地所在高地的土石均被炸松一至两米，走在上面，松土没膝，像走入土灰里一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坐镇中南海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的统帅毛泽东主席，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场。当他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并彻底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秋季重点攻势时，对炮兵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今年秋季作战，我军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制胜的要素。”
这是毛泽东对炮兵的最高褒奖，它不仅高度评价了炮兵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揭示了炮兵是取得现代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是炮兵值得骄傲的事情。
周恩来与炮兵“千里眼”
周恩来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职务，与朱德等领导人协助毛泽东主席，直接参与组织指挥长达20多年的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作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他日理万机，却十分关注解放军的建设，还对炮兵部队建设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有这样一件事，迄今令炮兵官兵难以忘怀。
1937年底，为了抗日战争胜利和革命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并向全国发了通电。当时，八路军不仅装备奇缺，而且十分落后，新组建的总部炮兵团仅有十几门从国民党军队缴获来的破旧山炮，训练和作战都有很大的困难。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对新组建的炮兵团极为关怀，炮兵团刚刚成立，就亲自听取炮兵团领导的汇报，对炮兵团存在的困难一一记在心里。不久，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到武汉。在与国民党谈判期间，他仍然惦记着炮兵团在武器装备方面存在的困难。一天，他在谈判的间隙，又一次听取了炮兵团领导的汇报，对提到的问题一一作了具体指示，想了许多解决的办法。
周恩来说：“原先我们有自己的炮兵，长征时敌人前堵后追，把炮都丢掉了。现在又有了炮，你们应该好好地把炮兵组建起来，要加紧军政训练，以适应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的需要。当前，在武器装备方面还有些困难，可以想些办法逐渐解决。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敌人的手中缴获嘛。”
他稍微停顿一下，闪动着浓眉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用商量的口吻接着说：“没有运载工具，可以买点骡马，先骡马化再摩托化。装具不全，先用土法代替，土洋结合。不懂技术，可以学习，请专家讲课。我可以想办法给你们派一些懂炮兵技术的人，带一些有关炮兵技术方面的书籍去。”
炮兵团领导听了之后，非常振奋。
当谈到炮兵团缺乏观测器材的时候，周恩来说：“观测器材是炮兵的‘千里眼’，没有观测器材，炮兵就像‘瞎子’一样，看不到敌人。你们先到仪器商店看看，能买就买，买不到，我再给你们想办法。”
凡是懂得一些炮兵知识的人都知道，火炮射程远，通常是对几公里、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之外的敌人射击，必须借助具有放大倍率的观测器材侦察目标、观察炸点。正像周恩来讲的那样，观测器材是炮兵的“千里眼”。
与炮兵团领导谈话后不久，他便给炮兵团派去几名懂炮兵技术的专家，带了不少有关炮兵技术、战术方面的书籍，并托人带去他亲自给炮兵团买的两部炮对镜和一部测距机，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炮对镜是炮兵用来观察和测角度用的潜望式双目光学仪器，主要由两个单目镜筒组成的双筒潜望镜、方向侧角机构、高低测角机构和三角架组成。测距机是炮兵测量距离的光学仪器，光学测距机通常由双筒望远镜、距离测量机构、方向测角机构、高低测角机构和三角架组成。炮对镜和测距机都是炮兵用来侦察敌情、地形，观察射击效果和测定炸点对目标的偏差量等必不可少的观测器材。
炮兵团的官兵们见到周恩来副主席送来的礼物，无不欢欣鼓舞，围着炮对镜和测距机爱不释手，许多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些东西的人，争先恐后地要看看这进口的“西洋镜”，开开眼界。
负责保管、使用炮对镜和测距机的同志们说：“周恩来副主席给我们炮兵安上了‘千里眼’，我们一定不辜负首长的期望，像珍惜生命、爱护眼睛一样，珍惜和爱护炮对镜、测距机。”
周恩来亲自为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买来的炮对镜、测距机，在八路军炮兵训练和作战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也为培养炮兵侦察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每当解放军炮兵部队谈起这件事，大家都会深情地说：“是周恩来总理为我军炮兵安上了‘千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