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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自身的强势，维护着导演职业的权威，又用对老戏骨们的重视，以及抽丝剥茧的拍摄态度，证明了一件事：流量IP和玛丽苏杰克苏们只是一种妥协，只有好故事配上好演员，才能让作品立碑留存。
按约定时间到达北京国际饭店，迎头就碰上了要去厕所抽烟的李路。他刚参加完在北京国际饭店的国际电影节，标志性红色镜框的眼镜，一件橙色毛衣，脸色的憔悴中合理地夹杂着一丝兴奋。
“全民皆人民”让李路成为近期炙手可热的焦点，他来回穿梭于各大媒体、网络、活动的夹击中，身体疲惫，精神却显得高度亢奋。我们在饭店刚落座，寒暄了两句，李路就开始描述这几天他受到的待遇：每个人都找我合影，我的朋友們都打电话给我说，你为我们行业趟了雷，放宽了尺度！
类似这样不由分说的“傲娇”还有很多，他可以说是我见过的最强势且毫不掩饰的导演，就连在微博上宣传《人民的名义》时，都要带上“李路 人民的名义”这样的标签。在《南都周刊》采访拍摄的一个多小时里，他爆了两次粗口骂黑剧者，再三强调他是《人民的名义》的“操盘者”、“决策者”，同时还颇为自得地告诉记者，他在片场“三度赶走来探班的编剧周梅森”，因为他“根本不懂，十年没玩这个游戏了。”并强调，在他面前耍大牌的流量演员，他会“一巴掌呼死，一脚踹死。”
李路出生在一个高知家庭，父母都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都从事文化行业。原生家庭给了他一个导演必备的细腻敏感和文化素养。但他从3岁开始，就在东北长大，汲取了东北的粗犷彪悍。这多少解释了他霸道和直言不讳的性格，也让他身上体现出了一种野蛮与细腻的融会贯通。
他似乎也靠这种强势，维护着导演这个职业的权威。他告诉我，“有些演员大咖，每个人身后跟一个编剧，自己修改自己的台词，完全不管对方是否能接上，而导演，就只能坐在板凳上看着。”这是在整场采访中，他唯一流露出唏嘘感慨神情的一刻。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张艺谋、陈凯歌、李少红等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是一部影视作品的第一把交椅，直接对这部戏的艺术价值、社会效应、收视票房负责。所以，在当时的影视生物链上，导演是顶端，资本会根据导演的身价选择进入，而演员，也会趋之若鹜地磨练演技，寻求出头之日。这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一部影视剧在艺术层次上的完成度。
而当下，除去功成名就的名导，导演的存在感不可同日而语。很多情况下，他们的作用似乎仅限于把几个流量演员凑到一起，带来资金和收视的共赢。从“数字小姐”（指演戏时不背台词只念数字，全靠后期配音的女演员）到“替身偶像”，资本方追求IP和流量的没有下限，让整个行业江河日下。编剧们为了满足偶像们对形象和人设的要求，不得不把剧本改得面目全非。不愿署名，成了他们最后的抗争。
而周梅森和李路，以双份的强势，把影视制作拉回了导演中心制。大家的分工很明确，《人民的名义》的编剧只有两个，周梅森负责官场的部分，周梅森的太太孙馨岳负责情感的部分，而导演李路只有细微调整和监督的份。
到了拍摄阶段，周梅森则只有“耳边建议”的份，无法撼动导演在现场的权威。让李路得意的是，当初周梅森最不满意的三个演员：张凯丽、吴刚、张丰毅，最后都博得了周梅森的啧啧称赞。
李路的强势是有底气的。他是中国十佳制片人，他导的戏，都能把管钱的制片人和管片的导演，这两个原则上“对立”的身份相结合，《人民的名义》也不例外，所以他“住在金陵饭店，我的房间最大，是演员的两倍。”但这次组盘很艰难，以往只需两天，这次直到开拍前还差2000万，最后李路自己投了。
即使这部戏是最高检授权周梅森撰写剧本，授权李路操盘导演的，但题材的敏感性，播出的不确定性，让李路的老合伙人们犹疑不决。无论是上市公司、国企、大型民营公司，都认可这部片的质量，三四十家影视公司早早抛出了橄榄枝，但临到签约，每家的政治经济顾问一合计，都觉得风险极高。出现了早签约，晚毁约的尴尬局面。
“最高检又怎么样，如果最高检在你合同里，说保证你能播，人家百分百投，谁能保你啊！你就是一个市场行为，最高检不会给我写，我也不会给最高检写。”所以李路不仅理解朋友们毁约的行为，自己也全程充斥着危机感，坦言在拍摄的两年多里，几乎每天睡不着觉。说到网上传言，那些曾有合作意向的公司发出声明，说从不曾毁约时，李路有点恼火：这就是黑我！我一家都没有爆出名字，何来声明？
如今《人民的名义》顺利播出，收视大红大紫，他又陷入了另外一种焦虑：这么火，会不会出问题？
《南都周刊》首次采访时，离整剧播完还差一周。李路说，就算播完也不算尘埃落定，因为还有二轮。而对于首播平台湖南卫视二轮卖得盆钵满赢，转手卖了20个亿的事，李路又用了“黑”这个字：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老合作伙伴江苏卫视，但流程太慢，湖南台则很热情，来了八个人，总编室，审计，财务，宣传都来了。“顶着压力播出，才有了今天的收视，这是黑我，也黑他们，广告收益虽然不错，收视率也高，但是二轮发行还是很艰难的！”
在演员的选择上，受题材的影响，资金短缺，给演员的钱少，所以也非常受限。李路的规矩是“不可轧戏”，所以必须占用演员长时间的档期；男人群戏，所以很多男一号来了之后只能演陪衬的绿叶；加上未来生死未卜，所以李路只能把这些老戏骨“都骗来再说”。
李路用“老艺术家”来盛赞这些“骗”来的老戏骨们。在他看来，艺术家和明星是两种属性：明星，是商品属性占第一位的；艺术家则爱惜角色的羽毛，总是把成功塑造形象看得比钱更重要。
所以李路对一路相互扶持的演员们，非常“护犊子”，提到网上对侯亮平扮演者陆毅的诟病，他义愤填膺：“人家就是年轻的老前辈，别黑人家！”当初为塑造这个代表最高检形象的主角，李路也是做了全方位的功课。 有了陆毅这个演员意向后，他先征求电视台的购买意愿，再去征询最高检的认可。最后他把陆毅带到最高检体验生活，也观测最高检对陆毅的态度。反贪局从上到下，男女老少都争着和陆毅合影，这才让李路安心起用了男主角，再以此铺开所有的角色。
像这样四面受制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最高检提出的修改意见：反腐倡廉，倡廉的戏份太少，要加多倡廉标杆易学习的戏份。举完这个例子后，李路不愿透露更多详情，只是语焉不详地说，“我们在审片时，都捏了一把汗，就怕某条线被要求剪掉。”
即使整体剧情被认可，但剧中特地加的年轻人线，年轻观众们却不买账，许多人说，一看到郑胜利就想快进。李路这时露出了狡黠的笑容：“年轻人的戏，周梅森的剧本里就有了，我们也没有更多时间去调整。年轻人的戏，是都我自己带的B组导演，小黄毛自己导的。”
虽然这部分戏和李路没有太大关系，但他也承认，这块疏忽是一个遗憾，如果知道此片会达到一個全面解读的高度，他们会进行细节调整，比如再时尚一些，小黄毛选个再帅一点的演员。
但李路仍然认为，郑西坡和郑胜利这条线，即使在一部有悬疑色彩的反腐剧里，让观众产生了游离，依旧有存在的必要。首先郑西坡家庭，代表最接地气的老百姓生活，如果略去，审查上存在困难。其次，对最朴素阶级的关爱，是矿工出身的编剧周梅森的深刻用意。郑西坡在剧里创作的诗歌《母亲的专列》《流动的国土》，都是以微见著，以小见大地体现了家国之间的连接。郑胜利，这个由B组导演“黄毛”饰演的插科打诨角色，也最终在戏的落定部分，救活大风厂。“我们还不能完全给他定位。现在的评论正渐渐往好的走，相信大家能明白创作者的用意。”
无论李路的强势是性格使然，还是形势所迫，他总归用《人民的名义》证明了一件事：永恒的流量和玛丽苏杰克苏的故事，只是一种商业上的恶性自洽。但好故事配上好演员，用抽丝剥茧的态度去拍出来，它才绝对正确。流量是流动的，转瞬即逝的，而只有好作品才能立碑留存。
即使在采访的某个瞬间，李路的趾高气昂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揣测：是否《人民的名义》的爆火点燃了李路的匪气，但听完整部戏从拍摄到播出到不可遏制井喷的过程，你又会有些释怀：如若不是这样一个看似专断和霸道的导演，这部好戏，出不来。甚至你会在内心“道德不正确”地想，如果如此“绿林好汉”式的导演多一些，影视圈会不会是另一番现状？我们又能看到多少不辣眼睛的好作品？
在李路最初的预期里，这部剧应该是部“文化事件级”的作品，受众群主要为公务员、大学生，以及剧情相关的商人和官员。“全民皆人民”，无阶级无年龄无性别差的接受度，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反腐剧最大程度地关照了现实，公务员群体拍手叫绝，认为这部戏里的勾心斗角、含沙射影的台词如临其境。剧组里所有人都为此做了功课，编剧、导演包括演员，都在看新闻联播，找自己的官员朋友聊天，这才出现了最精彩的开会场景，还有那些意味深长的无硝烟斗争。
因为太真实，《人民的名义》引发了多米诺骨牌式的现实效应。用李路自己的话说，对中国官场产生了“98%的正面影响”。李达康和孙连城在信访局的较量，让全国所有的信访局都开始进行整改。全片的切入点，大风厂下岗工人的安置，让全国下岗工人安置问题拉快了进程。更有甚者，把“孙连城”式的懒政干部曝光在网上。李路开玩笑说，这也算政治上的“蹭热度”。而这种蹭热度能救不少人。他和周梅森探讨过，在这反腐剧空白的十三年，如果有这么一部警钟式的反腐剧，那么对于贪官和有勾结意向的商人，都有警示的威慑力。
但是为何这反腐作品会引发全社会的热潮呢？纵观全片，你会发现，这部戏折射的不仅是官场斗争，在细枝末节、那些刻意补充的情感线里，你还可以嗅到当下中国的价值观。
比如目下中国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虽然这部男人戏中，陪衬的女性角色着墨不多，价值体现却纤毫分明。大龄处长陆亦可，被女下属形容成“变态的老修女”。而侯亮平评价不会做饭的林华华“只会做方便面的女人，嫁给谁啊？”李达康和老友王大路评论自己分居八年，渴望家庭温暖的前妻时，双方都达成了“欧阳没有长大”的共识。
在这部剧里，女人应该就该贤良淑德，三纲五常，工作加班加点是内分泌失调，不以男人和家庭为先是不识大体。这样的偏颇，让不少女性观众大呼团队是“直男癌”。面对这样的评价，李路又狡黠地笑了：“要是直男癌，那也是周梅森啊，这不是我对女性的评判。”继而又表达了他的坚定立场：“我觉得陆亦可要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就别结婚了，一辈子单身也挺好的。”
除了对未婚女性的价值判断，这部片中的婚姻描写也触目惊心。观众甚至刻薄地评论“编剧和导演的婚姻一定不幸福”。高育良和发妻吴慧芬早就离婚，却为了脸面和事业同住一屋檐。李达康和欧阳菁分居八年，婚姻名存实亡。而祁同伟和梁璐，互相嫌弃和抵触，是“无性婚姻”。就连想要表现温暖幸福的侯亮平夫妇，都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假”婚姻形态。而这些家庭的幼年孩子，都是父爱缺失的，成年的孩子，多半已远在海外。你在这部剧里，感受不到一丝家庭的天伦之乐和人间烟火气。
李路承认，这部戏的情感线是一个弱项，也没有一对夫妻角色符合他的婚姻观。他只负责把剧本视觉化，二度创作。但他认为，这里面体现的中国婚姻观非常真实。政治婚姻、无性婚姻、名存实亡的婚姻、丧偶式婚姻、离异同居的婚姻，这是横亘在中年人生活里的残酷真相。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族理念顺序，在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的社会形态中，早已呈现病态的挪位。我们为了新式“五子登科”不辍日夜，我们更渴望功成名就，跻身贵胄，而把家庭这个基础单位抛诸脑后。
李路在此前另外一部电视剧《老大的幸福》里，就探讨过幸福的意义。当时，国外生活的朋友回国，跟了李路一天，对他的忙碌不得其解，这让李路产生了思考：我这么拼命，是为了什么？恰逢范伟拿了一个800字的梗概找到李路，这才有了《老大的幸福》这部戏。
李路是一个很慢的导演，八年出了四部戏，每一部的选择，定然要体现某种价值观和现实主义的审视，比如《老大的幸福》审视了社会主义幸福观，《山楂树之恋》体现了纯爱，这部《人民的名义》更是一个走钢丝绳般的现实主义题材剧。
对于网络上沸沸扬扬传说的“人民的续集”，李路决绝地说：我不可能拍续集。即使周梅森未来有好的想法，拍摄系列反腐剧，比如国企、金融圈，李路也不打算再度合作了。因为《人民的名义》是他导演史上最成功的作品，这个标杆只适合矗立，而不能轻易尝试超越。
他对别人接受这个IP的续集周边也不看好，“这是个系统工程，如果不是我去拍、我去导，我不知道会是个什么状态，能不能播出来，出来品相怎么样，能不能把四五十个老戏骨以这么廉价的价格邀请来。第二部你的广告植入多了，电视台购买和投资都会顺畅一些，但是你能在成本不到一个亿的情况下做完这个戏吗？不可能的，只有我有这个能力。变成两亿五了，但是你卖给电视台，利润也是有限的。”
他不是对自己和周梅森不自信，而是对已经成为流量的《人民的名义》衍生后，所不可控的所有因素持观望状态。这倒也符合他的职业习惯，他从来不重复自己，拍过的类型，再不沾手。他也不介意去尝试和“小鲜肉”和“小花”这些流量演员合作，但前提是“那一定得是最好的，一定是一棵树上最好的一片叶子”。
这让人不禁想到很多吃老本，将自己一手建构的IP滥用到极致的导演。他们有深厚的艺术造诣，早年曾披荆斩棘，戎马倥偬，却在资本市场误入浮躁，亲手在自己的羽毛上涂鸦。他们足够资深，却不够聪明。在这个粉丝经济横行的影视剧大环境里，逆流者胜。
1966年生，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导演系，如今担任电视剧导演、制片人。
1993年首次接触影视剧行业，执导电视音乐连续剧《孤星》.2010年执导家庭情感剧《老大的幸福》，2012年执导现实题材电视剧《山楂树之恋》，2014年，担任制片人并指导了都市情感剧《坐88路车回家》.2017年3月执导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和关注度。
按约定时间到达北京国际饭店，迎头就碰上了要去厕所抽烟的李路。他刚参加完在北京国际饭店的国际电影节，标志性红色镜框的眼镜，一件橙色毛衣，脸色的憔悴中合理地夹杂着一丝兴奋。
“全民皆人民”让李路成为近期炙手可热的焦点，他来回穿梭于各大媒体、网络、活动的夹击中，身体疲惫，精神却显得高度亢奋。我们在饭店刚落座，寒暄了两句，李路就开始描述这几天他受到的待遇：每个人都找我合影，我的朋友們都打电话给我说，你为我们行业趟了雷，放宽了尺度！
类似这样不由分说的“傲娇”还有很多，他可以说是我见过的最强势且毫不掩饰的导演，就连在微博上宣传《人民的名义》时，都要带上“李路 人民的名义”这样的标签。在《南都周刊》采访拍摄的一个多小时里，他爆了两次粗口骂黑剧者，再三强调他是《人民的名义》的“操盘者”、“决策者”，同时还颇为自得地告诉记者，他在片场“三度赶走来探班的编剧周梅森”，因为他“根本不懂，十年没玩这个游戏了。”并强调，在他面前耍大牌的流量演员，他会“一巴掌呼死，一脚踹死。”
李路出生在一个高知家庭，父母都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都从事文化行业。原生家庭给了他一个导演必备的细腻敏感和文化素养。但他从3岁开始，就在东北长大，汲取了东北的粗犷彪悍。这多少解释了他霸道和直言不讳的性格，也让他身上体现出了一种野蛮与细腻的融会贯通。
他似乎也靠这种强势，维护着导演这个职业的权威。他告诉我，“有些演员大咖，每个人身后跟一个编剧，自己修改自己的台词，完全不管对方是否能接上，而导演，就只能坐在板凳上看着。”这是在整场采访中，他唯一流露出唏嘘感慨神情的一刻。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张艺谋、陈凯歌、李少红等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是一部影视作品的第一把交椅，直接对这部戏的艺术价值、社会效应、收视票房负责。所以，在当时的影视生物链上，导演是顶端，资本会根据导演的身价选择进入，而演员，也会趋之若鹜地磨练演技，寻求出头之日。这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一部影视剧在艺术层次上的完成度。
而当下，除去功成名就的名导，导演的存在感不可同日而语。很多情况下，他们的作用似乎仅限于把几个流量演员凑到一起，带来资金和收视的共赢。从“数字小姐”（指演戏时不背台词只念数字，全靠后期配音的女演员）到“替身偶像”，资本方追求IP和流量的没有下限，让整个行业江河日下。编剧们为了满足偶像们对形象和人设的要求，不得不把剧本改得面目全非。不愿署名，成了他们最后的抗争。
而周梅森和李路，以双份的强势，把影视制作拉回了导演中心制。大家的分工很明确，《人民的名义》的编剧只有两个，周梅森负责官场的部分，周梅森的太太孙馨岳负责情感的部分，而导演李路只有细微调整和监督的份。
到了拍摄阶段，周梅森则只有“耳边建议”的份，无法撼动导演在现场的权威。让李路得意的是，当初周梅森最不满意的三个演员：张凯丽、吴刚、张丰毅，最后都博得了周梅森的啧啧称赞。
李路的强势是有底气的。他是中国十佳制片人，他导的戏，都能把管钱的制片人和管片的导演，这两个原则上“对立”的身份相结合，《人民的名义》也不例外，所以他“住在金陵饭店，我的房间最大，是演员的两倍。”但这次组盘很艰难，以往只需两天，这次直到开拍前还差2000万，最后李路自己投了。
即使这部戏是最高检授权周梅森撰写剧本，授权李路操盘导演的，但题材的敏感性，播出的不确定性，让李路的老合伙人们犹疑不决。无论是上市公司、国企、大型民营公司，都认可这部片的质量，三四十家影视公司早早抛出了橄榄枝，但临到签约，每家的政治经济顾问一合计，都觉得风险极高。出现了早签约，晚毁约的尴尬局面。
“最高检又怎么样，如果最高检在你合同里，说保证你能播，人家百分百投，谁能保你啊！你就是一个市场行为，最高检不会给我写，我也不会给最高检写。”所以李路不仅理解朋友们毁约的行为，自己也全程充斥着危机感，坦言在拍摄的两年多里，几乎每天睡不着觉。说到网上传言，那些曾有合作意向的公司发出声明，说从不曾毁约时，李路有点恼火：这就是黑我！我一家都没有爆出名字，何来声明？
如今《人民的名义》顺利播出，收视大红大紫，他又陷入了另外一种焦虑：这么火，会不会出问题？
《南都周刊》首次采访时，离整剧播完还差一周。李路说，就算播完也不算尘埃落定，因为还有二轮。而对于首播平台湖南卫视二轮卖得盆钵满赢，转手卖了20个亿的事，李路又用了“黑”这个字：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老合作伙伴江苏卫视，但流程太慢，湖南台则很热情，来了八个人，总编室，审计，财务，宣传都来了。“顶着压力播出，才有了今天的收视，这是黑我，也黑他们，广告收益虽然不错，收视率也高，但是二轮发行还是很艰难的！”
在演员的选择上，受题材的影响，资金短缺，给演员的钱少，所以也非常受限。李路的规矩是“不可轧戏”，所以必须占用演员长时间的档期；男人群戏，所以很多男一号来了之后只能演陪衬的绿叶；加上未来生死未卜，所以李路只能把这些老戏骨“都骗来再说”。
李路用“老艺术家”来盛赞这些“骗”来的老戏骨们。在他看来，艺术家和明星是两种属性：明星，是商品属性占第一位的；艺术家则爱惜角色的羽毛，总是把成功塑造形象看得比钱更重要。
所以李路对一路相互扶持的演员们，非常“护犊子”，提到网上对侯亮平扮演者陆毅的诟病，他义愤填膺：“人家就是年轻的老前辈，别黑人家！”当初为塑造这个代表最高检形象的主角，李路也是做了全方位的功课。 有了陆毅这个演员意向后，他先征求电视台的购买意愿，再去征询最高检的认可。最后他把陆毅带到最高检体验生活，也观测最高检对陆毅的态度。反贪局从上到下，男女老少都争着和陆毅合影，这才让李路安心起用了男主角，再以此铺开所有的角色。
像这样四面受制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最高检提出的修改意见：反腐倡廉，倡廉的戏份太少，要加多倡廉标杆易学习的戏份。举完这个例子后，李路不愿透露更多详情，只是语焉不详地说，“我们在审片时，都捏了一把汗，就怕某条线被要求剪掉。”
即使整体剧情被认可，但剧中特地加的年轻人线，年轻观众们却不买账，许多人说，一看到郑胜利就想快进。李路这时露出了狡黠的笑容：“年轻人的戏，周梅森的剧本里就有了，我们也没有更多时间去调整。年轻人的戏，是都我自己带的B组导演，小黄毛自己导的。”
虽然这部分戏和李路没有太大关系，但他也承认，这块疏忽是一个遗憾，如果知道此片会达到一個全面解读的高度，他们会进行细节调整，比如再时尚一些，小黄毛选个再帅一点的演员。
但李路仍然认为，郑西坡和郑胜利这条线，即使在一部有悬疑色彩的反腐剧里，让观众产生了游离，依旧有存在的必要。首先郑西坡家庭，代表最接地气的老百姓生活，如果略去，审查上存在困难。其次，对最朴素阶级的关爱，是矿工出身的编剧周梅森的深刻用意。郑西坡在剧里创作的诗歌《母亲的专列》《流动的国土》，都是以微见著，以小见大地体现了家国之间的连接。郑胜利，这个由B组导演“黄毛”饰演的插科打诨角色，也最终在戏的落定部分，救活大风厂。“我们还不能完全给他定位。现在的评论正渐渐往好的走，相信大家能明白创作者的用意。”
无论李路的强势是性格使然，还是形势所迫，他总归用《人民的名义》证明了一件事：永恒的流量和玛丽苏杰克苏的故事，只是一种商业上的恶性自洽。但好故事配上好演员，用抽丝剥茧的态度去拍出来，它才绝对正确。流量是流动的，转瞬即逝的，而只有好作品才能立碑留存。
即使在采访的某个瞬间，李路的趾高气昂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揣测：是否《人民的名义》的爆火点燃了李路的匪气，但听完整部戏从拍摄到播出到不可遏制井喷的过程，你又会有些释怀：如若不是这样一个看似专断和霸道的导演，这部好戏，出不来。甚至你会在内心“道德不正确”地想，如果如此“绿林好汉”式的导演多一些，影视圈会不会是另一番现状？我们又能看到多少不辣眼睛的好作品？
现实主义镜像
在李路最初的预期里，这部剧应该是部“文化事件级”的作品，受众群主要为公务员、大学生，以及剧情相关的商人和官员。“全民皆人民”，无阶级无年龄无性别差的接受度，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反腐剧最大程度地关照了现实，公务员群体拍手叫绝，认为这部戏里的勾心斗角、含沙射影的台词如临其境。剧组里所有人都为此做了功课，编剧、导演包括演员，都在看新闻联播，找自己的官员朋友聊天，这才出现了最精彩的开会场景，还有那些意味深长的无硝烟斗争。
因为太真实，《人民的名义》引发了多米诺骨牌式的现实效应。用李路自己的话说，对中国官场产生了“98%的正面影响”。李达康和孙连城在信访局的较量，让全国所有的信访局都开始进行整改。全片的切入点，大风厂下岗工人的安置，让全国下岗工人安置问题拉快了进程。更有甚者，把“孙连城”式的懒政干部曝光在网上。李路开玩笑说，这也算政治上的“蹭热度”。而这种蹭热度能救不少人。他和周梅森探讨过，在这反腐剧空白的十三年，如果有这么一部警钟式的反腐剧，那么对于贪官和有勾结意向的商人，都有警示的威慑力。
但是为何这反腐作品会引发全社会的热潮呢？纵观全片，你会发现，这部戏折射的不仅是官场斗争，在细枝末节、那些刻意补充的情感线里，你还可以嗅到当下中国的价值观。
比如目下中国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虽然这部男人戏中，陪衬的女性角色着墨不多，价值体现却纤毫分明。大龄处长陆亦可，被女下属形容成“变态的老修女”。而侯亮平评价不会做饭的林华华“只会做方便面的女人，嫁给谁啊？”李达康和老友王大路评论自己分居八年，渴望家庭温暖的前妻时，双方都达成了“欧阳没有长大”的共识。
在这部剧里，女人应该就该贤良淑德，三纲五常，工作加班加点是内分泌失调，不以男人和家庭为先是不识大体。这样的偏颇，让不少女性观众大呼团队是“直男癌”。面对这样的评价，李路又狡黠地笑了：“要是直男癌，那也是周梅森啊，这不是我对女性的评判。”继而又表达了他的坚定立场：“我觉得陆亦可要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就别结婚了，一辈子单身也挺好的。”
除了对未婚女性的价值判断，这部片中的婚姻描写也触目惊心。观众甚至刻薄地评论“编剧和导演的婚姻一定不幸福”。高育良和发妻吴慧芬早就离婚，却为了脸面和事业同住一屋檐。李达康和欧阳菁分居八年，婚姻名存实亡。而祁同伟和梁璐，互相嫌弃和抵触，是“无性婚姻”。就连想要表现温暖幸福的侯亮平夫妇，都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假”婚姻形态。而这些家庭的幼年孩子，都是父爱缺失的，成年的孩子，多半已远在海外。你在这部剧里，感受不到一丝家庭的天伦之乐和人间烟火气。
李路承认，这部戏的情感线是一个弱项，也没有一对夫妻角色符合他的婚姻观。他只负责把剧本视觉化，二度创作。但他认为，这里面体现的中国婚姻观非常真实。政治婚姻、无性婚姻、名存实亡的婚姻、丧偶式婚姻、离异同居的婚姻，这是横亘在中年人生活里的残酷真相。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族理念顺序，在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的社会形态中，早已呈现病态的挪位。我们为了新式“五子登科”不辍日夜，我们更渴望功成名就，跻身贵胄，而把家庭这个基础单位抛诸脑后。
我只摘一棵树上最好的叶子
李路在此前另外一部电视剧《老大的幸福》里，就探讨过幸福的意义。当时，国外生活的朋友回国，跟了李路一天，对他的忙碌不得其解，这让李路产生了思考：我这么拼命，是为了什么？恰逢范伟拿了一个800字的梗概找到李路，这才有了《老大的幸福》这部戏。
李路是一个很慢的导演，八年出了四部戏，每一部的选择，定然要体现某种价值观和现实主义的审视，比如《老大的幸福》审视了社会主义幸福观，《山楂树之恋》体现了纯爱，这部《人民的名义》更是一个走钢丝绳般的现实主义题材剧。
对于网络上沸沸扬扬传说的“人民的续集”，李路决绝地说：我不可能拍续集。即使周梅森未来有好的想法，拍摄系列反腐剧，比如国企、金融圈，李路也不打算再度合作了。因为《人民的名义》是他导演史上最成功的作品，这个标杆只适合矗立，而不能轻易尝试超越。
他对别人接受这个IP的续集周边也不看好，“这是个系统工程，如果不是我去拍、我去导，我不知道会是个什么状态，能不能播出来，出来品相怎么样，能不能把四五十个老戏骨以这么廉价的价格邀请来。第二部你的广告植入多了，电视台购买和投资都会顺畅一些，但是你能在成本不到一个亿的情况下做完这个戏吗？不可能的，只有我有这个能力。变成两亿五了，但是你卖给电视台，利润也是有限的。”
他不是对自己和周梅森不自信，而是对已经成为流量的《人民的名义》衍生后，所不可控的所有因素持观望状态。这倒也符合他的职业习惯，他从来不重复自己，拍过的类型，再不沾手。他也不介意去尝试和“小鲜肉”和“小花”这些流量演员合作，但前提是“那一定得是最好的，一定是一棵树上最好的一片叶子”。
这让人不禁想到很多吃老本，将自己一手建构的IP滥用到极致的导演。他们有深厚的艺术造诣，早年曾披荆斩棘，戎马倥偬，却在资本市场误入浮躁，亲手在自己的羽毛上涂鸦。他们足够资深，却不够聪明。在这个粉丝经济横行的影视剧大环境里，逆流者胜。
李路
1966年生，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导演系，如今担任电视剧导演、制片人。
1993年首次接触影视剧行业，执导电视音乐连续剧《孤星》.2010年执导家庭情感剧《老大的幸福》，2012年执导现实题材电视剧《山楂树之恋》，2014年，担任制片人并指导了都市情感剧《坐88路车回家》.2017年3月执导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和关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