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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如何做到录取公平？从古籍记载来看，历代都曾制定出相应的办法和政策，如明朝按南北卷录取，清朝录取实行官民分开、商民分卷……
唐初科考录取比例为总人口的1/50000
与现代高考性质不同，古代科举是一种功名考试，考中即可入仕当官，考试和录取要求均很严格。
古代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被录取后，对应身份是举人、贡士、进士。科举录取比例比现代高考低很多，而且不同朝代或同一朝代不同年份都不一样。唐代的录取比例相对偏低。据《通典·选举三》，唐代“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唐初大郡一般在3万户以上，以每户平均5口人来说，至少有15万人，换算下来，录取比例为总人口的1/50000。
到唐高宗时，录取比例开始上升。特别是在武则天当政后，录取名额大幅增多，科举已成为读书人入仕的最主要路径。据《朝野佥载》：“乾封（唐高宗年号）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武则天年号）以后，每岁常至五万。”
唐朝科举各科的录取比例并不一样。据《文献通考·选举二》：“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即唐朝进士科的录取率在1%至2%左右;明经科录取率较高，比进士科多了10%。进士科录取名额每次仅30人左右，故唐人李山甫诗中称：“麻衣尽举一双手，桂树只生三十枝。”唐代进士录取要求严苛，宁缺毋滥。据《新唐书·选举志上》，唐文宗李昂曾诏令礼部：“岁取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数。”
可能正缘于不能“滥竽充数”，唐朝的录取率是科举时代中国各朝中最低的。据清徐松《登科记考》中的统计：终唐之世，贡举进士凡266次，及第进士为6642人，平均每次进士及第不到25人。
宋代连考15次未中者可被照顾录取
在科举考试设计上，宋朝更注重录取的公平性。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 》记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赵恒曾就科举中的不公表态：“贡举谤议，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宋代对“官二代”特有的“别试”，由此而来。
在公平方面，宋朝的录取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录取名额向平民、庶族倾斜——科举的平民化，让一般学子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二是扩招，增加录取名额。
其实，宋朝建国之初的录取率也不是很高，每年被录取的进士仅一二十人。赵光义（太宗）登上大位后，大幅增加录取名额。据《续资治通鉴·宋纪九》，太平兴国二年（977）录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加上特奏名和诸科赐同进士出身人数，共录500人，创了纪录。
在这次考试前，赵光义说了这样一番话：“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可见，朝廷选拔人才的心情很急迫。当年参加应试的多达5300余人，基本上按赵光义10%左右的录取比例要求来录取。这一录取比例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当时大臣薛居正上奏书称：“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事实证明，赵光义的扩招是有眼光的。在太平兴国二年录取的学子中，出了好多名人、重臣。
“特奏名”是宋朝独特的录取政策，用来照顾录取老的考生。宋初赵匡胤规定：凡应试十五举以上未被录取的，可不再经过考试，特赐本科出身，这是名副其实的“恩科”。
因为录取率高，宋朝大概是中国古代最容易金榜题名的朝代。在利好刺激下，宋朝考试人口剧增。据《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上的统计数字，仅淳化二年（991），全国各地参加解试的考生就有10万之多。
明代为录取平衡推出南北卷制度
宋代科举最大的成就是确立了考试平民化的方向，让无背景、无关系、无钱财却在古代大量存在的“三无”学子找到了通过考试出人头地的机会，并影响到了金、辽、西夏、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考试录取工作。
在科举平民化方面，明朝继续进行了探索。明朝乡试的录取名额最初没有人数限额，据《明史·选举志二》，朱元璋于洪武十七年（1384）颁布诏令，要求“不拘额数，从实充贡”。至朱高炽（仁宗）执政的洪熙元年（1425），始出现名额限制。
明朝乡试的录取率能达到多少？据永乐十六年杨荣《进士题名记》：“拔其尤者贡于礼部，盖什之一。”按此说法，明朝乡试的录取率大约是10%，但这一录取率并不固定。景泰七年给事中张宁上疏称：“今顺天就试者一千八百余名，而中式者仅一百三十五名”，录取率为7.5%。
明朝在录取政策上的一大变化和进步之处是，考虑到中国南北教育水平的实际差距，制定了“南北卷制度”。
此制度的出台与明初发生“春夏榜案”不无关系，其初衷是实行地区上的录取平衡，以照顾教育落后地区考生。所以，在大学士杨士奇于洪熙元年（1425）一提出按南北两大片区录取进士的办法后，很快为朝廷所采纳。
南北卷制度对录取名额做出具体规定，录取比例为：南卷60%，北卷40%。到宣德年间，又分出“中卷”，全国设三大录取片区。
清代官民分开、商民分卷录取
虽然明朝科举考试分片录取使地区录取人数达到平衡，但如果具体到每一地区内的具体府县，则又完全失衡。
在明朝总计89次会试、殿试中，共录取进士近25000人，在1400多个府（州、县）中，有1200多个出过进士，平均每一府（州、县）17人还多。但依《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上的统计，其中有906府（州、县）的中榜人数都在平均数以下。
为此，清朝进行了一系列考试与录取制度的改革，针对明朝录取上出现的问题，把考生所在地区与家庭出身结合起来，统筹分配录取名额，分省区、分阶层录取，细划录取工作。
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廷决定按省的大小、人口多少来分配录取人数，录取名额根据参加考试人数情况，由皇帝临时确定。
更受底层考生拥护的是，清朝还推行官民分开、商民分卷的录取办法，“怜恤寒畯”，以防止“官二代”“富二代”挤占普通考生的名额，这不仅比宋朝的“别试”公平、透明多了，而且操作性亦强。
直隶各省乡试在京三品以上及大小京堂、翰詹科道、吏礼二部司官，在外督抚提镇及藩臬等官员的子弟，都属于“官二代”。官民分卷录取后，起初“官二代”被录人数还是偏多，于是康熙皇帝又下令，定出具体录取名额，“官二代”的录取率在4%至5%之间，即“每二十卷取一卷”上下。
可以说，在古代科举考试中，清朝的录取基本上让各个阶层学子都有入仕的机会，相对来说最公平。
【责任编辑】蒲 晖
唐初科考录取比例为总人口的1/50000
与现代高考性质不同，古代科举是一种功名考试，考中即可入仕当官，考试和录取要求均很严格。
古代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被录取后，对应身份是举人、贡士、进士。科举录取比例比现代高考低很多，而且不同朝代或同一朝代不同年份都不一样。唐代的录取比例相对偏低。据《通典·选举三》，唐代“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唐初大郡一般在3万户以上，以每户平均5口人来说，至少有15万人，换算下来，录取比例为总人口的1/50000。
到唐高宗时，录取比例开始上升。特别是在武则天当政后，录取名额大幅增多，科举已成为读书人入仕的最主要路径。据《朝野佥载》：“乾封（唐高宗年号）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武则天年号）以后，每岁常至五万。”
唐朝科举各科的录取比例并不一样。据《文献通考·选举二》：“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即唐朝进士科的录取率在1%至2%左右;明经科录取率较高，比进士科多了10%。进士科录取名额每次仅30人左右，故唐人李山甫诗中称：“麻衣尽举一双手，桂树只生三十枝。”唐代进士录取要求严苛，宁缺毋滥。据《新唐书·选举志上》，唐文宗李昂曾诏令礼部：“岁取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数。”
可能正缘于不能“滥竽充数”，唐朝的录取率是科举时代中国各朝中最低的。据清徐松《登科记考》中的统计：终唐之世，贡举进士凡266次，及第进士为6642人，平均每次进士及第不到25人。
宋代连考15次未中者可被照顾录取
在科举考试设计上，宋朝更注重录取的公平性。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 》记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赵恒曾就科举中的不公表态：“贡举谤议，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宋代对“官二代”特有的“别试”，由此而来。
在公平方面，宋朝的录取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录取名额向平民、庶族倾斜——科举的平民化，让一般学子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二是扩招，增加录取名额。
其实，宋朝建国之初的录取率也不是很高，每年被录取的进士仅一二十人。赵光义（太宗）登上大位后，大幅增加录取名额。据《续资治通鉴·宋纪九》，太平兴国二年（977）录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加上特奏名和诸科赐同进士出身人数，共录500人，创了纪录。
在这次考试前，赵光义说了这样一番话：“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可见，朝廷选拔人才的心情很急迫。当年参加应试的多达5300余人，基本上按赵光义10%左右的录取比例要求来录取。这一录取比例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当时大臣薛居正上奏书称：“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事实证明，赵光义的扩招是有眼光的。在太平兴国二年录取的学子中，出了好多名人、重臣。
“特奏名”是宋朝独特的录取政策，用来照顾录取老的考生。宋初赵匡胤规定：凡应试十五举以上未被录取的，可不再经过考试，特赐本科出身，这是名副其实的“恩科”。
因为录取率高，宋朝大概是中国古代最容易金榜题名的朝代。在利好刺激下，宋朝考试人口剧增。据《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上的统计数字，仅淳化二年（991），全国各地参加解试的考生就有10万之多。
明代为录取平衡推出南北卷制度
宋代科举最大的成就是确立了考试平民化的方向，让无背景、无关系、无钱财却在古代大量存在的“三无”学子找到了通过考试出人头地的机会，并影响到了金、辽、西夏、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考试录取工作。
在科举平民化方面，明朝继续进行了探索。明朝乡试的录取名额最初没有人数限额，据《明史·选举志二》，朱元璋于洪武十七年（1384）颁布诏令，要求“不拘额数，从实充贡”。至朱高炽（仁宗）执政的洪熙元年（1425），始出现名额限制。
明朝乡试的录取率能达到多少？据永乐十六年杨荣《进士题名记》：“拔其尤者贡于礼部，盖什之一。”按此说法，明朝乡试的录取率大约是10%，但这一录取率并不固定。景泰七年给事中张宁上疏称：“今顺天就试者一千八百余名，而中式者仅一百三十五名”，录取率为7.5%。
明朝在录取政策上的一大变化和进步之处是，考虑到中国南北教育水平的实际差距，制定了“南北卷制度”。
此制度的出台与明初发生“春夏榜案”不无关系，其初衷是实行地区上的录取平衡，以照顾教育落后地区考生。所以，在大学士杨士奇于洪熙元年（1425）一提出按南北两大片区录取进士的办法后，很快为朝廷所采纳。
南北卷制度对录取名额做出具体规定，录取比例为：南卷60%，北卷40%。到宣德年间，又分出“中卷”，全国设三大录取片区。
清代官民分开、商民分卷录取
虽然明朝科举考试分片录取使地区录取人数达到平衡，但如果具体到每一地区内的具体府县，则又完全失衡。
在明朝总计89次会试、殿试中，共录取进士近25000人，在1400多个府（州、县）中，有1200多个出过进士，平均每一府（州、县）17人还多。但依《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上的统计，其中有906府（州、县）的中榜人数都在平均数以下。
为此，清朝进行了一系列考试与录取制度的改革，针对明朝录取上出现的问题，把考生所在地区与家庭出身结合起来，统筹分配录取名额，分省区、分阶层录取，细划录取工作。
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廷决定按省的大小、人口多少来分配录取人数，录取名额根据参加考试人数情况，由皇帝临时确定。
更受底层考生拥护的是，清朝还推行官民分开、商民分卷的录取办法，“怜恤寒畯”，以防止“官二代”“富二代”挤占普通考生的名额，这不仅比宋朝的“别试”公平、透明多了，而且操作性亦强。
直隶各省乡试在京三品以上及大小京堂、翰詹科道、吏礼二部司官，在外督抚提镇及藩臬等官员的子弟，都属于“官二代”。官民分卷录取后，起初“官二代”被录人数还是偏多，于是康熙皇帝又下令，定出具体录取名额，“官二代”的录取率在4%至5%之间，即“每二十卷取一卷”上下。
可以说，在古代科举考试中，清朝的录取基本上让各个阶层学子都有入仕的机会，相对来说最公平。
【责任编辑】蒲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