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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参加新四军
１９４１年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政治委员刘少奇在苏北盐城迎接了一位志愿参加新四军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战斗了９个年头，参加过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把自己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中国人民。
罗生特，１９０３年１月１１日出生于奥地利，１４岁时即因参加革命被捕入狱。１９２３年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系，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１日获得综合医学博士学位，后因参加反对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民主抵抗运动，１９３７年被抓进德国集中营，备受法西斯暴徒的凌辱和摧残，但他毫不屈服，坚持斗争。纳粹分子找不出罗生特是共产党员的证据，只好将他释放，并勒令其出境，终生不得回国。
１９３８年冬，罗生特和难友威廉·杰克一起远渡重洋，来到上海定居，开设了一个小诊所。在上海近两年多的时间里，他认识了一位居住在上海而经常出入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德国共产党员、国际新闻记者汉斯·希伯，他从希伯那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很多情况，从而激发了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崇敬向往之情。１９４１年初，希伯把罗生特介绍给新四军派往上海工作的吴之理、沈其震。沈向罗生特详细介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的情况，罗生特听后十分振奋，当即向沈其震表示要求参加新四军，到前线去参加抗日。
当时上海已被日军占领，要去苏北抗日根据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罗生特旅途的安全，我党地下工作者为其作了特殊的、周密的安排。地下党员荣健生、张达平找到苏北出版部门派驻上海的地下党员汤季宏，再由汤季宏介绍找到“安泰”轮船上的职员杨某，将罗生特扮作传教士，隐蔽在船上，荣健生同时登船，佯作不认识，但铺位靠近罗生特，暗中予以保护。地下交通员王建中陪同新四军军医处长沈其震先几天到达苏北如皋，沈在如西县政府等待罗生特。王建中又找到在如皋张黄港开旅店的王某（王是赵毓华同志主持江北特委时的社会关系，是个在当地颇有势力的青帮人物）作了周密布置。当罗生特所乘坐的“安泰”轮到达时，王某已疏通伪军关系，专门搞了个小划子直接靠近“安泰”轮，把罗生特、荣健生连同一只装满医疗器械和药品的大箱子接下来，藏在王某家里，总算一切顺利、安全到达。当夜，王某亲自带路，绕过伪军岗哨出港镇，走不多远，即和如西县派来预伏港镇附近的部队接上了头，到了如西县府，次日县长季恺为其设宴接风，后由沈其震陪同去新四军军部盐城。
１９４１年３月２０日，罗生特到达盐城新四军军部。
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陈毅代军长和刘少奇政委亲切热情地接见了罗生特，他们紧紧握手，俨然似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陈毅真诚地对罗生特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选本军将士热烈欢迎罗先生?选为抗击日寇，搞好本军医务工作，深望罗先生贡献才华。”罗生特激动地对陈代军长和刘政委说：“在上海欣闻陈军长大名，今日能和军长、政委见面，今后和新四军的同志在一起，我感到很荣幸。”第二天，军部在盐城旧庙前为罗生特举行了欢迎大会，陈毅、刘少奇和罗生特都在会上讲了话，并合影留念。罗生特以后曾多次谈到这次隆重热烈的欢迎大会，这是他永世也不能忘记的。
陈毅根据罗生特的意愿，将他安排在新四军卫生部的直属医院工作。崔义田副部长遵照陈代军长的指示，想方设法为罗生特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当时由于原新四军军部卫生机构在皖南事变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重摧残，军内医务人员极为缺乏。罗生特向陈毅提出开办一所卫生学校来培养干部的建议，陈毅十分赞扬，并责成卫生部负责筹办。罗生特定期到华中卫生学校讲课，认真传授医学知识和技能。在他和卫生部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就培养了一批卫生干部，充实到各战斗部队，为广大指战员服务。
他的工作不限于为苏北地区军民服务，他还经常奔走于新四军驻华中的各部队之间。由于敌人的分割、封锁，从军部到各师去都要通过封锁线，十分不便，又很不安全，但罗生特始终怀着一颗为新四军指战员和伤病员服务的心，不论是在炎热的酷暑，还是冰天雪地的数九寒冬，只要有任务，他就顾不得自己不会骑马、患有夜盲症和受过伤的腰和肾，立即带上药品器械和翻译、警卫员，不分昼夜、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各部队，到处留下他的足迹。罗生特同志忘我工作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军民的崇敬与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新四军里的白求恩大夫”。
罗生特在新四军工作期间，与陈毅代军长结下了深厚而诚挚的友谊。他们亲密相处，在一起谈新四军的斗争史，谈抗日战争的形势与前途，谈欧洲革命与当前世界局势，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方针、任务……陈毅对时局的精辟分析，使罗生特深受教育与鼓舞。他常对人说：“陈毅军长是我最尊敬的好老师。”陈毅曾赠送罗生特一支比利时造的马牌手枪，这支枪是１９０１年制造的，正与陈毅的出生年代巧合。罗生特对这件礼物特别珍爱。
罗生特在与新四军将士朝夕相处、共同战斗中，充分理解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人民军队。他常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新四军这样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密切联系群众，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军队。”他曾打算写一本关于新四军的书，把新四军的一切告知世人。他将此想法告诉了陈毅军长并恳求他的指教。陈毅写信给罗生特说：“你以反法西斯盟友的资格，远渡重洋来参加中国的抗战，同时深入敌后，参加了新四军工作。新四军艰苦斗争的情况，你亲眼所见，亲身所受，新四军的一切，你永远是证明人”……可惜罗生特离开人世过早，写一本关于新四军的书未能如愿。
经过几年敌后斗争的考验，１９４３年春，党组织根据罗生特同志的申请和实际表现，经陈毅和钱俊瑞两同志的介绍，批准罗生特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中共特别党员。
为罗荣桓治病不辞劳苦
１９４３年的春天，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因患肾病血尿症，拟来新四军请罗生特医治。陈毅将这一消息通知了罗生特。罗生特说：我欢迎罗司令员来治病，我会尽我的力量来为他医治。当罗荣桓来到后，他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详细征询了病史，作了全面检查，初步诊断为良性肾肿瘤。经过对症治疗和相应的休息，病情得到了控制。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恢复，罗荣桓觉得大有好转，决定回山东。临行前罗生特十分关切地对罗荣桓说：你肩负着重任，我不好多留你。但目前你的病只是好转而没有痊愈。你最好坐担架回去，不能骑马，不然又会复发的。罗荣桓激动地握住罗生特的双手，诚恳地对他说：有机会，我们欢迎你到山东来。
新四军对敌斗争的环境日趋艰苦，作战频繁激烈。军首长为了罗生特的安全，决定送他去延安总部工作。罗生特也盼望着有一天能见到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崇敬的周恩来副主席，便欣然同意了。
１９４３年９月，罗生特等一行正准备离开新四军第４师继续北上，突然接到陈毅的紧急电报：山东军区来电，罗荣桓司令员兼政委肾病复发，血尿不止，请罗生特同志去为他医治，请彭雪枫师长征求罗生特的意见。当罗生特获知消息后，明确表示，我们北上经过山东，我们马上出发，加快行军速度，争取早一点赶到。他只是要求派一位精通医学又懂德语的合作者，与他一同去山东军区。陈毅满足了罗生特的要求，派新四军第７师卫生部长黄农（建国后改名王雨田）和爱人张惠新同去。罗生特同志先行，第４师派出了护送部队，日夜兼程，于９月下旬赶到了山东军区在滨海的驻地。从此时起，罗生特大夫又参加了八路军。
到达山东军区的当晚，罗生特不顾旅途的劳累，要求立即去看望罗司令员。见到了罗荣桓，罗生特抱歉地说：行军耽误了好几天的时间，让你多受折磨了，请原谅。罗荣桓感慨地说：现在是战争环境，没有交通工具，只好两条腿辛苦喽?选你们这样快赶来了，非常感谢?选罗生特认真地听取了白备伍部长关于罗荣桓这次肾病复发的病情介绍。当时罗荣桓身兼五大要职：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１１５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由于工作任务繁重，操劳过度，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出现了血尿，身体日渐衰弱。此时黄农部长也来到了山东军区，他们对罗荣桓的身体作了初步检查，并决定第二天进行泌尿系的检查。第二天上午，医疗组的同志们紧张地作好了各项准备。下午为罗司令员作了膀胱镜和输尿管导管检查，发现右侧导管流出血尿，当即作对症治疗，并将病人留住山东军区附属所，罗生特及医疗组同志轮流作特护，周密观察病情的变化。经过几天治疗和休息，血尿奇迹般地消失了。军区首长和卫生部的领导，都对罗生特高超的技术赞叹不已。由于局势的变化与工作的需要，罗荣桓离开了附属所，罗生特怕他劳累过度，引起再度复发，他每天几次从卫生部到司令部为罗荣桓随诊。在他精心医治照料下，保证了罗司令员得以有充沛的精力来领导山东军民建设根据地，抗击日寇的清乡、“扫荡”，争取抗战的胜利，直到挺进东北。
救死扶伤的“菩萨”
在罗荣桓司令员身体康复的情况下，为让罗生特有更多的时间参加卫生部和直属单位的医疗和干部培训工作，军区任命他担任军区卫生部的顾问。从此，罗生特积极参与了山东军区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及附属所的临床医疗工作和卫校的教学工作。
在山东军区卫生部工作的日子里，罗生特与黄农成了一对亲密的战友。当时，卫生部及附属单位的驻地在莒南县的下峪子、陈家老窝、大方前村庄，他们俩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一同去附属卫生所检查和指导工作，解决一些疑难病症。在简陋的手术室里，密切合作，进行胸腹部手术：如乳腺癌根治手术、胆结石手术、胃肠和泌尿系统手术，都得到满意的效果。
罗生特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泌尿外科和妇科专家，而且精通其他的一些专科业务，是一专多能的医生。１９４４年，山东参议会有位女参议员叫彭葆仁，她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学者，年近４０岁，患了乳腺病，前来找罗生特诊治，经检查确诊是乳腺癌。当时根据地内没有放射疗法和化学疗法，要挽救病人生命，决定为她作乳腺癌根治术。但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做这样大的手术，谁也不敢设想。但罗生特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不怕承担风险，决定为她作手术。在黄农部长的配合下，罗生特成功地为病人作了根治术，取得了创口一期愈合。
同年秋天，军区召开庆功大会，罗生特被邀请在主席台就座。会议正在进行，一位驻地附近的村长，急匆匆地跑到会上，说是要找一位外国大夫去救一位难产妇的性命。当告知罗生特后，他二话没说，急忙带着随员飞快赶到产妇家中。产妇已呈严重的休克状态，胎心已听不到。罗生特冲洗了一下手，把在大会上发给他的奖品——一条白毛巾，立即垫在产妇臀下，很快将死胎引出，并对作了有效的产后处理，终于保住了产妇的生命。当他清洗手臂时，突觉额头疼痛，原来他急于挽救产妇生命，进门时撞在门框上，当时他顾不了这些，直到这时才发觉头部撞了个口子。产妇的得救，震动整个村子，乡亲们奔走相告，人们都聚集在产妇的家门口，翘起大拇指说他是救命的“菩萨”。
在战争环境中，很多女同志因生活条件的艰苦，造成了很多妇科疾病，结了婚的女同志，也因环境动荡，迫切要求结束孕妊。罗生特特别同情她们的处境。多年来他所做的人工流产和妇科疾病的检查治疗数以千计，都保证了她们的安全。罗生特极力主张已婚并有小孩的，应当进行绝育手术，尤其是男同志做较为理想。对不愿作绝育手术的，他则劝说他们一定要实行避孕。罗生特同志在我军是最早提倡计划生育的一位医师。
在培养我军医务干部方面，罗生特也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常常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并亲自为卫校讲授战伤外科、泌尿外科、妇科等课程。在临床实践中他十分重视对医务人员的培养，言传身教。每次查房都要耐心地进行临床教学，在手术中总是手把手地传授技术，讲解组织的解剖部位，特别提醒应注意的问题；强调做好各项医疗处置前准备工作的重要性。在平时他总是利用时间，抓住一切机会给医务人员作学术报告，以提高业务理论水平。为了加强卫生预防工作的建设，他主动协助卫生部的领导，制定部队卫生制度和工作规则；为了提高部队卫生领导干部组织的能力和技术水平，他较系统地讲授了火线伤员的抢救与救护（止血、包扎、固定、搬运），扩创缝合技术，阶梯治疗与后送工作等。他常说：“一个医生他必须具有音乐家的耳朵，鹰一样敏锐的眼睛，一双万能的手（会做木工、泥瓦工、缝纫工、钳工，将来有了电还会电工），戏剧家的嘴巴。”
那时，敌人经常“扫荡”山东军区驻地，战斗频繁，医疗条件很差，医药极度困难时，罗生特就用土办法来代替。例如夹器械的镊子没有金属的，就用竹片代替；凡士林没有，就用猫油、羊油、牛油调配“土凡士林”；没有胶布，就用牛皮纸上涂胶代用。罗生特对这些土发明十分赞赏，他把这些竹夹子、土脱布珍藏起来，说要带回他的祖国，留作纪念。记得军区卫生部只有一架容量不大的Ｘ光机。１９４４年罗荣桓的病情又趋重，急需要拍Ｘ光片来进一步确诊，但由于这台Ｘ光机负荷之故，拍出来的片子，不是不清楚，就是比度不好。罗生特和黄农顾不上喝一口水，站在那里连拍多次也看不清楚片子上的图像。于是派人去上海，经过不少周折，买来了一台Ｘ光机，可是又不配套。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用罗生特从上海带来的金属膀胱镜做尿道检查。罗大夫十分细心，动作虽是很轻，可罗政委还是疼痛得大汗淋漓。罗政委忍着剧痛坚持到检查完，并不时安慰罗大夫：“痛点没有关系，放心做吧?选”
在战斗激烈、炮火连天的环境中，黄农部长同罗生特顾问亲自到前方野战医院，指挥战场救护和抢救伤员。他们要求卫生机构尽量向前移，到前沿阵地去抢救。每次大的战役，他二人总是带着先遣卫生队随部队行动，直接参加火线包扎处理。他们说：“对伤员一定要早期处理，伤员在负伤４—６小时以内必须得到救治，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减少重伤员的死亡。”
１９４５年夏，山东军区分五路大军总反攻，向敌占区进军，临沂战斗打得最艰苦。他二人在前线野战医院分秒必争，为伤员动手术，一直坚持到处置最后一个伤员，连饭都顾不上吃，水顾不上喝，又坚持去看望伤病员并视察伤情。罗生特总是说：“打起仗来，分分秒秒比金子还珍贵。为了将士少流血、少牺牲，我们就得多做一点工作。”
转战东北战场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了。在罗荣桓率领下，山东军区主力部队奉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迅速进军东北。１０月下旬，罗生特一行随罗荣桓政委乘车从临沂出发去东北，沿着台儿庄、潍县公路向东北方向行驶。由于公路年久失修，车走得很慢，有时颠得厉害。尽管如此，罗生特和以前住过大城市的同志都觉得，现在有车坐已是很好的了。
到达沈阳后不久，黄农随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赴前线工作。罗生特也随军北上，在哈尔滨总部，他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顾问。在贺诚部长的领导下，他经常深入所属医院，了解检查工作，帮助解决伤病员的疑难诊治问题，作学术报告等。１９４６年初春，罗生特去佳木斯医院检查工作，发现伤病员在零下２０至３０摄氏度的气温下，还睡在铺草上，身上只盖一条军被，而且药品也缺乏，伤病员得不到充分的医疗保障，他心情十分沉重。他马上回到总部向首长作了汇报。第二天，总部责成参谋长亲自为医院解决问题，被子、棉衣、药品等很快运到了佳木斯医院。
１９４６年下半年，罗生特同志被任命为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一位外国医生担任我军纵队的卫生部长，这在我军历史上是仅有的。罗生特接受此重任，深感党和总部领导对他无限信任。那时我军初到东北不久，正处在开辟新区、建设政权，又是同国民党反动派与地方反动武装的斗争十分剧烈的时候，部队卫生工作困难很多。罗生特迎着困难上，日夜奔忙在救治伤员的第一线。他深感如果伤病员得不到优良的治疗，将直接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他首先组织医护力量，亲自率领到纵队医院各个医疗所去了解检查伤病员的收治情况，对疑难伤病逐个检查，并亲自动手抢救危重伤员。同时，他联系实际向医务人员深入浅出地讲授战伤处理的知识和基本技术，要求大家以革命的精神去克服困难，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条件，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决不可因工作困难而延误伤病员的治疗。他严格要求全体医务人员一定要加强战伤处理中的无菌观念，熟练掌握战伤处理的“四大技术”，确实做好骨折的固定，以减少伤员的残废和死亡。罗生特对医院在物质上和伤病员生活上存在的实际困难，他都亲自到纵队、兵站或军区去奔走求援，争取组织上的支持，帮助医院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实际问题。
由于部队作战频繁，伤病员不断增多，部队卫生人员缺乏，罗生特就利用战役间隙，部队休整期间，抓紧开办卫生人员短期轮训队，以培养部队中的卫生骨干。他亲自任教，并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和作风的养成，他把警卫员刘洪德抽出来担任学员队长，并请卫生部政治委员担任政治教员，从而使连、营、团三级的卫生工作逐步得到了加强，在第二次四平战役中，对伤员的救治工作有了明显提高。
１９４８年的秋冬，东北全境获得解放。罗生特随第四野战军（原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进关。部队每驻一地，他总是先到卫生科了解司令部各位首长的身体状况和指战员的发病情况；然后为罗荣桓作检诊并向保健医生交待注意事项。尽管部队处于行军作战状态，医疗条件仍很简陋，但罗生特始终兢兢业业，全力做好四野首长和司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健康保障工作。
１９４９年春平津战役结束后，罗生特经协和医院专家查体，发现他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主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并有陈旧性心肌梗塞。医生告诫他要多加注意，以防止心肌梗塞突然危及生命。多年来他明知自己有病，但一直对别人隐瞒着，他始终保持着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去完成党交给他的各项艰巨任务。
陈毅称赞他是白求恩式的大夫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宣告成立。罗生特万分欣喜。他想：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战争结束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也是一桩极不容易的事啊?选我的祖国已经从希特勒德国的统治下解放了。我可以回奥地利去，动员我的老师、同学和好友来中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同时，他也想和自己分别十几年的亲人欢聚一场。他把自己的想法转报了党中央。
党中央批准了罗生特的请求。刘少奇同志在天津接见了罗生特，赞扬和感谢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并回忆说：当年在盐城欢迎你，那时在抗日战争艰难的敌后，今天在天津欢送你，我们已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要开始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这中间有你很大的功劳。刘少奇一再称赞罗生特的国际主义精神，感谢他对中国建设的关怀。罗荣桓和夫人林月琴亲自到天津车站为罗生特送行。
罗生特到达上海后，受到了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热烈欢迎。他们亲密无间，促膝谈心。陈毅高度评价了罗生特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作出的贡献，称赞他是一位伟大的、无私的国际主义战士，是白求恩式的大夫，向他表示了深切的谢意。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罗生特同志怀着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关怀和对自己祖国奥地利的向往，带着战斗的风尘，带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热烈的祝贺，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罗生特回国后，限于当时的国际环境，遇到了种种困难，欲重返中国又办不了出国手续和签证，壮志难酬。罗生特１９５１年５月赴以色列探亲，不幸在途中因心肌梗塞而逝世，年仅４８岁。消息传到中国，一些老战友深为罗生特的不幸遭遇感到惋惜，为失去一位亲密的国际主义战友万分悲痛?选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几乎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革命事业的罗生特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