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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大量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的全球化红利正步入终结期，高增长和低通胀不再能够兼得
过去五年是全球经济的“黄金时期”。在2003年－2007年间，全球GDP平均增速为4.9％，通货膨胀率仅为3.6％；而此前五年（1998年－2002年），GDP平均增速和通胀率分别为3.4％和4.4％。
然而，2008年将很可能是全球经济的一个转折点，从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转变为一个相对较低增长，并伴随着相对较高通胀的正常时期。前瞻地看，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这一过渡期内尽可能独善其身，尤其是要避免出现低增长高通胀的最坏局面。
我们可以把过去五年及未来若干年的全球经济发展划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全球化红利”集中释放期。具体表现为，全球化使中国、印度及前苏东国家大量过剩的、低成本的劳动力成为全球劳动力供给的一部分，从而使全球劳动力供给得以在短时期内迅速增加，全球经济的扩张速度得以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同时，由于经济快速扩张的原始推动力来自生产要素（即劳动力）的外生性增加，通货膨胀并未产生，反而有所下降。
在这一阶段，最直接受益者有三类：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生产者（如中国，因为剩余劳动力有了就业机会），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消费者（如美国，因为开放贸易使其消费者得以充分享用廉价消费品），以及资本所有者（因为更多低成本劳动力加入生产过程，使资本边际收益提高）。
第二阶段是“硬”大宗商品繁荣期。“全球化红利”释放，经济增长提速，带来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这一需求压力首先表现为石油、铁矿石等这类被俗称为“硬”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上升。这类“硬”大宗商品因受自然资源禀赋限制，中短期内供给增加有限；同时，在生产活动中，“硬”大宗商品和劳动力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的可替代性最小。
然而，“硬”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并没有拖累全球经济扩张，因为劳动力外生性增加带来的正面冲击，抵消了“硬”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不利影响。这也是即使近年来国际原油和铁矿石价格成倍上涨，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却非常有限的根本原因。在这一阶段，“硬”大宗商品生产国（如石油输出国）成为最大受益者。
第三阶段是“软”大宗商品繁荣期。“硬”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是导致农产品等这类被俗称为“软”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的最重要因素。昂贵的石油和天然气使发展生物能源变得有利可图，集中体现在大量土地被用于种植玉米等生产乙醇的燃料，从而导致其他农作物（如粮食、饲料）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减少。“软”大宗商品供给相对减少，导致其价格大幅上升。同时，在全球经济扩张中，随着新兴市场国家收入水平的迅速增长，对食物需求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提高，从而在需求面也推动了“软”大宗商品的价格。但是，如果没有油价大幅上涨，很难想像“软”大宗商品价格会如此快速攀升。在这一阶段，“软”大宗商品出口国成为最主要的受益者，因为他们也加入了分享“全球化红利”的行列。
第四阶段是“全球化红利”终结期。“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对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高的低收入国家（如食品占CPI的权重在中国为三分之一，在印度为近二分之一）影响最大。这些低收入国家恰恰是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提供者。食品价格上涨侵蚀居民实际购买力和实际工资，导致劳动力提供者或减少劳动供给，或要求增加工资。结果是，全球增长放缓，全面通胀抬头，源于大量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的“全球化红利”以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消失而终结。此后，全球增长将回归到一个相对较低增长伴随相对较高通胀的正常时期。
“全球化红利”的不断释放创造了新财富，而“全球化红利”不断被更多主体分享，也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全球财富的分配格局。尤其是，那些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并提供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印度），“硬”大宗商品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如俄罗斯、欧佩克国家），“软”大宗商品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如澳大利亚及一些拉美国家）在全球财富中的份额增加。
种种迹象显示，当前全球经济似乎正处于第三阶段末期，并即将进入第四阶段。2008年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在这一个过渡期，高增长和低通胀不再能够兼得。这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共同挑战。
然而，对中国而言，采取有效的政策配合，至少可以避免低增长高通胀这一最坏结局。首先，“全球化红利”带来的财富积累，使中国有实力以扩张内需延续经济增长；其次，面临全球性通胀，中国有空间以本币升值来延缓“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向工资的传递，从而避免在国内出现全面高通胀。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过去五年是全球经济的“黄金时期”。在2003年－2007年间，全球GDP平均增速为4.9％，通货膨胀率仅为3.6％；而此前五年（1998年－2002年），GDP平均增速和通胀率分别为3.4％和4.4％。
然而，2008年将很可能是全球经济的一个转折点，从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转变为一个相对较低增长，并伴随着相对较高通胀的正常时期。前瞻地看，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这一过渡期内尽可能独善其身，尤其是要避免出现低增长高通胀的最坏局面。
我们可以把过去五年及未来若干年的全球经济发展划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全球化红利”集中释放期。具体表现为，全球化使中国、印度及前苏东国家大量过剩的、低成本的劳动力成为全球劳动力供给的一部分，从而使全球劳动力供给得以在短时期内迅速增加，全球经济的扩张速度得以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同时，由于经济快速扩张的原始推动力来自生产要素（即劳动力）的外生性增加，通货膨胀并未产生，反而有所下降。
在这一阶段，最直接受益者有三类：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生产者（如中国，因为剩余劳动力有了就业机会），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消费者（如美国，因为开放贸易使其消费者得以充分享用廉价消费品），以及资本所有者（因为更多低成本劳动力加入生产过程，使资本边际收益提高）。
第二阶段是“硬”大宗商品繁荣期。“全球化红利”释放，经济增长提速，带来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这一需求压力首先表现为石油、铁矿石等这类被俗称为“硬”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上升。这类“硬”大宗商品因受自然资源禀赋限制，中短期内供给增加有限；同时，在生产活动中，“硬”大宗商品和劳动力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的可替代性最小。
然而，“硬”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并没有拖累全球经济扩张，因为劳动力外生性增加带来的正面冲击，抵消了“硬”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不利影响。这也是即使近年来国际原油和铁矿石价格成倍上涨，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却非常有限的根本原因。在这一阶段，“硬”大宗商品生产国（如石油输出国）成为最大受益者。
第三阶段是“软”大宗商品繁荣期。“硬”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是导致农产品等这类被俗称为“软”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的最重要因素。昂贵的石油和天然气使发展生物能源变得有利可图，集中体现在大量土地被用于种植玉米等生产乙醇的燃料，从而导致其他农作物（如粮食、饲料）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减少。“软”大宗商品供给相对减少，导致其价格大幅上升。同时，在全球经济扩张中，随着新兴市场国家收入水平的迅速增长，对食物需求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提高，从而在需求面也推动了“软”大宗商品的价格。但是，如果没有油价大幅上涨，很难想像“软”大宗商品价格会如此快速攀升。在这一阶段，“软”大宗商品出口国成为最主要的受益者，因为他们也加入了分享“全球化红利”的行列。
第四阶段是“全球化红利”终结期。“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对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高的低收入国家（如食品占CPI的权重在中国为三分之一，在印度为近二分之一）影响最大。这些低收入国家恰恰是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提供者。食品价格上涨侵蚀居民实际购买力和实际工资，导致劳动力提供者或减少劳动供给，或要求增加工资。结果是，全球增长放缓，全面通胀抬头，源于大量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的“全球化红利”以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消失而终结。此后，全球增长将回归到一个相对较低增长伴随相对较高通胀的正常时期。
“全球化红利”的不断释放创造了新财富，而“全球化红利”不断被更多主体分享，也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全球财富的分配格局。尤其是，那些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并提供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印度），“硬”大宗商品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如俄罗斯、欧佩克国家），“软”大宗商品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如澳大利亚及一些拉美国家）在全球财富中的份额增加。
种种迹象显示，当前全球经济似乎正处于第三阶段末期，并即将进入第四阶段。2008年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在这一个过渡期，高增长和低通胀不再能够兼得。这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共同挑战。
然而，对中国而言，采取有效的政策配合，至少可以避免低增长高通胀这一最坏结局。首先，“全球化红利”带来的财富积累，使中国有实力以扩张内需延续经济增长；其次，面临全球性通胀，中国有空间以本币升值来延缓“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向工资的传递，从而避免在国内出现全面高通胀。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