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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多少革命先烈、志士仁人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我的父母亲和他们的战友们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甘洒热血，付出青春，终于，1949年5月，他们在硝烟散尽的大上海胜利会师了。
我的父亲顾渊，1938年9月16岁时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上海南方中学（现敬业中学）党支部第一任书记。1942年被组织派往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抗战胜利后，又被调回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上海解放后，1955年任市工商局副局长等职。我母亲夏静华，1942年14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淮南新四军二师根据地工作。抗战胜利后，又被组织上派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做地下工作，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的联络员，从事情报收集和策反工作。解放后，任中共杨浦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
一、解放前夕的一场惊险
邹凡扬同志是我父亲的老战友，曾任上海广电局局长。上海解放前夕，就是由他具体落实实施上海解放的第一声电台广播。后来，他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回忆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1949年5月24日晚上，我一夜没有睡，听着郊外的炮声和枪声。炮声沉寂时，看到国民党的散兵溃败，随路丢弃枪支弹药，向东逃窜。随后就有解放军迅速挺进，战线西移，我们住在西区的地下党员事先约好，在常熟路（当时叫善钟路）我住的公寓集合。我进到公寓时，意外地发现，我的公寓已被我的司机老姜占领，他睡在我的大床上，他以为我是中统特务，拒绝再为我开车。这时我的领导顾渊以及党员夏其言、陈向平、徐怀沙均已来到。夏其言说：‘你把车钥匙拿来，我来开车。’我把车钥匙给他，一同坐进我的那辆别克车。他们先把我送到大西路7号（现延安西路）的上海广播电台，其余的人去《申报》馆。 我在车上写了一条23字的新闻：‘中国人民解放军今日凌晨攻入上海市区，大上海解放了！’稿子经顾渊审阅，我拿着稿子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只身进入电台，找到电台的工务主任，他当时是代理台长，我事先已同他联系好，我交给他一篇新闻稿和一篇布告，叫他终止原有播音，立即播出这两篇稿件，我在会客室打开收音机监听，‘大上海解放了’和解放军布告的声音响彻上海天空，这是5月25日早上6点零5分……”
上海解放前夕，约4月份的一天，中央给上海的地下电台发来电报，指出了解放军入城后的各项注意事项，其中有一条就是：“上海人民有看报、听广播的习惯，因此解放后的第一天，就要有我们自己的报纸、电台广播。”这份电报不像往常那样注明“立即销毁”，因此，我父母没有立即销毁。恰巧，有四个敌特突然闯入我家搜查，母亲听到敌特叫门时，就机警地把电报稿塞进了我的尿布（当时我只有6个月左右大），巧的是我没有哭，没有引起敌人注意。这是解放后曾任《文汇报》总编辑的夏其言伯伯在“文革”后对其他同志讲的。当时敌人进门后，见我父亲不在，查问一番后便走了。而父亲外出回家时，看见母亲挂在窗口的警示（我的尿布）就没有进门，立即转移了。父亲后来对我说，那时实际上很危险，因为我家附近就有一个重要的地下电台，报务员和李白一样，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平时我们就是该电台的秘密联络员，如果敌人顺藤摸瓜就危险了。
二、父亲的老同学率部打上海
张臣栋，时任华东野战军第29军第260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他于1938年在上海南方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我父亲是该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张臣栋是抗日救亡学生运动骨干，后因身份暴露，组织上让他撤离上海，奔赴“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根据地，加入我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新四军），后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5月，又率部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
林在午，原名林国俊，时任华东野战军第23军第201团政治处主任， 也是南方中学同学，是我父亲1938年介绍入党的第一批党员，后任党支部委员。1942年3月经组织批准，林在午率領两名青年，奔赴苏中三分区抗战根据地，先做地方工作，担任过区委书记和区长，后加入新四军一师，任10旅29团政治处股长等职。1949年5月任23军201团政治处主任，率部队从南面攻入上海，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还有一位同学叫胡进杰，也是一名团级干部，率领一个步兵团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
我爸的这些老同学都参加了攻打上海的战役。特别是张臣栋率领的260团在宝山月浦打得很艰苦。5月13日凌晨，260团在月浦北边，遭敌密集炮火压制，伤亡近700人，12名营级干部有11名负伤。
5月24日，我军三野首长发出总攻和追击逃敌之命令，在历时15天的作战中，29军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以伤亡6500人的代价，歼敌12600余人，胜利完成战斗任务。上海一解放，我父亲就和张臣栋一起专程赴江苏常熟县何市镇寻找抗战中牺牲的同校战友李国瑾烈士的遗骸，请求常熟县委安葬后为烈士立碑纪念。
解放上海战役结束后，我父亲与他的这些老同学、老战友在上海胜利会师了。
三、登报寻找淮南根据地战友
上海解放后，我父亲就通过报纸找到了淮南根据地党校整风学习时的老战友彭璞，彭是从山东老解放区南下的干部，参加上海郊区龙华区的接管工作。到上海后，彭璞也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寻找我父亲。他们是在抗战时期淮南根据地党校整风学习时结下了深厚友情。他们在上海胜利会师后，欣喜万分。彭是安徽淮南人，原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抗战胜利后，随部队北上山东老解放区昌潍地区工作，任安邱县委宣传部长。1949年初，根据中央和华东局的战略决策，从山东老解放区和昌潍地委抽调大批干部（其中有很多是从南方北撤山东的干部），组成南下干部工作团，随军渡江南下，接管新解放区。彭璞时任华东局南下干部大队第四中队副指导员，四中队有130多人。1949年3月初，队伍从昌潍县城坐敞篷火车出发，途经青川、济南、泰安、兖州，于3月5日到达山东临城的华东局党校。 南下干部团在临城华东局党校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党中央批转的陈云同志接管沈阳的经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和曾山、傅秋涛等领导同志分别作的《新区工作报告》《城市工作报告》《新区支前工作报告》等。
1949年 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5月28日，中共上海市郊工作部和市郊接管会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正式办公。中共上海市郊工作部部长和市郊接管会主任赵毓华，就接管工作对工作团进行了动员部署，提出了接管工作的具体要求，并宣布了各区区委书记和接管专员名单。彭璞被任命为龙华区委组织部长。
上海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组织上海市委的统一领导下，郊区地下党组织为解放和接管上海做了许多工作，为顺利接管创造了良好条件。5月29日，郊区地下党组织陆续向市委郊区工作部报到。南下工作团的同志和地下党龙华区委的负责同志会面，相互通报情况，研究和布置接管工作，接着马上开了誓师大会，传达形势，布置任务，要求大家紧密团结共同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彭知道我父亲已在上海工作，便登报寻找。两位老战友终于在上海重逢。上海解放后，他曾任中共杨浦区委书记、区长等职。
四、亲人团聚、战友重逢
1949年5月，是上海解放的历史时刻，也是我们家亲人团聚的大喜日子。我母亲夏静华和胞兄陈春、表姐陈瑛在上海团聚了。舅舅陈春，1938年12月在上海育才中学加入中共地下组织，成为一名中共党员，1940年秋因身份暴露被组织调至苏北根据地工作，其后一直在新四军6师18旅从事新闻出版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任新华社苏中二支社副社长等职，1948年秋被调至华中《新华日报》任通联科长，1949年4月随大军渡过长江后任《苏南日报》编委、新闻部副主任等职。1950年初调至北京新华总社工作。
我妈的表姐陈瑛1938年入党，是我妈的革命引路人。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从事金融保险业的地下工作，1947年根据工作需要转移至香港，后随刘晓（时任地下上海局书记）北上至天津，1949年随解放大军过江，重新返回上海工作。
上海解放了，我母亲一家终于团聚。我外婆陈嫣28岁丧夫守寡，靠親戚帮助和做针线等手工活拉扯大两个孩子。外公去世时，我母亲才一岁半，舅舅也只有七岁左右。外婆含辛茹苦将两个孩子养育成人，又义无反顾地将他们送到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外婆虽是普通家庭妇女，但在儿女们的影响下，平时也帮助放风、掩护同志，被知情人称为“革命妈妈”。解放后，有不少当年受过她掩护的同志来看望她，有的还是相当职位的领导同志。1949年夏天，她看到儿子带着新婚的媳妇邢莹，穿着解放军军装回到她身边，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父母与他们的上级领导、战友陈修良、卢伯明等同志也在上海会师了，共同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在南京解放纪念馆中陈列着一张1952年的照片，注明是陈修良和中共南京地下党情报系统负责人合影。其中有我母亲夏静华和卢伯明等。陈修良和卢伯明（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市政府外办主任等）都是我父母在解放前夕做地下工作时的领导，从事情报收集和策反工作。南京解放后，周恩来、刘伯承、李克农等领导同志曾高度评价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所做的情报、策反工作。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的父亲顾渊，1938年9月16岁时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上海南方中学（现敬业中学）党支部第一任书记。1942年被组织派往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抗战胜利后，又被调回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上海解放后，1955年任市工商局副局长等职。我母亲夏静华，1942年14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淮南新四军二师根据地工作。抗战胜利后，又被组织上派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做地下工作，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的联络员，从事情报收集和策反工作。解放后，任中共杨浦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
一、解放前夕的一场惊险
邹凡扬同志是我父亲的老战友，曾任上海广电局局长。上海解放前夕，就是由他具体落实实施上海解放的第一声电台广播。后来，他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回忆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1949年5月24日晚上，我一夜没有睡，听着郊外的炮声和枪声。炮声沉寂时，看到国民党的散兵溃败，随路丢弃枪支弹药，向东逃窜。随后就有解放军迅速挺进，战线西移，我们住在西区的地下党员事先约好，在常熟路（当时叫善钟路）我住的公寓集合。我进到公寓时，意外地发现，我的公寓已被我的司机老姜占领，他睡在我的大床上，他以为我是中统特务，拒绝再为我开车。这时我的领导顾渊以及党员夏其言、陈向平、徐怀沙均已来到。夏其言说：‘你把车钥匙拿来，我来开车。’我把车钥匙给他，一同坐进我的那辆别克车。他们先把我送到大西路7号（现延安西路）的上海广播电台，其余的人去《申报》馆。 我在车上写了一条23字的新闻：‘中国人民解放军今日凌晨攻入上海市区，大上海解放了！’稿子经顾渊审阅，我拿着稿子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只身进入电台，找到电台的工务主任，他当时是代理台长，我事先已同他联系好，我交给他一篇新闻稿和一篇布告，叫他终止原有播音，立即播出这两篇稿件，我在会客室打开收音机监听，‘大上海解放了’和解放军布告的声音响彻上海天空，这是5月25日早上6点零5分……”
上海解放前夕，约4月份的一天，中央给上海的地下电台发来电报，指出了解放军入城后的各项注意事项，其中有一条就是：“上海人民有看报、听广播的习惯，因此解放后的第一天，就要有我们自己的报纸、电台广播。”这份电报不像往常那样注明“立即销毁”，因此，我父母没有立即销毁。恰巧，有四个敌特突然闯入我家搜查，母亲听到敌特叫门时，就机警地把电报稿塞进了我的尿布（当时我只有6个月左右大），巧的是我没有哭，没有引起敌人注意。这是解放后曾任《文汇报》总编辑的夏其言伯伯在“文革”后对其他同志讲的。当时敌人进门后，见我父亲不在，查问一番后便走了。而父亲外出回家时，看见母亲挂在窗口的警示（我的尿布）就没有进门，立即转移了。父亲后来对我说，那时实际上很危险，因为我家附近就有一个重要的地下电台，报务员和李白一样，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平时我们就是该电台的秘密联络员，如果敌人顺藤摸瓜就危险了。
二、父亲的老同学率部打上海
张臣栋，时任华东野战军第29军第260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他于1938年在上海南方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我父亲是该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张臣栋是抗日救亡学生运动骨干，后因身份暴露，组织上让他撤离上海，奔赴“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根据地，加入我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新四军），后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5月，又率部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
林在午，原名林国俊，时任华东野战军第23军第201团政治处主任， 也是南方中学同学，是我父亲1938年介绍入党的第一批党员，后任党支部委员。1942年3月经组织批准，林在午率領两名青年，奔赴苏中三分区抗战根据地，先做地方工作，担任过区委书记和区长，后加入新四军一师，任10旅29团政治处股长等职。1949年5月任23军201团政治处主任，率部队从南面攻入上海，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还有一位同学叫胡进杰，也是一名团级干部，率领一个步兵团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
我爸的这些老同学都参加了攻打上海的战役。特别是张臣栋率领的260团在宝山月浦打得很艰苦。5月13日凌晨，260团在月浦北边，遭敌密集炮火压制，伤亡近700人，12名营级干部有11名负伤。
5月24日，我军三野首长发出总攻和追击逃敌之命令，在历时15天的作战中，29军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以伤亡6500人的代价，歼敌12600余人，胜利完成战斗任务。上海一解放，我父亲就和张臣栋一起专程赴江苏常熟县何市镇寻找抗战中牺牲的同校战友李国瑾烈士的遗骸，请求常熟县委安葬后为烈士立碑纪念。
解放上海战役结束后，我父亲与他的这些老同学、老战友在上海胜利会师了。
三、登报寻找淮南根据地战友
上海解放后，我父亲就通过报纸找到了淮南根据地党校整风学习时的老战友彭璞，彭是从山东老解放区南下的干部，参加上海郊区龙华区的接管工作。到上海后，彭璞也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寻找我父亲。他们是在抗战时期淮南根据地党校整风学习时结下了深厚友情。他们在上海胜利会师后，欣喜万分。彭是安徽淮南人，原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抗战胜利后，随部队北上山东老解放区昌潍地区工作，任安邱县委宣传部长。1949年初，根据中央和华东局的战略决策，从山东老解放区和昌潍地委抽调大批干部（其中有很多是从南方北撤山东的干部），组成南下干部工作团，随军渡江南下，接管新解放区。彭璞时任华东局南下干部大队第四中队副指导员，四中队有130多人。1949年3月初，队伍从昌潍县城坐敞篷火车出发，途经青川、济南、泰安、兖州，于3月5日到达山东临城的华东局党校。 南下干部团在临城华东局党校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党中央批转的陈云同志接管沈阳的经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和曾山、傅秋涛等领导同志分别作的《新区工作报告》《城市工作报告》《新区支前工作报告》等。
1949年 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5月28日，中共上海市郊工作部和市郊接管会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正式办公。中共上海市郊工作部部长和市郊接管会主任赵毓华，就接管工作对工作团进行了动员部署，提出了接管工作的具体要求，并宣布了各区区委书记和接管专员名单。彭璞被任命为龙华区委组织部长。
上海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组织上海市委的统一领导下，郊区地下党组织为解放和接管上海做了许多工作，为顺利接管创造了良好条件。5月29日，郊区地下党组织陆续向市委郊区工作部报到。南下工作团的同志和地下党龙华区委的负责同志会面，相互通报情况，研究和布置接管工作，接着马上开了誓师大会，传达形势，布置任务，要求大家紧密团结共同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彭知道我父亲已在上海工作，便登报寻找。两位老战友终于在上海重逢。上海解放后，他曾任中共杨浦区委书记、区长等职。
四、亲人团聚、战友重逢
1949年5月，是上海解放的历史时刻，也是我们家亲人团聚的大喜日子。我母亲夏静华和胞兄陈春、表姐陈瑛在上海团聚了。舅舅陈春，1938年12月在上海育才中学加入中共地下组织，成为一名中共党员，1940年秋因身份暴露被组织调至苏北根据地工作，其后一直在新四军6师18旅从事新闻出版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任新华社苏中二支社副社长等职，1948年秋被调至华中《新华日报》任通联科长，1949年4月随大军渡过长江后任《苏南日报》编委、新闻部副主任等职。1950年初调至北京新华总社工作。
我妈的表姐陈瑛1938年入党，是我妈的革命引路人。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从事金融保险业的地下工作，1947年根据工作需要转移至香港，后随刘晓（时任地下上海局书记）北上至天津，1949年随解放大军过江，重新返回上海工作。
上海解放了，我母亲一家终于团聚。我外婆陈嫣28岁丧夫守寡，靠親戚帮助和做针线等手工活拉扯大两个孩子。外公去世时，我母亲才一岁半，舅舅也只有七岁左右。外婆含辛茹苦将两个孩子养育成人，又义无反顾地将他们送到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外婆虽是普通家庭妇女，但在儿女们的影响下，平时也帮助放风、掩护同志，被知情人称为“革命妈妈”。解放后，有不少当年受过她掩护的同志来看望她，有的还是相当职位的领导同志。1949年夏天，她看到儿子带着新婚的媳妇邢莹，穿着解放军军装回到她身边，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父母与他们的上级领导、战友陈修良、卢伯明等同志也在上海会师了，共同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在南京解放纪念馆中陈列着一张1952年的照片，注明是陈修良和中共南京地下党情报系统负责人合影。其中有我母亲夏静华和卢伯明等。陈修良和卢伯明（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市政府外办主任等）都是我父母在解放前夕做地下工作时的领导，从事情报收集和策反工作。南京解放后，周恩来、刘伯承、李克农等领导同志曾高度评价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所做的情报、策反工作。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