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语文素养包含了多方面内容，它是一个学生综合能力的体现，而对这个能力的培养除了课堂之外就是课外阅读，关于课外阅读包括的内容又是广泛的。因此，本文以北宋词坛上两位巨匠柳永和周邦彦为例，通过慢词这一相同体裁不同风格内容的对比，来了解作家个性气质与生活时代对其创作的影响，进一步明白诗歌鉴赏当中知人论世的重要性，从而提升语文素养。
关键词：课外阅读；语文素养；慢词；比較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素养是一种以语文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养。语文素养的要素包括语文知识、语言积累、语文能力、语文学习方法和习惯，以及思维能力、人文素养等。”语文素养的培养除了课堂上老师当堂传授的知识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途径就是课外阅读，它是语文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它可以巩固孩子课内所学的读写知识；可以拓宽孩子的知识面，陶冶情操，还可以提高孩子的整体语文素养，为孩子的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强调：“让学生变聪明的方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然而，经调查显示，中小学生的课外阅读量普遍不足，而且存在着年级越高越不爱读书的情况，甚至谈“书”色变，这对中小学生的成长，甚至以后的高考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以宋朝慢词为例来谈谈语文素养的积累。
慢词从内容到形式，说到底都是为了表达词人特定的思想感情。不论妓情词还是述怀词，柳永都表现出其大胆而又率真外露的性格特征。他直抒胸臆，不求含蓄，表现出平等而真挚的男女情爱意识和放荡不羁的个性特点。
妓情相思词占柳永词的一大块，他写妓女生活不同于纨绔子弟的买笑调侃，而是直接大胆地抒写对他们的同情。如“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又如“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定风波》）。这些词用白描手法，写歌妓被抛后的懊恨心情，细腻地表达出被辱妓女的尴尬处境，以及渴望跳出火海，获得人身自由，过上正常夫妻生活的心声。柳永对歌妓的不幸遭遇，大胆而直白地表现出他深切的同情，这类词的代表作当首推选《雨霖铃》：“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段抒情，淋漓尽致地把情人的离愁别绪表现得十分真率，大胆而坦白，不似有些词人“犹抱琵琶半遮面”，正是这种坦荡外露的感情，千百年来深深震撼着无数读者们的心灵，引起了揪心摄魄的情感共鸣。
同样，在反映仕途失意的述怀词中柳永发牢骚也是十分坦率的，如《鹤冲天》（黄金榜上）“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不啻是他的忠实自在，他大胆率真、狂放不羁的情怀在这首词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周词与其回环往复的铺排手法相适应，在表情达意上显得含蓄委婉，一唱三叹，除少数词句是直抒胸臆外，大多是绵密深隐的兴寄。宋代王灼指出：“邦彦能得《离骚》遗韵，故其词特高。”《离骚》的遗韵正在于兴寄，周词得其要领，传情达意时能做到兴寄内蕴而又似翔羊挂角无迹可求。这也决定了他沉郁顿挫的词风。正如王国维称其为“词中老杜”（《清真先生遗事》）。如《兰陵王 柳》，这首词题为咏柳，实际上借柳起兴，托物言情，把景与情，今与昔糅合在一起。开头就写柳荫、柳丝、柳条，借柳树将离愁别绪作一番渲染。继而由柳色到送别“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借传统的折柳送别风俗寄寓了物是人非，惆怅凄婉的幽情。“斜阳冉冉春无极”寄托了词人一腔幽怨的深情。如谭献所评“微吟白遍，当入味，出三味。”（《谭评词辩》）。
由是观之，在表情达意上，柳词与其清丽畅达的风格相适应，显得率真而外露，而周词与其含蓄沉郁的风格相谐，更显出其兴寄内向的本色。
同样以赋为词，柳永重写实，周邦彦重兴寄，如前所述表现在情感上，前者直观外露，后者则含蓄内向，这直接促成了二人在词风上的根本差异：柳词清丽畅达，而周词沉郁含蓄。
词人创作风格上的差异与其身世际遇紧密相关。柳永生活在北宋仁宗朝，正值全面繁荣，歌舞升平之盛世，摄入词人眼睑的是一派兴盛景象，尤其是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柳词并不拘泥于内心的反思与沉想，而且，柳永在科场屡试屡败，自称“白衣卿相”。可见当时言论自由，牢骚和愤懑自可发泄，铸以为词无须隐晦顾忌。
周邦彦则不同，他处于北宋王朝的暮年，灭亡之兆已显。他饱尝宦海沉浮，剧烈的党争使他只能在政治夹缝中苟延残喘，这势必使他失去一些言论自由，再加上他的“纯文人”的特征，只能以言此意彼的寄托手法来宣泄心中的忧愁和苦闷。因此，他在词中的感情上显得深沉而含蓄，不似柳永直白而外露地畅所欲言。我们试比较柳永的《倾杯乐》与周邦彦的《解花语》，同是写元宵佳节的热闹场面，柳词中有雄伟建筑，祥瑞的气氛，悦耳的笙歌，缤纷的焰火。全词清丽酣畅，表达了词人面对盛世美景的欢欣之情。相反，周词写上元之夜：“花市光相射”，万人空巷，倾城出游，举国欢庆的热闹背后却蒙上一层凄凉的幽绪，词中明写观灯，实为观人。“唯只见，旧情衰谢”，旧情已逝，即便载歌载舞，又与我有何用！其词风之含蓄蕴藉由是可见确实高人一等。
再观吊古咏怀之作，柳永和周邦彦也是风格相异，柳永凭吊夫差旧国的《双声子》（晚天萧索），上阕写春秋时夫差旧国的萧条景象：“夫差旧国，香径没，徒有荒丘。繁华处，悄无睹，惟闻麋鹿呦呦。”下阕又对“前经旧史”进行一番褒贬。词人有的只是“乘兴兰棹东游”的雅致，缺乏一种对人事沧桑兴衰变换的深沉感慨，而这一不足正是周词的长处，周邦彦在追念古昔的同时，还能寄情眼前。
由此可见，柳周二人的词风相去甚远，正如周济所论：“耆卿容情入境，故淡远。”即我们所认为的清丽畅达；而周词“沉痛至极，仍能含蓄”，即我们所认同的沉郁含蓄。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王灼.碧鸡漫志 古典戏曲论著及成本[M].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1958.
[3]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作者简介：张红霞，甘肃省定西市，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第二中学。
关键词：课外阅读；语文素养；慢词；比較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素养是一种以语文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养。语文素养的要素包括语文知识、语言积累、语文能力、语文学习方法和习惯，以及思维能力、人文素养等。”语文素养的培养除了课堂上老师当堂传授的知识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途径就是课外阅读，它是语文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它可以巩固孩子课内所学的读写知识；可以拓宽孩子的知识面，陶冶情操，还可以提高孩子的整体语文素养，为孩子的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强调：“让学生变聪明的方法不是补课，不是增加作业量，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然而，经调查显示，中小学生的课外阅读量普遍不足，而且存在着年级越高越不爱读书的情况，甚至谈“书”色变，这对中小学生的成长，甚至以后的高考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以宋朝慢词为例来谈谈语文素养的积累。
慢词从内容到形式，说到底都是为了表达词人特定的思想感情。不论妓情词还是述怀词，柳永都表现出其大胆而又率真外露的性格特征。他直抒胸臆，不求含蓄，表现出平等而真挚的男女情爱意识和放荡不羁的个性特点。
妓情相思词占柳永词的一大块，他写妓女生活不同于纨绔子弟的买笑调侃，而是直接大胆地抒写对他们的同情。如“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又如“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定风波》）。这些词用白描手法，写歌妓被抛后的懊恨心情，细腻地表达出被辱妓女的尴尬处境，以及渴望跳出火海，获得人身自由，过上正常夫妻生活的心声。柳永对歌妓的不幸遭遇，大胆而直白地表现出他深切的同情，这类词的代表作当首推选《雨霖铃》：“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段抒情，淋漓尽致地把情人的离愁别绪表现得十分真率，大胆而坦白，不似有些词人“犹抱琵琶半遮面”，正是这种坦荡外露的感情，千百年来深深震撼着无数读者们的心灵，引起了揪心摄魄的情感共鸣。
同样，在反映仕途失意的述怀词中柳永发牢骚也是十分坦率的，如《鹤冲天》（黄金榜上）“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不啻是他的忠实自在，他大胆率真、狂放不羁的情怀在这首词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周词与其回环往复的铺排手法相适应，在表情达意上显得含蓄委婉，一唱三叹，除少数词句是直抒胸臆外，大多是绵密深隐的兴寄。宋代王灼指出：“邦彦能得《离骚》遗韵，故其词特高。”《离骚》的遗韵正在于兴寄，周词得其要领，传情达意时能做到兴寄内蕴而又似翔羊挂角无迹可求。这也决定了他沉郁顿挫的词风。正如王国维称其为“词中老杜”（《清真先生遗事》）。如《兰陵王 柳》，这首词题为咏柳，实际上借柳起兴，托物言情，把景与情，今与昔糅合在一起。开头就写柳荫、柳丝、柳条，借柳树将离愁别绪作一番渲染。继而由柳色到送别“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借传统的折柳送别风俗寄寓了物是人非，惆怅凄婉的幽情。“斜阳冉冉春无极”寄托了词人一腔幽怨的深情。如谭献所评“微吟白遍，当入味，出三味。”（《谭评词辩》）。
由是观之，在表情达意上，柳词与其清丽畅达的风格相适应，显得率真而外露，而周词与其含蓄沉郁的风格相谐，更显出其兴寄内向的本色。
同样以赋为词，柳永重写实，周邦彦重兴寄，如前所述表现在情感上，前者直观外露，后者则含蓄内向，这直接促成了二人在词风上的根本差异：柳词清丽畅达，而周词沉郁含蓄。
词人创作风格上的差异与其身世际遇紧密相关。柳永生活在北宋仁宗朝，正值全面繁荣，歌舞升平之盛世，摄入词人眼睑的是一派兴盛景象，尤其是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柳词并不拘泥于内心的反思与沉想，而且，柳永在科场屡试屡败，自称“白衣卿相”。可见当时言论自由，牢骚和愤懑自可发泄，铸以为词无须隐晦顾忌。
周邦彦则不同，他处于北宋王朝的暮年，灭亡之兆已显。他饱尝宦海沉浮，剧烈的党争使他只能在政治夹缝中苟延残喘，这势必使他失去一些言论自由，再加上他的“纯文人”的特征，只能以言此意彼的寄托手法来宣泄心中的忧愁和苦闷。因此，他在词中的感情上显得深沉而含蓄，不似柳永直白而外露地畅所欲言。我们试比较柳永的《倾杯乐》与周邦彦的《解花语》，同是写元宵佳节的热闹场面，柳词中有雄伟建筑，祥瑞的气氛，悦耳的笙歌，缤纷的焰火。全词清丽酣畅，表达了词人面对盛世美景的欢欣之情。相反，周词写上元之夜：“花市光相射”，万人空巷，倾城出游，举国欢庆的热闹背后却蒙上一层凄凉的幽绪，词中明写观灯，实为观人。“唯只见，旧情衰谢”，旧情已逝，即便载歌载舞，又与我有何用！其词风之含蓄蕴藉由是可见确实高人一等。
再观吊古咏怀之作，柳永和周邦彦也是风格相异，柳永凭吊夫差旧国的《双声子》（晚天萧索），上阕写春秋时夫差旧国的萧条景象：“夫差旧国，香径没，徒有荒丘。繁华处，悄无睹，惟闻麋鹿呦呦。”下阕又对“前经旧史”进行一番褒贬。词人有的只是“乘兴兰棹东游”的雅致，缺乏一种对人事沧桑兴衰变换的深沉感慨，而这一不足正是周词的长处，周邦彦在追念古昔的同时，还能寄情眼前。
由此可见，柳周二人的词风相去甚远，正如周济所论：“耆卿容情入境，故淡远。”即我们所认为的清丽畅达；而周词“沉痛至极，仍能含蓄”，即我们所认同的沉郁含蓄。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王灼.碧鸡漫志 古典戏曲论著及成本[M].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1958.
[3]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作者简介：张红霞，甘肃省定西市，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