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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亿的投资也许能让青海省走到全国生态保护的前列，但是也应该适时回头看看乡村，看看那些被忽略的民间智慧。
今年是三江源停止考核GDP第五年。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南部。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于这里，因此它素有“中华水塔”之称。2005年，国家投资75亿元实施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与此同时，青海省决定对地处“三江源”核心区的果洛、玉树两个自治州不再考核GDP。
截至今年6月底，国家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上已累计下达投资25.144亿元，累计完成工程投资约23.83亿元，占下达投资95％。
停考GDP是在制度设计上为地方政府减负的一次突破性尝试，以更好地保护三江源的生态。5年之后，这一大胆的尝试是否达到了它预想的效果?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是否确有改善的迹象?2009年8月10日至26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记者团先后在青海省西宁市、玉树州及格尔木等地区进行了深入调查。
喜忧参半的“中华水塔”
离开玛多县城10余公里，就是星星海。
玛多地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著名的黄河源区的姊妹湖——扎陵湖和鄂陵湖就在其境内，这里素有“千湖之县”之称。近年来，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逐年恶化，直到2007年7月，玛多的“千湖奇观”才又再度出现。
无独有偶，曾一度消失的星宿海，今年也再次出现，河床中注满了水。巨额投资的人工增雨为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恢复带来了曙光。人工增雨项目属于三江源生态保护支撑项目之一，截至2009年6月，人工增雨项目已经完成投资1.05亿元。
而截至今年6月，退牧还草项目已经完成了9.26亿元的投资，完成草场围栏3360万亩、补播873万亩。
“海拔4000米啊，沙化的土地上打了方格，进行了补播，植物长起来，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李晓南十分自豪。然而，完全依靠政府行为来保护和恢复生态的大规模行动，也遇到了种种问题。
“矛盾得很。”曲麻莱县县委书记仁青才仁皱着眉头，“有些地方围起来，牛羊有草吃了，野生动物就吃不上草了口”国内最早长期关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作家古岳在《谁为人类忏悔》一书中，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你能想象，假如有一匹狼，在一个星月之夜，穿过一片草原时，被一道道铁丝网拦截着找不到回家之路的情景吗?”
同样，人工育草也出现了问题。据曲麻莱县农牧局局长才仁公保介绍，现在县上实行的人工种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牧民自己种草，另一种则是靠国家补拨的钱进行大规模统一的种草。牧民在自家种草主要是为了用作冬天牛羊的饲料，一般用土和砖搭建起一个个的小型围栏，在里面种上青稞、燕麦。而靠国家补拨进行的种草在曲麻莱只进行过一次，那一次在曲麻河乡、东风乡和叶格乡一次性种了4.3万多亩。
“过去也种过，当时也长，过上三四年以后又开始退化。现在继续种着。”才仁公保说，人工种草对于沙化的土地“有一点作用”，但是在青藏高原这样的生态脆弱区，种的草很快便会退化。
更令人忧虑的是对当地丰富矿产资源的肆意掠夺。上世纪80年代，曲麻莱发现特大金矿的消息引来了超过10万名淘金者。原青海省社科院民族宗教研究所所长穆兴天在其研究报告《江河源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里这样描述当时的疯狂：“大批淘金者地毯式地把各个河床翻了个遍，表层土随着淘金筛的翻动流向长江，河床变成了裸露的沙滩，植被遭到严重破坏，13万亩优良草场沦为寸草不生的荒地。”
2002年，青海省发布了禁止采金的命令，然而，一纸具文堵不住对黄金的贪婪。2005年和2008年。以修复采金地表为名，行盗采之实的企业频频被央视点名，但仍然没能够阻止盗采者的步伐。
“现在这样继续破坏的话，国家投资几亿都恢复不了。”长期跟踪调查三江源盗采黄金问题的三江源保护协会会长扎西多杰说。
停考后的玉树州
“现在出租也不让跑了，要统一跑夏利。我们面包车不让跑了，要没收。”扎巴看着身边刚刚开回来的银色面包车，眼神黯淡下去。
扎巴是玉树州结古镇上的出租车司机，和很多在当地开出租的藏民一样，他口中的“出租车”只是一辆价值约3万元的小面包车。这种车不比正规的夏利出租车，它们没有计价器，也没有明显的“出租”顶牌，日收入也只有夏利车的1／5左右。
扎巴是三江源核心区里在夹缝中生存的一部分人中的典型。他们是城镇居民户口，家中往往没有土地、没有牛羊或者少有牛羊，因而得不到政府在畜牧业上下放的投资和补助；他们有工作、有一定的收入，达不到政府规定的“贫困人口补助发放”的标准，因而也享受不到政府给予的补贴。
因而，类似“不允许开面包车”之类的政令更让扎巴们雪上加霜。“以后再看呗。”扎巴对于自己日后的生活走向并不确定。
在玉树，地方财政收入仅占玉树州总财力的4％左右，95％以上全靠上级财政补助，且总财力的85％以上用于工资性支出，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
玉树州的主要产业是畜牧业，二、三产业的发展艰难而缓慢。停考GDP后，工业发展几乎停止，对畜牧业的依赖性就更大。“十五”规划结束的2005年，全州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0.62：0.16：0.22。因此，畜牧业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玉树州的GDP总值和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
但是，三江源地区的畜牧业还基本停留在“靠天吃饭”的水平上，因此自然因素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畜牧业的发展。2008年初，玉树州遭遇特大雪灾，共有5万多户受灾，这一场雪灾使得玉树州当年的畜牧业产值几乎没有增长。仁青才仁说，曲麻莱过去牲口数曾经超过100万，但是由于遭遇了几次特大的雪灾，加上草场的破坏，现在已经大不如前了。
近年来一直被大力提倡的生态旅游业发展并不理想，2008年全年，玉树州接待的国内外游客总数不足9万。如此的产业格局和生态保护的要求导致了玉树州“吃饭财政”局面和人民较低生活水平状况的形成。然而，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也有过得比较舒适的人，就是牧业经营大户，而对于那些没有牛羊的人来说，虫草则成了他们最大的希望。
“当地的百姓就是靠虫草生活。”结古镇上一家药店的经理思德说，除了牛羊，当地的百姓的生活来源就只剩虫草了，“好点的一个人一年1万左右。如果是三口人，一年大概2万左右。”
十几年前还是“一根一元钱”的虫草，随着近十几年来各地对于虫草需求的不断增加，价格猛涨。以往信奉“虫草是菩萨身上的寒毛，不可滥采”这一传说的牧民们，纷 纷竭泽而渔。随着草场的破坏，虫草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减少。
离黄河源头只有40多公里的曲麻莱县麻多乡的贫困面达到了70％，拥有1060户村民的乡上能够得上低保标准的就有759人。副乡长爱民说，虽说国家低保政策实行的是“应保尽保”，但由于贫困人数实在太多，只能通过“轮换”的方式进行。“实在不行今年把你拉过去吃上一年明年换他。”
在麻多乡，70％的牧民手中只有30％的牛羊，这种情况下，他们最终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生态移民。目的与结果相悖反的移民
“一共是861户，不过，有200多户分布在乡里——有的牧民不愿意迁得离草地太远。”达华工程管理公司青海分公司的工程师于中良一边在工地上巡视，一边熟练地报出这片定居点的相关数据。他的身后是曲麻莱今年6月才开工的“游牧民定居工程点”。
今年，曲麻莱县将进行搬迁的牧民共861户。此工程点的建设将于今年年底完成，届时，将会有600多户牧民搬至此，其余的200多户则分布在乡里。
和三江源大多数其他地方一样，这个正在建设的移民点也是建设在曲麻莱县政府所在地的边缘。从2004年开始，青海省政府决定将三江源的18个核心区以及生态退化特别严重地区的牧民进行整体移民搬迁，减少放牧量。截至今年4月，三江源地区已经建立了86个移民社区，有10579户、49631名生态移民进行了搬迁。
位于三江源核心地带、同时拥有黄河发源地列古宗列曲和长江北源楚玛尔河的曲麻莱县，是最早进行生态移民的地区之一。2005年最初进行这项工程时，考虑到格尔木交通方便、发展后劲较足，同时位于青藏大通道上，更方便放牧，曲麻莱县将曲麻河乡和叶格乡的7个村共240户牧民分两期整体搬迁至格尔木市的南郊郊外，与唐古拉山乡下来的移民隔青藏公路而相望，落地而成昆仑民族文化村。
“大家都愿意搬。”仁青才仁说。相对较低的物价、子女上学方便、更加好的医疗条件，这些都是牧民们看中的条件。对三江源核心地区前所未有的外迁行动，当地政府提出了“养一代人，培养一代人”的口号，目前，通过发放国家补助，“养一代人”的计划得到了实施，“培养一代人”的目标，也通过在牧民孩子中推广义务制教育得到了部分实现。但定居的牧民怎么就业，经济怎么发展，仍然是让政府为难的问题。
“我们想了一些办法，但是难度比较大。”仁青才仁叹着气说。他认为，问题并不出在培训和支持上，藏民在移民之前过惯了自由的游牧生活，如何适应城市社会的制度化生存才是关键问题。
相比之下，更多的人选择回到熟悉的草原谋生。据曲麻莱县三江源生态移民驻格尔木管委会的统计数据，2008年季节性劳务输出人员为695人次，其中先后前往曲麻莱县、果洛、四川、西藏等地采挖虫草115人；前往诺木洪地区采摘枸杞30人。采挖虫草不仅能够有效地输送劳工，更能够提高收入，因此是管委会所积极鼓励的。除了挖虫草，回草场帮忙干活也是移民的选择之一。8月中旬，当记者来到格尔木移民村时，很多人家都是空的，据邻居讲，他们都回去剪羊毛了。
尽管移民的生活还是离不开草场，但却鲜有人离开移民村。国家规定，移民试点的时间为10年，补助的时间也为10年。10年后自愿决定留下还是回去。“我们今年和去年都搞了一个民意测验，想回去的人可以回去，因为山上想搬下来的人有很多。”当地人南夏告诉我们，两年之内只有一位83岁的老人因为生活艰难而回去投靠亲戚，他的草场已经被收回。即便如此，没有人愿意离开的原因却并不是因为格尔木的生活比山上的好，而是因为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牛羊。
“我们这个村下来的都是最穷的人。”南夏说。
位于黄河源头的麻多乡在讨论谁将移民到曲麻莱的游牧民定居工程点时，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我们选的是没有牛羊的，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家)。”副乡长爱民说，在麻多乡，最多的人家有一千五六百只羊，但是他们不会移民。
他解释说：“本来生态移民是想让牲畜多的卖掉一部分牲畜，然后搬下去，从保护生态这个角度出发。但我们这里没有牛羊的没办法(生活)。”
愿意移民的人只有很少的牛羊，牛羊大户仍然留在草原上继续放牧，这使得原本希望通过移民来减轻草原负载压力的制度设计与最终效果之间出现了背离。
牧民迁走了却难以适应草原外的生活；而离开了牧民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和恢复的事宜则全部交给了国家，依靠行政力量来推进。
“落地的地方是乡村”
在谈及三江源地区的环境保护理念时，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会长扎西多杰认为，藏民在保护环境上的朴素理念远远超过了目前很多环保工作者的水准——对于动物，他们不是施与可怜与同情，而是用情感去守护。目前政府强调的是资金的投入，但在国家力量的动员能力之外，却忽略了当地民众对他们世代居住之地所能够做出的贡献，也忽略了借用藏族文化中特有的环保理念来推动民众保护三江源的行动。
“人跟黑颈鹤要分开吗?黑颈鹤一定和牛不能在一起吗?”扎西多杰说，现在国家设立了很多的保护站，也配备了一些设施，但在制定政策时，既有的思路是政府通过咨询专家来采取行动并进行保护，而专家却并不是来自乡村，因此制定的政策往往与乡村民众脱节，难以得到广泛认同。三江源的生态保护，绝不仅仅是动植物的保护，真正的关注点最后应该落在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上。
“真正的落脚点、落地的地方是乡村。”他说。
对于自己的土地，藏族牧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生态保护理念，藏学学者戈明将其总结为“以自然之法克自然之敌”、“遵循自然法则，取之有度”等几条准则。以灭鼠为例，在鼠害特别严重的区域，牧民会在狐狸等鼠类天敌的繁殖期内使用牛粪将躲在洞内的老鼠熏昏，然后用石头堵住洞口，将其饿死。人离开后，狐狸会将石头挪开，把洞中的老鼠拖出来吃掉。由于食物丰盛，正处于繁殖期的狐狸可以繁殖出更多后代，在第二年这块区域的鼠害也就随之得以控制。现在，虽然大多数地方这种风俗已经丢失了，但牧民们仍然在使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对付鼠患。
而被大规模推行的肉毒素灭鼠方式遭到了专家的质疑。中科院西北高原生态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边疆辉说，药物灭鼠并不是长久之计，“一部分被杀死了’另一部分会产生抗性，这种抗性会继续遗传下去，结果整个种群都有抗性。”除此之外，肉毒素属于神经毒素，边疆辉肯定地说，它会产生二次中毒。“他们说只是针对老鼠的，但有些时候那些沙狐、狐狸中毒的现象还是有的。”
在麻莱县城通往麻多乡的途中，很多草场上都有高高的木头架子竖立着，有些架子上站着老鹰，正低头看着草场。“鹰落在上面可以吃老鼠，站得高可以看得远。”乡长土财说，在麻多乡，每户人家都被规定要支5到6个招鹰架，有些家里条件不够的，就用土块、石头堆起来。2005年以来，采用招引猛禽的方法之后，草原鼠的数量明显下降了许多。
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大规模的迁移，青藏高原上这些特有的游牧乡村文化正在渐渐消失，而它对于三江源的生态保护所发挥的作用也随之日趋消减。75亿的投资也许能让青海省走到全国生态保护的前列，但是也应该适时回头看看乡村，看看那些被忽略的民间智慧。
今年是三江源停止考核GDP第五年。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南部。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于这里，因此它素有“中华水塔”之称。2005年，国家投资75亿元实施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与此同时，青海省决定对地处“三江源”核心区的果洛、玉树两个自治州不再考核GDP。
截至今年6月底，国家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上已累计下达投资25.144亿元，累计完成工程投资约23.83亿元，占下达投资95％。
停考GDP是在制度设计上为地方政府减负的一次突破性尝试，以更好地保护三江源的生态。5年之后，这一大胆的尝试是否达到了它预想的效果?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是否确有改善的迹象?2009年8月10日至26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记者团先后在青海省西宁市、玉树州及格尔木等地区进行了深入调查。
喜忧参半的“中华水塔”
离开玛多县城10余公里，就是星星海。
玛多地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著名的黄河源区的姊妹湖——扎陵湖和鄂陵湖就在其境内，这里素有“千湖之县”之称。近年来，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逐年恶化，直到2007年7月，玛多的“千湖奇观”才又再度出现。
无独有偶，曾一度消失的星宿海，今年也再次出现，河床中注满了水。巨额投资的人工增雨为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恢复带来了曙光。人工增雨项目属于三江源生态保护支撑项目之一，截至2009年6月，人工增雨项目已经完成投资1.05亿元。
而截至今年6月，退牧还草项目已经完成了9.26亿元的投资，完成草场围栏3360万亩、补播873万亩。
“海拔4000米啊，沙化的土地上打了方格，进行了补播，植物长起来，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李晓南十分自豪。然而，完全依靠政府行为来保护和恢复生态的大规模行动，也遇到了种种问题。
“矛盾得很。”曲麻莱县县委书记仁青才仁皱着眉头，“有些地方围起来，牛羊有草吃了，野生动物就吃不上草了口”国内最早长期关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作家古岳在《谁为人类忏悔》一书中，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你能想象，假如有一匹狼，在一个星月之夜，穿过一片草原时，被一道道铁丝网拦截着找不到回家之路的情景吗?”
同样，人工育草也出现了问题。据曲麻莱县农牧局局长才仁公保介绍，现在县上实行的人工种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牧民自己种草，另一种则是靠国家补拨的钱进行大规模统一的种草。牧民在自家种草主要是为了用作冬天牛羊的饲料，一般用土和砖搭建起一个个的小型围栏，在里面种上青稞、燕麦。而靠国家补拨进行的种草在曲麻莱只进行过一次，那一次在曲麻河乡、东风乡和叶格乡一次性种了4.3万多亩。
“过去也种过，当时也长，过上三四年以后又开始退化。现在继续种着。”才仁公保说，人工种草对于沙化的土地“有一点作用”，但是在青藏高原这样的生态脆弱区，种的草很快便会退化。
更令人忧虑的是对当地丰富矿产资源的肆意掠夺。上世纪80年代，曲麻莱发现特大金矿的消息引来了超过10万名淘金者。原青海省社科院民族宗教研究所所长穆兴天在其研究报告《江河源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里这样描述当时的疯狂：“大批淘金者地毯式地把各个河床翻了个遍，表层土随着淘金筛的翻动流向长江，河床变成了裸露的沙滩，植被遭到严重破坏，13万亩优良草场沦为寸草不生的荒地。”
2002年，青海省发布了禁止采金的命令，然而，一纸具文堵不住对黄金的贪婪。2005年和2008年。以修复采金地表为名，行盗采之实的企业频频被央视点名，但仍然没能够阻止盗采者的步伐。
“现在这样继续破坏的话，国家投资几亿都恢复不了。”长期跟踪调查三江源盗采黄金问题的三江源保护协会会长扎西多杰说。
停考后的玉树州
“现在出租也不让跑了，要统一跑夏利。我们面包车不让跑了，要没收。”扎巴看着身边刚刚开回来的银色面包车，眼神黯淡下去。
扎巴是玉树州结古镇上的出租车司机，和很多在当地开出租的藏民一样，他口中的“出租车”只是一辆价值约3万元的小面包车。这种车不比正规的夏利出租车，它们没有计价器，也没有明显的“出租”顶牌，日收入也只有夏利车的1／5左右。
扎巴是三江源核心区里在夹缝中生存的一部分人中的典型。他们是城镇居民户口，家中往往没有土地、没有牛羊或者少有牛羊，因而得不到政府在畜牧业上下放的投资和补助；他们有工作、有一定的收入，达不到政府规定的“贫困人口补助发放”的标准，因而也享受不到政府给予的补贴。
因而，类似“不允许开面包车”之类的政令更让扎巴们雪上加霜。“以后再看呗。”扎巴对于自己日后的生活走向并不确定。
在玉树，地方财政收入仅占玉树州总财力的4％左右，95％以上全靠上级财政补助，且总财力的85％以上用于工资性支出，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
玉树州的主要产业是畜牧业，二、三产业的发展艰难而缓慢。停考GDP后，工业发展几乎停止，对畜牧业的依赖性就更大。“十五”规划结束的2005年，全州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0.62：0.16：0.22。因此，畜牧业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玉树州的GDP总值和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
但是，三江源地区的畜牧业还基本停留在“靠天吃饭”的水平上，因此自然因素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畜牧业的发展。2008年初，玉树州遭遇特大雪灾，共有5万多户受灾，这一场雪灾使得玉树州当年的畜牧业产值几乎没有增长。仁青才仁说，曲麻莱过去牲口数曾经超过100万，但是由于遭遇了几次特大的雪灾，加上草场的破坏，现在已经大不如前了。
近年来一直被大力提倡的生态旅游业发展并不理想，2008年全年，玉树州接待的国内外游客总数不足9万。如此的产业格局和生态保护的要求导致了玉树州“吃饭财政”局面和人民较低生活水平状况的形成。然而，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也有过得比较舒适的人，就是牧业经营大户，而对于那些没有牛羊的人来说，虫草则成了他们最大的希望。
“当地的百姓就是靠虫草生活。”结古镇上一家药店的经理思德说，除了牛羊，当地的百姓的生活来源就只剩虫草了，“好点的一个人一年1万左右。如果是三口人，一年大概2万左右。”
十几年前还是“一根一元钱”的虫草，随着近十几年来各地对于虫草需求的不断增加，价格猛涨。以往信奉“虫草是菩萨身上的寒毛，不可滥采”这一传说的牧民们，纷 纷竭泽而渔。随着草场的破坏，虫草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减少。
离黄河源头只有40多公里的曲麻莱县麻多乡的贫困面达到了70％，拥有1060户村民的乡上能够得上低保标准的就有759人。副乡长爱民说，虽说国家低保政策实行的是“应保尽保”，但由于贫困人数实在太多，只能通过“轮换”的方式进行。“实在不行今年把你拉过去吃上一年明年换他。”
在麻多乡，70％的牧民手中只有30％的牛羊，这种情况下，他们最终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生态移民。目的与结果相悖反的移民
“一共是861户，不过，有200多户分布在乡里——有的牧民不愿意迁得离草地太远。”达华工程管理公司青海分公司的工程师于中良一边在工地上巡视，一边熟练地报出这片定居点的相关数据。他的身后是曲麻莱今年6月才开工的“游牧民定居工程点”。
今年，曲麻莱县将进行搬迁的牧民共861户。此工程点的建设将于今年年底完成，届时，将会有600多户牧民搬至此，其余的200多户则分布在乡里。
和三江源大多数其他地方一样，这个正在建设的移民点也是建设在曲麻莱县政府所在地的边缘。从2004年开始，青海省政府决定将三江源的18个核心区以及生态退化特别严重地区的牧民进行整体移民搬迁，减少放牧量。截至今年4月，三江源地区已经建立了86个移民社区，有10579户、49631名生态移民进行了搬迁。
位于三江源核心地带、同时拥有黄河发源地列古宗列曲和长江北源楚玛尔河的曲麻莱县，是最早进行生态移民的地区之一。2005年最初进行这项工程时，考虑到格尔木交通方便、发展后劲较足，同时位于青藏大通道上，更方便放牧，曲麻莱县将曲麻河乡和叶格乡的7个村共240户牧民分两期整体搬迁至格尔木市的南郊郊外，与唐古拉山乡下来的移民隔青藏公路而相望，落地而成昆仑民族文化村。
“大家都愿意搬。”仁青才仁说。相对较低的物价、子女上学方便、更加好的医疗条件，这些都是牧民们看中的条件。对三江源核心地区前所未有的外迁行动，当地政府提出了“养一代人，培养一代人”的口号，目前，通过发放国家补助，“养一代人”的计划得到了实施，“培养一代人”的目标，也通过在牧民孩子中推广义务制教育得到了部分实现。但定居的牧民怎么就业，经济怎么发展，仍然是让政府为难的问题。
“我们想了一些办法，但是难度比较大。”仁青才仁叹着气说。他认为，问题并不出在培训和支持上，藏民在移民之前过惯了自由的游牧生活，如何适应城市社会的制度化生存才是关键问题。
相比之下，更多的人选择回到熟悉的草原谋生。据曲麻莱县三江源生态移民驻格尔木管委会的统计数据，2008年季节性劳务输出人员为695人次，其中先后前往曲麻莱县、果洛、四川、西藏等地采挖虫草115人；前往诺木洪地区采摘枸杞30人。采挖虫草不仅能够有效地输送劳工，更能够提高收入，因此是管委会所积极鼓励的。除了挖虫草，回草场帮忙干活也是移民的选择之一。8月中旬，当记者来到格尔木移民村时，很多人家都是空的，据邻居讲，他们都回去剪羊毛了。
尽管移民的生活还是离不开草场，但却鲜有人离开移民村。国家规定，移民试点的时间为10年，补助的时间也为10年。10年后自愿决定留下还是回去。“我们今年和去年都搞了一个民意测验，想回去的人可以回去，因为山上想搬下来的人有很多。”当地人南夏告诉我们，两年之内只有一位83岁的老人因为生活艰难而回去投靠亲戚，他的草场已经被收回。即便如此，没有人愿意离开的原因却并不是因为格尔木的生活比山上的好，而是因为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牛羊。
“我们这个村下来的都是最穷的人。”南夏说。
位于黄河源头的麻多乡在讨论谁将移民到曲麻莱的游牧民定居工程点时，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我们选的是没有牛羊的，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家)。”副乡长爱民说，在麻多乡，最多的人家有一千五六百只羊，但是他们不会移民。
他解释说：“本来生态移民是想让牲畜多的卖掉一部分牲畜，然后搬下去，从保护生态这个角度出发。但我们这里没有牛羊的没办法(生活)。”
愿意移民的人只有很少的牛羊，牛羊大户仍然留在草原上继续放牧，这使得原本希望通过移民来减轻草原负载压力的制度设计与最终效果之间出现了背离。
牧民迁走了却难以适应草原外的生活；而离开了牧民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和恢复的事宜则全部交给了国家，依靠行政力量来推进。
“落地的地方是乡村”
在谈及三江源地区的环境保护理念时，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会长扎西多杰认为，藏民在保护环境上的朴素理念远远超过了目前很多环保工作者的水准——对于动物，他们不是施与可怜与同情，而是用情感去守护。目前政府强调的是资金的投入，但在国家力量的动员能力之外，却忽略了当地民众对他们世代居住之地所能够做出的贡献，也忽略了借用藏族文化中特有的环保理念来推动民众保护三江源的行动。
“人跟黑颈鹤要分开吗?黑颈鹤一定和牛不能在一起吗?”扎西多杰说，现在国家设立了很多的保护站，也配备了一些设施，但在制定政策时，既有的思路是政府通过咨询专家来采取行动并进行保护，而专家却并不是来自乡村，因此制定的政策往往与乡村民众脱节，难以得到广泛认同。三江源的生态保护，绝不仅仅是动植物的保护，真正的关注点最后应该落在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上。
“真正的落脚点、落地的地方是乡村。”他说。
对于自己的土地，藏族牧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生态保护理念，藏学学者戈明将其总结为“以自然之法克自然之敌”、“遵循自然法则，取之有度”等几条准则。以灭鼠为例，在鼠害特别严重的区域，牧民会在狐狸等鼠类天敌的繁殖期内使用牛粪将躲在洞内的老鼠熏昏，然后用石头堵住洞口，将其饿死。人离开后，狐狸会将石头挪开，把洞中的老鼠拖出来吃掉。由于食物丰盛，正处于繁殖期的狐狸可以繁殖出更多后代，在第二年这块区域的鼠害也就随之得以控制。现在，虽然大多数地方这种风俗已经丢失了，但牧民们仍然在使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对付鼠患。
而被大规模推行的肉毒素灭鼠方式遭到了专家的质疑。中科院西北高原生态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边疆辉说，药物灭鼠并不是长久之计，“一部分被杀死了’另一部分会产生抗性，这种抗性会继续遗传下去，结果整个种群都有抗性。”除此之外，肉毒素属于神经毒素，边疆辉肯定地说，它会产生二次中毒。“他们说只是针对老鼠的，但有些时候那些沙狐、狐狸中毒的现象还是有的。”
在麻莱县城通往麻多乡的途中，很多草场上都有高高的木头架子竖立着，有些架子上站着老鹰，正低头看着草场。“鹰落在上面可以吃老鼠，站得高可以看得远。”乡长土财说，在麻多乡，每户人家都被规定要支5到6个招鹰架，有些家里条件不够的，就用土块、石头堆起来。2005年以来，采用招引猛禽的方法之后，草原鼠的数量明显下降了许多。
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大规模的迁移，青藏高原上这些特有的游牧乡村文化正在渐渐消失，而它对于三江源的生态保护所发挥的作用也随之日趋消减。75亿的投资也许能让青海省走到全国生态保护的前列，但是也应该适时回头看看乡村，看看那些被忽略的民间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