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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所经历的汉文帝一朝正是国家实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时期。然而，表面太平的汉朝此刻正面临着深刻的内部危机和外部忧患。本文试图通过对《治安策》内容的分析，阐述贾谊对诸侯国治理、君臣关系和边患问题的分析及处理方法。
一、诸侯国的治理
自秦建立大一统帝国以来，中国建立了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一统体制。皇权对广大国土上的诸侯与民众有着最高的决定权和最终的影响力。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最高统治者必须面对的难题。汉文帝时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传相方握其事”，但这并不代表朝廷没有未来的隐忧，贾谊说：“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传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对于诸侯国，贾谊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的，他看到几十年之后，诸侯国一旦壮大，势必威胁中央的权威。诸侯国地方势力的扩张势必对汉朝的一统体制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矛盾轻者表现为两者的关系紧张，重则互为削弱，甚至引发战争。
贾谊列举了汉初异姓诸侯王叛乱的例子，又说明了当下治理同姓诸侯王的困难：“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汉法令非行也……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至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环视而起……”这正说明了当下诸侯王不仅称雄地方，甚至中央已经对这些诸侯王失去了控制。
贾谊在汉文帝一朝已经看到了祸乱还要再次爆发的征兆，于是提出了针对这一现象的解决方法，“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而易使以义，国小而亡邪心”。贾谊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如诸侯王的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可以看到，贾谊的计策已经有了后来汉武帝时期“推恩令”的影子。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意义的、持续时间久且实力强大的封建王朝，比较彻底地贯彻了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到汉文帝时期，中央政府已经开始面临地方势力过大带来的威胁。贾谊历史上第一次直面这个问题并求得方案，虽然贾谊所说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案当时并没有被采纳，但汉景帝时期的“八王之乱”，武帝时期的“推恩令”的实施，都能印证贾谊在《治安策》中的预见之准确和措施之有效。
二、政治教化礼仪化
政治教化的礼仪化是中央政府针对汉朝官僚系统的治理提出的措施，汉朝疆域广阔，虽然组织形式是国家集权，但国家治理要依靠广大官僚，这也就意味着中央皇权对官僚的掌控力度关系到汉朝的治理水平与治理效率，让官僚制度按照中央皇权的意志和理念行事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加强皇权权威，建立官僚制度对中央的绝对服从，就显得尤为重要。
汉初，“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针对君臣相聚的混乱局面，就提出过一系列政治教化措施，表示要“臣愿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经过一系列演习后，呈现在刘邦和群臣面前，当是时也，“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无敢讙譁失礼者”。
汉初的礼仪设计是为了巩固刚刚诞生的汉政权，行伍起家的君臣也有诸多失礼的行为。贾谊所处的时代刚刚经历过诸吕作乱，而且秦朝苛政在社会上带来的影响也一直存在。“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针对当下“四维犹未备，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的情况，贾谊提出要“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一定，世世常安”。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贾谊提出的“定经制”的措施、“等级分明”的主张不止是针对人与人之間的社会关系，他力图构建一种新文明社会，指向了“君君臣臣”的君主与大臣的关系。如果说刘邦关注这种关系是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新政权，那么贾谊提出的重建君臣关系则涉及皇权的庄重、至高无上以及要建立臣下对其的绝对服从。
《治安策》中提到的“道德治国”“礼仪治国”“慎用刑罚”等措施，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都是依靠政治教化来实现对官僚成员集团的行为约束。
要以儒家思想及“仁义”的主张来实现对汉朝官僚集团的束缚，并通过观念灌输、行为约束、仪式活动等在官僚集团内部强化皇权。当人们“认认真真走过场”时，这些行为本身讲究是对这一体制的顺从和接受。这样一旦皇帝有了命令，官员们才会依据“君君臣臣”的观念约束，开启他们的行为顺从模式（即服从皇权的命令），所以贾谊所提到的“定经制”这一措施才能实现由仪式到具体行为的转变。
三、边疆匈奴的威胁
匈奴作为汉朝的边患，在建国之初至文景之时，汉朝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应对匈奴的威胁，不得不采取和亲的政策。在贾谊看来，“天下之事方倒悬……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
匈奴在贾谊的眼里并不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在贾谊的政治观中，地广人多的汉朝是不该对匈奴弯腰的，一统的汉朝加威于宇内，才是处理匈奴问题的正确策略。
贾谊在《治安策》中说了“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其《新书·匈奴》则明确提出“三表”“五饵”之说。“三表”系以立信义﹑爱人之状和好人之技。“五饵”系以锦绣华饰以坏其目，以美味佳肴以坏其口，以音乐舞蹈以坏其耳，以财富厚赏以坏其腹，厚待匈奴贵族以坏其心。
“三表五饵”的提法，反映了贾谊欲系统解决匈奴问题的意愿，他一方面想要大汉以儒家“仁义”“修德”为根本，以大汉的宽广包容与感化匈奴，以中原地区的文明教育和同化匈奴。“立信”“爱人”正是儒家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体现，通过一种道德的修为来达到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彻底归附。而在手段上，贾谊则着重采用经济手段、物质利益等方式来腐化匈奴心智，软化他们的斗志，这诚然要依靠强大的汉朝物质生产作为基础。
贾谊的策略试图用一种非武功的方式来实现对匈奴的和平归顺，是有积极尝试意义的。至少，正如贾谊看到了初生的诸侯国对汉廷的威胁一样，他试图通过“修文德”“柔远夷”以及一些物质拉拢去解决北部的边患，这是凭借汉朝的实力应该解决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其策略具有可行性。只有处理好中央政府与边陲的关系，一个统一的王朝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贾谊的《治安策》篇幅不长，但是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贾谊对当时很多问题的思考，不仅限于上文列举的三点，还包括汉朝继承人的培养问题、皇帝对待犯错大臣的处理问题等。
可以说，《治安策》是了解贾谊思想的重要材料，贾谊试图运用现有的文化资源，以仁义为核心思考治理之道，以“大一统”为核心解决潜在的内外威胁，重建汉家的政治秩序，实现完全的王道政治理想，这是贾谊在当时留给后人的方法，也是思考今日世界的重要思想资源。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作者简介：鲍晨（1988-），男，河北南宫人，硕士，研究方向：先秦文学。
一、诸侯国的治理
自秦建立大一统帝国以来，中国建立了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一统体制。皇权对广大国土上的诸侯与民众有着最高的决定权和最终的影响力。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最高统治者必须面对的难题。汉文帝时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传相方握其事”，但这并不代表朝廷没有未来的隐忧，贾谊说：“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传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对于诸侯国，贾谊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的，他看到几十年之后，诸侯国一旦壮大，势必威胁中央的权威。诸侯国地方势力的扩张势必对汉朝的一统体制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矛盾轻者表现为两者的关系紧张，重则互为削弱，甚至引发战争。
贾谊列举了汉初异姓诸侯王叛乱的例子，又说明了当下治理同姓诸侯王的困难：“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汉法令非行也……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至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环视而起……”这正说明了当下诸侯王不仅称雄地方，甚至中央已经对这些诸侯王失去了控制。
贾谊在汉文帝一朝已经看到了祸乱还要再次爆发的征兆，于是提出了针对这一现象的解决方法，“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而易使以义，国小而亡邪心”。贾谊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如诸侯王的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可以看到，贾谊的计策已经有了后来汉武帝时期“推恩令”的影子。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意义的、持续时间久且实力强大的封建王朝，比较彻底地贯彻了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到汉文帝时期，中央政府已经开始面临地方势力过大带来的威胁。贾谊历史上第一次直面这个问题并求得方案，虽然贾谊所说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案当时并没有被采纳，但汉景帝时期的“八王之乱”，武帝时期的“推恩令”的实施，都能印证贾谊在《治安策》中的预见之准确和措施之有效。
二、政治教化礼仪化
政治教化的礼仪化是中央政府针对汉朝官僚系统的治理提出的措施，汉朝疆域广阔，虽然组织形式是国家集权，但国家治理要依靠广大官僚，这也就意味着中央皇权对官僚的掌控力度关系到汉朝的治理水平与治理效率，让官僚制度按照中央皇权的意志和理念行事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加强皇权权威，建立官僚制度对中央的绝对服从，就显得尤为重要。
汉初，“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针对君臣相聚的混乱局面，就提出过一系列政治教化措施，表示要“臣愿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经过一系列演习后，呈现在刘邦和群臣面前，当是时也，“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无敢讙譁失礼者”。
汉初的礼仪设计是为了巩固刚刚诞生的汉政权，行伍起家的君臣也有诸多失礼的行为。贾谊所处的时代刚刚经历过诸吕作乱，而且秦朝苛政在社会上带来的影响也一直存在。“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针对当下“四维犹未备，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的情况，贾谊提出要“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一定，世世常安”。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贾谊提出的“定经制”的措施、“等级分明”的主张不止是针对人与人之間的社会关系，他力图构建一种新文明社会，指向了“君君臣臣”的君主与大臣的关系。如果说刘邦关注这种关系是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新政权，那么贾谊提出的重建君臣关系则涉及皇权的庄重、至高无上以及要建立臣下对其的绝对服从。
《治安策》中提到的“道德治国”“礼仪治国”“慎用刑罚”等措施，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都是依靠政治教化来实现对官僚成员集团的行为约束。
要以儒家思想及“仁义”的主张来实现对汉朝官僚集团的束缚，并通过观念灌输、行为约束、仪式活动等在官僚集团内部强化皇权。当人们“认认真真走过场”时，这些行为本身讲究是对这一体制的顺从和接受。这样一旦皇帝有了命令，官员们才会依据“君君臣臣”的观念约束，开启他们的行为顺从模式（即服从皇权的命令），所以贾谊所提到的“定经制”这一措施才能实现由仪式到具体行为的转变。
三、边疆匈奴的威胁
匈奴作为汉朝的边患，在建国之初至文景之时，汉朝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应对匈奴的威胁，不得不采取和亲的政策。在贾谊看来，“天下之事方倒悬……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
匈奴在贾谊的眼里并不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在贾谊的政治观中，地广人多的汉朝是不该对匈奴弯腰的，一统的汉朝加威于宇内，才是处理匈奴问题的正确策略。
贾谊在《治安策》中说了“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其《新书·匈奴》则明确提出“三表”“五饵”之说。“三表”系以立信义﹑爱人之状和好人之技。“五饵”系以锦绣华饰以坏其目，以美味佳肴以坏其口，以音乐舞蹈以坏其耳，以财富厚赏以坏其腹，厚待匈奴贵族以坏其心。
“三表五饵”的提法，反映了贾谊欲系统解决匈奴问题的意愿，他一方面想要大汉以儒家“仁义”“修德”为根本，以大汉的宽广包容与感化匈奴，以中原地区的文明教育和同化匈奴。“立信”“爱人”正是儒家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体现，通过一种道德的修为来达到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彻底归附。而在手段上，贾谊则着重采用经济手段、物质利益等方式来腐化匈奴心智，软化他们的斗志，这诚然要依靠强大的汉朝物质生产作为基础。
贾谊的策略试图用一种非武功的方式来实现对匈奴的和平归顺，是有积极尝试意义的。至少，正如贾谊看到了初生的诸侯国对汉廷的威胁一样，他试图通过“修文德”“柔远夷”以及一些物质拉拢去解决北部的边患，这是凭借汉朝的实力应该解决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其策略具有可行性。只有处理好中央政府与边陲的关系，一个统一的王朝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贾谊的《治安策》篇幅不长，但是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贾谊对当时很多问题的思考，不仅限于上文列举的三点，还包括汉朝继承人的培养问题、皇帝对待犯错大臣的处理问题等。
可以说，《治安策》是了解贾谊思想的重要材料，贾谊试图运用现有的文化资源，以仁义为核心思考治理之道，以“大一统”为核心解决潜在的内外威胁，重建汉家的政治秩序，实现完全的王道政治理想，这是贾谊在当时留给后人的方法，也是思考今日世界的重要思想资源。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作者简介：鲍晨（1988-），男，河北南宫人，硕士，研究方向：先秦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