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摊“入市”的和谐城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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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城市环境而言,占道摊点是“脏、乱、差”的一大源头。
  对弱势商贩而言,占道摊点是养家糊口的饭碗。
  它们相互对立,却都关乎民生。
  在城市化大潮中,如何处理这对矛盾?
  
  “游击战场”
  
  2009年9月的一个早晨,江北区石马河街道盘溪六支路。
  “新鲜的‘瓢儿白’,三角五一斤”、“美国大片,《越狱》第三季”、“名牌衬衫,跳楼甩卖”……各种叫卖声敲打着行人耳朵。长约1000米的街道两旁,摆满了箩筐、扁担、桌子、板凳。100多个小贩在这里兜售蔬菜、水果、油条、光碟……
  一个菜摊上,62岁的张堂万做成了当天第一笔生意。这位眼睛有残疾的老菜贩将一口袋西红柿递给顾客,并从顾客手中接过了钱。旁边,28岁的大儿子张勤正将一堆黄瓜摆上菜摊。三岁时,张勤遭受严重的烫伤,左手从此无法伸直,走路也一瘸一拐。
  张堂万一家五口,有四个是残疾人。三份低保和这个月入1000元的菜摊,构成一家人的生存基础。
  8点过,街边菜市场的生意仍在持续。
  在占道摊点的挤压下,原本宽约十米的车道只剩一半能通行。驾驶员猛按着喇叭,汽车依然像蜗牛在爬。
  突然,街口出现一辆皮卡车,上面印着“城管执法”。叫卖声戛然而止,小贩们抱起货物,往偏僻小巷夺路狂奔。
  数十秒钟之内,喧嚣的街道恢复平静,只剩下一地垃圾。
  第二天,这一过程又会重复。
  
  变堵为导
  
  2010年5月,凌晨3点,张勤躺在床上,两眼直直地盯着天花板。
  “完了。”他喃喃念道。
  几天前,张勤刚和女友领了结婚证,准备这几天办喜宴。现在他没了心情——街道办事处通知:为配合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所有占道摊点必须拆除。
  “不摆摊,一家人吃什么?”张勤觉得生活一下子没了希望。
  在整条街道,和张勤父子一样的摊贩有240多个,他们大多是来自江北城、化龙桥等拆迁片区的残疾人、下岗工人和低保人员。他们要养活上千家属,却被“门槛费”挡在正规市场门外。
  吸引他们的,是六支路周边11个社区、数万群众形成的市场。这个片区只建有一座小型菜市场,无法满足居民需求。于是,街边菜市场自发形成,摊贩和城管之间的“游击战”随之展开。
  在整个江北区,街边摊点接近2000个。
  2010年4月,江北区启动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转入主干道治理,占道摊点成为首要整治对象。
  “居民需求、城市环境治理、低收入人群生存条件三者纠结。”江北区市政园林管理局副局长唐立新说,“处理占道摊点这个问题,不能一味地‘堵’。”
  石马河街道城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宏友深有同感。他和同事曾参加过多次环境整治行动,但行动一结束,街边摊点又会冒出来。“很多摊贩被处罚过,但却‘屡罚不改’。”李宏友无奈地说,“他们也要吃饭。”
  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如何解开这个“结”?
  “帮助低收入人群就业,是根治街边摊点的关键!”为此,江北决定变堵为导——2010年7月14日,江北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出台了《重庆市江北区临时占道经营设施管理暂行办法》,决定由政府投资建设新型售货亭和商业摊区,鼓励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低保户等向街道申请,通过廉价租赁进行经营。
  按照部署,石马河街道在社区附近规划了14座售货亭和四座大型农贸市场,一场引导街边摊点“入市”的行动随之展开。
  
  “三赢”政策
  
  2010年整个8月,石马河街道城管办公室里,常出现一位逢人便骂的中年妇女——她的街边服装摊刚被拆除。
  “如果你家里确实困难,可以申请街道规划的摊区。”李宏友反复告诉她。她递交了申请,可还是不相信,每天继续骂人。一个多月后,申请通过,她得到位于通用农贸市场的摊位经营权。这下,骂声变成了感谢。
  整个夏天,这样的故事在石马河街道重复上演。在清理街边摊点的同时,城管工作人員还要宣传“入市”政策。
  “申请批准之前,很多人都不信。”李宏友说,“过程很艰难,却能给困难群体带来希望。”
  张堂万也递交了申请,希望能经营一座售货亭——一种统一规划设计,从事电话卡充值、冷饮和报刊售卖等综合服务的微型商亭。
  2010年9月18日,街道投资的第三座社区市场——山水丽都农贸市场开张营业,130多个占道摊点入驻市场,集体“转正”。两个月后,南桥丽景市场启用。它们以超市标准设计,营业面积超过2500平方米,街道为此投入上百万元。今年,当地95%的街边经营户将会“入市”。
  而在整个江北区,70座新型售货亭和135座规范化社区农贸市场正在陆续投入使用。
  现在,盘溪六支路的街边菜市场消失了,一起消失的,还有散落的烂菜叶、塑料袋、废包装纸等垃圾。
  2010年底,街边耸立起一座座崭新的售货亭。张堂万如愿以偿:街道9月底公布申请结果,他得到了一座售货亭的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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