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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八十高龄的退休教授许锡挥著的《广州伴我历沧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是一部描述他本人从学生娃到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在高校工作的经历。这部书的特殊性在于，作者出身名门望族，父亲许崇清是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任中山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过广东省副省长和广州市教育工会主席等职务；父母的许多亲戚，例如廖仲恺、何香凝、廖承志和许广平、陈香梅等都是现代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作者本人也从基层学生，参加过解放初整改工厂的工作，后来又经历“土改”、“四清”、“文革”和改革开放等多个历史时期，使该书成为共和国一代学人百年兴衰的人文心照，通过作者和亲友的交往、在学校的经历、工作成果以及去过的地方，我们可以读到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与贡献。
从小在教育世家的熏陶，与亲人的交往使作者培养了家国情怀。在该书中，作者描写父亲许崇清对其直接影响有两件事：第一是中学毕业后，作者参加中山大学的考试并被录取，但没有去中山大学，而是参加广州市委对工厂进行民主改革工作，父亲对作者不进大学十分不满，托请他的老部下把作者调离团市委，去中山大学，作者就进了当时并不追求的大学之门；第二件是1954年春夏，作者在武汉读书，参与武汉市战胜洪水的战斗。战斗一个多月，筋疲力尽，父亲在广州去北京开会的飞机上目睹武汉被洪水围困的情景，便给作者一封慰问和鼓励的信，此时恰好也是作者在抗洪前线表现突出，被批准入党。父亲直接影响作者只写两件事，但可见一个教育家对后辈既强调学知识文化，又要锻炼思想的主张。正因为有父亲的督促，作者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在自由听课的学习环境下，直接听多个顶级学问家授课，这段学习时光不但成为作者人生之幸事，更重要的是为他日后在政治、哲学、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做出成就积累了学问基础。
作者的母亲出身名门，嫁入望族，经历了三个朝代，但她不是固守旧式生活的人，她会跟随风气变迁去适应现实。解放后，她把旗袍藏进箱底，穿着朴素而大方的布衣；弹的钢琴曲，由《少女的祈祷》变成《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母亲晚年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但知道何香凝、廖承志等亲人去世时，她由人陪伴，亲自去北京奔丧，还去北京的医院看望廖承志的姐姐。母亲对亲人的关爱，使作者从小就耳濡目染，作者在少年逃难香港时，母亲就去医院陪姨妈度过最后的日子。母亲甚至对不认识的人也慷慨，“文革”期间，红卫兵抄家，母亲不认识的红卫兵问她要棉衣过冬，她就马上把家中的棉衣拿出来送之。母亲对人的爱深深地影响作者，作者对妻儿也很体贴。“文革”期间，因为妻子身体不好，作者毅然放弃在省委大院这种很有政治保障的工作单位，回到中山大学，照顾妻子。作者任学校学报主任时，因为有大学老师在学报发表文章，被人炒作为影射国家领导，作者争取校领导的支持，机智地保护写文章的老师，并且不让事情闹大。作者在借调到省委教育办公室的时候，因为了解“文革”期间大学老师战战兢兢的处境，大学老师讲课会受到大学生的批判，学生是“改造者”，大学老师是“被改造者”，在这样的环境下，办大学是不正常的。于是，作者在为当时的省领导王首道起草讲话稿时，写道：“教师也是大学的主人，也要教大学、管大学，与学生一道，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些字句，经过省领导亲自讲出，实际上改变了老师的地位。在九十年代，作者还帮助青年作家伊妮写作历史报告文学。在1990年到1995年的五年时间里，作者帮助伊妮反复琢磨，将她搭起的写作架构推倒又重来，还亲自带她到香港采访。在年届六十以后，仍然从事香港研究，为香港回归频繁来回于粤港两地，在香港这个“战场”滚打十年，以致深圳边防关卡的工作人员看到他证件上的照片和本人不尽相合，要请示领导才让之放行。
母亲对亲人的关爱，以及父亲对作者的期望，使作者体贴家人，爱护同事，提携后辈，忠诚国家。如果说与亲人的交往，培养了作者的家国情怀，那么在学校读书和工作的经历，则培养了作者又红又专，且富于思辨性的特点。解放前夕作者在读中学时，受老师的指引，阅读解放区领袖毛泽东的著作，又受在大学念书的三哥的影响，喜欢听民主革命的道理。在解放初，作者又参加广州市委共青团改造工厂的任务，成为国家干部，走上红色道路。在大学期间，尤其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有幸听了杨人梗、张芝联、金岳霖等顶级学问家的课程，使作者有坚实的学问基础，以致作者无论在中山大学教书，还是担任学报主任，或者借调到省委，甚至晚年从事香港研究和军事研究都取得不少成就。
作者还坚持对现实的思辨。作者在十九岁参加土改运动之后，写道：“我愿意为千万质朴而伟大的创造着社会财富的劳动人民服务到底。”但在1964年夏天，参加“四清”，发现农民对作者等工作组的人员很冷淡，也不太信任，不像土改时那样亲热。“四清”的“三同户”唯一高兴的是，作者给之足以改善其生活的粮票和伙食费。工作组教育农民“立公破私”，批评农民斤斤计较，一位老农对作者说：“靠你们，我无得食。”这话使作者反思，“土改”时曾决心为劳动人民服务一辈子，“四清”时，还是为他们服务吗？
作者对现实的思辨一直保持到老年，尤其在研究香港问题上，香港学者对作者论及新中国政府自1949年以来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大呼“上当”，并且将其所写的著作列入“持民族主义观点”、“并无新意”之类，作者并不认同香港某些学者的说法，相反，明白了他们对历史知之不多。在对香港百年历史的认识上，作者认为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曾经从积极消极两方面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虽然这种认识未必被广泛接受，但作者仍然坚持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准确了解现在的历史思辨。
作者由于家境和人生背景的特殊，他从小逃难到香港这个国际港埠，参加工作之后，成为大学教师，需要下乡，在经历“土改”、“四清”、“文革”以及“去干校”，了解中国基层乡村。又因为家庭有海外关系，他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转型时期有机会到国外去的人士。1995年秋去加拿大多伦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那里，拜见很多亲戚和旧日同事。在那时，作者已经成为喜欢怀旧的老人。2000年六十七岁时退休，现在心脏患病，听力下降，因健康问题多次入院治疗。作者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受教育于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后服务国家，到二十一世纪初退休。他的生命经历，恰恰是开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为稳定国家、建设国家做贡献的历程写照。
从小在教育世家的熏陶，与亲人的交往使作者培养了家国情怀。在该书中，作者描写父亲许崇清对其直接影响有两件事：第一是中学毕业后，作者参加中山大学的考试并被录取，但没有去中山大学，而是参加广州市委对工厂进行民主改革工作，父亲对作者不进大学十分不满，托请他的老部下把作者调离团市委，去中山大学，作者就进了当时并不追求的大学之门；第二件是1954年春夏，作者在武汉读书，参与武汉市战胜洪水的战斗。战斗一个多月，筋疲力尽，父亲在广州去北京开会的飞机上目睹武汉被洪水围困的情景，便给作者一封慰问和鼓励的信，此时恰好也是作者在抗洪前线表现突出，被批准入党。父亲直接影响作者只写两件事，但可见一个教育家对后辈既强调学知识文化，又要锻炼思想的主张。正因为有父亲的督促，作者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在自由听课的学习环境下，直接听多个顶级学问家授课，这段学习时光不但成为作者人生之幸事，更重要的是为他日后在政治、哲学、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做出成就积累了学问基础。
作者的母亲出身名门，嫁入望族，经历了三个朝代，但她不是固守旧式生活的人，她会跟随风气变迁去适应现实。解放后，她把旗袍藏进箱底，穿着朴素而大方的布衣；弹的钢琴曲，由《少女的祈祷》变成《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母亲晚年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但知道何香凝、廖承志等亲人去世时，她由人陪伴，亲自去北京奔丧，还去北京的医院看望廖承志的姐姐。母亲对亲人的关爱，使作者从小就耳濡目染，作者在少年逃难香港时，母亲就去医院陪姨妈度过最后的日子。母亲甚至对不认识的人也慷慨，“文革”期间，红卫兵抄家，母亲不认识的红卫兵问她要棉衣过冬，她就马上把家中的棉衣拿出来送之。母亲对人的爱深深地影响作者，作者对妻儿也很体贴。“文革”期间，因为妻子身体不好，作者毅然放弃在省委大院这种很有政治保障的工作单位，回到中山大学，照顾妻子。作者任学校学报主任时，因为有大学老师在学报发表文章，被人炒作为影射国家领导，作者争取校领导的支持，机智地保护写文章的老师，并且不让事情闹大。作者在借调到省委教育办公室的时候，因为了解“文革”期间大学老师战战兢兢的处境，大学老师讲课会受到大学生的批判，学生是“改造者”，大学老师是“被改造者”，在这样的环境下，办大学是不正常的。于是，作者在为当时的省领导王首道起草讲话稿时，写道：“教师也是大学的主人，也要教大学、管大学，与学生一道，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些字句，经过省领导亲自讲出，实际上改变了老师的地位。在九十年代，作者还帮助青年作家伊妮写作历史报告文学。在1990年到1995年的五年时间里，作者帮助伊妮反复琢磨，将她搭起的写作架构推倒又重来，还亲自带她到香港采访。在年届六十以后，仍然从事香港研究，为香港回归频繁来回于粤港两地，在香港这个“战场”滚打十年，以致深圳边防关卡的工作人员看到他证件上的照片和本人不尽相合，要请示领导才让之放行。
母亲对亲人的关爱，以及父亲对作者的期望，使作者体贴家人，爱护同事，提携后辈，忠诚国家。如果说与亲人的交往，培养了作者的家国情怀，那么在学校读书和工作的经历，则培养了作者又红又专，且富于思辨性的特点。解放前夕作者在读中学时，受老师的指引，阅读解放区领袖毛泽东的著作，又受在大学念书的三哥的影响，喜欢听民主革命的道理。在解放初，作者又参加广州市委共青团改造工厂的任务，成为国家干部，走上红色道路。在大学期间，尤其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有幸听了杨人梗、张芝联、金岳霖等顶级学问家的课程，使作者有坚实的学问基础，以致作者无论在中山大学教书，还是担任学报主任，或者借调到省委，甚至晚年从事香港研究和军事研究都取得不少成就。
作者还坚持对现实的思辨。作者在十九岁参加土改运动之后，写道：“我愿意为千万质朴而伟大的创造着社会财富的劳动人民服务到底。”但在1964年夏天，参加“四清”，发现农民对作者等工作组的人员很冷淡，也不太信任，不像土改时那样亲热。“四清”的“三同户”唯一高兴的是，作者给之足以改善其生活的粮票和伙食费。工作组教育农民“立公破私”，批评农民斤斤计较，一位老农对作者说：“靠你们，我无得食。”这话使作者反思，“土改”时曾决心为劳动人民服务一辈子，“四清”时，还是为他们服务吗？
作者对现实的思辨一直保持到老年，尤其在研究香港问题上，香港学者对作者论及新中国政府自1949年以来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大呼“上当”，并且将其所写的著作列入“持民族主义观点”、“并无新意”之类，作者并不认同香港某些学者的说法，相反，明白了他们对历史知之不多。在对香港百年历史的认识上，作者认为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曾经从积极消极两方面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虽然这种认识未必被广泛接受，但作者仍然坚持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准确了解现在的历史思辨。
作者由于家境和人生背景的特殊，他从小逃难到香港这个国际港埠，参加工作之后，成为大学教师，需要下乡，在经历“土改”、“四清”、“文革”以及“去干校”，了解中国基层乡村。又因为家庭有海外关系，他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转型时期有机会到国外去的人士。1995年秋去加拿大多伦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那里，拜见很多亲戚和旧日同事。在那时，作者已经成为喜欢怀旧的老人。2000年六十七岁时退休，现在心脏患病，听力下降，因健康问题多次入院治疗。作者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受教育于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后服务国家，到二十一世纪初退休。他的生命经历，恰恰是开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为稳定国家、建设国家做贡献的历程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