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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底，日本文部科学省在新版日本中学《学习指导纲要》“体育教育”一章中，新加入了“刺枪术”这一军国主义时期的学校科目。并称日本各个中学应通过“刺枪术”等武术教育，让学生能够更深层次了解日本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二战时日军在战场上的“杀人术”成了日本中学的必修课，引起了日本国内和周边邻国的关注。
军国主义遗产“武”的方面刚进入教学科目，“文”的方面也紧随其后。据《朝日新闻》报道，2017年4月4日，安倍内阁会议通过了一份答辩书，宣布可以在不违反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前提下，将二战时期日本的“教育圣典”《教育敕语》作为全国教材使用。
这一答辩书的通过，立即引发了日本各界和鄰国的强烈反对。
《教育敕语》
《教育敕语》颁布于1890年10月，以天皇口述的形式提出了包含十二种美德和精神的诏敕，是明治天皇对臣民的训诫。从内容上看，《教育敕语》是旧日军《军人敕谕》的“校园版本”，也是近代《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道德解读”。
1882年1月4日，明治天皇颁布了由近代“日本陆军缔造者”山县有朋策划、日本“哲学之父”西周起草的《军人敕谕》。《军人敕谕》开篇便是：“我国之军队世代由天皇统帅”，并强调了军队必须绝对效忠天皇：“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其亲特深。”
1889年2月11日，日本纪元节（日本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登基之日）当天，在“以法律取代道德”的社会思潮中，明治政府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该宪法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规定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天皇除了集政治、军事、外交、法律大权于一身之外，还带着浓重封建时代的神权色彩。《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第一句话便是：“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
从《军人敕谕》和《大日本帝国宪法》，开篇都强调了日本的“皇国观”和天皇拥有一切权力的思想。
不过，实际上天皇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统揽太多大权，从日本的历史现实看，天皇对军队的统帅只能由陆海军大臣辅佐;陆海军大臣拥有“帷幄上奏权”，即不受内阁干涉、直接向天皇禀报并执行天皇命令的权力。再加上当时日本有一个“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度”，即陆海军大臣必须由军部推荐而非首相任命的现役军官担任。在这种情况下，军部具有影响内阁组成的权力和政府的决策权。这种权力组织结构和制度，埋下了军人干政的祸根，直至后来走向军国主义。
1890年10月3日，按照明治天皇的意志，日本颁布了由内阁法制局官长井上毅和宫内省顾问元田永孚起草的《关于教育的敕语》（简称《教育敕语》），以培养国民的“皇国观念”和“忠君爱国”的民族主义精神。井上毅是熊本官员，明治政府的司法省官员，精通日本古典文学，曾远赴法国学习富国强兵之道。回日本后与时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起草过《明治宪法》和《皇室法典》。后来参加起草《教育敕语》，并成为文部大臣。元田永孚也是熊本官员，是一位儒学大师，在明治政府的宫内省任顾问，后来也被邀请参与《教育敕语》的起草工作。
在日本，天皇旨意的文书被称为“诏敕”，诏书和敕书都被称为“敕语”。《教育敕语》并没有按照法律形式作为国家的法令发出，而是用了天皇与国民亲切谈话的口气。对于没权力、没机会见到天皇本尊的日本普通国民来说，《教育敕语》无疑拉近了与天皇的距离。
《教育敕语》发布之后，日本正式规定国民必须在一些重大节日，比如纪元节、建国日、天长节、天皇诞生日、文化日等纪念仪式上，朗读教育敕语。
《军人敕谕》策划者山县有朋在谈到《军人敕谕》与《教育敕语》的关系时曾说过，《军人敕谕》是《教育敕语》的蓝本，其精神和本质一脉相承。他说：“军人需要《军人敕谕》，学生也需要同样的东西。”于是同样贯穿着“忠君爱国”思想的《教育敕语》便出现了。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在《菊与刀》一书中指出：“日本的教育在很多部分是致力于把‘忠’变成社会中最高的道德。”本尼迪克认为，实现这一教育目标的两个读本，就是精神本质一致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本尼迪克称之为“日本真正的圣典”，共同造成了后来日本全国上下走向极端军国主义。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昭和年代，《教育敕语》宣扬的价值和理念被进一步绝对化和神化。
1930年，日本颁布了《治安维持法》，把《教育敕语》作为进行国民思想教育的基础。政府强制性要求学生必须背诵《教育敕语》，学校必须建造特别的“奉安殿”供奉天皇和皇后的肖像以及《教育敕语》。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进一步升级，1938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自此，《教育敕语》开始成为军国主义的“圣典”。
《教育敕语》自始至终贯穿着“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观，而在天皇与军部拥有特殊关系的日本，难以逃出被军国主义利用的命运。其中“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这一句，即可看出与为天皇而战的军国主义息息相关。可以说，《教育敕语》来自《军人敕谕》，促使日本走向军国主义。
日本战败后，进驻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部认为《教育敕语》的军国主义色彩不利于战后日本的改造，日本文部省根据盟军司令部的指示，在1946年向全国下达了取消《教育敕语》的公告。1948年6月19日，日本国会以“损害基本人权”、“影响日本国际信誉”等原因作出了在全国学校排除《教育敕语》的决议。战前全国上下狂热崇拜天皇像和《教育敕语》的日本，在战败后出现了各地学校和个人忙于烧毁天皇肖像和《教育敕语》的现象。
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是最早宣称《教育敕语》必须进入教科书的内阁高官
随着在二战后被正式取消，《教育敕语》一直销声匿迹，直到安倍政府的第二个任期，陆续有内阁官员公开肯定和叫嚣恢复《教育敕语》。
2012年，安倍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后，马上提出了“让日本回来”的口号。从安倍的诸多表述来看，安倍是想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迅猛发展的日本回来，更想让上世纪三十四年代“威震世界”的日本回来。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曾是一个军国主义者，而安倍一直把岸信介作为政治上的导师。按照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的话来说，“安倍首相是一位深受其外祖父影响的政治家。”
每年日本战败日（日本称之为“终战日”），除了对侵略历史的模糊表态，安倍不会忘记向国民强调现代日本的和平安康是建立在当年无数日军官兵“牺牲”的基础上。
2015年9月24日，在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后，安倍又提出一个具有“二战色彩”的口号：“一亿总活跃”。有日本媒体当时评论称，这让很多日本人马上就联想到“一亿玉碎”和“国家总动员令”之类二战时期的口号和法令。
有“安倍接班人”之称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是最早宣称《教育敕语》必须进入教科书的内阁高官。她曾说：“当今的日本仍然是一个追求道义精神的国家，国民应该寻求回到这些精神中最核心的部分。”安倍和稻田都认为，只有让日本一亿国民与明治时代、昭和时代的国民一样忠君爱国，才能实现让日本再次强大的雄心壮志。
但是，由于《教育敕语》的军国主义背景，这些言论自然引起国内外的批判。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教育敕語》已经丧失了旧时日本的政治和法律效力，在不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情况下，《教育敕语》作为教材内容本身的做法并不存在问题。前文部科学省大臣下村博文也说：“没有人说要把《教育敕语》所有内容都拿出来放入教材，只是说日本人应该吸取其中正面的部分。”
下村博文所说的正面部分，就是孝敬父母、朋友互助等。然而民进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山井和对于这样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说：“这样做（让《教育敕语》进入教科书）违反国会决议。《教育敕语》的本质在于号召国民为皇国献身。如果说要教育，不用搬出敕语，也可以教育孩子孝敬父母。”
其他日本在野党也纷纷谴责《教育敕语》进入教科书的做法。自由党联合党首小泽一郎在记者会上委婉地说：“这可能跟安倍晋三的信念吻合吧。”社民党干事长又市征治表示：“安倍内阁显然在追求一种国家统治型的政治。这不符合时代。”日本共产党的表态更直接：这是安倍政府让日本回归战前的露骨想法。
军国主义“文武”具备之后，安倍内阁又开始引入“纳粹”。4月14日，日本政府又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一篇答辩书，允许把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引入教科书，作为历史课的相关内容。答辩书上写道：“按照教育基本法的宗旨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在校长和学校创办人负责、同时判断有利且适当的情况下，可予以使用。”
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的敏感性，世人皆知，2016年德国出版了批判性解说版《我的奋斗》就曾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集体关注。而日本政府意欲将《我的奋斗》的内容引入教科书，很多分析认为是对世界舆论的挑战，也是对世界、特别是美国对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容忍度的一种试探。近年来，借助上届美国政府“重返亚洲”的战略需要，日本加快了自卫队军事实力的建设，下水了一批与军国主义时期同名的水面舰艇，引起了亚洲邻国对日本重回军国主义道路的警惕。
不过，当今世界格局已经大不相同。与其说安倍能让日本重现曾经的“辉煌”，不如说安倍只能借着曾经侵略中国、偷袭美国的“荣光”给自己壮胆。日本想重回曾经能搅乱亚太的“强大”，不过是痴人说梦。
军国主义遗产“武”的方面刚进入教学科目，“文”的方面也紧随其后。据《朝日新闻》报道，2017年4月4日，安倍内阁会议通过了一份答辩书，宣布可以在不违反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前提下，将二战时期日本的“教育圣典”《教育敕语》作为全国教材使用。
这一答辩书的通过，立即引发了日本各界和鄰国的强烈反对。
《教育敕语》是怎么来的
《教育敕语》颁布于1890年10月，以天皇口述的形式提出了包含十二种美德和精神的诏敕，是明治天皇对臣民的训诫。从内容上看，《教育敕语》是旧日军《军人敕谕》的“校园版本”，也是近代《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道德解读”。
1882年1月4日，明治天皇颁布了由近代“日本陆军缔造者”山县有朋策划、日本“哲学之父”西周起草的《军人敕谕》。《军人敕谕》开篇便是：“我国之军队世代由天皇统帅”，并强调了军队必须绝对效忠天皇：“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其亲特深。”
1889年2月11日，日本纪元节（日本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登基之日）当天，在“以法律取代道德”的社会思潮中，明治政府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该宪法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规定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天皇除了集政治、军事、外交、法律大权于一身之外，还带着浓重封建时代的神权色彩。《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第一句话便是：“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
从《军人敕谕》和《大日本帝国宪法》，开篇都强调了日本的“皇国观”和天皇拥有一切权力的思想。
不过，实际上天皇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统揽太多大权，从日本的历史现实看，天皇对军队的统帅只能由陆海军大臣辅佐;陆海军大臣拥有“帷幄上奏权”，即不受内阁干涉、直接向天皇禀报并执行天皇命令的权力。再加上当时日本有一个“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度”，即陆海军大臣必须由军部推荐而非首相任命的现役军官担任。在这种情况下，军部具有影响内阁组成的权力和政府的决策权。这种权力组织结构和制度，埋下了军人干政的祸根，直至后来走向军国主义。
1890年10月3日，按照明治天皇的意志，日本颁布了由内阁法制局官长井上毅和宫内省顾问元田永孚起草的《关于教育的敕语》（简称《教育敕语》），以培养国民的“皇国观念”和“忠君爱国”的民族主义精神。井上毅是熊本官员，明治政府的司法省官员，精通日本古典文学，曾远赴法国学习富国强兵之道。回日本后与时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起草过《明治宪法》和《皇室法典》。后来参加起草《教育敕语》，并成为文部大臣。元田永孚也是熊本官员，是一位儒学大师，在明治政府的宫内省任顾问，后来也被邀请参与《教育敕语》的起草工作。
在日本，天皇旨意的文书被称为“诏敕”，诏书和敕书都被称为“敕语”。《教育敕语》并没有按照法律形式作为国家的法令发出，而是用了天皇与国民亲切谈话的口气。对于没权力、没机会见到天皇本尊的日本普通国民来说，《教育敕语》无疑拉近了与天皇的距离。
《教育敕语》发布之后，日本正式规定国民必须在一些重大节日，比如纪元节、建国日、天长节、天皇诞生日、文化日等纪念仪式上，朗读教育敕语。
“日本真正的圣典”
《军人敕谕》策划者山县有朋在谈到《军人敕谕》与《教育敕语》的关系时曾说过，《军人敕谕》是《教育敕语》的蓝本，其精神和本质一脉相承。他说：“军人需要《军人敕谕》，学生也需要同样的东西。”于是同样贯穿着“忠君爱国”思想的《教育敕语》便出现了。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在《菊与刀》一书中指出：“日本的教育在很多部分是致力于把‘忠’变成社会中最高的道德。”本尼迪克认为，实现这一教育目标的两个读本，就是精神本质一致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本尼迪克称之为“日本真正的圣典”，共同造成了后来日本全国上下走向极端军国主义。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昭和年代，《教育敕语》宣扬的价值和理念被进一步绝对化和神化。
1930年，日本颁布了《治安维持法》，把《教育敕语》作为进行国民思想教育的基础。政府强制性要求学生必须背诵《教育敕语》，学校必须建造特别的“奉安殿”供奉天皇和皇后的肖像以及《教育敕语》。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进一步升级，1938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自此，《教育敕语》开始成为军国主义的“圣典”。
《教育敕语》自始至终贯穿着“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观，而在天皇与军部拥有特殊关系的日本，难以逃出被军国主义利用的命运。其中“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这一句，即可看出与为天皇而战的军国主义息息相关。可以说，《教育敕语》来自《军人敕谕》，促使日本走向军国主义。
日本战败后，进驻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部认为《教育敕语》的军国主义色彩不利于战后日本的改造，日本文部省根据盟军司令部的指示，在1946年向全国下达了取消《教育敕语》的公告。1948年6月19日，日本国会以“损害基本人权”、“影响日本国际信誉”等原因作出了在全国学校排除《教育敕语》的决议。战前全国上下狂热崇拜天皇像和《教育敕语》的日本，在战败后出现了各地学校和个人忙于烧毁天皇肖像和《教育敕语》的现象。
随安倍的复出而归来
随着在二战后被正式取消，《教育敕语》一直销声匿迹，直到安倍政府的第二个任期，陆续有内阁官员公开肯定和叫嚣恢复《教育敕语》。
2012年，安倍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后，马上提出了“让日本回来”的口号。从安倍的诸多表述来看，安倍是想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迅猛发展的日本回来，更想让上世纪三十四年代“威震世界”的日本回来。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曾是一个军国主义者，而安倍一直把岸信介作为政治上的导师。按照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的话来说，“安倍首相是一位深受其外祖父影响的政治家。”
每年日本战败日（日本称之为“终战日”），除了对侵略历史的模糊表态，安倍不会忘记向国民强调现代日本的和平安康是建立在当年无数日军官兵“牺牲”的基础上。
2015年9月24日，在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后，安倍又提出一个具有“二战色彩”的口号：“一亿总活跃”。有日本媒体当时评论称，这让很多日本人马上就联想到“一亿玉碎”和“国家总动员令”之类二战时期的口号和法令。
有“安倍接班人”之称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是最早宣称《教育敕语》必须进入教科书的内阁高官。她曾说：“当今的日本仍然是一个追求道义精神的国家，国民应该寻求回到这些精神中最核心的部分。”安倍和稻田都认为，只有让日本一亿国民与明治时代、昭和时代的国民一样忠君爱国，才能实现让日本再次强大的雄心壮志。
但是，由于《教育敕语》的军国主义背景，这些言论自然引起国内外的批判。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教育敕語》已经丧失了旧时日本的政治和法律效力，在不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情况下，《教育敕语》作为教材内容本身的做法并不存在问题。前文部科学省大臣下村博文也说：“没有人说要把《教育敕语》所有内容都拿出来放入教材，只是说日本人应该吸取其中正面的部分。”
下村博文所说的正面部分，就是孝敬父母、朋友互助等。然而民进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山井和对于这样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说：“这样做（让《教育敕语》进入教科书）违反国会决议。《教育敕语》的本质在于号召国民为皇国献身。如果说要教育，不用搬出敕语，也可以教育孩子孝敬父母。”
其他日本在野党也纷纷谴责《教育敕语》进入教科书的做法。自由党联合党首小泽一郎在记者会上委婉地说：“这可能跟安倍晋三的信念吻合吧。”社民党干事长又市征治表示：“安倍内阁显然在追求一种国家统治型的政治。这不符合时代。”日本共产党的表态更直接：这是安倍政府让日本回归战前的露骨想法。
军国主义“文武”具备之后，安倍内阁又开始引入“纳粹”。4月14日，日本政府又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一篇答辩书，允许把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引入教科书，作为历史课的相关内容。答辩书上写道：“按照教育基本法的宗旨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在校长和学校创办人负责、同时判断有利且适当的情况下，可予以使用。”
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的敏感性，世人皆知，2016年德国出版了批判性解说版《我的奋斗》就曾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集体关注。而日本政府意欲将《我的奋斗》的内容引入教科书，很多分析认为是对世界舆论的挑战，也是对世界、特别是美国对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容忍度的一种试探。近年来，借助上届美国政府“重返亚洲”的战略需要，日本加快了自卫队军事实力的建设，下水了一批与军国主义时期同名的水面舰艇，引起了亚洲邻国对日本重回军国主义道路的警惕。
不过，当今世界格局已经大不相同。与其说安倍能让日本重现曾经的“辉煌”，不如说安倍只能借着曾经侵略中国、偷袭美国的“荣光”给自己壮胆。日本想重回曾经能搅乱亚太的“强大”，不过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