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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试从古典政体的阶级构成以及政治理念等方面探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模式差异，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不同政治类型进行详细区分，探索不同政治类型背后的政治理念与来源，从而发现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关于政体模式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以及他们为提出理想政体及城邦发展所做的努力。
关键词 政体类型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共和政体
《理想国》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人类追求的正义与善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也是其政治思想的至上的追求。《政治学》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成体系的政治理论著作，探讨了国家的起源、本质和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些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是后来很多经典政治理论的源头。两部经典都有对政治体制做出了分析，当亚里士多德喊出“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时便激发了我对二者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思想进行探索和比较。在公元前五世纪与四世纪期间，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开始动摇，各种政体形式例如民主制、贵族制、寡头制、僭主制和君主制等时常更替，但任何一种政体又都不能成为有效地保障奴隶制社会稳定的组织形式。在如何改造已经开始动摇的希腊奴隶制社会如何构造更加完善的城邦的问题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各自的理论体系、时代背景出发，对政体进行了划分并且为希腊社会构想了理想政体模式。
一、政体的划分及依据
古希腊地形分散，形成了诸多蕞尔小国，这些分散的小国便各自发展成了两百多个不同的城邦，每个城邦都具有其独特的特征，为学者们的对政治实体内部结构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一）柏拉图的划分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总结了各个城邦的特征将他们划归成四种基本类型的城邦：“我所指的四种制度正是下列有通用名称的四种。第一种被叫做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受到了广泛的赞扬的。第二种被叫做寡头政制，少数人的统治，在荣誉上居第二位，有很多害处的。第三种被叫做民主政制，是接着寡头政制之后产生的，又是与之相反对的。最后，第四种，乃是与前述所有这三种都不同的高贵的僭主政制，是城邦的最后的祸害。”柏拉图对政体的四种划分实际上是依据城邦是否符合正义的原则，而当理想的正义无法在日渐堕落的城邦中实现时，柏拉图又不得不承认法律作为政治活动的根本依据的重要性。在《政治家》中，他便把法律而不是个人或者少数人的智慧作为对政体进行判断的最基本的因素，便提出了三种依法治理的政体：君主制、贵族制、合法的民主制；三种不依法治理的政体：僭主制、寡头制、非法的民主制。他认为哪怕是多数人的统治，只要有法可依，也要强于没有法律的个人专断的统治。
（二）亚里士多德的划分
柏拉图上述对政体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政体类型研究的重要基础。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给予了明确的界说：“政体可以说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以确立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是订立城邦及其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划分的基本依据不再是某种外在的标准而是使不同政体的城邦相互区别的内在根据。城邦真正追求的应该在于幸福的生活，就是全邦人民的共同利益。
由此，亚里士多德将政体划分为以下几类，正宗政体即共和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以及变态政体即平民政体、寡头政体、僭主政体，确立了追求全邦人民幸福这一根本依据。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不同类型的政体乃是城邦内部社会结构的一种自然的反映，是不同阶级的具体利益的体现，而并不像是柏拉图所指出的是公民品质或性格的产物，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思想的推敲与发展。亚里士多德给政治哲学领域里带来了经验科学的气息，而并不丧失政治哲学原有的思辨色彩，使得经验研宄和思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了政治哲学向前发展。
二、理想政体的建立
二者对现实政体进行了详细的划分，但他们的探索并没有因此而终止，正如马克思墓志铭所言，“哲学家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面对道德的沦丧和城邦的日渐衰落，二者的划分现实政体的意义就在于要去创造理想中的政体模式。而在这一创造过程中两位先哲又有各自的见解，让我们走进他们的“理想国”。
（一）理想政体的阶级构成
在柏拉图的理想政体中，阶级构成是等级森严的。他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需要有智慧、勇敢和节制三个要素。因为人有三种本性：理性、意志和情欲。这三种本性又都具有自己的美德：理性具有智慧，意志发展为勇敢，情欲则应节制。人性的这三种活动，产生出三个社会等级：专心陶冶理性和追求真理者应负责治理社会，管理他人，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专求荣誉和成就者应负责防外安内，所以是武士；求感官满足和身体享受者负责供应社会需要、维持社会生存，是国家的劳动阶级。
亚里士多德坚决批判了柏拉图以“天性”划分为类等级的思想，认为“城邦只是同等的人们间的社会组织；对于一切共同体和每个个体来说，主要目的在于谋取幸福的生活。人类仅仅为了求得生存结合在一起。”基于以上前提，亚里士多德以人的职业即“城邦赖以存在的诸职能”，把人们分成六个阶级。前三个阶级是战士、官吏和神职人员。在政治上，他们掌握军权和议事权，“显然应该是城邦的主要部分”；在经济上，“执掌这些权力的人们也应该是有财产的人们”，所以三者又合而构成第四个阶级即有产阶级。余下两个阶级是农民和工匠，他们是为城邦经济服务的从属阶级。亚里士多德依据实用和资财对社会进行了阶级划分，在实践上，他承认了各阶级间地位的可变性，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划分阶级的目的是论证“城邦只是同等人们间的社会组织”，其职责是保证同等人们过“最优良生活”。
（二）理想政体的统治模式
《理想国》中柏拉图借助各种理念证明哲学王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只有实现了哲学家的统治，才能真正地实现正义。理想政体模式应该是“贤人政治”。在柏拉图看来，人类生来不平等，注定只能由最少数人统治最多的人，这最少数人就是“敏于理解，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的哲学王。他眼中的哲学王具有最高的知识，具有洞悉万物本原，把握至善的能力。柏拉图既主张哲学王主政，就非常强调人治。他认为法律可有可无，法律不能与“哲学洞见”相比拟，贤人治国依靠哲学洞见即个人的智慧而不依靠法律。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模式与柏拉图不同。他认为理想政体应该是中产阶级执政的政的共和政体。他认为中产阶级不会因为财产而互相残杀，他们是民主势力，是最好的执政者。因此法治成为其理想政体的逻辑必然。亚里士多德指出，要实行法治，就要有良好、健全的法制，而普遍的服从制是实施法治的关键。而后提出的轮流执政也是其民主法治的体现。
总之，一个推崇贤人政治，一个力荐共和政体，可谓各奉其道。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柏拉图）把整个国家的命运和统治阶级的命运等同起来。”而亚里士多德推崇法律的权威，意味着在其理想国中实行民主与法治的统一，社会中的每一个阶级，都尽可能得到公平的对待，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宽松、自由的景象。
（三）理想政体的特点及原因
两种迥然不同的政体理论，可以分别用“统一性”和“多元性”来概括两者的特点。柏拉图认为，拯救希腊社会在于以一个模式对它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改造。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企求以划一办法改造社会，实际上是要把城邦搞成一个人的样子或一个军事联盟的格式，根本不能成其为社会。而“共和政体”则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蓬勃向上、民主自由的景象，使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多元性”特点得到充分体现。在两种政体思想中，无论是柏拉图的至高无上的哲学王、等级森严的社会群体、绝对严格的社会分工以及人治取代法治的政治思想，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统筹兼顾的中产阶级宽松和谐的社会群体、以法治国以及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治国理论，都体现出政治上“统一”与“多元”的对立。但是，无论是高度的“统一性”，还是纷繁的“多元性”，其实质都是为了挽救奴隶制社会、维护日益败落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
造成两人政体划分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哲学观点和方法论的差异是最重要的原因。柏拉图的哲学基础是“理念论”。所谓理念论，其实质就是坚持精神的第一性，具体客观事物的第二性。理念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原型，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用这种观点来研究国家政体，就产生了“贤人政治”的“理念”，另一方面，柏拉图的理念是分许多等级的，越往上去，理念越完美，最高最完善的理念就是正义。一般人根本无法掌握“正义”理念，只有全知、全能、全善的哲学王才能达到，这就是他坚持由哲学王主政的根本理由。总之，“理念论”是柏拉图设计整齐划一的乌托邦社会的缘由。
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其核心是“实体论”。“中庸”即来自实体哲学。亚里士多德认为“过度和不及乃是恶行的特征，适度则是美德的特征。”中庸思想是他处理社会政治问题时所依据的一般原则，而其中产阶级执政的政治理论，则是其中庸思想在政治思想上的延伸。取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之所长、兼顾贪富的中庸政体——共和政体便成为其理想政体，社会中的平衡力量——中产阶级便成为共和政体的领导阶级。在他看来，既然中庸与节制是最佳的品德，那么不走极端而追求适度、适中的生活则应是人们所应做的。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也就是最具有理性的人，因此，中产阶级也即是最具有理性的阶级。由此可见，“中庸之道”是亚里士多德国家政体论的核心和基础。
三、结语
以上分析了二者对现实政体的划分也阐述了其各自对理想政体的构想剖析了各自的特点和依据。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两种模式的基本精神而言，后者比前者有较多的可取之处，但从阶级实质上看都是奴隶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进行的种种设计。历史经验已经表明，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家，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美好国度，都未能解救当时的社会危机。但是柏拉图思想的创造性还是给亚里士多德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思路，后者的创造也不枉前者的努力，对尊师的批判与发展是对学术的尊重。二人共同的思想贡献便可体现在混合政体的创造上，这一理论由柏拉图提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系统的研究，经过罗马共和国的实践检验达到完善，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得到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发挥，对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分权与制衡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作用于当代政治模式。虽未能拯救当时的危机但却给后世的稳定带来思想基础，可见伟大思想的延续性与影响力所在。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33，156，214，313.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05，106，109，205.
[3]杨彩凤.比较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模式论[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2（04）.
关键词 政体类型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共和政体
《理想国》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人类追求的正义与善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也是其政治思想的至上的追求。《政治学》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成体系的政治理论著作，探讨了国家的起源、本质和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些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是后来很多经典政治理论的源头。两部经典都有对政治体制做出了分析，当亚里士多德喊出“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时便激发了我对二者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思想进行探索和比较。在公元前五世纪与四世纪期间，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开始动摇，各种政体形式例如民主制、贵族制、寡头制、僭主制和君主制等时常更替，但任何一种政体又都不能成为有效地保障奴隶制社会稳定的组织形式。在如何改造已经开始动摇的希腊奴隶制社会如何构造更加完善的城邦的问题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各自的理论体系、时代背景出发，对政体进行了划分并且为希腊社会构想了理想政体模式。
一、政体的划分及依据
古希腊地形分散，形成了诸多蕞尔小国，这些分散的小国便各自发展成了两百多个不同的城邦，每个城邦都具有其独特的特征，为学者们的对政治实体内部结构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一）柏拉图的划分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总结了各个城邦的特征将他们划归成四种基本类型的城邦：“我所指的四种制度正是下列有通用名称的四种。第一种被叫做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受到了广泛的赞扬的。第二种被叫做寡头政制，少数人的统治，在荣誉上居第二位，有很多害处的。第三种被叫做民主政制，是接着寡头政制之后产生的，又是与之相反对的。最后，第四种，乃是与前述所有这三种都不同的高贵的僭主政制，是城邦的最后的祸害。”柏拉图对政体的四种划分实际上是依据城邦是否符合正义的原则，而当理想的正义无法在日渐堕落的城邦中实现时，柏拉图又不得不承认法律作为政治活动的根本依据的重要性。在《政治家》中，他便把法律而不是个人或者少数人的智慧作为对政体进行判断的最基本的因素，便提出了三种依法治理的政体：君主制、贵族制、合法的民主制；三种不依法治理的政体：僭主制、寡头制、非法的民主制。他认为哪怕是多数人的统治，只要有法可依，也要强于没有法律的个人专断的统治。
（二）亚里士多德的划分
柏拉图上述对政体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政体类型研究的重要基础。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给予了明确的界说：“政体可以说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以确立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是订立城邦及其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划分的基本依据不再是某种外在的标准而是使不同政体的城邦相互区别的内在根据。城邦真正追求的应该在于幸福的生活，就是全邦人民的共同利益。
由此，亚里士多德将政体划分为以下几类，正宗政体即共和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以及变态政体即平民政体、寡头政体、僭主政体，确立了追求全邦人民幸福这一根本依据。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不同类型的政体乃是城邦内部社会结构的一种自然的反映，是不同阶级的具体利益的体现，而并不像是柏拉图所指出的是公民品质或性格的产物，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思想的推敲与发展。亚里士多德给政治哲学领域里带来了经验科学的气息，而并不丧失政治哲学原有的思辨色彩，使得经验研宄和思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了政治哲学向前发展。
二、理想政体的建立
二者对现实政体进行了详细的划分，但他们的探索并没有因此而终止，正如马克思墓志铭所言，“哲学家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面对道德的沦丧和城邦的日渐衰落，二者的划分现实政体的意义就在于要去创造理想中的政体模式。而在这一创造过程中两位先哲又有各自的见解，让我们走进他们的“理想国”。
（一）理想政体的阶级构成
在柏拉图的理想政体中，阶级构成是等级森严的。他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需要有智慧、勇敢和节制三个要素。因为人有三种本性：理性、意志和情欲。这三种本性又都具有自己的美德：理性具有智慧，意志发展为勇敢，情欲则应节制。人性的这三种活动，产生出三个社会等级：专心陶冶理性和追求真理者应负责治理社会，管理他人，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专求荣誉和成就者应负责防外安内，所以是武士；求感官满足和身体享受者负责供应社会需要、维持社会生存，是国家的劳动阶级。
亚里士多德坚决批判了柏拉图以“天性”划分为类等级的思想，认为“城邦只是同等的人们间的社会组织；对于一切共同体和每个个体来说，主要目的在于谋取幸福的生活。人类仅仅为了求得生存结合在一起。”基于以上前提，亚里士多德以人的职业即“城邦赖以存在的诸职能”，把人们分成六个阶级。前三个阶级是战士、官吏和神职人员。在政治上，他们掌握军权和议事权，“显然应该是城邦的主要部分”；在经济上，“执掌这些权力的人们也应该是有财产的人们”，所以三者又合而构成第四个阶级即有产阶级。余下两个阶级是农民和工匠，他们是为城邦经济服务的从属阶级。亚里士多德依据实用和资财对社会进行了阶级划分，在实践上，他承认了各阶级间地位的可变性，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划分阶级的目的是论证“城邦只是同等人们间的社会组织”，其职责是保证同等人们过“最优良生活”。
（二）理想政体的统治模式
《理想国》中柏拉图借助各种理念证明哲学王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只有实现了哲学家的统治，才能真正地实现正义。理想政体模式应该是“贤人政治”。在柏拉图看来，人类生来不平等，注定只能由最少数人统治最多的人，这最少数人就是“敏于理解，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的哲学王。他眼中的哲学王具有最高的知识，具有洞悉万物本原，把握至善的能力。柏拉图既主张哲学王主政，就非常强调人治。他认为法律可有可无，法律不能与“哲学洞见”相比拟，贤人治国依靠哲学洞见即个人的智慧而不依靠法律。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模式与柏拉图不同。他认为理想政体应该是中产阶级执政的政的共和政体。他认为中产阶级不会因为财产而互相残杀，他们是民主势力，是最好的执政者。因此法治成为其理想政体的逻辑必然。亚里士多德指出，要实行法治，就要有良好、健全的法制，而普遍的服从制是实施法治的关键。而后提出的轮流执政也是其民主法治的体现。
总之，一个推崇贤人政治，一个力荐共和政体，可谓各奉其道。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柏拉图）把整个国家的命运和统治阶级的命运等同起来。”而亚里士多德推崇法律的权威，意味着在其理想国中实行民主与法治的统一，社会中的每一个阶级，都尽可能得到公平的对待，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宽松、自由的景象。
（三）理想政体的特点及原因
两种迥然不同的政体理论，可以分别用“统一性”和“多元性”来概括两者的特点。柏拉图认为，拯救希腊社会在于以一个模式对它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改造。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企求以划一办法改造社会，实际上是要把城邦搞成一个人的样子或一个军事联盟的格式，根本不能成其为社会。而“共和政体”则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蓬勃向上、民主自由的景象，使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多元性”特点得到充分体现。在两种政体思想中，无论是柏拉图的至高无上的哲学王、等级森严的社会群体、绝对严格的社会分工以及人治取代法治的政治思想，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统筹兼顾的中产阶级宽松和谐的社会群体、以法治国以及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治国理论，都体现出政治上“统一”与“多元”的对立。但是，无论是高度的“统一性”，还是纷繁的“多元性”，其实质都是为了挽救奴隶制社会、维护日益败落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
造成两人政体划分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哲学观点和方法论的差异是最重要的原因。柏拉图的哲学基础是“理念论”。所谓理念论，其实质就是坚持精神的第一性，具体客观事物的第二性。理念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原型，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用这种观点来研究国家政体，就产生了“贤人政治”的“理念”，另一方面，柏拉图的理念是分许多等级的，越往上去，理念越完美，最高最完善的理念就是正义。一般人根本无法掌握“正义”理念，只有全知、全能、全善的哲学王才能达到，这就是他坚持由哲学王主政的根本理由。总之，“理念论”是柏拉图设计整齐划一的乌托邦社会的缘由。
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其核心是“实体论”。“中庸”即来自实体哲学。亚里士多德认为“过度和不及乃是恶行的特征，适度则是美德的特征。”中庸思想是他处理社会政治问题时所依据的一般原则，而其中产阶级执政的政治理论，则是其中庸思想在政治思想上的延伸。取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之所长、兼顾贪富的中庸政体——共和政体便成为其理想政体，社会中的平衡力量——中产阶级便成为共和政体的领导阶级。在他看来，既然中庸与节制是最佳的品德，那么不走极端而追求适度、适中的生活则应是人们所应做的。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也就是最具有理性的人，因此，中产阶级也即是最具有理性的阶级。由此可见，“中庸之道”是亚里士多德国家政体论的核心和基础。
三、结语
以上分析了二者对现实政体的划分也阐述了其各自对理想政体的构想剖析了各自的特点和依据。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两种模式的基本精神而言，后者比前者有较多的可取之处，但从阶级实质上看都是奴隶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进行的种种设计。历史经验已经表明，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家，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美好国度，都未能解救当时的社会危机。但是柏拉图思想的创造性还是给亚里士多德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思路，后者的创造也不枉前者的努力，对尊师的批判与发展是对学术的尊重。二人共同的思想贡献便可体现在混合政体的创造上，这一理论由柏拉图提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系统的研究，经过罗马共和国的实践检验达到完善，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得到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发挥，对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分权与制衡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作用于当代政治模式。虽未能拯救当时的危机但却给后世的稳定带来思想基础，可见伟大思想的延续性与影响力所在。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33，156，214，313.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05，106，109，205.
[3]杨彩凤.比较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模式论[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