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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安妮M·怀亚特·布朗在《衰老研究杂志》上宣布“文学老年学成年”后，在文学作品中反映老年群体已逐渐成为世界文学趋势，如何探寻“老了的意义”（the meaning of old age），“跨越衰老的躯体进入自己的思考”越来越引起文学创作者们的重视。而中国由于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也出现了大量关于老年题材的文学作品。本期所选择的小说以老年群体为叙述对象，通过审视他们的衰老、剖析他们的内心、探究他们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由外及内地展现出了时代嬗变下老年群体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若非的短篇小说《我和母亲的战争》（《雨花》2021年第3期）聚焦于老年群体与下一代之间因观念差异而出现的、难以相互理解的困境，将老龄群体困境外显化。张小英是“我”的母亲，母子之间本没有隔夜仇，但“我”和她总无法达成和解。“我”曾在父母之命下有过一段婚姻，却因撞见妻子出轨而气得提刀追她，最终与她离婚。这些事难以对张小英言明，但张小英认死理地认为离婚是因为“我”家暴，并与“我”隔阂渐深，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父亲肺癌晚期病故怪到“我”离婚上。“我”干脆离开了家，连过年都不回去，这次还是在女友的强烈要求下才被迫回来见一见张小英。张小英闹得凶时，多次举刀称要自杀，逼迫“我”相亲。“我”不愿接受她在“我”婚恋上的指手畫脚，与她争执间被划伤，反而让她犹如做错了事一样偃旗息鼓。后张小英表现出与新冠肺炎相似的病症却不愿去医院，“我”照顾她的举动最终让她软化，并说出了自己真正的愿望——抓紧结婚吧，趁我还在，还能帮你们带着孩子。
小说以儿子与母亲在婚恋观上的矛盾为切入口，通过戏剧化的方式将其放大，让其演化成了两代人之间深深的隔阂。儿子崇尚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但母亲却希望儿子尽早安定下来，诞下新的血脉。母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传宗接代思想的典型，也是如今处于不断转变的时代思潮中逐渐被时代抛弃的老龄群体的缩影，他们跟不上时代变化，只能守着旧的思想并固执地希望子辈获得传统意义上的幸福。这是他们无法克服的悲剧根源，也是他们不得不克服的亲子关系困境。
肖克凡的中篇小说《妈妈不告诉我》（《人民文学》2021年第4期）同样刻画了老龄群体的亲子关系困境，但将这种困境归因于两代人之间无法沟通、不能沟通之事。“我”的二姨夫曾是潜伏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因被发现身份英勇牺牲。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证明“我”的表哥是烈士遗孤，母亲主动向组织汇报了对她来说曾是污点的一段历史，导致母亲直接从学校老师下到田间工作。“我”想知道母亲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但碍于母子身份，母亲有许多话难于对“我”启齿。“我”因此立志学历史，在探究过程中几度认为母亲的污点是在二姨夫被抓后，牺牲色相换取二姨夫平安。后来，“我”考入了津沽大学历史系，在女友的帮助下，“我”从母亲口中知悉了当年的真相——母亲出于对二姨夫的爱慕前往救他，但最终依然保持了她的纯洁。
小说通过“我”追踪母亲往事的经历，试图探索母亲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与其后半生生存状态之间的联系与影响。在成为母亲之前，我的母亲也曾是一个少女，她的心事不能也无法告诉自己的儿子，这是她作为一个老年人、一个母亲所坚守的自尊。母亲所面临的沟通困境也是无数老年人正面临的困境，他们有心事却无法言之于子女，只能自己默默消化，反复咀嚼命运带来的疼痛。
同样展现老龄群体与子女矛盾的还有虽然的短篇小说《夜奔》（《福建文学》2021年第3期），虽然将小说核心更多地放在老年群体在由中年到老年的身份转换中的困境。万老师本是一个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女强人，但在儿子舒泰结婚后，却被儿子儿媳以“自家奶奶带着孩子放心”为由，被迫辞职，全职照顾起了孙子。突发心梗后，万老师希望儿子儿媳可以换个保姆来照顾孩子，没想到病还没全好，儿子就开始反复催促她“返岗”，最终万老师只能重新任劳任怨地当起了免费保姆。好不容易挨到孙子上了初中，万老师正准备回家与老伴团圆，但儿子儿媳又动了心思要生二胎。在儿媳怀上二胎的那一晚，万老师偷偷地带着身份证件与行李，登上了返乡的高铁。
小说聚焦正面临身份转型的中老年群体，通过展现万老师所遭遇的被迫提前内退、出钱买房、照顾孙子等一系列事件，客观再现了万老师被迫一步步妥协的过程。她虽并不甘心被儿子儿媳一步步牵着鼻子走，却最终因对儿子的爱和传承血脉的愿望屈服，甚至连小说结尾时的出走，都很难说清最终会是一场成功的夜奔出逃还是一次短暂的失败反抗。万老师这一人物形象是如今社会转型阶段下一大批即将进入老年的群体的缩影，她所面临的困境也是这一人群正面临的身份困境——为了家庭与孩子，他们被迫在还没衰老前就过上了老年生活，抹杀掉自己依然蓬勃的、作为个体的价值，全身心地照顾子辈孙辈的生活来发挥余光余热。正如古略特在《文化催人老》中所说，“不管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类首先是被文化催老的……年龄意识形态是我对整个规范系统的缩略表达”，在生理衰老前，“万老师”们便已在社会与文化语境下的催促下成为了社会身份层面上的老龄群体。
罗鸿的短篇小说《老陆的官司》（《西部》2021年第2期）同样是将老龄群体困境外显化的小说，其展现了老龄人群因为无法追上时代步伐，而最终被时代抛弃的命运困境。老陆原本是个有才学、有抱负的中年人，却接连遇上了同事碰瓷并把他告上法庭、和妻子假离婚后发现妻子出轨、因为远赴新疆打工而错过冤假错案追诉期限等一系列倒霉事，最终，老陆成为了一个颓废的老年人。在从前妻手上分得的十万拆迁费被法院强行征收后，老陆怨天尤人，再也看不出当年的精神样子。
综观全篇小说，老陆的悲剧一大根源便在于老陆永远慢命运、慢时代一步，他以为他是在顺应着时代而走，实际上却是被时代牵着鼻子走。他追不上时代的步伐，也最终将被时代抛弃。他的身上有无数正逐渐被时代遗忘的老龄群体的影子，他们努力追赶时代却永远也赶不上时代，西西弗斯式的徒劳是他们永远无法逃脱的命运困境。
除了将老龄群体困境外显化的作品，也有许多小说选择探究老龄群体的独特心理，展现他们与自我冲突的内在矛盾。宁雨的短篇小说《送瓜换记忆》（《北京文学》2021年第3期）描绘了老年群体对身体衰老的恐惧、焦虑与迷茫。“我”的公爹在八十岁那年突然变得健忘，常常记不起熟人的名字、长相，甚至连一些常识问题都记不清了。公爹对自己记不起事有很强的强迫感，想不起来的时候连吃饭都吃不下去，他怀疑是自己常年服用安眠药导致现在出现了老年痴呆的先兆，还在搜索引擎上反复搜索相关内容，最终使他整个人被焦虑与恐惧吞没。因想不起为自己针灸的大夫长什么样，公爹给大夫送去北瓜，但一夜后又把大夫的长相忘了个干净。于是，为了找回记忆，公爹便常常去给大夫送北瓜。 这篇小说的语言朴实，叙事平铺直叙，讲述了一段由老年人健忘引发的趣事。但在公爹的健忘之下，实际蕴含着他对自己正在衰老这一事实的深深恐惧。健忘本是步入老年后正常的生理症状，却被公爹当做是得病的先兆，他害怕也抗拒承认自己正在衰老这一事实，只能选择以找回记忆的方式催眠自己，让自己相信自己还没有老。从作者字里行间的暗示中看，也许连健忘本身都只是公爹过度恐惧下的产物，这是被裹挟在“恐惧—出现生理衰老症状—恐惧”中的老年人群永远也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
小昌的短篇小说《萧城》（《青年文学》2021年第3期）着重展现了当代人未老先衰的心理困境。何张林在某所二本学校任副校长，家庭和睦，是别人眼里的成功人士，却在即将进入老年阶段时逐渐陷入迷茫。他长时间睡不好觉，只能通过和学校保安赵万春短暂交换身份时，在保安的破床上短暂获得安眠。在成功和赵万春实现了一次身份交换后，何张林决定前往加拿大看望女儿，他把象征自己身份的包留给赵万春，自己则开心地跳着舞走进了机场。
小说主人公何张林其实并不能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老年人，因为他仍处在壮年时期，但他却未老先衰，因为找不到自己人生的价值，而早早地与老年人拥有了相似的心态。小说中反复出现“车辆转弯，请注意安全”，暗示了何张林正处于心理转变的重要阶段，这也促使他不断去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获得所谓的“安全”。何张林象征了一大批未老先衰的当代中老年群体，而“车辆转弯”正对应了他们正逐渐经历的心理困境。
章剑的中篇小说《犟老头》（《四川文学》2021年第3期）讲述的是当代老龄群体面临的自我价值感困境。犟老头叶清明一生最骄傲的事情是生养的四个子女个个成才，都在大城市里过上了好日子。他们想把叶清明也接到城里生活，但脾气犟的叶清明不愿離开他奋斗了一辈子的乡村小院，久而久之，子女们不再提这事，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在老伴去世后，叶清明只和自己养着的一只小白狗相依为命，还常常因为叶清明院子里银杏树的叶子飘到了邻居四婶家的院子里，和四婶一家闹得不愉快。长期见不到子女的痛苦与孤独让这个倔强了一辈子的老头不堪重负，他竟想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点子——写诉状状告他的子女们没有尽到赡养父亲的责任。在这一过程中，因老友陈木匠意外过世，叶清明差一点被陈木匠的女儿女婿告上法庭。最终，叶清明病来如山倒，以另一种方式换来了他渴望已久的、子女们的关怀。在庆祝叶清明痊愈的喜宴上，犟老头叶清明心无挂碍，在和老友拼酒之后，被子女们簇拥着，安详走向自己的死亡。
小说以犟老头叶清明为叙述对象，通过挖掘他的内心世界，展现出了一个外表倔强强硬的老头子内心深处的孤独与痛苦。小说中反复出现叶清明院子里的银杏树这一意象，象征了叶清明始终坚守着的落叶归根与阖家团圆的家庭观念，他守着大树，就是守着亲情。而银杏树每逢秋天落叶，也意味着叶清明已进入人生之秋，骨肉亲情最终会变得疏离，他的执念最终会落空。这是叶清明的痛苦，也是无数个正在被时代遗忘的“叶清明”们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他曾以自己为家庭做出的贡献而自豪，但在远离家庭的晚年，他迷失于自己还能为家庭做出些什么，只能选择以小说中这样一种绝望而决绝的方式与孤独宣战，维护自己作为人的最后的体面。
若非的短篇小说《我和母亲的战争》（《雨花》2021年第3期）聚焦于老年群体与下一代之间因观念差异而出现的、难以相互理解的困境，将老龄群体困境外显化。张小英是“我”的母亲，母子之间本没有隔夜仇，但“我”和她总无法达成和解。“我”曾在父母之命下有过一段婚姻，却因撞见妻子出轨而气得提刀追她，最终与她离婚。这些事难以对张小英言明，但张小英认死理地认为离婚是因为“我”家暴，并与“我”隔阂渐深，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父亲肺癌晚期病故怪到“我”离婚上。“我”干脆离开了家，连过年都不回去，这次还是在女友的强烈要求下才被迫回来见一见张小英。张小英闹得凶时，多次举刀称要自杀，逼迫“我”相亲。“我”不愿接受她在“我”婚恋上的指手畫脚，与她争执间被划伤，反而让她犹如做错了事一样偃旗息鼓。后张小英表现出与新冠肺炎相似的病症却不愿去医院，“我”照顾她的举动最终让她软化，并说出了自己真正的愿望——抓紧结婚吧，趁我还在，还能帮你们带着孩子。
小说以儿子与母亲在婚恋观上的矛盾为切入口，通过戏剧化的方式将其放大，让其演化成了两代人之间深深的隔阂。儿子崇尚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但母亲却希望儿子尽早安定下来，诞下新的血脉。母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传宗接代思想的典型，也是如今处于不断转变的时代思潮中逐渐被时代抛弃的老龄群体的缩影，他们跟不上时代变化，只能守着旧的思想并固执地希望子辈获得传统意义上的幸福。这是他们无法克服的悲剧根源，也是他们不得不克服的亲子关系困境。
肖克凡的中篇小说《妈妈不告诉我》（《人民文学》2021年第4期）同样刻画了老龄群体的亲子关系困境，但将这种困境归因于两代人之间无法沟通、不能沟通之事。“我”的二姨夫曾是潜伏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因被发现身份英勇牺牲。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证明“我”的表哥是烈士遗孤，母亲主动向组织汇报了对她来说曾是污点的一段历史，导致母亲直接从学校老师下到田间工作。“我”想知道母亲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但碍于母子身份，母亲有许多话难于对“我”启齿。“我”因此立志学历史，在探究过程中几度认为母亲的污点是在二姨夫被抓后，牺牲色相换取二姨夫平安。后来，“我”考入了津沽大学历史系，在女友的帮助下，“我”从母亲口中知悉了当年的真相——母亲出于对二姨夫的爱慕前往救他，但最终依然保持了她的纯洁。
小说通过“我”追踪母亲往事的经历，试图探索母亲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与其后半生生存状态之间的联系与影响。在成为母亲之前，我的母亲也曾是一个少女，她的心事不能也无法告诉自己的儿子，这是她作为一个老年人、一个母亲所坚守的自尊。母亲所面临的沟通困境也是无数老年人正面临的困境，他们有心事却无法言之于子女，只能自己默默消化，反复咀嚼命运带来的疼痛。
同样展现老龄群体与子女矛盾的还有虽然的短篇小说《夜奔》（《福建文学》2021年第3期），虽然将小说核心更多地放在老年群体在由中年到老年的身份转换中的困境。万老师本是一个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女强人，但在儿子舒泰结婚后，却被儿子儿媳以“自家奶奶带着孩子放心”为由，被迫辞职，全职照顾起了孙子。突发心梗后，万老师希望儿子儿媳可以换个保姆来照顾孩子，没想到病还没全好，儿子就开始反复催促她“返岗”，最终万老师只能重新任劳任怨地当起了免费保姆。好不容易挨到孙子上了初中，万老师正准备回家与老伴团圆，但儿子儿媳又动了心思要生二胎。在儿媳怀上二胎的那一晚，万老师偷偷地带着身份证件与行李，登上了返乡的高铁。
小说聚焦正面临身份转型的中老年群体，通过展现万老师所遭遇的被迫提前内退、出钱买房、照顾孙子等一系列事件，客观再现了万老师被迫一步步妥协的过程。她虽并不甘心被儿子儿媳一步步牵着鼻子走，却最终因对儿子的爱和传承血脉的愿望屈服，甚至连小说结尾时的出走，都很难说清最终会是一场成功的夜奔出逃还是一次短暂的失败反抗。万老师这一人物形象是如今社会转型阶段下一大批即将进入老年的群体的缩影，她所面临的困境也是这一人群正面临的身份困境——为了家庭与孩子，他们被迫在还没衰老前就过上了老年生活，抹杀掉自己依然蓬勃的、作为个体的价值，全身心地照顾子辈孙辈的生活来发挥余光余热。正如古略特在《文化催人老》中所说，“不管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类首先是被文化催老的……年龄意识形态是我对整个规范系统的缩略表达”，在生理衰老前，“万老师”们便已在社会与文化语境下的催促下成为了社会身份层面上的老龄群体。
罗鸿的短篇小说《老陆的官司》（《西部》2021年第2期）同样是将老龄群体困境外显化的小说，其展现了老龄人群因为无法追上时代步伐，而最终被时代抛弃的命运困境。老陆原本是个有才学、有抱负的中年人，却接连遇上了同事碰瓷并把他告上法庭、和妻子假离婚后发现妻子出轨、因为远赴新疆打工而错过冤假错案追诉期限等一系列倒霉事，最终，老陆成为了一个颓废的老年人。在从前妻手上分得的十万拆迁费被法院强行征收后，老陆怨天尤人，再也看不出当年的精神样子。
综观全篇小说，老陆的悲剧一大根源便在于老陆永远慢命运、慢时代一步，他以为他是在顺应着时代而走，实际上却是被时代牵着鼻子走。他追不上时代的步伐，也最终将被时代抛弃。他的身上有无数正逐渐被时代遗忘的老龄群体的影子，他们努力追赶时代却永远也赶不上时代，西西弗斯式的徒劳是他们永远无法逃脱的命运困境。
除了将老龄群体困境外显化的作品，也有许多小说选择探究老龄群体的独特心理，展现他们与自我冲突的内在矛盾。宁雨的短篇小说《送瓜换记忆》（《北京文学》2021年第3期）描绘了老年群体对身体衰老的恐惧、焦虑与迷茫。“我”的公爹在八十岁那年突然变得健忘，常常记不起熟人的名字、长相，甚至连一些常识问题都记不清了。公爹对自己记不起事有很强的强迫感，想不起来的时候连吃饭都吃不下去，他怀疑是自己常年服用安眠药导致现在出现了老年痴呆的先兆，还在搜索引擎上反复搜索相关内容，最终使他整个人被焦虑与恐惧吞没。因想不起为自己针灸的大夫长什么样，公爹给大夫送去北瓜，但一夜后又把大夫的长相忘了个干净。于是，为了找回记忆，公爹便常常去给大夫送北瓜。 这篇小说的语言朴实，叙事平铺直叙，讲述了一段由老年人健忘引发的趣事。但在公爹的健忘之下，实际蕴含着他对自己正在衰老这一事实的深深恐惧。健忘本是步入老年后正常的生理症状，却被公爹当做是得病的先兆，他害怕也抗拒承认自己正在衰老这一事实，只能选择以找回记忆的方式催眠自己，让自己相信自己还没有老。从作者字里行间的暗示中看，也许连健忘本身都只是公爹过度恐惧下的产物，这是被裹挟在“恐惧—出现生理衰老症状—恐惧”中的老年人群永远也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
小昌的短篇小说《萧城》（《青年文学》2021年第3期）着重展现了当代人未老先衰的心理困境。何张林在某所二本学校任副校长，家庭和睦，是别人眼里的成功人士，却在即将进入老年阶段时逐渐陷入迷茫。他长时间睡不好觉，只能通过和学校保安赵万春短暂交换身份时，在保安的破床上短暂获得安眠。在成功和赵万春实现了一次身份交换后，何张林决定前往加拿大看望女儿，他把象征自己身份的包留给赵万春，自己则开心地跳着舞走进了机场。
小说主人公何张林其实并不能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老年人，因为他仍处在壮年时期，但他却未老先衰，因为找不到自己人生的价值，而早早地与老年人拥有了相似的心态。小说中反复出现“车辆转弯，请注意安全”，暗示了何张林正处于心理转变的重要阶段，这也促使他不断去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获得所谓的“安全”。何张林象征了一大批未老先衰的当代中老年群体，而“车辆转弯”正对应了他们正逐渐经历的心理困境。
章剑的中篇小说《犟老头》（《四川文学》2021年第3期）讲述的是当代老龄群体面临的自我价值感困境。犟老头叶清明一生最骄傲的事情是生养的四个子女个个成才，都在大城市里过上了好日子。他们想把叶清明也接到城里生活，但脾气犟的叶清明不愿離开他奋斗了一辈子的乡村小院，久而久之，子女们不再提这事，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在老伴去世后，叶清明只和自己养着的一只小白狗相依为命，还常常因为叶清明院子里银杏树的叶子飘到了邻居四婶家的院子里，和四婶一家闹得不愉快。长期见不到子女的痛苦与孤独让这个倔强了一辈子的老头不堪重负，他竟想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点子——写诉状状告他的子女们没有尽到赡养父亲的责任。在这一过程中，因老友陈木匠意外过世，叶清明差一点被陈木匠的女儿女婿告上法庭。最终，叶清明病来如山倒，以另一种方式换来了他渴望已久的、子女们的关怀。在庆祝叶清明痊愈的喜宴上，犟老头叶清明心无挂碍，在和老友拼酒之后，被子女们簇拥着，安详走向自己的死亡。
小说以犟老头叶清明为叙述对象，通过挖掘他的内心世界，展现出了一个外表倔强强硬的老头子内心深处的孤独与痛苦。小说中反复出现叶清明院子里的银杏树这一意象，象征了叶清明始终坚守着的落叶归根与阖家团圆的家庭观念，他守着大树，就是守着亲情。而银杏树每逢秋天落叶，也意味着叶清明已进入人生之秋，骨肉亲情最终会变得疏离，他的执念最终会落空。这是叶清明的痛苦，也是无数个正在被时代遗忘的“叶清明”们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他曾以自己为家庭做出的贡献而自豪，但在远离家庭的晚年，他迷失于自己还能为家庭做出些什么，只能选择以小说中这样一种绝望而决绝的方式与孤独宣战，维护自己作为人的最后的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