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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增长文献中，关于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研究可以说是最热点的两个主题。国际贸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以及相互因果关系都已被众多的研究加以细致分析。但与此同时，虽然众多学者对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广泛考察，但对于金融发展与制造业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却相对缺乏。
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一国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具有两个方向的影响作用。一方面，在一国内部，由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制造业部门资本收益率提高的贡献更为明显，因此，随着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资本会更多的流入制造业部门，促进制造业部门的增长；另一方面，在资本跨境流动的背景下，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却在提高一国利率的同时降低了一国的实物资本收益率，形成了国内资本向外流动的内在动力，不利于一国制造业部门的增长。而金融发展对国内制造业部门增长的最终作用则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大小。由于在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两种力量的对比未必相同，因此，反映在金融发展与制造业增长之间的内部关系上，便是非线性关系的存在。
金融发展在推动制造业增长的过程中有“门限效应”的存在，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更快的发展，但是当金融发展达到一定的阶段之后，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却并不明显。这一点，是与我们前文分析的结论相一致的，即：当一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其资本收益率高于国外，资本缺乏向外流动的利益动力和现实条件，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产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国内部。在这个阶段，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国内制造业部门的收益率增加较快，闲置的资本要素开始更多的流入制造业部门并继而促进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增长。而当一国的金融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国内的金融市场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这些国家较高的国内利率为吸引国外金融资本的持续流入创造了必要条件。而在国内的金融市场加以转化后，这些资本又以实物资本的形式流入到实物收益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在这一阶段，金融市场的作用和功能是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加以配置，而对其国内制造业部门的发展的推动作用反而不是特别明显。
对于一国金融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以至整个国际分工形态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金融发展在推动制造业增长的过程中有“门限效应”的存在。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国内制造业部门收益率的快速增加，此时，资本要素更多的流入制造业部门并继而推动了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增长。而当一国的金融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其金融市场具备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国内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流入的同时，推动了以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资本要素的流出，对其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反而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其次，金融发展与制造业增长“门限效应”的存在使得当前国际分工的金融体系和工业生产体系出现了相互分离的形态。在“门限效应”存在的情况下，虽然金融中心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更易形成，但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对应着制造业部门产出的增加，过高或过低的金融发展水平都不利于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发展，那些中等金融发展水平的国家更易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国家。因此，国际分工的“错配”形态得以形成。同时，在当前“错配”形态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不同金融发展阶段的国家不但有着截然相反的外部均衡特征，其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相互依赖关系也有所差异。
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我们认为，当前的国际分工形态是不同国家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现实反映，在不同国家间的相对金融发展水平未有较大改变的情况下，当前的国际分工形态以及这样一种分工形态下的外部失衡特征都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一国特别是金融外围国家无法通过单方面的政策或战略调整来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平衡。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必须是结构性的和多边框架下的调整，其关键在于金融领域不同中心国家发展水平的不断接近。而对于我国而言，当前我国世界制造业基地国际分工地位的形成既与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应，也为我国金融部门的发展提出了现实要求。一方面，为了推动我国制造业产业的进一步优化升级，我国应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强信用体制建设，加快推动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发展，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在我国外贸主体不断增加的现实情况下，为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提供必要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相对于世界的金融中心，制造业中心在利益实现和风险分散职能上都不占优势。我国应在巩固我国世界制造业基地地位的同时，积极利用此次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金融发展水平有所下降的契机，稳步推动我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战略，以国内龙头城市金融中心的建立为现实起点，以东亚区域内货币金融中心的建立为短期目标，为未来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转化和提升创造必要的先期条件。
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一国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具有两个方向的影响作用。一方面，在一国内部，由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制造业部门资本收益率提高的贡献更为明显，因此，随着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资本会更多的流入制造业部门，促进制造业部门的增长；另一方面，在资本跨境流动的背景下，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却在提高一国利率的同时降低了一国的实物资本收益率，形成了国内资本向外流动的内在动力，不利于一国制造业部门的增长。而金融发展对国内制造业部门增长的最终作用则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大小。由于在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两种力量的对比未必相同，因此，反映在金融发展与制造业增长之间的内部关系上，便是非线性关系的存在。
金融发展在推动制造业增长的过程中有“门限效应”的存在，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更快的发展，但是当金融发展达到一定的阶段之后，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却并不明显。这一点，是与我们前文分析的结论相一致的，即：当一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其资本收益率高于国外，资本缺乏向外流动的利益动力和现实条件，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产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国内部。在这个阶段，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国内制造业部门的收益率增加较快，闲置的资本要素开始更多的流入制造业部门并继而促进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增长。而当一国的金融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国内的金融市场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这些国家较高的国内利率为吸引国外金融资本的持续流入创造了必要条件。而在国内的金融市场加以转化后，这些资本又以实物资本的形式流入到实物收益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在这一阶段，金融市场的作用和功能是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加以配置，而对其国内制造业部门的发展的推动作用反而不是特别明显。
对于一国金融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以至整个国际分工形态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金融发展在推动制造业增长的过程中有“门限效应”的存在。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国内制造业部门收益率的快速增加，此时，资本要素更多的流入制造业部门并继而推动了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增长。而当一国的金融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其金融市场具备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国内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流入的同时，推动了以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资本要素的流出，对其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反而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其次，金融发展与制造业增长“门限效应”的存在使得当前国际分工的金融体系和工业生产体系出现了相互分离的形态。在“门限效应”存在的情况下，虽然金融中心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更易形成，但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对应着制造业部门产出的增加，过高或过低的金融发展水平都不利于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发展，那些中等金融发展水平的国家更易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国家。因此，国际分工的“错配”形态得以形成。同时，在当前“错配”形态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不同金融发展阶段的国家不但有着截然相反的外部均衡特征，其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相互依赖关系也有所差异。
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我们认为，当前的国际分工形态是不同国家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现实反映，在不同国家间的相对金融发展水平未有较大改变的情况下，当前的国际分工形态以及这样一种分工形态下的外部失衡特征都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一国特别是金融外围国家无法通过单方面的政策或战略调整来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平衡。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必须是结构性的和多边框架下的调整，其关键在于金融领域不同中心国家发展水平的不断接近。而对于我国而言，当前我国世界制造业基地国际分工地位的形成既与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应，也为我国金融部门的发展提出了现实要求。一方面，为了推动我国制造业产业的进一步优化升级，我国应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强信用体制建设，加快推动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发展，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在我国外贸主体不断增加的现实情况下，为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提供必要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相对于世界的金融中心，制造业中心在利益实现和风险分散职能上都不占优势。我国应在巩固我国世界制造业基地地位的同时，积极利用此次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金融发展水平有所下降的契机，稳步推动我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战略，以国内龙头城市金融中心的建立为现实起点，以东亚区域内货币金融中心的建立为短期目标，为未来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转化和提升创造必要的先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