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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文化学者或者人类学家都曾尝试过找到几个形容词去描绘出一个民族的特性，但是他们最后都不得不承认那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是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或者中国人。如果概括一下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应该还是能够找到几个契合的形容词的。倘若给美国人或是日本人这个民族的集体贴上几个具有区别性特点的标签的话，那还真是很难办到的事。
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呢？晚清的学者辜鸿铭写过《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也写过《吾国吾民》，当代的文化学者柏杨也发表过《丑陋的中国人》，这些大家们的著述或者演说对于外国人认识中国无疑是有益的，尽管中国人自己未必认同他们的观点或者赞同他们的表达方式。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对比研究被认为是揭示和发现事物特点的最佳途径。因此从外国人的眼中回看中国人，也许更能清晰地看到我们过去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一些突出特点。他们反过来又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每个人都归属的这个民族。有利于帮助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好地融入地球村这个大家庭。
鞠方安先生精心翻译的《真正的中国佬》，就是一部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人的书，它帮助我们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透过它，当代的中国人可以有机会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过去，重新认识自己。该书内容广泛，涉及法律制度、语言文化、迷信与宗教信仰、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教育文化、礼仪习俗、财政金融、商业理念、社会阶层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一个世纪以前的旧中国影像，折射出中国人民族性的很多特点。作者不满足于简单记录自己的见闻，更着力于求证现象背后的精神底蕴。作者把事实描述放在陈述观点之后，让事实支撑论点，论证严谨，逻辑性强，条理清晰。
《真正的中国佬》（The Real Ctubaman）的作者是美国的传教士、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1844-1912）。也许正是作者这个双重身份的特点，使得该书有些不同于一般传教士文学的特点：一是作者的写作动机，作者作为两种文化交流的桥梁，并无意去简单地记录自己的感官感受到的异域风貌，也不是为了猎奇，作者写作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藉此去探寻两种文化消解冲突的途径，弥合裂隙的可能性。作者“着力于描述和解释中国人社会生活中一些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因素，旨在说明，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如此不可思议的一些思维模式和社会习尚，对于他们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样的出发点，决定了作者在观点的确立和表达方式的选择方面更为客观，不偏不倚。作者确信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的未来”，并预言中国在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一定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作者在表达的过程中，更注重条分缕析，注重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探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分析既有易于理解的通俗易懂，也有历时探究的深度和厚重。比如对中国行政体系的反思，就把中国历史上“家国天下”，“君权天授”同西方的“政府的一切权利都来自于人民”的观念进行了对比。其实正是中国历史悠久，民众生活区域相对稳定，与异族文化冲突的机会少，形成了这种相对封闭的、稳定的“忠孝至上”，“为上是从”的统治秩序。这种历史悠久的影响是如此深厚，成为中国民族性中很原始的一种印迹，它深刻地镌刻在中国人传统精神的基石上，明白了这一点对理解今天的中国政治体制也很有帮助。这些因素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底层，消除其影响绝非一朝一夕可以祈望的。三是作者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加上有机会寻访很多地方，选择了许多恰当的实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在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说明中国人的特点时，为了说明汉语的特点，作者不仅介绍了语言的音、形、意，还从语言系统，音调等方面对语言意义的影响做了说明。难能可贵的是，事件和事例的选择不是为了贬低或者嘲讽，而是为了鞭辟入里地说明自己的观点。无论为了说明妇女的地位，为了说明中国人的迷信，还是为了介绍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作者都给出了精确地描写，并从历史的角度按时间顺序做了分析，描写全面准确，分析细致入微。
当然这本书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从整体内容的组织编选方面，作者并没有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尺度来挑选中国社会生活的若干方面加以系统的分类，因此罗列的问题既有语言、教育、文化，也有迷信、宗教，还有辫子，生意经等。这样的好处是把作者真正了解和熟悉的东西写透，不足之处是这更像晚清中国社会生活的万花筒，而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类著作。二是在具体细节事例的选择上，还不免要有传教士文学的某些特点，比如在有关中国司法审判的部分，讲到官吏如何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出尔反尔，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当时中国整个的司法体系就毫无公平正义而言，恐怕也有夸大其词、以偏概全之嫌。有时对具体个别事例的描写和分析上升到了普遍一般的情形，这也是不够准确客观的。
当然，从总体上说，这本书还是很有特点的，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在众多的同类作品中被选译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译成中文以后，还有机会在权威出版机构再版。同一系列的中的另一部作品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也有人译为《中国人的素质》）据称就对林语堂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译者鞠方安先生也是值得一提的，他不仅有英文的扎实基础，还在历史、文化等方面受过专业的训练，这让他翻译起来得心应手，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也能游刃有余。题目的翻译就是一个有趣的例证，我们习惯称老外为“美国佬”“英国佬”，换个角度，把中国人称为“中国佬”，也是一种特别归化方法，反映了一种自我反思关照的眼光。
作者单位：沈阳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呢？晚清的学者辜鸿铭写过《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也写过《吾国吾民》，当代的文化学者柏杨也发表过《丑陋的中国人》，这些大家们的著述或者演说对于外国人认识中国无疑是有益的，尽管中国人自己未必认同他们的观点或者赞同他们的表达方式。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对比研究被认为是揭示和发现事物特点的最佳途径。因此从外国人的眼中回看中国人，也许更能清晰地看到我们过去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一些突出特点。他们反过来又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每个人都归属的这个民族。有利于帮助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好地融入地球村这个大家庭。
鞠方安先生精心翻译的《真正的中国佬》，就是一部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人的书，它帮助我们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透过它，当代的中国人可以有机会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过去，重新认识自己。该书内容广泛，涉及法律制度、语言文化、迷信与宗教信仰、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教育文化、礼仪习俗、财政金融、商业理念、社会阶层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一个世纪以前的旧中国影像，折射出中国人民族性的很多特点。作者不满足于简单记录自己的见闻，更着力于求证现象背后的精神底蕴。作者把事实描述放在陈述观点之后，让事实支撑论点，论证严谨，逻辑性强，条理清晰。
《真正的中国佬》（The Real Ctubaman）的作者是美国的传教士、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1844-1912）。也许正是作者这个双重身份的特点，使得该书有些不同于一般传教士文学的特点：一是作者的写作动机，作者作为两种文化交流的桥梁，并无意去简单地记录自己的感官感受到的异域风貌，也不是为了猎奇，作者写作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藉此去探寻两种文化消解冲突的途径，弥合裂隙的可能性。作者“着力于描述和解释中国人社会生活中一些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因素，旨在说明，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如此不可思议的一些思维模式和社会习尚，对于他们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样的出发点，决定了作者在观点的确立和表达方式的选择方面更为客观，不偏不倚。作者确信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的未来”，并预言中国在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一定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作者在表达的过程中，更注重条分缕析，注重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探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分析既有易于理解的通俗易懂，也有历时探究的深度和厚重。比如对中国行政体系的反思，就把中国历史上“家国天下”，“君权天授”同西方的“政府的一切权利都来自于人民”的观念进行了对比。其实正是中国历史悠久，民众生活区域相对稳定，与异族文化冲突的机会少，形成了这种相对封闭的、稳定的“忠孝至上”，“为上是从”的统治秩序。这种历史悠久的影响是如此深厚，成为中国民族性中很原始的一种印迹，它深刻地镌刻在中国人传统精神的基石上，明白了这一点对理解今天的中国政治体制也很有帮助。这些因素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底层，消除其影响绝非一朝一夕可以祈望的。三是作者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加上有机会寻访很多地方，选择了许多恰当的实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在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说明中国人的特点时，为了说明汉语的特点，作者不仅介绍了语言的音、形、意，还从语言系统，音调等方面对语言意义的影响做了说明。难能可贵的是，事件和事例的选择不是为了贬低或者嘲讽，而是为了鞭辟入里地说明自己的观点。无论为了说明妇女的地位，为了说明中国人的迷信，还是为了介绍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作者都给出了精确地描写，并从历史的角度按时间顺序做了分析，描写全面准确，分析细致入微。
当然这本书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从整体内容的组织编选方面，作者并没有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尺度来挑选中国社会生活的若干方面加以系统的分类，因此罗列的问题既有语言、教育、文化，也有迷信、宗教，还有辫子，生意经等。这样的好处是把作者真正了解和熟悉的东西写透，不足之处是这更像晚清中国社会生活的万花筒，而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类著作。二是在具体细节事例的选择上，还不免要有传教士文学的某些特点，比如在有关中国司法审判的部分，讲到官吏如何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出尔反尔，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当时中国整个的司法体系就毫无公平正义而言，恐怕也有夸大其词、以偏概全之嫌。有时对具体个别事例的描写和分析上升到了普遍一般的情形，这也是不够准确客观的。
当然，从总体上说，这本书还是很有特点的，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在众多的同类作品中被选译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译成中文以后，还有机会在权威出版机构再版。同一系列的中的另一部作品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也有人译为《中国人的素质》）据称就对林语堂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译者鞠方安先生也是值得一提的，他不仅有英文的扎实基础，还在历史、文化等方面受过专业的训练，这让他翻译起来得心应手，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也能游刃有余。题目的翻译就是一个有趣的例证，我们习惯称老外为“美国佬”“英国佬”，换个角度，把中国人称为“中国佬”，也是一种特别归化方法，反映了一种自我反思关照的眼光。
作者单位：沈阳工业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