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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孟子字义疏证》是清代著名考据学家戴震最重要的义理著作。在该书中,戴震欲以疏证孟子达到批判程朱理学的目的,书中虽以疏证为题,但戴震在思想上与孟子有本质的差异,这是我们在考察《疏证》一书在古文献学方面应该明确的。
【关键词】疏证;戴震;孟子;思想比较
在《孟子字义疏证》(以下简称《疏证》)一书中,尽管戴震以疏证《孟子》为题,然而戴震在思想上却与孟子有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戴震建立的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而孟子建立的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下面将具体地分析戴震和孟子在这方面的差别。
1.在《疏证》中,戴震批判程朱理学时形成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人性论和知行论
1.1 戴震的宇宙观里面有三个要点
(1)人和万物都来源于“气”,即宇宙的本原就是“气”;(2)道就是“气化流行”,“生生不已”;(3)道的“气化流行”和“生生不已”是有秩序或有条理的。
戴震认为宇宙的本原是“气”。他说:“天地间百物生生,无非推本阴阳。”(《疏证上•理》)对于道,戴震认为,“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疏证中•天道》)“一阴一阳,流行不已,夫是之为道而已。”(《疏证中•天道》)也就是说,道就是阴阳二气的流行。又说:“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 (《疏证中•天道》)因此戴震认为阴阳五行的流行不已,生生不息,便是道。这是一种唯物论。
另一方面,戴震认为,道的气化流行、运动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有其必然的秩序或条理。而这个秩序或条理就是“理”。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疏证上•理》)“理”就是“分理”,“条理”。“气、道、理”三者是有联系的,他们共同组成了戴震宇宙观的重要部分,孙叔平在《中国哲学史稿》中对这三者的关系做了简洁而准确的概括:“气是生化的本原,道是气化的流行,理是流行中的条理,这是对气、道、理关系的更细致、更合理的唯物主义的解释。”
1.2 戴震的人性论是从他的天道论中引出来的
他在《疏证》中引用《大戴礼记》中的话:“分于道谓之命,成于一谓之性。”他说:“言分于阴阳五行以有人物,而人物各限于所分以成其性。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有实体,故可分;惟分也,故不齐。古人言性惟本于天道如是。”(《疏证中•天道》)还说:“分于道者,分于阴阳五行也。一言乎分,则其限之于始,有偏全厚薄清浊昏明之不齐,各随所分而形于一,各成其性也。”(《疏证中•性》)所以他认为:“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疏证中•性》)这里认为“性”就是“血气心知”。因此,戴震在这里是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批判程朱的“性即理”的唯心主义人性论,明确指出人和物的性都是“分于阴阳五行”,由于他们从阴阳五行中所分得的不同,所以形成性也各有区别。人性就是来源于阴阳五行,包括欲、情、知。这里又是戴震的一元唯物论,来反对宋儒的理气二元论。因为宋儒认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天命之性,而气质之性不是性,只有天命之性才是性,而戴震所說的性为血气心知之性正是宋儒所说的气质之性。
在此基础上,戴震对孟子性善论作了新的解释,指出所谓“性善”,就是指人的“知觉大远乎物”,能够在“人伦日用”中随着对事物的感触不同,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进而具备仁义礼智这些道德观念。他同时还改造和发挥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 “饮食男女”的需求是人的本性,与其说是恶,不如说是善,只要 “能不惑乎所行”,就是善。可见戴震是在孟荀人性论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自然人性论,并有力地批判了程朱“性之为理”的唯心主义观点。
1.3 戴震的知行论也是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认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的心能明乎必然之理
戴震还认为,理是在事物自己身上的,只能就物求理,而不是给物以理。这里很鲜明的批判了程朱的“理一本万殊”、“视之如一物然”的须从内心冥思苦想而无处求索之理。
戴震在知行论中非常注重“重行必先重知”的观点,因此他在《疏证下•权》中从认识论的角度,借孔子的“一以贯之”和“克己复礼”来批判程朱的“存理灭欲”的观点。戴震认为,应该通过剖析事物,认识和掌握它的规律,并根据事物的规律,通过“一以贯之”的学习来达到思想明白。他还认为,应该克服个人偏见,从自己的情欲,推己及人,从而符合客观事物的法则。
2.对于孟子来说,他有自己一套尽心、知性、知天的主观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哲学体系
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就是说人们只要能够寻求、探索和扩充自己的心,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并且人的本性中生来就包含了仁、义、礼、智的美德。而且人们如果认识到这些道德品质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人们心中自动涌现出来的,那么人们就认识“天”了。换句话说,人们只要努力探求和无限扩展自己内心固有的“善端”,就可以认识自己的“善性”,从而也就懂得了“天命”。
孟子所持有的是天命论的世界观,孟子认为社会和人事的宗教内容都是由“天命”来决定的,他把一切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都归之于“天命”。并且他认为天命就是一切人事的最后决定者,他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同时,孟子在认识论上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者。孟子认为世上存在一种先天的良知、良能。并且认为这种良知、良能是生来就具有的,是不需要向外学习和思考就能取得的。并且他认为,人们只要向内心探求就能获得学问,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也就是说,人们只要把在现实中失去本真的,最初的善良之心找回来就可以获得学问了。同时孟子很注重“心之官”之思,因为他认为思考是人们向内心探求学问,寻得内心固有的善性的重要的方法。他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另外孟子还认为,“心之官”是天赋予的(“此天所予我者”),因此他认为只有经过天赋予的心之官去思考而掌握了仁心善性的人才能当统治者,反之,只能当被统治者。因此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就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提供了依据,并为后世统治者所喜爱,而奉为世人都应遵守的准则。这与宋儒的唯心主义的“理”受到统治者的喜爱和重用的道理是相通的,而戴震的“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之理,就无视于它的阶级性,并且说“理在事中”、“理存于欲”,而欲指的是人伦日用等客观存在的事物。虽然戴震所讲的人伦日用还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存在”,但肯定了理是从社会的人伦日用中产生,力图从社会内部寻找社会意识产生的根源,这就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路线。
综上,戴震和孟子的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是我们在考察《疏证》一书在古文献学方面得失时应该明确的。
【关键词】疏证;戴震;孟子;思想比较
在《孟子字义疏证》(以下简称《疏证》)一书中,尽管戴震以疏证《孟子》为题,然而戴震在思想上却与孟子有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戴震建立的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而孟子建立的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下面将具体地分析戴震和孟子在这方面的差别。
1.在《疏证》中,戴震批判程朱理学时形成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人性论和知行论
1.1 戴震的宇宙观里面有三个要点
(1)人和万物都来源于“气”,即宇宙的本原就是“气”;(2)道就是“气化流行”,“生生不已”;(3)道的“气化流行”和“生生不已”是有秩序或有条理的。
戴震认为宇宙的本原是“气”。他说:“天地间百物生生,无非推本阴阳。”(《疏证上•理》)对于道,戴震认为,“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疏证中•天道》)“一阴一阳,流行不已,夫是之为道而已。”(《疏证中•天道》)也就是说,道就是阴阳二气的流行。又说:“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 (《疏证中•天道》)因此戴震认为阴阳五行的流行不已,生生不息,便是道。这是一种唯物论。
另一方面,戴震认为,道的气化流行、运动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有其必然的秩序或条理。而这个秩序或条理就是“理”。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疏证上•理》)“理”就是“分理”,“条理”。“气、道、理”三者是有联系的,他们共同组成了戴震宇宙观的重要部分,孙叔平在《中国哲学史稿》中对这三者的关系做了简洁而准确的概括:“气是生化的本原,道是气化的流行,理是流行中的条理,这是对气、道、理关系的更细致、更合理的唯物主义的解释。”
1.2 戴震的人性论是从他的天道论中引出来的
他在《疏证》中引用《大戴礼记》中的话:“分于道谓之命,成于一谓之性。”他说:“言分于阴阳五行以有人物,而人物各限于所分以成其性。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有实体,故可分;惟分也,故不齐。古人言性惟本于天道如是。”(《疏证中•天道》)还说:“分于道者,分于阴阳五行也。一言乎分,则其限之于始,有偏全厚薄清浊昏明之不齐,各随所分而形于一,各成其性也。”(《疏证中•性》)所以他认为:“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疏证中•性》)这里认为“性”就是“血气心知”。因此,戴震在这里是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批判程朱的“性即理”的唯心主义人性论,明确指出人和物的性都是“分于阴阳五行”,由于他们从阴阳五行中所分得的不同,所以形成性也各有区别。人性就是来源于阴阳五行,包括欲、情、知。这里又是戴震的一元唯物论,来反对宋儒的理气二元论。因为宋儒认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天命之性,而气质之性不是性,只有天命之性才是性,而戴震所說的性为血气心知之性正是宋儒所说的气质之性。
在此基础上,戴震对孟子性善论作了新的解释,指出所谓“性善”,就是指人的“知觉大远乎物”,能够在“人伦日用”中随着对事物的感触不同,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进而具备仁义礼智这些道德观念。他同时还改造和发挥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 “饮食男女”的需求是人的本性,与其说是恶,不如说是善,只要 “能不惑乎所行”,就是善。可见戴震是在孟荀人性论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自然人性论,并有力地批判了程朱“性之为理”的唯心主义观点。
1.3 戴震的知行论也是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认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的心能明乎必然之理
戴震还认为,理是在事物自己身上的,只能就物求理,而不是给物以理。这里很鲜明的批判了程朱的“理一本万殊”、“视之如一物然”的须从内心冥思苦想而无处求索之理。
戴震在知行论中非常注重“重行必先重知”的观点,因此他在《疏证下•权》中从认识论的角度,借孔子的“一以贯之”和“克己复礼”来批判程朱的“存理灭欲”的观点。戴震认为,应该通过剖析事物,认识和掌握它的规律,并根据事物的规律,通过“一以贯之”的学习来达到思想明白。他还认为,应该克服个人偏见,从自己的情欲,推己及人,从而符合客观事物的法则。
2.对于孟子来说,他有自己一套尽心、知性、知天的主观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哲学体系
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就是说人们只要能够寻求、探索和扩充自己的心,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并且人的本性中生来就包含了仁、义、礼、智的美德。而且人们如果认识到这些道德品质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人们心中自动涌现出来的,那么人们就认识“天”了。换句话说,人们只要努力探求和无限扩展自己内心固有的“善端”,就可以认识自己的“善性”,从而也就懂得了“天命”。
孟子所持有的是天命论的世界观,孟子认为社会和人事的宗教内容都是由“天命”来决定的,他把一切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都归之于“天命”。并且他认为天命就是一切人事的最后决定者,他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同时,孟子在认识论上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者。孟子认为世上存在一种先天的良知、良能。并且认为这种良知、良能是生来就具有的,是不需要向外学习和思考就能取得的。并且他认为,人们只要向内心探求就能获得学问,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也就是说,人们只要把在现实中失去本真的,最初的善良之心找回来就可以获得学问了。同时孟子很注重“心之官”之思,因为他认为思考是人们向内心探求学问,寻得内心固有的善性的重要的方法。他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另外孟子还认为,“心之官”是天赋予的(“此天所予我者”),因此他认为只有经过天赋予的心之官去思考而掌握了仁心善性的人才能当统治者,反之,只能当被统治者。因此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就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提供了依据,并为后世统治者所喜爱,而奉为世人都应遵守的准则。这与宋儒的唯心主义的“理”受到统治者的喜爱和重用的道理是相通的,而戴震的“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之理,就无视于它的阶级性,并且说“理在事中”、“理存于欲”,而欲指的是人伦日用等客观存在的事物。虽然戴震所讲的人伦日用还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存在”,但肯定了理是从社会的人伦日用中产生,力图从社会内部寻找社会意识产生的根源,这就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路线。
综上,戴震和孟子的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是我们在考察《疏证》一书在古文献学方面得失时应该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