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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时间,拐进一条不起眼的弄堂,路的尽头,隐藏着一栋民国建筑改建的高档会所,诱人的香气不断从二楼微微打开的窗户传出,仅从嗅觉上就可以判断,这里的菜肴精致可口,配合这婉约怡人的南方小洋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太太们的客厅。确实,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某民营企业的年会。
往年,来这里举办团餐、年会的企业和政府机关络绎不绝。与办公楼里的会议大厅相比,在这座街巷深处的民国菜馆举办年会,显然更能体现主办者的巧思,也更符合员工们的期待。当然,要想不走寻常路,活动经费是关键。今年,在中央厉行勤俭节约、严禁超标准接待的规定下,来这里举办年会的机关单位少了许多。少了公款消费的大生意,一向财大气粗的外企和一些效益良好的民营企业就成了销售经理们争抢的“香饽饽”,不过,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即便是不差钱的外企也大方不起来了。
年会没了,心失落了
老张是中石化集团某二级子公司的厂长,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每周一下午的例会上总结上周不足,安排下周工作,对各部门主管提出新的生产要求。一年五十二次例会,就属过年前的四次例会最重要,除了要确保年底的安全工作,还要落实年会的各项进程。
这座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老牌央企,尽管渐渐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中露出疲态,效益一年不如一年,但是为了照顾到员工们的情緒,无论活动经费怎样缩减,年会都是必不可少的年终大餐。工作了一年,也就这一天员工们可以演个小品、说个相声什么的拿领导开开涮。
除了年会外,有些部门还会自己筹办游园会,允许员工带着家属一起参加,猜字谜、瞎子敲钟之类的游戏节目一直深受欢迎。很多时候,员工也会让自家儿女上台唱个歌,弹个琴,一来代表自己登台表演,二来也给孩子们提供了锻炼的机会。因此,年会的传统从建厂伊始一直保留至今。
不过今年,为了响应中央2012年底出台的八项规定,公司的年会以及个别部门的游园会都要泡汤了。在年前的几次例会上,老张一再申明要坚决落实中央的决议,不过看得出来,对于年会的取消,他也挺失落的,原本打算在年会上赶时髦表演“骑马舞”的计划是要搁浅了,自己工作了几十年,还从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呢。
为了安抚员工的情绪,有些部门私下给每人发了200块钱的超市购物卡。有人笑称这是“史上最实惠游园会”。
不过中央的这一决定,倒是令在银行工作的新人受益良多。按照规定,刚参加工作的员工通常身处银行各网点的初级岗位,工作非常繁忙,容错率很低。一旦开始排练年会的节目,经常连饭也吃不上了。即使是参加年会当天,他们也只能乖乖在六点半以后下班,清好一天的账目,再赶去表演几个节目,喝点酒,深夜回家。第二天继续上班。但国企文化就是如此,“让你参加你就得参加”。今年取消年会的决定一出,在工商银行入职不到半年的戴玮就松了一口气,老员工们都说她赶上了好时候,否则接下来的一个月,有她好忙的了。
与央企的反应不同,许多部委以及内部各司局级单位对于今年取消年会的决定没有太大感触。由于部委的司局本身没有独立的财政,所以年会开支往往需要通过与有业务关联的企业“联合举办年会”来解决,人均标准在两百元左右。有的“清水衙门”与外界绝少有业务往来,找不到合适的年会合办者,人均标准更低,也是有的。因而低调操办,一直是部委年会的风格,只不过今年更强调“极简”——据多位部委人士透露,自己所在的部委正式要求,新年司局级单位的年会要杜绝外出。
不过,部委年会虽然“简约”,但从不“简单”——他们年会的重点从来不是吃喝,而是在看似其乐融融的氛围中,不动声色地体现秩序。
应酬少了,人空虚了
老刘是江苏泰州交通局某部门的领导,今年可谓是他过得最轻松的一个年。为了响应八项规定,单位取消了一切级别的公款活动,就连每年的保留项目——年夜饭也取消了。这下他可有了足够的时间让自己饱受酒精残害的五脏六腑过个太平年。
时间多了,闲着无聊时,老刘把自己荒废了许久的书法爱好拿出来摆弄了一番。刚从部队转业到机关工作那会儿,由于写得一手好字,又喜欢写写画画,当时还是新人的他深受领导喜爱,每当上级单位来检查时,黑板报、橱窗都由他一手操办,面子工程搞好了,领导自然开心,没过两年就提拔他当了干部。本以为做了干部,只是工作任务会多一些,没想到,工作内容倒是一点没变,变的只是下班之后的生活——应酬多了,有时一个礼拜也在家吃不了一顿饭,老婆孩子对此埋怨不少。时间长了,他也会拒绝一些饭局,“能不去就不去,但很多时候不得不去。朋友叫你,推辞多了伤感情;同事请你,拒绝伤面子;找你办事儿的来了,挡一次,下回他就敢找到家里来。”没办法,中国的官场文化就是如此,酒桌上谈公务,往往三杯酒下肚事情就落实得差不多了。
今年初,老刘的丈母娘去世了,本来他打算以“丧期未过,不宜宴请”为由拒绝一切应酬,不承想正赶上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想好的借口也用不上了,老刘心里竟有一丝丝失落。在家闲着的时间多了,老刘无所事事地满屋子转,老婆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嫌弃他“在家碍事”。不过长期在外工作的女儿回家过年,看到老爸没了应酬,能一家三口在一起好好吃顿饭,倒是满心欢喜。
和老刘一样受到中央八项规定影响的公务人员还有很多,并且很大一部分是基层干部,南京江宁区某疗养院的小陈就是其中之一。往年的这个时候,他几乎是天天泡在温泉里度日。原来,他所在的疗养院以温泉闻名,每当年终岁末就是“接待高峰期”。去年,分管外宣工作的他,一天就接待了十多批客人,一天陪洗8次,经常是来不及更换衣服,就直接在池子里等客人来。看着下饺子一样的场景,小陈怎么也想不通当初自己为何挤破脑袋也要往体制里钻。每当他跟昔日的同学抱怨工作无聊时,大家都会笑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么轻松体面的工作上哪找”。所幸今年有了八项规定的约束,一天泡8次的荒诞景象不会再出现了。小陈也终于有时间去交往了4年的女朋友家里正式登门拜访一下了,婚姻大事可不能再耽误了。 除了公职人员,感受到中央“下决心狠抓公款吃喝”的普通百姓也很多。凡是去过北京的游客都或多或少领教过京城的哥的政治觉悟,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狠刹浪费风”刚刮,他们就嗅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文师傅已经在北京开了二十几年的出租,对于京城大大小小的机关单位了如指掌。经常有领导包他的车赶场,最多的时候,他拉着某部门的一把手一天赶了6场饭局,从白天喝到黑,因而他的车上常备解酒药。不止一次,他听见后座上的贵人酒后吐真言:“请我吃饭,请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的位子、权力,以及我能给他的资源。饭局就是负担啊。”通过后视镜,看着这些“做梦都只想喝小米汤”的官员,文师傅有时也真心希望这些“身不由己的吃喝”能少点、再少点。今年的改变让文师傅看到了希望,但愿这一次不再是三分钟热度。
老领导的担忧
怀揣同样复杂心情的,还有湖南某市党校工会主席付景辉。若干年来,他吃够了喝酒的苦,也難以忍受官场的酒桌文化与腐败风气。来自中央的禁令,让他有了“解脱”的感觉。然而从政近30年所目睹的种种,却让这个生性秉直的中年人并不感觉乐观。
1980年代,付景辉进入共青团工作。在他的记忆里, 那时的官员还算节俭,吃3毛钱一顿的工作餐,喝5块钱一瓶的“浏阳河”。“到了2000年,公款吃喝与浪费腐败愈演愈烈,官员们不仅在意品牌,而且讲究起了酒的年份。”
数十年来,关于号召节约,重塑作风的文件,付景辉看过一百余个。最终都免不了“一百多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情况。2008年,他甚至给中央写信,痛斥腐败的严重,却石沉大海。
公款吃喝早就成了全社会秘而不宣的潜规则,根据九三学社去年的提案: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开销已达3000亿元。也有人认为这是2005年的数据,与近几年公款消费的盛况不符。我们姑且假定这3000亿元属实,那么这笔开支相当于2010年政府卫生支出5689亿元的52.7%,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支出21165亿元的14.2%。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的0.58%。假如将这3000亿元平摊到720万公务员身上,平均每人每年吃喝约41600元。这些数据再次从侧面验证了“公款吃喝在老百姓心里是最浪费粮食的场合”。
公款消费造成的资金、资源浪费犹如“黑洞”一般,深不可测,如果让狄更斯来描述现在的中国,他或许会用经典的句式说道:这是最快的时代,也是最惊人的时代。快是它的发展速度,而惊人则是它的浪费程度。
往年,来这里举办团餐、年会的企业和政府机关络绎不绝。与办公楼里的会议大厅相比,在这座街巷深处的民国菜馆举办年会,显然更能体现主办者的巧思,也更符合员工们的期待。当然,要想不走寻常路,活动经费是关键。今年,在中央厉行勤俭节约、严禁超标准接待的规定下,来这里举办年会的机关单位少了许多。少了公款消费的大生意,一向财大气粗的外企和一些效益良好的民营企业就成了销售经理们争抢的“香饽饽”,不过,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即便是不差钱的外企也大方不起来了。
年会没了,心失落了
老张是中石化集团某二级子公司的厂长,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每周一下午的例会上总结上周不足,安排下周工作,对各部门主管提出新的生产要求。一年五十二次例会,就属过年前的四次例会最重要,除了要确保年底的安全工作,还要落实年会的各项进程。
这座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老牌央企,尽管渐渐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中露出疲态,效益一年不如一年,但是为了照顾到员工们的情緒,无论活动经费怎样缩减,年会都是必不可少的年终大餐。工作了一年,也就这一天员工们可以演个小品、说个相声什么的拿领导开开涮。
除了年会外,有些部门还会自己筹办游园会,允许员工带着家属一起参加,猜字谜、瞎子敲钟之类的游戏节目一直深受欢迎。很多时候,员工也会让自家儿女上台唱个歌,弹个琴,一来代表自己登台表演,二来也给孩子们提供了锻炼的机会。因此,年会的传统从建厂伊始一直保留至今。
不过今年,为了响应中央2012年底出台的八项规定,公司的年会以及个别部门的游园会都要泡汤了。在年前的几次例会上,老张一再申明要坚决落实中央的决议,不过看得出来,对于年会的取消,他也挺失落的,原本打算在年会上赶时髦表演“骑马舞”的计划是要搁浅了,自己工作了几十年,还从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呢。
为了安抚员工的情绪,有些部门私下给每人发了200块钱的超市购物卡。有人笑称这是“史上最实惠游园会”。
不过中央的这一决定,倒是令在银行工作的新人受益良多。按照规定,刚参加工作的员工通常身处银行各网点的初级岗位,工作非常繁忙,容错率很低。一旦开始排练年会的节目,经常连饭也吃不上了。即使是参加年会当天,他们也只能乖乖在六点半以后下班,清好一天的账目,再赶去表演几个节目,喝点酒,深夜回家。第二天继续上班。但国企文化就是如此,“让你参加你就得参加”。今年取消年会的决定一出,在工商银行入职不到半年的戴玮就松了一口气,老员工们都说她赶上了好时候,否则接下来的一个月,有她好忙的了。
与央企的反应不同,许多部委以及内部各司局级单位对于今年取消年会的决定没有太大感触。由于部委的司局本身没有独立的财政,所以年会开支往往需要通过与有业务关联的企业“联合举办年会”来解决,人均标准在两百元左右。有的“清水衙门”与外界绝少有业务往来,找不到合适的年会合办者,人均标准更低,也是有的。因而低调操办,一直是部委年会的风格,只不过今年更强调“极简”——据多位部委人士透露,自己所在的部委正式要求,新年司局级单位的年会要杜绝外出。
不过,部委年会虽然“简约”,但从不“简单”——他们年会的重点从来不是吃喝,而是在看似其乐融融的氛围中,不动声色地体现秩序。
应酬少了,人空虚了
老刘是江苏泰州交通局某部门的领导,今年可谓是他过得最轻松的一个年。为了响应八项规定,单位取消了一切级别的公款活动,就连每年的保留项目——年夜饭也取消了。这下他可有了足够的时间让自己饱受酒精残害的五脏六腑过个太平年。
时间多了,闲着无聊时,老刘把自己荒废了许久的书法爱好拿出来摆弄了一番。刚从部队转业到机关工作那会儿,由于写得一手好字,又喜欢写写画画,当时还是新人的他深受领导喜爱,每当上级单位来检查时,黑板报、橱窗都由他一手操办,面子工程搞好了,领导自然开心,没过两年就提拔他当了干部。本以为做了干部,只是工作任务会多一些,没想到,工作内容倒是一点没变,变的只是下班之后的生活——应酬多了,有时一个礼拜也在家吃不了一顿饭,老婆孩子对此埋怨不少。时间长了,他也会拒绝一些饭局,“能不去就不去,但很多时候不得不去。朋友叫你,推辞多了伤感情;同事请你,拒绝伤面子;找你办事儿的来了,挡一次,下回他就敢找到家里来。”没办法,中国的官场文化就是如此,酒桌上谈公务,往往三杯酒下肚事情就落实得差不多了。
今年初,老刘的丈母娘去世了,本来他打算以“丧期未过,不宜宴请”为由拒绝一切应酬,不承想正赶上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想好的借口也用不上了,老刘心里竟有一丝丝失落。在家闲着的时间多了,老刘无所事事地满屋子转,老婆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嫌弃他“在家碍事”。不过长期在外工作的女儿回家过年,看到老爸没了应酬,能一家三口在一起好好吃顿饭,倒是满心欢喜。
和老刘一样受到中央八项规定影响的公务人员还有很多,并且很大一部分是基层干部,南京江宁区某疗养院的小陈就是其中之一。往年的这个时候,他几乎是天天泡在温泉里度日。原来,他所在的疗养院以温泉闻名,每当年终岁末就是“接待高峰期”。去年,分管外宣工作的他,一天就接待了十多批客人,一天陪洗8次,经常是来不及更换衣服,就直接在池子里等客人来。看着下饺子一样的场景,小陈怎么也想不通当初自己为何挤破脑袋也要往体制里钻。每当他跟昔日的同学抱怨工作无聊时,大家都会笑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么轻松体面的工作上哪找”。所幸今年有了八项规定的约束,一天泡8次的荒诞景象不会再出现了。小陈也终于有时间去交往了4年的女朋友家里正式登门拜访一下了,婚姻大事可不能再耽误了。 除了公职人员,感受到中央“下决心狠抓公款吃喝”的普通百姓也很多。凡是去过北京的游客都或多或少领教过京城的哥的政治觉悟,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狠刹浪费风”刚刮,他们就嗅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文师傅已经在北京开了二十几年的出租,对于京城大大小小的机关单位了如指掌。经常有领导包他的车赶场,最多的时候,他拉着某部门的一把手一天赶了6场饭局,从白天喝到黑,因而他的车上常备解酒药。不止一次,他听见后座上的贵人酒后吐真言:“请我吃饭,请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的位子、权力,以及我能给他的资源。饭局就是负担啊。”通过后视镜,看着这些“做梦都只想喝小米汤”的官员,文师傅有时也真心希望这些“身不由己的吃喝”能少点、再少点。今年的改变让文师傅看到了希望,但愿这一次不再是三分钟热度。
老领导的担忧
怀揣同样复杂心情的,还有湖南某市党校工会主席付景辉。若干年来,他吃够了喝酒的苦,也難以忍受官场的酒桌文化与腐败风气。来自中央的禁令,让他有了“解脱”的感觉。然而从政近30年所目睹的种种,却让这个生性秉直的中年人并不感觉乐观。
1980年代,付景辉进入共青团工作。在他的记忆里, 那时的官员还算节俭,吃3毛钱一顿的工作餐,喝5块钱一瓶的“浏阳河”。“到了2000年,公款吃喝与浪费腐败愈演愈烈,官员们不仅在意品牌,而且讲究起了酒的年份。”
数十年来,关于号召节约,重塑作风的文件,付景辉看过一百余个。最终都免不了“一百多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情况。2008年,他甚至给中央写信,痛斥腐败的严重,却石沉大海。
公款吃喝早就成了全社会秘而不宣的潜规则,根据九三学社去年的提案: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开销已达3000亿元。也有人认为这是2005年的数据,与近几年公款消费的盛况不符。我们姑且假定这3000亿元属实,那么这笔开支相当于2010年政府卫生支出5689亿元的52.7%,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支出21165亿元的14.2%。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的0.58%。假如将这3000亿元平摊到720万公务员身上,平均每人每年吃喝约41600元。这些数据再次从侧面验证了“公款吃喝在老百姓心里是最浪费粮食的场合”。
公款消费造成的资金、资源浪费犹如“黑洞”一般,深不可测,如果让狄更斯来描述现在的中国,他或许会用经典的句式说道:这是最快的时代,也是最惊人的时代。快是它的发展速度,而惊人则是它的浪费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