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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员们沉浸于造城运动和GDP迷梦时，还有谁把法律的公正、私权的保护、生命的尊严奉为圭臬
现行拆迁制度之所以饱受诟病，在于它是以政府公权力为后盾的先“强买强卖”再“强行拆除”的行为，其弊端集中体现在两点：一是混淆行政征收行为和民事主体间自由交易行为之间的区别，将公共利益拆迁和商业性开发混作一谈；二是以国家机器为后盾，滥用强制程序。
首先，“拆迁”一词根本不是法律用语。各国法律只闻“征收”的概念，从未有“拆迁”的说法，政府唯有因公共利益需要时，才能征收老百姓的财产。而按照现行拆迁管理条例，拆迁行为由政府许可，并颁发“拆迁许可证”，而不管该拆迁行为是因公共利益还是因商业利益。我国将土地开发分为土地一级开发和土地二级开发，一级开发是指把生地做成可以上市交易的熟地，实质上就是拆迁，一般由各地国土部门下属的土地储备中心或其委托的单位完成；二级开发就是把拆迁后的土地在土地交易市场上出让，由房地产开发商等用地单位进行商业开发。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实质上成为逐利的土地“二道贩子”，以低价拆迁老百姓的房屋，再将土地以高价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当卖地收入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时，地方政府主导拆迁、介入拆迁的动机与力度越来越强烈，与被拆迁人的冲突也愈演愈烈。其次，现行拆迁条例通篇条文都在迷信公权力、崇尚暴力，强制程序在拆迁过程中一以贯之、屡试不爽。
可见，现行拆迁管理条例忽视了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成为地方政府过度逐利的保护伞，激化了社会矛盾，损害了社会公平与正义，必须予以修改或废除。今年1月29日，国务院法制办发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然而，任何法律制度的存废、修订都取决于各方力量的博弈，围绕征求意见稿，各方展开了实力的较量。其中，反对声音最大的就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财政收入的多寡严重依赖国有土地出让的数量，而国有土地出让的数量，又取决于当地房屋拆迁的范围和力度。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极大地限制了政府拆迁的范围：政府只能因公共利益而征收，不得进行商业性的拆迁，即便是公共利益征收也要满足诸多条件。这将使拆迁范围大大减少，政府财政收入也必将因之大幅减少，这自然遭到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于是乎，地方政府纷纷进行游说、施压，企图阻止或延缓新条例的出台。
除地方政府外，房地产开发企业尤其是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也是反对征求意见稿的重要力量。依据征求意见稿，对于商业性拆迁，应由拆迁双方自由协商，签订补偿协议。这意味着习惯了躲在政府背后、“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房地产企业，必须与被拆迁人面对面地协商。这个差事，毫无疑问是房地产企业不愿意做的。再者，相比政府主导下的拆迁，开发商在契约自由的基础上实施的拆迁，其成本必然攀升，商业利润也因之下降。因此，素以房地产行业代言人自居的任志强鼓吹“没有非公共利益的拆迁行为，在拆迁中划分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是重大的概念错误”。
迄今为止，新条例仍无正式出台的迹象。而在政府收入严重依赖“土地财政”，房地产行业已经绑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今天，废除《城市拆迁管理条例》谈何容易？我们是不是该问一下，当官员们沉浸于造城运动和GDP迷梦时，还有谁把法律的公正、私权的保护、生命的尊严奉为圭臬？当整个社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民生、促稳定”津津乐道时，我们是否过分强调了“民生”与“稳定”，而忽视了“民权”与“民意”呢？
现行拆迁制度之所以饱受诟病，在于它是以政府公权力为后盾的先“强买强卖”再“强行拆除”的行为，其弊端集中体现在两点：一是混淆行政征收行为和民事主体间自由交易行为之间的区别，将公共利益拆迁和商业性开发混作一谈；二是以国家机器为后盾，滥用强制程序。
首先，“拆迁”一词根本不是法律用语。各国法律只闻“征收”的概念，从未有“拆迁”的说法，政府唯有因公共利益需要时，才能征收老百姓的财产。而按照现行拆迁管理条例，拆迁行为由政府许可，并颁发“拆迁许可证”，而不管该拆迁行为是因公共利益还是因商业利益。我国将土地开发分为土地一级开发和土地二级开发，一级开发是指把生地做成可以上市交易的熟地，实质上就是拆迁，一般由各地国土部门下属的土地储备中心或其委托的单位完成；二级开发就是把拆迁后的土地在土地交易市场上出让，由房地产开发商等用地单位进行商业开发。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实质上成为逐利的土地“二道贩子”，以低价拆迁老百姓的房屋，再将土地以高价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当卖地收入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时，地方政府主导拆迁、介入拆迁的动机与力度越来越强烈，与被拆迁人的冲突也愈演愈烈。其次，现行拆迁条例通篇条文都在迷信公权力、崇尚暴力，强制程序在拆迁过程中一以贯之、屡试不爽。
可见，现行拆迁管理条例忽视了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成为地方政府过度逐利的保护伞，激化了社会矛盾，损害了社会公平与正义，必须予以修改或废除。今年1月29日，国务院法制办发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然而，任何法律制度的存废、修订都取决于各方力量的博弈，围绕征求意见稿，各方展开了实力的较量。其中，反对声音最大的就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财政收入的多寡严重依赖国有土地出让的数量，而国有土地出让的数量，又取决于当地房屋拆迁的范围和力度。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极大地限制了政府拆迁的范围：政府只能因公共利益而征收，不得进行商业性的拆迁，即便是公共利益征收也要满足诸多条件。这将使拆迁范围大大减少，政府财政收入也必将因之大幅减少，这自然遭到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于是乎，地方政府纷纷进行游说、施压，企图阻止或延缓新条例的出台。
除地方政府外，房地产开发企业尤其是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也是反对征求意见稿的重要力量。依据征求意见稿，对于商业性拆迁，应由拆迁双方自由协商，签订补偿协议。这意味着习惯了躲在政府背后、“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房地产企业，必须与被拆迁人面对面地协商。这个差事，毫无疑问是房地产企业不愿意做的。再者，相比政府主导下的拆迁，开发商在契约自由的基础上实施的拆迁，其成本必然攀升，商业利润也因之下降。因此，素以房地产行业代言人自居的任志强鼓吹“没有非公共利益的拆迁行为，在拆迁中划分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是重大的概念错误”。
迄今为止，新条例仍无正式出台的迹象。而在政府收入严重依赖“土地财政”，房地产行业已经绑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今天，废除《城市拆迁管理条例》谈何容易？我们是不是该问一下，当官员们沉浸于造城运动和GDP迷梦时，还有谁把法律的公正、私权的保护、生命的尊严奉为圭臬？当整个社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民生、促稳定”津津乐道时，我们是否过分强调了“民生”与“稳定”，而忽视了“民权”与“民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