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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贫与富的矛盾,还是不受约束的权力与没有保护的自由之间的矛盾?这是薛涌先生没有能力解答的问题,而恰恰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薛涌先生的文章,我曾在新浪博客上观瞻过很多,他介绍美国教育状况的文字,自可以为今日教育部肉食者戒。但当他试图把思考的触须伸向普通社会问题时,就显示出,作为一名称职的信息提供者,并不天然就具有了思考的能力。曾经有人称薛涌是中国的托克维尔,这大概是因为,写出《论美国的民主》的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也曾希望拿美国的东西作为本国的借镜。然而,托克维尔从来不满足于贩卖外人成说,更不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对现实的时评,托氏有着穿透历史的眼光,他对民主时代的弊端的预测,到今天愈加显示出他的深刻。今读薛涌先生新著《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更可见薛先生的所谓思考,其实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却不是在表达真正的思想。
我并非不认同薛涌先生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事实上薛涌先生在《仇富》一著中所抨擊的,也正是我所仇恨的。然而,知识分子除了应有批判性,更应有超越时代的眼光,要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不能光是敢说话,敢说真话,还要有能力说深刻的话,说一般人说不出来的话。
今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贫与富的矛盾,还是不受约束的权力与没有保护的自由之间的矛盾?这是薛涌先生没有能力解答的问题,而恰恰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贫与富的矛盾,我们无法解释,何以中国人并不恨比尔·盖茨,甚至也不恨索罗斯,更无法解释,何以中国的网民一边倒地认为“袁老(袁隆平)家里有多少辆车都是应当的”。由于薛涌先生情绪压倒理性,他就必然看不到这样的事实:“改革三十年以来最大的一场场重大社会冲突,都是官府与民众的冲突。中国的经济,与其说是市场经济,不如说是官场经济。权力与金钱空前结合。我们很难分得清官家与富人。商人如果不与官员勾兑,在中国要成为富豪,几乎是天方夜谭。官员一直是官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一些富人常常敢于开着宝马车欺负百姓,也正是因为他们往往有政府官员作为靠山,才敢嚣张。所以,贫富矛盾的背后,还是官民冲突!”这段话引自博文《我看当今最大的症结》,希望薛涌先生有空读上一读。
用贫富矛盾掩盖官民矛盾,我不知道这是薛涌先生的世故、孱头,还是天真。我愿意相信薛先生是太傻太天真,以至于仇富之心,蒙蔽了理智之明。公然宣扬一种仇富哲学,不过是在宣扬造反有理,更加鼓励官员对富人的掠夺。山西煤窑的国进民退,以及很多有产者面对强行拆迁的推土机的无力感,使人无法相信,一种浅薄的仇富思想,是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
以仇富哲学去煸动民众,不过是以暴易暴之术。以暴易暴,未见其可也。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均贫富的实践,从来不曾带给人们哪怕片刻的幸福。不解决不受制约的权力与不受保护的自由之间的矛盾,徒然宣扬仇富,哪怕请来民主和基督教为外援,也不过是与黄巢、洪秀全辈相去一间罢了。
薛涌先生在该著中,还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名“草根代言人”。然而,不论是陈寅恪先生所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是钱基博先生所举的“独立自由之思想,坚贞不磨之志节”,都在强调,知识分子是独立思考的动物。当一位号称知识分子却把自己当成草根代言人的先生出现在我面前,我无法相信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真正独立自由之思想,不会去做任何阶级的代言人。做代言人的,是政客,是功名之士,是薛涌先生所猛烈抨击的“主流经济学家”,却不是真正的学者、真正的知识分子。
薛涌先生的文章,我曾在新浪博客上观瞻过很多,他介绍美国教育状况的文字,自可以为今日教育部肉食者戒。但当他试图把思考的触须伸向普通社会问题时,就显示出,作为一名称职的信息提供者,并不天然就具有了思考的能力。曾经有人称薛涌是中国的托克维尔,这大概是因为,写出《论美国的民主》的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也曾希望拿美国的东西作为本国的借镜。然而,托克维尔从来不满足于贩卖外人成说,更不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对现实的时评,托氏有着穿透历史的眼光,他对民主时代的弊端的预测,到今天愈加显示出他的深刻。今读薛涌先生新著《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更可见薛先生的所谓思考,其实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却不是在表达真正的思想。
我并非不认同薛涌先生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事实上薛涌先生在《仇富》一著中所抨擊的,也正是我所仇恨的。然而,知识分子除了应有批判性,更应有超越时代的眼光,要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不能光是敢说话,敢说真话,还要有能力说深刻的话,说一般人说不出来的话。
今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贫与富的矛盾,还是不受约束的权力与没有保护的自由之间的矛盾?这是薛涌先生没有能力解答的问题,而恰恰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贫与富的矛盾,我们无法解释,何以中国人并不恨比尔·盖茨,甚至也不恨索罗斯,更无法解释,何以中国的网民一边倒地认为“袁老(袁隆平)家里有多少辆车都是应当的”。由于薛涌先生情绪压倒理性,他就必然看不到这样的事实:“改革三十年以来最大的一场场重大社会冲突,都是官府与民众的冲突。中国的经济,与其说是市场经济,不如说是官场经济。权力与金钱空前结合。我们很难分得清官家与富人。商人如果不与官员勾兑,在中国要成为富豪,几乎是天方夜谭。官员一直是官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一些富人常常敢于开着宝马车欺负百姓,也正是因为他们往往有政府官员作为靠山,才敢嚣张。所以,贫富矛盾的背后,还是官民冲突!”这段话引自博文《我看当今最大的症结》,希望薛涌先生有空读上一读。
用贫富矛盾掩盖官民矛盾,我不知道这是薛涌先生的世故、孱头,还是天真。我愿意相信薛先生是太傻太天真,以至于仇富之心,蒙蔽了理智之明。公然宣扬一种仇富哲学,不过是在宣扬造反有理,更加鼓励官员对富人的掠夺。山西煤窑的国进民退,以及很多有产者面对强行拆迁的推土机的无力感,使人无法相信,一种浅薄的仇富思想,是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
以仇富哲学去煸动民众,不过是以暴易暴之术。以暴易暴,未见其可也。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均贫富的实践,从来不曾带给人们哪怕片刻的幸福。不解决不受制约的权力与不受保护的自由之间的矛盾,徒然宣扬仇富,哪怕请来民主和基督教为外援,也不过是与黄巢、洪秀全辈相去一间罢了。
薛涌先生在该著中,还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名“草根代言人”。然而,不论是陈寅恪先生所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是钱基博先生所举的“独立自由之思想,坚贞不磨之志节”,都在强调,知识分子是独立思考的动物。当一位号称知识分子却把自己当成草根代言人的先生出现在我面前,我无法相信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真正独立自由之思想,不会去做任何阶级的代言人。做代言人的,是政客,是功名之士,是薛涌先生所猛烈抨击的“主流经济学家”,却不是真正的学者、真正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