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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对敦煌文书P.3568号《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的译者吐蕃沙门无分别进行了考证，认为他就是汉藏传世史籍记载的赞普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在位时期的吐蕃著名僧人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又称为南拨特计波。《普贤菩萨行愿经》在吐蕃、汉地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敦煌文书中保存有多件汉、藏文译本，对研究吐蕃佛教史、唐蕃交流史具有一定价值。
关键词：吐蕃；敦煌；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无分别
中图分类号：B9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2-0049-05
一 吐蕃沙门无分别其人
敦煌文书P.3568号为《普贤菩萨行愿王经》，首题为：“大蕃国沙门无分别奉诏译”。该经又名《普贤愿经》，卷数为一卷，通篇为偈颂。系选颂普贤菩萨十大行愿：敬礼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谓修十大行愿才能证人法界缘起。原为《华严经·人法界品》之一部分。传统上认为《入法界品》是《华严经》最精华的部分；而此经又是《入法界品》最为精华的部分。据方广鲳先生统计：该经在敦煌文书中有北芥56、S.2324、P.3568、Дx.361、李盛铎旧藏等十九号。汉译本除与大本《华严经》一并译出外，尚有异本多种，在传世大藏经中共存5种：东晋佛陀跋陀罗所译《晋译华严经·普贤菩萨行品》中的偈颂与《文殊师利发愿经》，唐实叉难陀译《唐译华严经·普贤行品》中的偈颂，唐不空译《普贤菩萨行愿赞》，唐般若译《四十华严经》第四十卷中的偈颂。另外，西晋聂道真译《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的内容与本经相同，但该经译作长行，形态与本经不类。
敦煌遗书中共发现有两种该经的异译本：一为本经；另一题名作《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王品》，一卷，失译者名，有S.709、2384等号。与唐朝不空、般若译本相比，两种敦煌本均缺第六十一、六十二两颂。“勘藏译的五种释论，较早的龙树等释论都无这两颂，后出的释迦亲友释论所依经本才有此两颂，故敦煌本所据的底本，年代似较早。据译文之特征，这两种敦煌本当出于中唐以前，历代大藏经均未收。”日本《大正藏》据S.2361、2384号文书将其收入第八十五卷，但没有与其余诸号对勘录文。此经还有藏文译本，现收录于藏文大藏经。亦有梵本、梵藏对勘本。该经在印度、西域影响较大、广泛流行，信徒每日必诵。《开元录》卷三谓：“外国四部众礼佛时，多诵此经，以发愿求佛道。”与佛教密宗有密切关系。现仍为佛教寺庙之常课。
对于P.3568号《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的首题“大蕃国沙门无分别奉诏译”中的该经译者吐蕃沙门无分别，笔者尚未见有学者论及，现据藏汉传世史籍的有关记载对其人做一些探讨。
佛教自松赞干布时期传人吐蕃，但受到本教压制，一直未在吐蕃流行开来。赤德祖赞(公元704—755年在位)虽然曾采取一定措施兴佛，但在其死后，反佛大臣发动灭佛，处于萌芽状态的吐蕃佛教随即遭受灭顶之灾。汉藏史料也未记载这一时期有吐蕃本土出家僧人，来到吐蕃的都是周边唐朝、于阗等地僧侣，也未见有法号为无分别者。分别成书于元、明时期的藏族史籍《佛教大宝藏史论》(即《布顿佛教史》)和《贤者喜宴》记载吐蕃赞普松德赞(公元755—797年在位)成年后，铲除反佛大臣，立佛教为国教，建立起吐蕃本部第一所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剃度吐蕃本土第一批出家僧人，随后又延请僧侣译经：
此外，由印度阿闍黎毗玛那弥遮、桑杰商哇、辛底嗄坝、毗须达生哈等，及西藏的译师“应试七人”，并却季朗哇、本德朗喀、卓·仁清德、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释迦光等作译师、翻译了许多佛教法典……由迦湿弥罗(khache)的班智达“枳那弥遮”，及“达那西那(dva na shvi la)”等师在净戒寺传授戒律。
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延请译经的僧人中，吐蕃人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值得注意。藏语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其意正可译为无分别，该人奉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之命与其他吐蕃、天竺僧人翻译佛经，其时间在赤松德赞在位后期，桑耶寺建成(公元779年建成)之后。他不在吐蕃第一批出家僧人“应试七人”之列，当是在他们之后不久出家的吐蕃僧人。《佛教大宝藏史论》记载了吐蕃王朝时期的吐蕃人译师姓名，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ha)位列第27位：“统计所有译师名数如下：……27.朗巴弥垛巴，系藏语，汉译为‘无分别’。”位次在曾经活动于敦煌的吐蕃著名译师吴法成(廓·却珠)等人之前。
该书同时还记载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译有佛经四部：
《金光明最胜王经》广本，计8卷，朗巴弥垛(无分别)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计13卷，朗巴弥垛(无分别师)译；《佛说回向轮经》计2卷，朗巴弥垛(无分别师)由汉文本译出；《三摩地所治建立论》若干卷(缺)，达纳西那著，朗巴弥垛巴(无分别)译。
而成书于18世纪的藏族史籍《如意宝树史》则记载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在桑耶寺建成后，于该寺中的变音译师洲(洲为gling，指桑耶寺内的各个殿堂)翻译佛经，在该书列出的吐蕃佛教前弘期本土译师中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位列第28，亦在吴法成(廓·却珠)及赤松德赞时期的三大译师噶、觉、尚等人之前。
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ha)奉赞普之命翻译佛经时间在赤松德赞在位后期，桑耶寺建成(公元779年)之后，而吐蕃开始占领敦煌的时间是在公元786年，年代与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译经时间大体相当。所以笔者认为敦煌文书P.3568《普贤菩萨行愿王经》首题：“大蕃国沙门无分别奉诏译”中的大蕃国沙门无分别当是《佛教大宝藏史论》和《贤者喜宴》中记载的吐蕃译师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正是他汉译的一部佛经。《佛教大宝藏史论》记载无分别将《佛说回向轮经》二卷由汉文本译成吐蕃文，表明他通汉文，所以他也完全具备将梵文或吐蕃文佛典译成汉文的能力。前面提到学界认为P.3568《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和S.709、2384《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王品》两种敦煌本均缺第61、62两颂，所据的底本年代似较早，据译文之特征，这两种敦煌本当出于中唐以前，而这与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奉赞普赤松德赞之命译经的时间亦基本相吻合。所以P.3568《普贤菩萨行愿王经》译者大蕃 国沙门无分别为吐蕃译师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其人殆无疑义。日本学者原田觉先生认为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即《旧唐书·吐蕃传》所记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四月吐蕃54人赴唐使团的首领之一僧南拨特计波，南拨特计波实际为南拨□特计波，汉文史籍少翻译了一个音节，此音节对应为“弥(mi)”。他出使唐朝的目的就是从唐朝重新输入佛教，此人根据汉文本翻译的《佛说回向轮经》译语和吐蕃赤德松赞、赤祖德赞制定的新定译语一致，接近《法门名义释词二卷》所记公元814年吐蕃正式的翻译。笔者同意原田觉先生的这一观点，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与南拨特计波中古发音正好相同，“朗巴(rnam par)”对应“南波”，“垛(rtog)”对应“特计”(“特”的中古音为“dk”，“计”的中古音为“kiei”，“弥(mi)”这一音节汉文史料省去没有译出。“巴(ba)”对应“波”。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无分别)精通汉文，故被派遣使唐，在公元814年前后仍然进行着译经工作，故而他翻译的P.3568《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也有可能是奉赤德松赞(公元798—815年在位)之命翻译，所据底本为当时流行于吐蕃本土的，年代较早的底本。
前引《佛教大宝藏史论》记载无分别翻译了当时来到吐蕃传法的迦湿弥罗(kha che，克什米尔)僧人达那西那(dva na shvi ia)的著作《三摩地所治建立论》。《佛教大宝藏史论》、《法门名义释词二卷》记载达那西那(dva na shvi la)在赤德松赞和赤祖德赞时期参加了厘定佛经译语的工作，为当时来到吐蕃的著名高僧。《佛教大宝藏史论》将达那西那(dva na shvi la)列为“来到西藏作弘扬正法事业的班智达大师的名数”中的第17位，《集续目录》则记载达那尸罗(dva nashvi la，即达那西那)译言施戒，印僧，曾两次来藏。赤松德赞时携同胜友来藏，宏传律学。热巴坚时又来藏。朗达玛灭佛期间，他曾隐于拉萨东之墨汝寺闭关。该人是当时吐蕃的一位重要译师，翻译佛经并著述多种。吐蕃僧人无分别翻译迦湿弥罗(kha che，克什米尔)僧人达那西那(dva na shvi la)的著作《三摩地所治建立论》，应是由梵文译成吐蕃文。
另外《佛教大宝藏史论》又记载无分别还从汉文和梵文翻译了其他几部佛经，这清楚地表明了他精通梵、汉、吐蕃三种文字，所以笔者认为敦煌文书P.3568《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应是吐蕃译师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无分别)从梵文直接译成汉文的。
活动于公元8世纪后期至9世纪前期的唐蕃友好使者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南拨特计波)奉赞普赤松德赞(或赤德松赞)之命将《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从梵文直接译成汉文，表明吐蕃王朝的国教佛教不仅从唐朝和天竺等地佛教中大力汲取养分，而且还注意对吐蕃占领下的河陇西域等原属唐朝统治地区的汉族民众施加影响，进行教化。
二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在吐蕃王国的流传以及敦煌文献中的吐蕃汉译佛典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在印度、西域影响较大、广泛流行，信徒每日必诵。在汉地也广为流行，传世大藏经中共存东晋至唐代的五种汉译本。吐蕃王国时期此经除了译成汉文外，也已译成吐蕃文，《佛教大宝藏史论》记载：“《普贤行愿王经》计七十九颂，耶喜德(智军)等人合译。”耶喜德(智军)全名为尚那囊·班底·耶喜德，属于赤松德赞时期的三大译师之一，翻译佛经多种，收录在藏文版《大藏经》中。法藏敦煌吐蕃文文书P.T.7A到P.T.12号、P.T.35号、P.T.138到P.T.151号内容中包含有《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王》、《普贤行愿赞》、《普贤行愿经》、《普贤行愿王经》、《普贤行愿王注释》、《普贤行愿王经注疏》等，在英藏敦煌吐蕃文书中也有多件《普贤菩萨行愿赞》，可见《普贤行愿王经》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已有多种吐蕃文译本和注释、注疏本流行于世，其中当有耶喜德(智军)等人的译本。在青海玉树地区毗达(vbis mdav)寺作为寺墙的一块岩石上，雕刻有毗卢遮那佛及八位菩萨的巨幅造像，雕像下方铭文云：“赤德松赞之世，狗年(806)，奉喇嘛译师益西央(ye she dbyangs)之命刻。”该寺附近的其他刻石，据其铭文皆断定为同时期遗迹，其中就有《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无量寿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完整文本。
而西藏昌都察雅县旺布乡境内也有丹玛摩崖造像铭文《普贤菩萨行愿品》(即《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经文完整刻于崖面，其下面题记云：
圣教之意，乃一切众生皆有识念佛性之心。此心非亲教师及神所赐，非父母所生，无有起始，原本存在，无有终了，虽死不灰。此心若广行善事，利益众生，正法加持，善修自心，可证得佛果与菩萨提捶，便能解脱于生老病死，获无上之福；若善恶间杂，则往生于天上人间；多行罪恶与不善，则入恶界有情地狱，轮回于痛苦之中。故此心处于无上菩提之下，亦有情于地狱之上。若享佛法之甘露，方可入解脱一切痛苦之地，获永久之幸福。故众生珍爱佛法而不得抛弃。总之，对于自己与他人之事的长远利益，则向亲教师讨教，并阅读佛法经典，便能领悟。
猴年夏，赞普赤德松赞时，宣布比丘参加政教大诏令，赐给金以下告身，王妃琛莎莱莫赞等，众君民入解脱之道。……勒石者为乌色涅哲夏及雪拉公、顿玛岗和汉人黄崩增父子、华豪景等。
此猴年，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考证为公元804年，并认为“所刻《普贤菩萨入行赞》(即《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笔者注)这一段是由前弘期西藏最著名的译师噶、觉、尚等在世时所翻译，未改动过。因此对研究译经的次序和特点、发展及藏文语法的演变提供了可信的文献资料。”噶、觉、尚即赤松德赞时期的三大译师，噶为迦(噶)瓦白孜，为王臣得道二十五人之一；觉为觉若·鲁依坚赞；尚为向(尚)那囊·班底·耶协第(耶喜德)，也属于王臣得道二十五人之一。此石刻经文和玉树的石刻《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有可能即是尚那囊·班底·耶喜德等所译之《普贤菩萨行愿王经》。而汉藏工匠在昌都地区的丹玛摩崖共同镌刻吐蕃文《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同吐蕃僧人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无分别)汉译《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一样，也为当时的汉藏交流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另外据研究，在英、法等国所藏的蕃占时期敦煌吐蕃文祈愿文、忏愿文、功德回向愿文中均有以普贤七支为结构特征的发愿文出现，表明该特点是藏文发愿文的主要特点。普贤七支为课颂，是目前藏传佛教寺院的常课，汉传佛教则称之为普 贤十愿，也是汉传佛教寺庙的常课。普贤七支课颂即为《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的偈颂。由此可见《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在吐蕃佛教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印度、西域、汉地佛教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在深受天竺、西域、汉地佛教影响的吐蕃同样得到了推崇，影响深远。赞普赤松德赞时期的著名译师，得到王延供养支持的吐蕃僧人尚那囊·班底·耶喜德等将该经从梵文译成吐蕃文，流行吐蕃境内各地，耶喜德等人的译本本身即具有官方性质。赤松德赞又命吐蕃僧人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无分别)将其译为汉文，颁行于吐蕃占领下的河陇西域地区。吐蕃用官方勘定的藏汉文译本《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对国内各民族、各阶层进行教化，宣扬佛法。
除去P.3568《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外，吐蕃王朝还向河陇西域地区的汉族民众颁行其他汉译佛教著作。如S.553、3996，P.2298号《大乘经纂要义》即是一例，该经又名《十善经》，作者不详，内容主要是宣传应敬礼佛、法、僧三宝，断除十恶，勤修十善。经文强调人身难得，世事如幻、应断恶修善，证于佛地。S.3966尾有题记二行，文谓：“壬寅年(822)六月，大蕃国有赞普印信，并此《十善经》本流传诸州，流行读诵。后八月十六日写毕记”。P.2298钤有“净土寺藏经印”墨印一方，并有题记：“壬寅年后八月十五日写毕功记”。该著作反映了龙树的中观思想和渐悟的宗教立场，表明在顿渐之争结束后，天竺僧人主张的大乘渐悟禅法在吐蕃王庭得到了支持，后来还由赞普赤祖德赞下诏撰成汉文著作颁行于河陇西域地区，对其进行推广宣传。
除了吐蕃赞普下诏命令僧人译撰汉文佛典外，吐蕃僧人还自发将一些佛经译成汉文，前述失译者名《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王品》一卷(S.709、2384等)可能就是吐蕃王朝时期《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的另一汉文异译本，译者为通梵、汉、吐蕃等文字的僧人。另外在敦煌文献中还保存有吐蕃著名僧人吴法成由吐蕃文翻译成汉文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事论》、《菩萨律仪二十颂》、《释迦牟尼如来法像灭尽之记》等五部佛典。这些译著都对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当地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吐蕃统治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而且还进一步影响了吐蕃统治结束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佛教。敦煌文书北鸟47号为无分别所译《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卷中及纸背两纸接缝处均钤有“瓜沙州大王印”，就表明该经曾得到归义军节度使的供奉。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僧人从梵文或藏文译成汉文的佛教著作对研究吐蕃的佛教状况、宗教政策、唐蕃佛教交流均有重要价值。与佛经藏译一样，吐蕃王朝的佛经汉译在其译经史中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有待进一步加以研究。
(责任编辑 盛朝晖)
关键词：吐蕃；敦煌；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无分别
中图分类号：B9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2-0049-05
一 吐蕃沙门无分别其人
敦煌文书P.3568号为《普贤菩萨行愿王经》，首题为：“大蕃国沙门无分别奉诏译”。该经又名《普贤愿经》，卷数为一卷，通篇为偈颂。系选颂普贤菩萨十大行愿：敬礼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谓修十大行愿才能证人法界缘起。原为《华严经·人法界品》之一部分。传统上认为《入法界品》是《华严经》最精华的部分；而此经又是《入法界品》最为精华的部分。据方广鲳先生统计：该经在敦煌文书中有北芥56、S.2324、P.3568、Дx.361、李盛铎旧藏等十九号。汉译本除与大本《华严经》一并译出外，尚有异本多种，在传世大藏经中共存5种：东晋佛陀跋陀罗所译《晋译华严经·普贤菩萨行品》中的偈颂与《文殊师利发愿经》，唐实叉难陀译《唐译华严经·普贤行品》中的偈颂，唐不空译《普贤菩萨行愿赞》，唐般若译《四十华严经》第四十卷中的偈颂。另外，西晋聂道真译《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的内容与本经相同，但该经译作长行，形态与本经不类。
敦煌遗书中共发现有两种该经的异译本：一为本经；另一题名作《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王品》，一卷，失译者名，有S.709、2384等号。与唐朝不空、般若译本相比，两种敦煌本均缺第六十一、六十二两颂。“勘藏译的五种释论，较早的龙树等释论都无这两颂，后出的释迦亲友释论所依经本才有此两颂，故敦煌本所据的底本，年代似较早。据译文之特征，这两种敦煌本当出于中唐以前，历代大藏经均未收。”日本《大正藏》据S.2361、2384号文书将其收入第八十五卷，但没有与其余诸号对勘录文。此经还有藏文译本，现收录于藏文大藏经。亦有梵本、梵藏对勘本。该经在印度、西域影响较大、广泛流行，信徒每日必诵。《开元录》卷三谓：“外国四部众礼佛时，多诵此经，以发愿求佛道。”与佛教密宗有密切关系。现仍为佛教寺庙之常课。
对于P.3568号《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的首题“大蕃国沙门无分别奉诏译”中的该经译者吐蕃沙门无分别，笔者尚未见有学者论及，现据藏汉传世史籍的有关记载对其人做一些探讨。
佛教自松赞干布时期传人吐蕃，但受到本教压制，一直未在吐蕃流行开来。赤德祖赞(公元704—755年在位)虽然曾采取一定措施兴佛，但在其死后，反佛大臣发动灭佛，处于萌芽状态的吐蕃佛教随即遭受灭顶之灾。汉藏史料也未记载这一时期有吐蕃本土出家僧人，来到吐蕃的都是周边唐朝、于阗等地僧侣，也未见有法号为无分别者。分别成书于元、明时期的藏族史籍《佛教大宝藏史论》(即《布顿佛教史》)和《贤者喜宴》记载吐蕃赞普松德赞(公元755—797年在位)成年后，铲除反佛大臣，立佛教为国教，建立起吐蕃本部第一所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剃度吐蕃本土第一批出家僧人，随后又延请僧侣译经：
此外，由印度阿闍黎毗玛那弥遮、桑杰商哇、辛底嗄坝、毗须达生哈等，及西藏的译师“应试七人”，并却季朗哇、本德朗喀、卓·仁清德、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释迦光等作译师、翻译了许多佛教法典……由迦湿弥罗(khache)的班智达“枳那弥遮”，及“达那西那(dva na shvi la)”等师在净戒寺传授戒律。
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延请译经的僧人中，吐蕃人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值得注意。藏语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其意正可译为无分别，该人奉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之命与其他吐蕃、天竺僧人翻译佛经，其时间在赤松德赞在位后期，桑耶寺建成(公元779年建成)之后。他不在吐蕃第一批出家僧人“应试七人”之列，当是在他们之后不久出家的吐蕃僧人。《佛教大宝藏史论》记载了吐蕃王朝时期的吐蕃人译师姓名，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ha)位列第27位：“统计所有译师名数如下：……27.朗巴弥垛巴，系藏语，汉译为‘无分别’。”位次在曾经活动于敦煌的吐蕃著名译师吴法成(廓·却珠)等人之前。
该书同时还记载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译有佛经四部：
《金光明最胜王经》广本，计8卷，朗巴弥垛(无分别)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计13卷，朗巴弥垛(无分别师)译；《佛说回向轮经》计2卷，朗巴弥垛(无分别师)由汉文本译出；《三摩地所治建立论》若干卷(缺)，达纳西那著，朗巴弥垛巴(无分别)译。
而成书于18世纪的藏族史籍《如意宝树史》则记载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在桑耶寺建成后，于该寺中的变音译师洲(洲为gling，指桑耶寺内的各个殿堂)翻译佛经，在该书列出的吐蕃佛教前弘期本土译师中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位列第28，亦在吴法成(廓·却珠)及赤松德赞时期的三大译师噶、觉、尚等人之前。
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ha)奉赞普之命翻译佛经时间在赤松德赞在位后期，桑耶寺建成(公元779年)之后，而吐蕃开始占领敦煌的时间是在公元786年，年代与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译经时间大体相当。所以笔者认为敦煌文书P.3568《普贤菩萨行愿王经》首题：“大蕃国沙门无分别奉诏译”中的大蕃国沙门无分别当是《佛教大宝藏史论》和《贤者喜宴》中记载的吐蕃译师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正是他汉译的一部佛经。《佛教大宝藏史论》记载无分别将《佛说回向轮经》二卷由汉文本译成吐蕃文，表明他通汉文，所以他也完全具备将梵文或吐蕃文佛典译成汉文的能力。前面提到学界认为P.3568《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和S.709、2384《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王品》两种敦煌本均缺第61、62两颂，所据的底本年代似较早，据译文之特征，这两种敦煌本当出于中唐以前，而这与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奉赞普赤松德赞之命译经的时间亦基本相吻合。所以P.3568《普贤菩萨行愿王经》译者大蕃 国沙门无分别为吐蕃译师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其人殆无疑义。日本学者原田觉先生认为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即《旧唐书·吐蕃传》所记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四月吐蕃54人赴唐使团的首领之一僧南拨特计波，南拨特计波实际为南拨□特计波，汉文史籍少翻译了一个音节，此音节对应为“弥(mi)”。他出使唐朝的目的就是从唐朝重新输入佛教，此人根据汉文本翻译的《佛说回向轮经》译语和吐蕃赤德松赞、赤祖德赞制定的新定译语一致，接近《法门名义释词二卷》所记公元814年吐蕃正式的翻译。笔者同意原田觉先生的这一观点，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与南拨特计波中古发音正好相同，“朗巴(rnam par)”对应“南波”，“垛(rtog)”对应“特计”(“特”的中古音为“dk”，“计”的中古音为“kiei”，“弥(mi)”这一音节汉文史料省去没有译出。“巴(ba)”对应“波”。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无分别)精通汉文，故被派遣使唐，在公元814年前后仍然进行着译经工作，故而他翻译的P.3568《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也有可能是奉赤德松赞(公元798—815年在位)之命翻译，所据底本为当时流行于吐蕃本土的，年代较早的底本。
前引《佛教大宝藏史论》记载无分别翻译了当时来到吐蕃传法的迦湿弥罗(kha che，克什米尔)僧人达那西那(dva na shvi ia)的著作《三摩地所治建立论》。《佛教大宝藏史论》、《法门名义释词二卷》记载达那西那(dva na shvi la)在赤德松赞和赤祖德赞时期参加了厘定佛经译语的工作，为当时来到吐蕃的著名高僧。《佛教大宝藏史论》将达那西那(dva na shvi la)列为“来到西藏作弘扬正法事业的班智达大师的名数”中的第17位，《集续目录》则记载达那尸罗(dva nashvi la，即达那西那)译言施戒，印僧，曾两次来藏。赤松德赞时携同胜友来藏，宏传律学。热巴坚时又来藏。朗达玛灭佛期间，他曾隐于拉萨东之墨汝寺闭关。该人是当时吐蕃的一位重要译师，翻译佛经并著述多种。吐蕃僧人无分别翻译迦湿弥罗(kha che，克什米尔)僧人达那西那(dva na shvi la)的著作《三摩地所治建立论》，应是由梵文译成吐蕃文。
另外《佛教大宝藏史论》又记载无分别还从汉文和梵文翻译了其他几部佛经，这清楚地表明了他精通梵、汉、吐蕃三种文字，所以笔者认为敦煌文书P.3568《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应是吐蕃译师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无分别)从梵文直接译成汉文的。
活动于公元8世纪后期至9世纪前期的唐蕃友好使者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南拨特计波)奉赞普赤松德赞(或赤德松赞)之命将《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从梵文直接译成汉文，表明吐蕃王朝的国教佛教不仅从唐朝和天竺等地佛教中大力汲取养分，而且还注意对吐蕃占领下的河陇西域等原属唐朝统治地区的汉族民众施加影响，进行教化。
二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在吐蕃王国的流传以及敦煌文献中的吐蕃汉译佛典
《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在印度、西域影响较大、广泛流行，信徒每日必诵。在汉地也广为流行，传世大藏经中共存东晋至唐代的五种汉译本。吐蕃王国时期此经除了译成汉文外，也已译成吐蕃文，《佛教大宝藏史论》记载：“《普贤行愿王经》计七十九颂，耶喜德(智军)等人合译。”耶喜德(智军)全名为尚那囊·班底·耶喜德，属于赤松德赞时期的三大译师之一，翻译佛经多种，收录在藏文版《大藏经》中。法藏敦煌吐蕃文文书P.T.7A到P.T.12号、P.T.35号、P.T.138到P.T.151号内容中包含有《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王》、《普贤行愿赞》、《普贤行愿经》、《普贤行愿王经》、《普贤行愿王注释》、《普贤行愿王经注疏》等，在英藏敦煌吐蕃文书中也有多件《普贤菩萨行愿赞》，可见《普贤行愿王经》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已有多种吐蕃文译本和注释、注疏本流行于世，其中当有耶喜德(智军)等人的译本。在青海玉树地区毗达(vbis mdav)寺作为寺墙的一块岩石上，雕刻有毗卢遮那佛及八位菩萨的巨幅造像，雕像下方铭文云：“赤德松赞之世，狗年(806)，奉喇嘛译师益西央(ye she dbyangs)之命刻。”该寺附近的其他刻石，据其铭文皆断定为同时期遗迹，其中就有《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无量寿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完整文本。
而西藏昌都察雅县旺布乡境内也有丹玛摩崖造像铭文《普贤菩萨行愿品》(即《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经文完整刻于崖面，其下面题记云：
圣教之意，乃一切众生皆有识念佛性之心。此心非亲教师及神所赐，非父母所生，无有起始，原本存在，无有终了，虽死不灰。此心若广行善事，利益众生，正法加持，善修自心，可证得佛果与菩萨提捶，便能解脱于生老病死，获无上之福；若善恶间杂，则往生于天上人间；多行罪恶与不善，则入恶界有情地狱，轮回于痛苦之中。故此心处于无上菩提之下，亦有情于地狱之上。若享佛法之甘露，方可入解脱一切痛苦之地，获永久之幸福。故众生珍爱佛法而不得抛弃。总之，对于自己与他人之事的长远利益，则向亲教师讨教，并阅读佛法经典，便能领悟。
猴年夏，赞普赤德松赞时，宣布比丘参加政教大诏令，赐给金以下告身，王妃琛莎莱莫赞等，众君民入解脱之道。……勒石者为乌色涅哲夏及雪拉公、顿玛岗和汉人黄崩增父子、华豪景等。
此猴年，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考证为公元804年，并认为“所刻《普贤菩萨入行赞》(即《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笔者注)这一段是由前弘期西藏最著名的译师噶、觉、尚等在世时所翻译，未改动过。因此对研究译经的次序和特点、发展及藏文语法的演变提供了可信的文献资料。”噶、觉、尚即赤松德赞时期的三大译师，噶为迦(噶)瓦白孜，为王臣得道二十五人之一；觉为觉若·鲁依坚赞；尚为向(尚)那囊·班底·耶协第(耶喜德)，也属于王臣得道二十五人之一。此石刻经文和玉树的石刻《普贤菩萨行愿王经》有可能即是尚那囊·班底·耶喜德等所译之《普贤菩萨行愿王经》。而汉藏工匠在昌都地区的丹玛摩崖共同镌刻吐蕃文《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同吐蕃僧人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无分别)汉译《普贤菩萨行愿王经》一样，也为当时的汉藏交流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另外据研究，在英、法等国所藏的蕃占时期敦煌吐蕃文祈愿文、忏愿文、功德回向愿文中均有以普贤七支为结构特征的发愿文出现，表明该特点是藏文发愿文的主要特点。普贤七支为课颂，是目前藏传佛教寺院的常课，汉传佛教则称之为普 贤十愿，也是汉传佛教寺庙的常课。普贤七支课颂即为《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的偈颂。由此可见《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在吐蕃佛教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印度、西域、汉地佛教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在深受天竺、西域、汉地佛教影响的吐蕃同样得到了推崇，影响深远。赞普赤松德赞时期的著名译师，得到王延供养支持的吐蕃僧人尚那囊·班底·耶喜德等将该经从梵文译成吐蕃文，流行吐蕃境内各地，耶喜德等人的译本本身即具有官方性质。赤松德赞又命吐蕃僧人朗巴弥垛巴(rnam par mi rtog ba，无分别)将其译为汉文，颁行于吐蕃占领下的河陇西域地区。吐蕃用官方勘定的藏汉文译本《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对国内各民族、各阶层进行教化，宣扬佛法。
除去P.3568《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外，吐蕃王朝还向河陇西域地区的汉族民众颁行其他汉译佛教著作。如S.553、3996，P.2298号《大乘经纂要义》即是一例，该经又名《十善经》，作者不详，内容主要是宣传应敬礼佛、法、僧三宝，断除十恶，勤修十善。经文强调人身难得，世事如幻、应断恶修善，证于佛地。S.3966尾有题记二行，文谓：“壬寅年(822)六月，大蕃国有赞普印信，并此《十善经》本流传诸州，流行读诵。后八月十六日写毕记”。P.2298钤有“净土寺藏经印”墨印一方，并有题记：“壬寅年后八月十五日写毕功记”。该著作反映了龙树的中观思想和渐悟的宗教立场，表明在顿渐之争结束后，天竺僧人主张的大乘渐悟禅法在吐蕃王庭得到了支持，后来还由赞普赤祖德赞下诏撰成汉文著作颁行于河陇西域地区，对其进行推广宣传。
除了吐蕃赞普下诏命令僧人译撰汉文佛典外，吐蕃僧人还自发将一些佛经译成汉文，前述失译者名《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王品》一卷(S.709、2384等)可能就是吐蕃王朝时期《普贤菩萨行愿王经》的另一汉文异译本，译者为通梵、汉、吐蕃等文字的僧人。另外在敦煌文献中还保存有吐蕃著名僧人吴法成由吐蕃文翻译成汉文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事论》、《菩萨律仪二十颂》、《释迦牟尼如来法像灭尽之记》等五部佛典。这些译著都对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当地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吐蕃统治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而且还进一步影响了吐蕃统治结束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佛教。敦煌文书北鸟47号为无分别所译《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卷中及纸背两纸接缝处均钤有“瓜沙州大王印”，就表明该经曾得到归义军节度使的供奉。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僧人从梵文或藏文译成汉文的佛教著作对研究吐蕃的佛教状况、宗教政策、唐蕃佛教交流均有重要价值。与佛经藏译一样，吐蕃王朝的佛经汉译在其译经史中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有待进一步加以研究。
(责任编辑 盛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