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所谓静力性价值引导是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部分人自觉或不自觉的承担起价值引导的职能，即一种由内而外的自发性引导。思想政治教育自产生以来就规范和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观，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引导的方式有所不同。如今，在快速更替的社会之中，思想政治中的静力性价值引导能够促使社会形成一种内在秩序。这是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社会现实的应对策略，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功能。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静力性 价值引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0-0156-02
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担负着教化功能且要为一定阶级服务，在我国即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样的功能与特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有着独特的地位。当前，在经济发展取得可喜成就之际，新的社会问题也相伴而生。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运动已是不再可能，口号宣传也逐渐乏力，似乎一切大张旗鼓，动力十足的活动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有时甚至会被排斥。那么，当一个社会的活力已被激活，社会秩序的维护更多的应该来自于社会内部，它是整个社会逐渐摸索的过程，此时的社会需要的不是干预，而是引导。因此，进行静力性的价值引导对于保持社会活力、保证社会秩序意义重大。
一、静力性价值引导的概念解析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静力性并非社会学静力学中的“静力”。奥古斯特·孔德，被认为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助产婆，他率先创立了社会学的概念，并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静力学和动力学的概念。“静力学主要研究的是他称之为社会协调的问题。一个社会好比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就像不把一个器官置于生命体的整体就不可能研究这个器官的功能一样，不把政治和国家置于某个特定时期的整个社会之中，要研究政治和国家同样也是不可能的。”[1]奥古斯特·孔德明确提出静力学的研究目的是根据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把人类秩序作为一个不变的东西首先加以研究。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秩序，静力性价值引导即是为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所进行的引导。如此，将静力性的价值引导和孔德社会静力学进行比较，静力学是对即在的社会秩序的研究，静力性价值引导则是对正在形成的秩序的研究。
静力性价值引导可以简单地分为静力性和价值引导两部分。首先，“静力性”中的“静”是针对“动”，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中有榜样示范法，有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这两者都希望达到一种潜移默化的效果。在此，“静力性”既有榜样示范的功效也有隐性教育的特点，而它的独特性在于主体自身向真、向善、向美的特性的散发，它是主体内在力量的自主激发而不是靠外部的推力，这即是“静”的表现；其次，“价值引导”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观的引导。所谓静力性价值引导即是说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部分人的行为起到了价值引导的作用，这些人可能是社会精英也可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士。
如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似乎被湮没掉了。事实上，静力性价值引导本身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作用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最直接的结果，就在于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与发展，即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与发展不是自发地生成的，而是在一定的价值引导下生成的。”[2]价值引导与自主构建是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本质的两个基本维度，静力性的价值引导就是最大限度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作用以让社会主体达到自主构建。
二、静力性价值引导的社会必要性
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都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当我们在讲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的时候，要做到向前看向后看，然后根据当下的情况做出最准确的判断。中国从封建王朝时期开始了“用一种声音说话”的政治文化，统治者统治，促使思想的统一，最大的程度地进行社会整合，又反过来加强统治者意志的实现。而五四时期，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各种思潮竞相出现，这一时期思想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资中筠曾在她的书中指出：“至于老的、旧的礼教束缚，我们上一代人（五四那一代）已经替我们解决了。他们解决得相当不错，如胡适、鲁迅，他们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底子，知道哪些该批判，同时又继承了很多优秀品质对于所谓西方新的思想都如饥似渴的吸收。”[3]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引领了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思想的改变，一种声音已很难代表所有人的想法。
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的主体性地位被一步步唤醒，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力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逐渐明朗化。改革前的中国还是一个利益高度不分化的社会，而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的利益主体不断进行着博弈。人的本性是趋利的。毛寿龙曾指出：“广义地说，人类社会中实际上存在着三种市场性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市场、政治市场和道德市场。”从理论上来看，经济市场就是一般所说的市场经济，它的经典构造者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就是经济市场的经典表述，格言是“我不可负天下人，天下人也不可负我”……它的效用配置特征是“有福同享”。[4]市场以它自身的特色与规律实现利益分化，然而，“市场不仅是一种经济整合机制，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的生成机制之一。”[5]利益的分化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的改变首先又意味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争取自身利益发出了各种声音，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变的多样化，社会总体表现出一种弥散性的趋势。现在如果还将社会当成一个具有高度一致性可以从外部去直接施以影响的想法和做法显然已是不现实的。那么，以往那种从外部去推动社会正常运转而不是让社会自己有序滚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社会散发出更多的活力与动力，它需要的是来自社会内部的自生秩序，也只有这种自生性的秩序，才不会让社会主体觉得是对自己利益的侵害，也才是可以被接受的。静力性的价值引导就是从社会内部出发，让社会主体自己找出自己学习的对象，鼓励有想法的人去实践，而成功的人又能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不忘对社会的贡献。这样既激发了底层社会的活力又引导了成功者财富的使用方向，进而引领了整个社会的风气。 三、静力性价值引导的社会表征
我们的社会不仅需要能够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更需要有责任有担当、能够推己及人的创造精神财富的人，这样物质财富所带来的光芒才会更加耀眼。一个良好的社会首先要能保证社会主体的物质创造活动，其次要能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让需要帮助的人及时得到关怀，让施助者与被施者之间以最便捷的方式建立某种联系，对这两种人来说都是精神的享受。媒体作为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工具能在最大范围内引起关注，无疑应该成为连接施助者与被助者的纽带。每个社会的主体都是平凡的大多数人，当我们的媒体整天在进行着猎奇性的故事讲述，围着点击率和收视率奔跑时，社会的常态已被倒置。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静力性价值引导首先就应该是对那些能给别人带去影响的人和事物的引导，具体表现为：
（一）发扬志愿精神，增强社会凝聚力
志愿者活动我们多见于大学校园，然而志愿精神却不应该被局限于校园之中。志愿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有体现，儒家的“重利轻义”，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道家的“共利共给”都是志愿精神的价值取向。所谓“志愿精神就是自愿从事各种社会公共服务活动、对社会对他人乐于奉献的精神”。[6]志愿服务除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带去帮助外，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志愿精神，它倡导的志愿活动所形成的网络本身使人们之间产生了友情和联合，这对于形成社区融合与团结、促进社会互信与互利、经济的繁荣与发展都有直接的作用。”[7]
相较于其他社会活动，志愿活动本身的志愿性能够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关怀，缩小彼此的距离感，这种为他人服务的精神更是社会信任与社会团结建立的有力保障。而在参与志愿活动的过程中，社会主体的参与精神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志愿者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行为为他人为社会带去的有益改变，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志愿性的服务活动同时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在政府没有做到的、顾不到的或者做的不好的方面进一步完善，减少因社会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社会冲突与敌意。发扬志愿精神，使老年人发挥余热，感受自己存在的价值；培养青年一代的公民权利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为整个社会最大规模的良性参与提供保障。志愿精神使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都可以为别人带去温暖，它是整个社会最大多数人的精神凝合。
（二）提升捐赠文化，开展基金扶持
“捐赠”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就是给那些流浪街头的人几顿饭钱，就是在冬季快要到来时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捐几件衣服，偶尔为偏远山区的孩子捐几本书。这样的捐赠只是小恩小惠，是普通好心人的做法，且处于一种无组织状态，表现为不成规模的闲散捐赠。一般来说，富人发财后捐点钱给穷人，做些慈善，这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中国过去，那种乡绅、地主在家里办义学、修桥、铺路，在有灾荒的时候开粮仓、设粥棚救灾，这些都是有传统的。然而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像美国那样的公益基金会，也没有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美国有近十万家的基金会，美国基金会中心依据慈善基金会资金来源和运作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企业基金会、独立基金会、家族基金会、运作型基金会、社区基金会、大学基金会。[8]美国的基金会达到如此大的规模，其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很明显的，对缓解社会矛盾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很多基金会没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这跟我们的制度不无关系，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捐赠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化，公益事业本应是全体社会公民参与的事情，每个人都应是主体。
建立家族基金会有很多好处，树立典范是其明显的社会效应。在早先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兴建高楼大厦被视为有益中国未来，可以被人们记住的光荣传统；而如今那些只为自己和家人留下
财富的人们却已经被历史遗忘。引导和鼓励有钱人发展基金事业不仅要有精神上的支持还要有政策上的保障。“近年来，政府不断将部分政府职能交给社会慈善机构去实现，通过2004年制定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取消了之前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免税政策的不平等，并积极提供基金会注册和管理等培训。”[9]这样既实现了财富拥有者的个人价值又创造了社会价值，为社会树立了典范，进而改变和引领社会风气。
（三）唤醒传媒公德，体味社会良知
现代传媒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我们的生活已离不开媒体的存在。现代传媒的功能已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播，而是在有意无意间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节目播出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它让我们看到了媒体在现代社会的责任与担当。感动中国人物让很多人体会到了社会的正能量，汶川大地震时媒体及时的报道又让多少人重新唤起了生的希望。媒体正确的价值导向会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而媒体的公德缺失也会产生极大的社会负效应。
传媒公德的觉醒是让我们的媒体能够客观公正的反映社会现实，真正呈现大多数人的常态生活，并能关注弱势群体或边缘人群。真正的传媒公德是对真善美的宣扬，对假丑恶的披露，正确引导社会价值；是让有余力的人找到自己发挥作用的地方，让在困苦中生活的人感到来自他人的帮助。
【参考文献】
[1]（法）雷蒙.阿隆著；葛志强，胡秉诚，王沪宁译.社会学主要思潮[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03）.
[2]褚凤英.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本质再认识[J].理论前沿，2011（03）.
[3]资中筠.美国十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01）.
[4]毛寿龙.政治社会学—民主制度的政治社会基础[M].吉林：吉林出版社，2007.
[5]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01）.
[6]张耀灿.关于弘扬志愿精神的几个问题[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10）.
[7]祝灵君.志愿者组织、志愿精神与政党领导[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08）.
[8]基金会中心网.美国家族基金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03）.
[9]赵华文，李雨.慈善的真相[M].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人民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12.
责任编辑：张丽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静力性 价值引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0-0156-02
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担负着教化功能且要为一定阶级服务，在我国即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样的功能与特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有着独特的地位。当前，在经济发展取得可喜成就之际，新的社会问题也相伴而生。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运动已是不再可能，口号宣传也逐渐乏力，似乎一切大张旗鼓，动力十足的活动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有时甚至会被排斥。那么，当一个社会的活力已被激活，社会秩序的维护更多的应该来自于社会内部，它是整个社会逐渐摸索的过程，此时的社会需要的不是干预，而是引导。因此，进行静力性的价值引导对于保持社会活力、保证社会秩序意义重大。
一、静力性价值引导的概念解析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静力性并非社会学静力学中的“静力”。奥古斯特·孔德，被认为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助产婆，他率先创立了社会学的概念，并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静力学和动力学的概念。“静力学主要研究的是他称之为社会协调的问题。一个社会好比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就像不把一个器官置于生命体的整体就不可能研究这个器官的功能一样，不把政治和国家置于某个特定时期的整个社会之中，要研究政治和国家同样也是不可能的。”[1]奥古斯特·孔德明确提出静力学的研究目的是根据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把人类秩序作为一个不变的东西首先加以研究。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秩序，静力性价值引导即是为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所进行的引导。如此，将静力性的价值引导和孔德社会静力学进行比较，静力学是对即在的社会秩序的研究，静力性价值引导则是对正在形成的秩序的研究。
静力性价值引导可以简单地分为静力性和价值引导两部分。首先，“静力性”中的“静”是针对“动”，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中有榜样示范法，有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这两者都希望达到一种潜移默化的效果。在此，“静力性”既有榜样示范的功效也有隐性教育的特点，而它的独特性在于主体自身向真、向善、向美的特性的散发，它是主体内在力量的自主激发而不是靠外部的推力，这即是“静”的表现；其次，“价值引导”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观的引导。所谓静力性价值引导即是说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部分人的行为起到了价值引导的作用，这些人可能是社会精英也可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士。
如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似乎被湮没掉了。事实上，静力性价值引导本身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作用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最直接的结果，就在于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与发展，即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与发展不是自发地生成的，而是在一定的价值引导下生成的。”[2]价值引导与自主构建是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本质的两个基本维度，静力性的价值引导就是最大限度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作用以让社会主体达到自主构建。
二、静力性价值引导的社会必要性
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都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当我们在讲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的时候，要做到向前看向后看，然后根据当下的情况做出最准确的判断。中国从封建王朝时期开始了“用一种声音说话”的政治文化，统治者统治，促使思想的统一，最大的程度地进行社会整合，又反过来加强统治者意志的实现。而五四时期，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各种思潮竞相出现，这一时期思想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资中筠曾在她的书中指出：“至于老的、旧的礼教束缚，我们上一代人（五四那一代）已经替我们解决了。他们解决得相当不错，如胡适、鲁迅，他们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底子，知道哪些该批判，同时又继承了很多优秀品质对于所谓西方新的思想都如饥似渴的吸收。”[3]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引领了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思想的改变，一种声音已很难代表所有人的想法。
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的主体性地位被一步步唤醒，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力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逐渐明朗化。改革前的中国还是一个利益高度不分化的社会，而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的利益主体不断进行着博弈。人的本性是趋利的。毛寿龙曾指出：“广义地说，人类社会中实际上存在着三种市场性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市场、政治市场和道德市场。”从理论上来看，经济市场就是一般所说的市场经济，它的经典构造者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就是经济市场的经典表述，格言是“我不可负天下人，天下人也不可负我”……它的效用配置特征是“有福同享”。[4]市场以它自身的特色与规律实现利益分化，然而，“市场不仅是一种经济整合机制，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的生成机制之一。”[5]利益的分化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的改变首先又意味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争取自身利益发出了各种声音，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变的多样化，社会总体表现出一种弥散性的趋势。现在如果还将社会当成一个具有高度一致性可以从外部去直接施以影响的想法和做法显然已是不现实的。那么，以往那种从外部去推动社会正常运转而不是让社会自己有序滚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社会散发出更多的活力与动力，它需要的是来自社会内部的自生秩序，也只有这种自生性的秩序，才不会让社会主体觉得是对自己利益的侵害，也才是可以被接受的。静力性的价值引导就是从社会内部出发，让社会主体自己找出自己学习的对象，鼓励有想法的人去实践，而成功的人又能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不忘对社会的贡献。这样既激发了底层社会的活力又引导了成功者财富的使用方向，进而引领了整个社会的风气。 三、静力性价值引导的社会表征
我们的社会不仅需要能够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更需要有责任有担当、能够推己及人的创造精神财富的人，这样物质财富所带来的光芒才会更加耀眼。一个良好的社会首先要能保证社会主体的物质创造活动，其次要能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让需要帮助的人及时得到关怀，让施助者与被施者之间以最便捷的方式建立某种联系，对这两种人来说都是精神的享受。媒体作为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工具能在最大范围内引起关注，无疑应该成为连接施助者与被助者的纽带。每个社会的主体都是平凡的大多数人，当我们的媒体整天在进行着猎奇性的故事讲述，围着点击率和收视率奔跑时，社会的常态已被倒置。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静力性价值引导首先就应该是对那些能给别人带去影响的人和事物的引导，具体表现为：
（一）发扬志愿精神，增强社会凝聚力
志愿者活动我们多见于大学校园，然而志愿精神却不应该被局限于校园之中。志愿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有体现，儒家的“重利轻义”，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道家的“共利共给”都是志愿精神的价值取向。所谓“志愿精神就是自愿从事各种社会公共服务活动、对社会对他人乐于奉献的精神”。[6]志愿服务除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带去帮助外，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志愿精神，它倡导的志愿活动所形成的网络本身使人们之间产生了友情和联合，这对于形成社区融合与团结、促进社会互信与互利、经济的繁荣与发展都有直接的作用。”[7]
相较于其他社会活动，志愿活动本身的志愿性能够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关怀，缩小彼此的距离感，这种为他人服务的精神更是社会信任与社会团结建立的有力保障。而在参与志愿活动的过程中，社会主体的参与精神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志愿者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行为为他人为社会带去的有益改变，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志愿性的服务活动同时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在政府没有做到的、顾不到的或者做的不好的方面进一步完善，减少因社会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社会冲突与敌意。发扬志愿精神，使老年人发挥余热，感受自己存在的价值；培养青年一代的公民权利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为整个社会最大规模的良性参与提供保障。志愿精神使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都可以为别人带去温暖，它是整个社会最大多数人的精神凝合。
（二）提升捐赠文化，开展基金扶持
“捐赠”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就是给那些流浪街头的人几顿饭钱，就是在冬季快要到来时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捐几件衣服，偶尔为偏远山区的孩子捐几本书。这样的捐赠只是小恩小惠，是普通好心人的做法，且处于一种无组织状态，表现为不成规模的闲散捐赠。一般来说，富人发财后捐点钱给穷人，做些慈善，这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中国过去，那种乡绅、地主在家里办义学、修桥、铺路，在有灾荒的时候开粮仓、设粥棚救灾，这些都是有传统的。然而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像美国那样的公益基金会，也没有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美国有近十万家的基金会，美国基金会中心依据慈善基金会资金来源和运作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企业基金会、独立基金会、家族基金会、运作型基金会、社区基金会、大学基金会。[8]美国的基金会达到如此大的规模，其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很明显的，对缓解社会矛盾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很多基金会没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这跟我们的制度不无关系，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捐赠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化，公益事业本应是全体社会公民参与的事情，每个人都应是主体。
建立家族基金会有很多好处，树立典范是其明显的社会效应。在早先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兴建高楼大厦被视为有益中国未来，可以被人们记住的光荣传统；而如今那些只为自己和家人留下
财富的人们却已经被历史遗忘。引导和鼓励有钱人发展基金事业不仅要有精神上的支持还要有政策上的保障。“近年来，政府不断将部分政府职能交给社会慈善机构去实现，通过2004年制定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取消了之前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免税政策的不平等，并积极提供基金会注册和管理等培训。”[9]这样既实现了财富拥有者的个人价值又创造了社会价值，为社会树立了典范，进而改变和引领社会风气。
（三）唤醒传媒公德，体味社会良知
现代传媒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我们的生活已离不开媒体的存在。现代传媒的功能已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播，而是在有意无意间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节目播出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它让我们看到了媒体在现代社会的责任与担当。感动中国人物让很多人体会到了社会的正能量，汶川大地震时媒体及时的报道又让多少人重新唤起了生的希望。媒体正确的价值导向会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而媒体的公德缺失也会产生极大的社会负效应。
传媒公德的觉醒是让我们的媒体能够客观公正的反映社会现实，真正呈现大多数人的常态生活，并能关注弱势群体或边缘人群。真正的传媒公德是对真善美的宣扬，对假丑恶的披露，正确引导社会价值；是让有余力的人找到自己发挥作用的地方，让在困苦中生活的人感到来自他人的帮助。
【参考文献】
[1]（法）雷蒙.阿隆著；葛志强，胡秉诚，王沪宁译.社会学主要思潮[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03）.
[2]褚凤英.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本质再认识[J].理论前沿，2011（03）.
[3]资中筠.美国十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01）.
[4]毛寿龙.政治社会学—民主制度的政治社会基础[M].吉林：吉林出版社，2007.
[5]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01）.
[6]张耀灿.关于弘扬志愿精神的几个问题[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10）.
[7]祝灵君.志愿者组织、志愿精神与政党领导[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08）.
[8]基金会中心网.美国家族基金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03）.
[9]赵华文，李雨.慈善的真相[M].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人民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12.
责任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