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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清华四教授”之一的陈寅恪,是近些年来被学界和媒体频频关注的当代学人。西安某都市报不久前刊发文章,谈及陈寅恪的两件往事,一件是被“热炒”多次的“剩饭”:1953年,陈寅恪以“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为条件,婉拒中国史研究所所长一职;另一件是二战期间,陈寅恪赴英国讲学途中曾在香港停留,日伪机关请他留下服务,亦被陈拒绝。
该文的作者引述这两件事,中心意思是要谈陈寅恪的政治觉悟问题。作者辩解说,陈寅恪提出“不宗奉马列”“不学政治”的本意“是学术研究应该充分自由,不能有任何桎梏”,并引证陈寅恪的话作注脚:“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绝无连涉”。作者断言,如果“因此得出结论”,说陈寅恪政治觉悟不高,“那绝对是错误的”,因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这才是“最根本的政治觉悟”。
明眼人一看便不难发现,作者通过引述这两件事得出的结论,存在着逻辑思维上的某种混乱。大家知道,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号召。1951年5月,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时就强调要用马列主义 观点和方法去教育全国人民,而不是用其他任何观点和方法。直到今天,马列主义仍然是党和国家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陈寅恪却以“允许历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作为任职和开展历史研究的先决条件,并十分荒唐地提出要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开出允许的“证书”作为所谓的“挡箭牌”,无论是当时和现在,这种说法都是不合时宜的,是很错误的。陈寅恪不愿给日本人做事的“民族气节”,任何时候都应该肯定,但不能以“好”遮“丑”,混淆是非,用“民族气节”的正确去否定或代替“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的谬误,为陈寅恪开脱。
历史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求用自己的统治思想——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历史科学的研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我们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能科学指出历史的本质以及历史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观察、分析社会历史现象提供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建国60年来,史学研究中的一系列开拓性的成果,比如中国当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等等专题的研究就是明证。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历史研究的“桎梏”而不愿“宗奉”,对陈寅恪这样长期用旧历史观研究历史的老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是一种“思想局限”,但报纸不加分析地公开宣扬这种观点,就是把关不严,误导舆论。
“淡化政治”、“疏离政治”云云,是近些年来某些文化人故示自己的“清高”,而或明或暗流露在笔端的一种论调,也可以称作“噪音”。马克思早就说过:“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页)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政治都是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和人的行为选择密切相关。标榜自己“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绝无连涉”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比如,陈先生是隋唐史专家,而隋、唐的政治制度正是他研究的重要课题;陈先生不愿意给日伪政权做事也是一种政治选择。可以这样说,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政治对人的影响只有直接与间接、眼前与长远之别,而绝无有无之分。身在当代社会,意图脱离政治,如同鲁迅先生说的想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荒唐可笑。
作为前辈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学人风骨、独立人格确有许多值得推崇之处。比如,1948年12月15日,北平解放前夕,胡适带头响应国民党政府“抢运学人”计划的召唤,乘坐蒋介石专门派来的飞机离开北京,陈寅恪虽然也追随胡适搭乘这架飞机到了南京,但他最终没有去台湾,而是南下广州,后来落脚在中山大学。据说周恩来同志对此曾大加赞赏,关照有关方面要“厚待”陈寅恪。又如,陈寅恪先生终生淡泊名利,潜心学术,13岁留学日本,19岁开始游历欧美,在哈佛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等名校光听课却不拿学位,为的是挤出更多的时间学习新的知识。他在德国学习时的64本笔记,涉及英文、俄文、满文、蒙文、西夏文、藏文、朝鲜文、梵文、希伯来文等多个语种的语言学问题。再如,陈寅恪先生55岁时双目失明,但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和坚忍不拔的治学精神,克服多种疾病带来的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口述完成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学术著作,在学界传为佳话。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些真正体现陈寅恪先生学人风骨、学术追求,对后人有启示意义的史实,学界某些人好像并无多大兴趣。被某些论者大力张扬、反复引用的却是陈寅恪所谓的“不宗奉马列”“不学政治”的主张,这也就是学界某些人成天吊在嘴上的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内涵之所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曾针对这种现象提出3个问题:“这究竟是对(陈寅恪)这位史学家的尊崇还是讥讽?是对青年人的激励还是误导?是对社会科学的促进还是阻滞?”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细想。
该文的作者引述这两件事,中心意思是要谈陈寅恪的政治觉悟问题。作者辩解说,陈寅恪提出“不宗奉马列”“不学政治”的本意“是学术研究应该充分自由,不能有任何桎梏”,并引证陈寅恪的话作注脚:“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绝无连涉”。作者断言,如果“因此得出结论”,说陈寅恪政治觉悟不高,“那绝对是错误的”,因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这才是“最根本的政治觉悟”。
明眼人一看便不难发现,作者通过引述这两件事得出的结论,存在着逻辑思维上的某种混乱。大家知道,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号召。1951年5月,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时就强调要用马列主义 观点和方法去教育全国人民,而不是用其他任何观点和方法。直到今天,马列主义仍然是党和国家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陈寅恪却以“允许历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作为任职和开展历史研究的先决条件,并十分荒唐地提出要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开出允许的“证书”作为所谓的“挡箭牌”,无论是当时和现在,这种说法都是不合时宜的,是很错误的。陈寅恪不愿给日本人做事的“民族气节”,任何时候都应该肯定,但不能以“好”遮“丑”,混淆是非,用“民族气节”的正确去否定或代替“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的谬误,为陈寅恪开脱。
历史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求用自己的统治思想——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历史科学的研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我们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能科学指出历史的本质以及历史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观察、分析社会历史现象提供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建国60年来,史学研究中的一系列开拓性的成果,比如中国当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等等专题的研究就是明证。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历史研究的“桎梏”而不愿“宗奉”,对陈寅恪这样长期用旧历史观研究历史的老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是一种“思想局限”,但报纸不加分析地公开宣扬这种观点,就是把关不严,误导舆论。
“淡化政治”、“疏离政治”云云,是近些年来某些文化人故示自己的“清高”,而或明或暗流露在笔端的一种论调,也可以称作“噪音”。马克思早就说过:“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页)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政治都是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和人的行为选择密切相关。标榜自己“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绝无连涉”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比如,陈先生是隋唐史专家,而隋、唐的政治制度正是他研究的重要课题;陈先生不愿意给日伪政权做事也是一种政治选择。可以这样说,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政治对人的影响只有直接与间接、眼前与长远之别,而绝无有无之分。身在当代社会,意图脱离政治,如同鲁迅先生说的想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荒唐可笑。
作为前辈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学人风骨、独立人格确有许多值得推崇之处。比如,1948年12月15日,北平解放前夕,胡适带头响应国民党政府“抢运学人”计划的召唤,乘坐蒋介石专门派来的飞机离开北京,陈寅恪虽然也追随胡适搭乘这架飞机到了南京,但他最终没有去台湾,而是南下广州,后来落脚在中山大学。据说周恩来同志对此曾大加赞赏,关照有关方面要“厚待”陈寅恪。又如,陈寅恪先生终生淡泊名利,潜心学术,13岁留学日本,19岁开始游历欧美,在哈佛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等名校光听课却不拿学位,为的是挤出更多的时间学习新的知识。他在德国学习时的64本笔记,涉及英文、俄文、满文、蒙文、西夏文、藏文、朝鲜文、梵文、希伯来文等多个语种的语言学问题。再如,陈寅恪先生55岁时双目失明,但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和坚忍不拔的治学精神,克服多种疾病带来的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口述完成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学术著作,在学界传为佳话。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些真正体现陈寅恪先生学人风骨、学术追求,对后人有启示意义的史实,学界某些人好像并无多大兴趣。被某些论者大力张扬、反复引用的却是陈寅恪所谓的“不宗奉马列”“不学政治”的主张,这也就是学界某些人成天吊在嘴上的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内涵之所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曾针对这种现象提出3个问题:“这究竟是对(陈寅恪)这位史学家的尊崇还是讥讽?是对青年人的激励还是误导?是对社会科学的促进还是阻滞?”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