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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是为了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环保从来没有不许人发展的意思，环保奢望的是人类聪明发展、幸福发展，环保主张的是环境的平等权和资源的平等权，环保追求的是社会的正义和人心的良善。
2005年，我在写《拯救云南》的时候，看到的所有现象，让我对云南的现实和未来深怀恐惧。我总在想，如果这个地方资源被掠夺光了之后，当地人会成为什么样，天然林全部被替换为桉树林、小桐子、果树林或者稻田麦地之后，这个地方的文化多样性上哪儿去繁衍？
当时我的想法是，一个社区要想抵抗外来商业入侵和外来文化入侵，唯一的办法是“社区强健”，最美的招，当然是“本地人通过本地的资源积蓄本地的财富”，当时我没有想到，本地人有可能成为更锋利的第三把刀。
当时，我一直对纸业大鳄金光集团这样通过破坏云南宝贵的天然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以获得一点点可怜的“造纸纤维”的“巨大外商”表示鄙夷和反感，也对向一些“东部发达区”涌来的资源掠夺商表示出轻蔑和不信任。同时，对那些打着造福当地百姓和环境，却只知贪婪地掠求当地无助的“裸露”于地面或沉睡于地底的自然和矿产资源，而无法“沾惠”一点点利益给当地人的那些大型资源型国企，表示出深深的担心。
我偏袒当地人的想法其实采摘自云南本地。多年来，云南可能是被各种外来掠夺力量弄得心疲力尽了，以至于一直有种暗暗的委屈，他们认为几千年来，这片土地把什么都“上贡给中央”，人才木材、铜矿锡矿、鲜花美女、文化歌舞……如蚕食，如抽丝，如蒸发，一点点地被挖空，一点点地被调走，一点点地飘移出他们的视线。现在，他们还能够拿得出手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也在一点点地走进“濒危”之中。拿不走的似乎只有“风景”和“民俗”，然而，当风景在一天天的被欺凌、被侮辱、被践踏、被抽调而逐年恶化的时候，指望看到美好的民俗，看到纯真的心灵，看到自娱自乐的歌舞，不过是痴人说梦，梦人犯痴。
当时我有一种猜想，如果没有任何的外来商业入侵，没有游客带来的骚动和吞吐、消纳，云南当地人会主动地破坏这些宝贵资源以求得暂时的物质上的奢侈吗？然而，当我开始透视云南，看到现在云南的地界何止遭遇外来的入侵，内生的冲动早已开始大施刀斧。云南生态现在遭遇的是“三力并用”、“三刀并砍”，在这样的情形下，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不濒危，不遭劫，不落难，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说这内生的破坏力是外来力量引诱的结果，你也可以证明这内生的力量甚至会成为对外来侵略的“对冲”。但是，一旦“掀起你的盖头来”，会发现，这几大生态破坏“方面军”，其实是一种联合作战、互为犄角的关系。结果是，云南这片土地，外恨未解，内祸又生。几方力量叠加在一起，共同依托脆弱易损的“七彩云南”，去解馋，去寻租，去圆梦。政府要“工业强省”——多半发展资源型工业而不是高科技产业和高文化产业，要大力开发水电和矿藏；群众也要“工业强身”——多半也是发展资源型工业，要大力开挖山野和矿藏，要以工业的手段进行农业种植，要以草本作物的思维对待木本作物，让身边的草木都成为经济源泉，让每一粒尘土都成为矿产。
这就是云南今天在上演的致富梦。“像所有以梦为马的人一样”，不少人希望一夜之间获得大把的钱财。办法是什么呢？当然是资源。中国人是最擅长倒卖资源的，尤其是那些看着没什么“直接经济效益”的天然林、河流山川，那些看着极容易抓取和捕捉的“草木鸟兽虫鱼”，那些野兰花、野杜鹃花、田七、松茸、虫草；那些金丝猴、黑颈鹤、斑头雁、亚洲象。
有一次与一个朋友争论，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富裕好还是贫穷好。他的理论是中国人不能穷，穷了就出现种种恶相和怒相，互相间少有恩情。而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人越有钱越邪恶，富裕的人反而互相提防、算计得最厉害，尤其在富裕绝大部分来路不正的时候。
过去的习惯，夸一个人优质，一定要说他“自力更生”，我也认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受不受教育不重要，有没有文化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自食其力的精神。现在，在环境形势如此危急的时候，光有自食其力是不够的，因为自食其力的过程很可能是大肆伤害自然界的过程。因此，我对“自食其力”有了很深层次的理解，就是“在不伤害、少伤害自然界的条件下，通过自食其力实现人生的圆满”。
用贫困线来衡量，云南当然有许多人是穷苦的，有些人的贫困是如此的刺目，令人难忘，令人不安。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但人们下意识地仍旧以物质的丰厚度来对标文化的丰厚度。这是个“金元时代”，人们行动的每一步都得依靠现金来支撑，因此，除非你不上学不看病，否则，你就得到处张罗着用劳动，用汗水，用尊严，用身体的各个部位，去兑换、收集纸币。当这些都不够用的时候，你的目光，很容易就在逡巡之间，为难之际，对着身边的“美好自然”，涌生起邪恶的愿望。想到砍倒那棵红豆杉就能卖上几文钱，剁下熊的四个脚掌就能兑上几钱银子；拔下那两颗象牙能换来几个月的支出，剥下那孟加拉虎的皮就可能熬过眼前的艰难。这时候，环保主义者、忧虑的人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
经济学家最喜欢谈“内生能力”，认为任何足够大的区域，完全有理由依靠本地的资源和智慧实现发展。而生态补偿主义者喜欢讨论“贴补”和“转移支付”。有时候，我觉得生态补偿给了许多人妄想和横心，不是把一切过错都推给“下游”，就是把一切责任都卸给“国家”；有时候，又认为生态补偿又确实早该实行。如果把云南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它过去被刀剥，被斧凿，被火燎，被虫蛀，确实被抽走了太多的汁液，被砍去了太多的枝桠，被削去了太多的根须，被伤了太大的元气。
其实，云南现在的问题是全国共同遭遇的，几十年来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日益普及，让每个人都有了强大的创业能力和自决能力，有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消费的频密度，消费的种类，消费的野心，都是前所未有的。自然，其环境伤害力和生态伤害力，也是空前绝后的。近年来，这种能量开始被赋予到了广大的一度被忽略和漠视的农村，全国上下，深山绝谷，处处云腾雀跃，找不到一片净土。
如果说过去只是官员控制资源、商人通过贿赂以掠夺资源，绝大部分人只能袖手旁观、被动参与的话；如果说过去是城市伤害农村，绝大部分农村只能忍气吞生的话，那么，今天的神州大地，已经出现了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生态杀手的波涛汹涌的局面。
农民过去是经济自主的典型，自给自足，不依不靠，而现在，成了最缺乏保障的群体。他们的任何经济行为，都需要依靠“政府”和“公司”，他们生产的农作物，随时有腐臭在地里、沤烂在粮仓的可能。今天，他们找到了着力点，攀上了产业链，开始爆发了。看一看目前中国农村的谋生出路就会很清楚，几乎所有的农村都在做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梦。中国近年来涌现出的明星村，无一不是靠工业来致富的，大量征用原料，大量对空对地排放。这些所谓的村庄已经没有村庄相，这里的农民实质上已经是市民和工人。然而，当更多的有理想的村庄试图效仿的时候，却发现，中国不可能处处办工厂，农民不可能全部都变身份“改户口”。于是，更多的农村就成了“公司”的附加和延伸，成了企业的“协议员工”，成为企业的原料供应者。企业需要鸡，他们“农户加公司”，帮助“科学养鸡”；企业需要橡胶，他们就毁林种胶；企业需要桉树，他们就“炼山”种桉树，企业需要竹子，他们就“开荒”种竹子；企业需要兰花，他们就把林下的所有野生兰花都采回家待企业来贩收；企业需要松茸，他们就半夜上山去翻遍所有的腐殖土；企业需要虫草，他们就不惜与人械斗，以维护神圣的虫草领地权；企业需要野猪肉、需要豹子皮，他们就上山下夹套、挖陷阱。直到把山淘空，把水毒尽，把天然林砍光，把地底挖塌，把天空染成五颜六色，让天然林成为空林，让天然河流成为空水，让天然的湿地变成荒漠。
环保是为了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环保从来没有不许人发展的意思，环保奢望的是人类聪明发展、幸福发展，环保主张的是环境的平等权和资源的平等权，环保追求的是社会的正义和人心的良善。然而，在火热拜金的今天，在极端发展不成为过错的今天，你在街上大谈环保，似乎异常地不合时宜，因为，现在是全民快速致富的时代，是“正确的授权”导致的“错误发展”无法追究责任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你从环保立场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与某些地方的“政府精神”相忤；替自然界喊的每一声痛，都可能被当成是“不顾穷人死活”。然而，当生态恶化到每个人都无法承受，当生态伤害到没有医生和药物能够缓解、回春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勤劳致富”，真的有那么大的意义吗？我们所设计的由贫困而温饱，由温饱而小康，由小康而大富大贵的“社会金字塔”，哪一步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
2005年，我在写《拯救云南》的时候，看到的所有现象，让我对云南的现实和未来深怀恐惧。我总在想，如果这个地方资源被掠夺光了之后，当地人会成为什么样，天然林全部被替换为桉树林、小桐子、果树林或者稻田麦地之后，这个地方的文化多样性上哪儿去繁衍？
当时我的想法是，一个社区要想抵抗外来商业入侵和外来文化入侵，唯一的办法是“社区强健”，最美的招，当然是“本地人通过本地的资源积蓄本地的财富”，当时我没有想到，本地人有可能成为更锋利的第三把刀。
当时，我一直对纸业大鳄金光集团这样通过破坏云南宝贵的天然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以获得一点点可怜的“造纸纤维”的“巨大外商”表示鄙夷和反感，也对向一些“东部发达区”涌来的资源掠夺商表示出轻蔑和不信任。同时，对那些打着造福当地百姓和环境，却只知贪婪地掠求当地无助的“裸露”于地面或沉睡于地底的自然和矿产资源，而无法“沾惠”一点点利益给当地人的那些大型资源型国企，表示出深深的担心。
我偏袒当地人的想法其实采摘自云南本地。多年来，云南可能是被各种外来掠夺力量弄得心疲力尽了，以至于一直有种暗暗的委屈，他们认为几千年来，这片土地把什么都“上贡给中央”，人才木材、铜矿锡矿、鲜花美女、文化歌舞……如蚕食，如抽丝，如蒸发，一点点地被挖空，一点点地被调走，一点点地飘移出他们的视线。现在，他们还能够拿得出手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也在一点点地走进“濒危”之中。拿不走的似乎只有“风景”和“民俗”，然而，当风景在一天天的被欺凌、被侮辱、被践踏、被抽调而逐年恶化的时候，指望看到美好的民俗，看到纯真的心灵，看到自娱自乐的歌舞，不过是痴人说梦，梦人犯痴。
当时我有一种猜想，如果没有任何的外来商业入侵，没有游客带来的骚动和吞吐、消纳，云南当地人会主动地破坏这些宝贵资源以求得暂时的物质上的奢侈吗？然而，当我开始透视云南，看到现在云南的地界何止遭遇外来的入侵，内生的冲动早已开始大施刀斧。云南生态现在遭遇的是“三力并用”、“三刀并砍”，在这样的情形下，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不濒危，不遭劫，不落难，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说这内生的破坏力是外来力量引诱的结果，你也可以证明这内生的力量甚至会成为对外来侵略的“对冲”。但是，一旦“掀起你的盖头来”，会发现，这几大生态破坏“方面军”，其实是一种联合作战、互为犄角的关系。结果是，云南这片土地，外恨未解，内祸又生。几方力量叠加在一起，共同依托脆弱易损的“七彩云南”，去解馋，去寻租，去圆梦。政府要“工业强省”——多半发展资源型工业而不是高科技产业和高文化产业，要大力开发水电和矿藏；群众也要“工业强身”——多半也是发展资源型工业，要大力开挖山野和矿藏，要以工业的手段进行农业种植，要以草本作物的思维对待木本作物，让身边的草木都成为经济源泉，让每一粒尘土都成为矿产。
这就是云南今天在上演的致富梦。“像所有以梦为马的人一样”，不少人希望一夜之间获得大把的钱财。办法是什么呢？当然是资源。中国人是最擅长倒卖资源的，尤其是那些看着没什么“直接经济效益”的天然林、河流山川，那些看着极容易抓取和捕捉的“草木鸟兽虫鱼”，那些野兰花、野杜鹃花、田七、松茸、虫草；那些金丝猴、黑颈鹤、斑头雁、亚洲象。
有一次与一个朋友争论，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富裕好还是贫穷好。他的理论是中国人不能穷，穷了就出现种种恶相和怒相，互相间少有恩情。而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人越有钱越邪恶，富裕的人反而互相提防、算计得最厉害，尤其在富裕绝大部分来路不正的时候。
过去的习惯，夸一个人优质，一定要说他“自力更生”，我也认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受不受教育不重要，有没有文化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自食其力的精神。现在，在环境形势如此危急的时候，光有自食其力是不够的，因为自食其力的过程很可能是大肆伤害自然界的过程。因此，我对“自食其力”有了很深层次的理解，就是“在不伤害、少伤害自然界的条件下，通过自食其力实现人生的圆满”。
用贫困线来衡量，云南当然有许多人是穷苦的，有些人的贫困是如此的刺目，令人难忘，令人不安。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但人们下意识地仍旧以物质的丰厚度来对标文化的丰厚度。这是个“金元时代”，人们行动的每一步都得依靠现金来支撑，因此，除非你不上学不看病，否则，你就得到处张罗着用劳动，用汗水，用尊严，用身体的各个部位，去兑换、收集纸币。当这些都不够用的时候，你的目光，很容易就在逡巡之间，为难之际，对着身边的“美好自然”，涌生起邪恶的愿望。想到砍倒那棵红豆杉就能卖上几文钱，剁下熊的四个脚掌就能兑上几钱银子；拔下那两颗象牙能换来几个月的支出，剥下那孟加拉虎的皮就可能熬过眼前的艰难。这时候，环保主义者、忧虑的人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
经济学家最喜欢谈“内生能力”，认为任何足够大的区域，完全有理由依靠本地的资源和智慧实现发展。而生态补偿主义者喜欢讨论“贴补”和“转移支付”。有时候，我觉得生态补偿给了许多人妄想和横心，不是把一切过错都推给“下游”，就是把一切责任都卸给“国家”；有时候，又认为生态补偿又确实早该实行。如果把云南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它过去被刀剥，被斧凿，被火燎，被虫蛀，确实被抽走了太多的汁液，被砍去了太多的枝桠，被削去了太多的根须，被伤了太大的元气。
其实，云南现在的问题是全国共同遭遇的，几十年来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日益普及，让每个人都有了强大的创业能力和自决能力，有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消费的频密度，消费的种类，消费的野心，都是前所未有的。自然，其环境伤害力和生态伤害力，也是空前绝后的。近年来，这种能量开始被赋予到了广大的一度被忽略和漠视的农村，全国上下，深山绝谷，处处云腾雀跃，找不到一片净土。
如果说过去只是官员控制资源、商人通过贿赂以掠夺资源，绝大部分人只能袖手旁观、被动参与的话；如果说过去是城市伤害农村，绝大部分农村只能忍气吞生的话，那么，今天的神州大地，已经出现了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生态杀手的波涛汹涌的局面。
农民过去是经济自主的典型，自给自足，不依不靠，而现在，成了最缺乏保障的群体。他们的任何经济行为，都需要依靠“政府”和“公司”，他们生产的农作物，随时有腐臭在地里、沤烂在粮仓的可能。今天，他们找到了着力点，攀上了产业链，开始爆发了。看一看目前中国农村的谋生出路就会很清楚，几乎所有的农村都在做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梦。中国近年来涌现出的明星村，无一不是靠工业来致富的，大量征用原料，大量对空对地排放。这些所谓的村庄已经没有村庄相，这里的农民实质上已经是市民和工人。然而，当更多的有理想的村庄试图效仿的时候，却发现，中国不可能处处办工厂，农民不可能全部都变身份“改户口”。于是，更多的农村就成了“公司”的附加和延伸，成了企业的“协议员工”，成为企业的原料供应者。企业需要鸡，他们“农户加公司”，帮助“科学养鸡”；企业需要橡胶，他们就毁林种胶；企业需要桉树，他们就“炼山”种桉树，企业需要竹子，他们就“开荒”种竹子；企业需要兰花，他们就把林下的所有野生兰花都采回家待企业来贩收；企业需要松茸，他们就半夜上山去翻遍所有的腐殖土；企业需要虫草，他们就不惜与人械斗，以维护神圣的虫草领地权；企业需要野猪肉、需要豹子皮，他们就上山下夹套、挖陷阱。直到把山淘空，把水毒尽，把天然林砍光，把地底挖塌，把天空染成五颜六色，让天然林成为空林，让天然河流成为空水，让天然的湿地变成荒漠。
环保是为了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环保从来没有不许人发展的意思，环保奢望的是人类聪明发展、幸福发展，环保主张的是环境的平等权和资源的平等权，环保追求的是社会的正义和人心的良善。然而，在火热拜金的今天，在极端发展不成为过错的今天，你在街上大谈环保，似乎异常地不合时宜，因为，现在是全民快速致富的时代，是“正确的授权”导致的“错误发展”无法追究责任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你从环保立场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与某些地方的“政府精神”相忤；替自然界喊的每一声痛，都可能被当成是“不顾穷人死活”。然而，当生态恶化到每个人都无法承受，当生态伤害到没有医生和药物能够缓解、回春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勤劳致富”，真的有那么大的意义吗？我们所设计的由贫困而温饱，由温饱而小康，由小康而大富大贵的“社会金字塔”，哪一步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