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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改革难度大，压力大，矛盾也比较多，许多问题并没有现成答案，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学校体制改革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关键内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为此，2016年3月27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上海远播教育集团协办的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本文采撷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晓东主持的，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校长程红兵、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龙岗天誉实验学校校长王飞、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常务副校长张丽清参与的校长圆桌论坛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办学自主权的赋权与分配
学校体制机制改革，本质上是在讨论学校自主权问题，如何分配、赋予及运用，才能将学校办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各位校长对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认识与思考及他们的办学经验吧。
程红兵：深圳明德实验学校不是纯粹的公办学校，也不是纯粹的私立学校。它是福田区政府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创办的一所改革学校，是董事会领导下的学校。它并不是对教育内部进行资源整合，不是委托教育中介机构或刚刚退休的知名校长办学，而是由企业来办学，将学校和企业、社会等各种资源联系起来。
所谓体制机制改革，说到底是权力的问题，是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学校在教育和管理的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权力是核心。如何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权力分配，二是赋权，三是以校长为首的管理团队能不能很好地使用权力，既高效又规范。分权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赋权的关键在于明确社会中介机构的边界，用权的关键在于明确校长的权力边界。因此，程序建制、明确权力边界很关键。
我的一个教育口号就是要把学校打开。只有把学校打开，才能真正办好学校。在明德实验学校，各个委员会是学校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们的一个优势在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办学自主—经费自主、用钱自主、用人自主（契约型教师）……此外，校长有课程领导权，才能真正实行职权改革，改革课程结构。
曾晓东：其实，教育去行政化的一个重要阵地就是学校。
卢志文：我比较提倡教育家办学。教育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改革学校行政化管理模式，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公办学校本质上是“教育局办学”，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获得源于体制；民办学校中，学校的办学制度是一种法律，校长作为经理进行考察。中国经济的繁荣奇迹，是从解放企业和企业家开始的，中国教育的繁荣也将从解放学校和校长开始。只有每个细节都被激活了，机体的生命力才会旺盛。体制是一种结构，变革体制是以结构谋功能，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功用，所以体制创新是一种结构创新，尽管都是碳原子，但彼此的组合方式不同，形成的物质也千差万别。
教育性质有三种力量。教育内涵价值的提升，是内部的力量；教育体制机制的创新，是结构的力量；教育技术的创新，是外部的力量。三种力量共同推动教育的进步，以结构的力量最为强大。体制改革和分配管理的意义，首先是要松开民办学校非营利属性对办校者的道德绑架；其次是要借助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政策扶持，让更多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获得更多的办学要素聚集；再次是通过多种途径的体制改革创新，使教育家办学成为可能。民办教育不是政府财力不足时的过渡产物，而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然需要。大国崛起需要教育支撑，中国创造需要教育转型，社会进步需要教育助推，民生改革需要教育
服务。
温州是民办教育综合改革的试点地区，翔宇教育集团经过10多年的发展，现在旗下有10余所学校，这一多样化的道路生存需要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缩影。
王飞：深圳市龙岗区实施政府资助学校这一新的办学体制，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它不同于公办学校，也不同于民办学校，校长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办学校。在这种顶层设计下，校长办学有很大的权力，特别是用人机制比较灵活，可以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
办学校不是一两年就能办好的，是百年大计，必须建立一个非常好的管理体制。真正实行委员会制度，就是在学校内部形成一种民主管理制度，在管理过程中对校长权力形成监督和制衡，实现学校内部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张丽清：华中师范大学C100计划，主要是通过联盟、合作、创新，依托大学教育的特色发展优势，广泛整合校内优质教育资源，推进合作区域内教育的高位均衡、多元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在合作办学方面提出三个目标，一是在基础教育方面开展综合改革，二是建立基础教育新的教育教学体系，三是以推进教育信息化来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在“互联网 ”时代，教学改革主要是通过华中师范大学和政府合作办学，与地方政府、大集团合作，还有就是实现三方合作，政府、机构和大学一起成立学校董事会，培训职业校长，同时管理合办
学校。
学校管理采取更多的是一种混合型管理模式。大学与地方政府共同形成一个管理团队，大学主要负责教师和校长的专业提升及课程教学方面的专业指导。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就是华中师范大学合作办学平台中的一种模式，即正向合作模式，通过龙岗区人民政府与大学合作实现公对公的办学。它是深圳市政府投资建立的一所学校，实行理事会领导，接受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教学质量专业诊断评估，目前运作良好。
此外，龙岗区政府在这所学校的校长办学自主权上给予很大支持，形成了专家治学、社会参与的内部治理基本架构，华中师范大学每月会派出专家进行教学督导。
校长遇到的限制与约束
作为一名校长，他所面临的角色和功能其实在许多方面和教育局局长所面临的有很大不同，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对一名校长来说，面临的不仅是权力、权力分配、民主和权力的分享等，他还要面临一些技术问题，如师资培养、课程、教学、家校沟通等。那么，处于校长的位置，他们会遇到哪些限制与 约束呢？
程红兵：我们学校的教师队伍非常年轻，80%的教师是应届本科生或硕士生，所以对校长来说，要进一步提升教师的能力，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我想第一阶段是地毯式听课，不能仅仅满足于把课上好，还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时间非常紧迫，对我而言，作为一名校长，站在这个位置上，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我想把我30多年的想法付诸行动，思考如何将这支队伍带出来，它可能会直接影响未来教育改革到底能成就多少。
曾晓东：对程校长来说，他不仅是一个领导，还是一个老大哥，带这么一支年轻的教师队伍，对他的智力和耐心肯定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卢志文：中国校长会遭遇方方面面的限制，但最大的限制主要来自自身及其团队。我们希望他者来改变，但我们自己就是别人眼中的他者。换句话说，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做一些改变，才会变得更好。学校在变成教育集团的过程中，我们探索了不同形态的办学样式。这个过程很有意义，因为我们每天遭遇的困惑和他人有相同的一面，当我们尝试去解决自己当下遇到的问题时，已经在为他人探路，每做一件事其实都是一种摸索，可以叫“实践的思考”和“思考的实践”。大体上，这几乎是所有校长职业生涯道路中的常态，我们必须在道路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每个人都不埋怨，把脚下的路走好。
王飞：现在，学校大体实施行政管理体制，教务处、总务处是一种行政管理模式，各个部门有一名主任。5个委员会是为学校董事会和学校做出最终决策提供建议的一种咨询机构，并不是行政机构。对管理人员来说是一种监督，必须成为学校的体制给予固定下来。它的确会给学校增加很大的负担，但却可以保证学校能够健康发展，这是我的一种想法。
曾晓东：王飞校长到这所学校仅数十天，但是他对行政体制是非常有见解的。我们学校的许多教师也会到各个学校挂职当校长，我的问题是：有时大学教师来学校做督导、评估，当其提的问题与学校提的有矛盾时，校长站在哪
一边？
张丽清：对于督导小组和专家小组所提的意见，我会站在学校层面思考，看其是否适合这所学校，再进行相应的消化和处理。
IB课程看课改
国际预科证书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简称IB课程），是由国际文凭组织为高中生设计的为期两年的课程，现在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那么，在当前中国课程改革与教育改革的背景下，IB课程能够实施下去吗？课程改革会有怎样的走向？我们拭目以待。
王飞：中国学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高考时要考两门语言，一是语文，一是英文。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学生要考两种语言。怎样减负，当时我提的一个建议就是取消英语课。说实在的，增加一门语言课对学生的智慧发展有何作用，答案未必就是肯定的。IB课程发展主要集中在资金较为充足的学校，是为学生今后出国准备的课程。其实，IB课程也就是一门语言课，学生完全可以自己学，什么时候学都能学好。我认为，办IB课程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卢志文：不管学校是公办校还是民办校，其中一个内容是要有特色，满足选择性需求，这是底线加选择的一种思路。在管理中，这其实是一种常见现象，叫“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公办校本质上是一种均衡教育，课程教育要整合全国力量，而民办校应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资源追求极致，在市场中竞争，IB课程在这一体制下诞生，在中国这个环境中还不够好，假以时日一定会好起来。校长领导力中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变革领导力，这对校长来说是一门必修课。校长要为变革而生，如果不想变革，肯定不是一位好校长。
程红兵：如何进行课程改革，有共同规定，这一共同规定要基于学校、基于实践、基于问题而改革。IB课程，简单地拿过来，我认为是不太妥当的。也就是说，有时照搬国外的优势教育资源是可以的，但完全复制就不是自己的了。在中国办教育，可以或者必须引进先进的课程资源，但要整合到我们的课程系统中。我们第一要把学校打开，把课堂打开，结合自身特点做一些课堂结构或者学科结构上的变革，慢慢地走向完善。
张丽清：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首先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需要，其次要看学生自己想要发展成什么样。在这一课程改革方面，特别是高中课程改革，我认为真正严格落实课程计划的高中校并不多，到底是课程设计出了问题，还是校长的教育思想出了问题，我觉得这都不是主要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为课程改变提供配套的体制和机制。现在，我非常高兴地看到高考改革、用人制度改革、评价改革等，也期待高中课改能够解放校长，最终解放学生。
只有多样化的办学体制，才可能出现多样化的培养模式，才可能出现教育的高质量与丰富性。进行办学体制改革，研究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按照管办评分离原则促进学校自主办学，才有可能真正打造一种适应经济全球化与“互联网 ”时代的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适合学校的教育，充满多样性、丰富性与选择性的教育，即人民满意的教育，追求我们真正追求的教育理想。
责任编辑：曹继光
910045828@qq.com
为此，2016年3月27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上海远播教育集团协办的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本文采撷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晓东主持的，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校长程红兵、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龙岗天誉实验学校校长王飞、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常务副校长张丽清参与的校长圆桌论坛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办学自主权的赋权与分配
学校体制机制改革，本质上是在讨论学校自主权问题，如何分配、赋予及运用，才能将学校办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各位校长对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认识与思考及他们的办学经验吧。
程红兵：深圳明德实验学校不是纯粹的公办学校，也不是纯粹的私立学校。它是福田区政府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创办的一所改革学校，是董事会领导下的学校。它并不是对教育内部进行资源整合，不是委托教育中介机构或刚刚退休的知名校长办学，而是由企业来办学，将学校和企业、社会等各种资源联系起来。
所谓体制机制改革，说到底是权力的问题，是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学校在教育和管理的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权力是核心。如何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权力分配，二是赋权，三是以校长为首的管理团队能不能很好地使用权力，既高效又规范。分权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赋权的关键在于明确社会中介机构的边界，用权的关键在于明确校长的权力边界。因此，程序建制、明确权力边界很关键。
我的一个教育口号就是要把学校打开。只有把学校打开，才能真正办好学校。在明德实验学校，各个委员会是学校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们的一个优势在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办学自主—经费自主、用钱自主、用人自主（契约型教师）……此外，校长有课程领导权，才能真正实行职权改革，改革课程结构。
曾晓东：其实，教育去行政化的一个重要阵地就是学校。
卢志文：我比较提倡教育家办学。教育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改革学校行政化管理模式，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公办学校本质上是“教育局办学”，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获得源于体制；民办学校中，学校的办学制度是一种法律，校长作为经理进行考察。中国经济的繁荣奇迹，是从解放企业和企业家开始的，中国教育的繁荣也将从解放学校和校长开始。只有每个细节都被激活了，机体的生命力才会旺盛。体制是一种结构，变革体制是以结构谋功能，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功用，所以体制创新是一种结构创新，尽管都是碳原子，但彼此的组合方式不同，形成的物质也千差万别。
教育性质有三种力量。教育内涵价值的提升，是内部的力量；教育体制机制的创新，是结构的力量；教育技术的创新，是外部的力量。三种力量共同推动教育的进步，以结构的力量最为强大。体制改革和分配管理的意义，首先是要松开民办学校非营利属性对办校者的道德绑架；其次是要借助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政策扶持，让更多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获得更多的办学要素聚集；再次是通过多种途径的体制改革创新，使教育家办学成为可能。民办教育不是政府财力不足时的过渡产物，而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然需要。大国崛起需要教育支撑，中国创造需要教育转型，社会进步需要教育助推，民生改革需要教育
服务。
温州是民办教育综合改革的试点地区，翔宇教育集团经过10多年的发展，现在旗下有10余所学校，这一多样化的道路生存需要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缩影。
王飞：深圳市龙岗区实施政府资助学校这一新的办学体制，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它不同于公办学校，也不同于民办学校，校长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办学校。在这种顶层设计下，校长办学有很大的权力，特别是用人机制比较灵活，可以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
办学校不是一两年就能办好的，是百年大计，必须建立一个非常好的管理体制。真正实行委员会制度，就是在学校内部形成一种民主管理制度，在管理过程中对校长权力形成监督和制衡，实现学校内部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张丽清：华中师范大学C100计划，主要是通过联盟、合作、创新，依托大学教育的特色发展优势，广泛整合校内优质教育资源，推进合作区域内教育的高位均衡、多元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在合作办学方面提出三个目标，一是在基础教育方面开展综合改革，二是建立基础教育新的教育教学体系，三是以推进教育信息化来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在“互联网 ”时代，教学改革主要是通过华中师范大学和政府合作办学，与地方政府、大集团合作，还有就是实现三方合作，政府、机构和大学一起成立学校董事会，培训职业校长，同时管理合办
学校。
学校管理采取更多的是一种混合型管理模式。大学与地方政府共同形成一个管理团队，大学主要负责教师和校长的专业提升及课程教学方面的专业指导。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就是华中师范大学合作办学平台中的一种模式，即正向合作模式，通过龙岗区人民政府与大学合作实现公对公的办学。它是深圳市政府投资建立的一所学校，实行理事会领导，接受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教学质量专业诊断评估，目前运作良好。
此外，龙岗区政府在这所学校的校长办学自主权上给予很大支持，形成了专家治学、社会参与的内部治理基本架构，华中师范大学每月会派出专家进行教学督导。
校长遇到的限制与约束
作为一名校长，他所面临的角色和功能其实在许多方面和教育局局长所面临的有很大不同，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对一名校长来说，面临的不仅是权力、权力分配、民主和权力的分享等，他还要面临一些技术问题，如师资培养、课程、教学、家校沟通等。那么，处于校长的位置，他们会遇到哪些限制与 约束呢？
程红兵：我们学校的教师队伍非常年轻，80%的教师是应届本科生或硕士生，所以对校长来说，要进一步提升教师的能力，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我想第一阶段是地毯式听课，不能仅仅满足于把课上好，还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时间非常紧迫，对我而言，作为一名校长，站在这个位置上，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我想把我30多年的想法付诸行动，思考如何将这支队伍带出来，它可能会直接影响未来教育改革到底能成就多少。
曾晓东：对程校长来说，他不仅是一个领导，还是一个老大哥，带这么一支年轻的教师队伍，对他的智力和耐心肯定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卢志文：中国校长会遭遇方方面面的限制，但最大的限制主要来自自身及其团队。我们希望他者来改变，但我们自己就是别人眼中的他者。换句话说，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做一些改变，才会变得更好。学校在变成教育集团的过程中，我们探索了不同形态的办学样式。这个过程很有意义，因为我们每天遭遇的困惑和他人有相同的一面，当我们尝试去解决自己当下遇到的问题时，已经在为他人探路，每做一件事其实都是一种摸索，可以叫“实践的思考”和“思考的实践”。大体上，这几乎是所有校长职业生涯道路中的常态，我们必须在道路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每个人都不埋怨，把脚下的路走好。
王飞：现在，学校大体实施行政管理体制，教务处、总务处是一种行政管理模式，各个部门有一名主任。5个委员会是为学校董事会和学校做出最终决策提供建议的一种咨询机构，并不是行政机构。对管理人员来说是一种监督，必须成为学校的体制给予固定下来。它的确会给学校增加很大的负担，但却可以保证学校能够健康发展，这是我的一种想法。
曾晓东：王飞校长到这所学校仅数十天，但是他对行政体制是非常有见解的。我们学校的许多教师也会到各个学校挂职当校长，我的问题是：有时大学教师来学校做督导、评估，当其提的问题与学校提的有矛盾时，校长站在哪
一边？
张丽清：对于督导小组和专家小组所提的意见，我会站在学校层面思考，看其是否适合这所学校，再进行相应的消化和处理。
IB课程看课改
国际预科证书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简称IB课程），是由国际文凭组织为高中生设计的为期两年的课程，现在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那么，在当前中国课程改革与教育改革的背景下，IB课程能够实施下去吗？课程改革会有怎样的走向？我们拭目以待。
王飞：中国学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高考时要考两门语言，一是语文，一是英文。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学生要考两种语言。怎样减负，当时我提的一个建议就是取消英语课。说实在的，增加一门语言课对学生的智慧发展有何作用，答案未必就是肯定的。IB课程发展主要集中在资金较为充足的学校，是为学生今后出国准备的课程。其实，IB课程也就是一门语言课，学生完全可以自己学，什么时候学都能学好。我认为，办IB课程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卢志文：不管学校是公办校还是民办校，其中一个内容是要有特色，满足选择性需求，这是底线加选择的一种思路。在管理中，这其实是一种常见现象，叫“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公办校本质上是一种均衡教育，课程教育要整合全国力量，而民办校应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资源追求极致，在市场中竞争，IB课程在这一体制下诞生，在中国这个环境中还不够好，假以时日一定会好起来。校长领导力中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变革领导力，这对校长来说是一门必修课。校长要为变革而生，如果不想变革，肯定不是一位好校长。
程红兵：如何进行课程改革，有共同规定，这一共同规定要基于学校、基于实践、基于问题而改革。IB课程，简单地拿过来，我认为是不太妥当的。也就是说，有时照搬国外的优势教育资源是可以的，但完全复制就不是自己的了。在中国办教育，可以或者必须引进先进的课程资源，但要整合到我们的课程系统中。我们第一要把学校打开，把课堂打开，结合自身特点做一些课堂结构或者学科结构上的变革，慢慢地走向完善。
张丽清：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首先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需要，其次要看学生自己想要发展成什么样。在这一课程改革方面，特别是高中课程改革，我认为真正严格落实课程计划的高中校并不多，到底是课程设计出了问题，还是校长的教育思想出了问题，我觉得这都不是主要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为课程改变提供配套的体制和机制。现在，我非常高兴地看到高考改革、用人制度改革、评价改革等，也期待高中课改能够解放校长，最终解放学生。
只有多样化的办学体制，才可能出现多样化的培养模式，才可能出现教育的高质量与丰富性。进行办学体制改革，研究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按照管办评分离原则促进学校自主办学，才有可能真正打造一种适应经济全球化与“互联网 ”时代的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适合学校的教育，充满多样性、丰富性与选择性的教育，即人民满意的教育，追求我们真正追求的教育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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