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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曾连任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元帅的这首诗，说明了90年前即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虽然建立了一些武装力量，毕竟还是在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之内，部队调配和人事任命还不能完全自主，而周恩来为首的中共总前委在南昌组织暴动后的军队却完全是由党独立领导。他们当时奋斗的目标，即习近平主席所提出应该不忘的“初心”，就是推翻腐朽的舊中国政权，建立人民翻身作主的新中国，并为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最低、最高纲领而奋斗。
旧中国的黑暗使人民不能不暴动
今天的人们要读懂前辈的奋斗史，就必须了解那一代人所处的历史环境。生长在“世界充满爱”歌声中的年轻人，往往不能理解这些问题——当年的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要建立军队？那些参军参战者为什么会舍生忘死？现在一些散布历史虚无主义谬论并想否定中国革命历史的人，恰恰是抓住新一代人不大了解旧中国历史环境的弱点，大放否定革命历史的厥词。在历史问题上要正本清源，就必须说明旧中国苦难黑暗的社会情况，逼得劳苦大众只能跟共产党走，只有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腐朽的国民党政权才有出路。
全国解放后出生的人们，只是在歌中听过——“帝国主义侵略压迫，造成了我们的贫穷；官僚买办剥削，造成我们苦难深重……”在许多年轻人看来这只是抽象的说教，而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这些歌词却是社会上有目共睹的活生生的图景。民国时的中国，根本不是如今一些别有用心的“公知”和无知的影视编导们所描绘的“小资社会”，而是遍地贫劳怨愤的“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情景。只有极少数富豪能享受到西方的物质文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大都经常处于饥饿之中。
中国共产党人从1921年建党后不久，就确定了解放那些“饥寒交迫的奴隶”即贫苦工农的革命宗旨。在旧中国黑暗统治下，民众没有以合法斗争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可能，如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安源煤矿罢工就因遭受军阀武力镇压而失败。当时中国农村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0%，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组织部长的毛泽东就最早提出：虽然工人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都是最重要的。
毛泽东在党内最早提出的真知灼见，正是后来在农村根据地建军并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思想基础。当时控制着农村大多数土地的地主豪绅对贫苦农民的压榨，造就了干柴烈火般的革命形势，先进的知识分子又成为播火者。当年的社会景象，使任何有血性、有志向的中华儿女特别是有革命知识的年轻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那时不用讲多少道理，甚至用不着读什么“共产主义ABC”，只要到城乡一转，得出的结论就会是“如今世道真不公”，就会想到要“造反”、要“共产”。现在已实现小康奔向富裕的人们，大多难以想象90年前饥寒交迫的工农兵大众的心境。那时，他们是为了实现人类最低层次的要求——生存和温饱，真诚地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并把枪支、木棍、铁尺和红旗高举过头顶，发动了一次次起义。
为什么共产党人振臂一呼，就能“唤起工农千百万”（其实主要是农民）呢？笔者过去曾问过前辈们“为什么要当红军”时，回答就是“那时社会太黑暗了！”“旧军队太野蛮了！”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十多名党员中只有一个人当过兵，那就是在湖南新军第25协（旅）第50标（团）1营当过二等兵的毛泽东。他那时看到的尽是军官欺压士兵，军人打骂老百姓的场面，半年后就愤然退伍。毛泽东由于有过这样亲身经历，后来就要创造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全新军队。
当年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前辈们用血肉进行拼杀所憧憬的“美好明天”，受那个时代的物质环境的限制，喊出的口号只能是“人人有工作，不再受欺压”，“实行共产制，大家有田耕”。从人类的需求层次而论，这是最低层次即生存需求以及次低层次即温饱需求的要求。这些恰恰又是那时革命者表达的初心，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最低纲领，因而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措施动员起那么多群众，支撑起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红军奋斗即土地革命战争，历史证明了这一目标正适合了中国大多数人的需求。
解决如何建军和打仗 胜利就有保障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部队同敌军相比力量都很弱小，又学习苏俄模式着眼于夺取大城市，采取硬打硬拼的正规战术，自然会碰壁。起义军开始又没有改变雇佣军队的传统，那些还有“当兵领饷吃粮”想法的人一遇到危机情况就纷纷开小差。此时军队中共产党的组织也很薄弱，团一级才有党支部，基层战士中很少有党员，因此军官拉队伍叛逃的情况也很严重。如南昌起义的2万多军队在潮汕失败后拉到湘南只剩800人，秋收起义5000人的部队到三湾改编时只剩700人。值此军队存亡危急之际，不建立党的坚强政治领导，不改变花钱雇人当兵的旧制度，不建立农村根据地，剩下的这点部队也难以生存。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余部在井冈山下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解决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团内建有党委，党的支部建立到连一级，并做到排有小组、班有党员，这些党员又大都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意志坚定的革命者，部队巩固性很快大有改观。1928年4月，朱德、陈毅也率领南昌起义剩余的部队同毛泽东会师并走上井冈山，建立起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个军级单位——红四军。在井冈山上，毛泽东宣布军队从此不能再发饷（当时也无饷可发），这让习惯了自古以来“将靠薪、兵靠饷”的许多干部都很吃惊，都怀疑部队还能维持吗？随后的事实证明，红军不但能维持还能发展壮大，除了靠党坚强的政治领导，就是靠“打土豪、分田地”，依靠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参军壮大队伍。
红军中的民主主义，成为凝聚部队的关键。生活在现代平等社会中的人往往难以理解，为什么当年提出“红军不打士兵”、“红军官兵平等”的口号，会吸引那么多受尽压迫的国民党军阀部队士兵前来投奔。那时国民党军的军官都吃小灶，团长行军要坐士兵抬的轿子，打军棍、抽皮鞭是家常便饭。红军第一个军长即红四军军长朱德却是衣着饮食同战士一样，而被周围的人亲切地称为“伙夫头”。参加这支军队的人生活虽苦也会感到温暖，跟着长征万里也不会动摇，美国记者斯诺到陕北访问红军后也马上为这种风貌所感动，在所写的风靡世界的《西行漫记》中称其为“东方魔力”和“兴国之光”。 朱毛红军建立之初人数不过几千，周围有多少万敌军“围困万千重”，要生存发展就要创造能以弱胜强的全新战术。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通过探索总结出一套有效的游击战的战术，以“打圈”来困扰进剿之敌，待其疲惫再各个击破，一再打败数量多几倍、十几倍之敌。这一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空前的创举，使红军最多时发展到近30万人，后来虽因“左”的错误被迫进行长征这一战略转移，却还保留下几万骨干，在抗日战争中又获得新的大发展。
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走向抗日前线，却始终没有忘记“初心”即两个奋斗目标——以民族革命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主革命发展人民力量并准备建设新中国。为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停止了土地革命，却采取了“减租减息”这一新政策，即以“二五减租”的方式将抗日根据地内佃农向地主的交租率减少了一半，这就难怪解放区的群众会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了。在侵略者不断残酷扫荡的敌后战场上，面对在世界上以凶顽著称且装备远占优势的日本军队，八路军、新四军以分散游击持久地袭扰敌人，待其分为小股再集中兵力歼击。侵略者哀叹其处境是“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大大的有”。在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教材中，都找不到对付这种打法的战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因而能在抗战中“越抗越大”，从几万人发展为百万大军，建立了1亿人口的根据地。这不仅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也为战后中国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总决战准备了雄厚的力量，同时准备了广阔的战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拒绝共产党人的和平建议，自恃有优势力量和美国援助，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人马上在解放区全面展开土地改革，斗争地主和分田地的暴风骤雨又唤起老解放区群众，数以千万计的民工为求翻身推着小车、扛着扁担来支援解放军，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空前人民战争的壮观场面。当时两军交锋的战场上，共产党的战士是戴着大红花在乡亲们的锣鼓声中为“保家保田”自愿入伍的，国民党的士兵大都是靠“抓壮丁”用绳子捆来的，两军交锋士气自然有天壤之别，解放军摧枯拉朽的胜利就是历史的必然。可以说，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人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仗，二是土改，土改又是打仗胜利的基础。
保衛祖国建设 发展是硬道理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解放军的主要任务由“打江山”转为“保国家”。在解放后的军事斗争中，解放军又同世界强国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十几个国家的军队交过锋，都取得让对手为之胆寒的战绩。解放军的建设又进入了高级阶段，也就是努力掌握现代技术而实现现代化的阶段。
在解放初期，现代化、正规化和全军学文化这“三化建设”改变了过去靠“小米加步枪”取胜的人民军队的面貌，由“骡马化”迈入“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掌握新式装备要靠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当时担任了军师级职务的一些领导也要同普通战士一样从头开始学飞行、学坦克驾驶。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全军颁布了正规的条令和纪律，实行了军衔制，军官和士兵肩膀或衣领上有了“牌牌”。不过此时在强调向苏军学习时，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又提出：“科学技术要全学，行政制度半学，政治工作不学”，人民解放军还要保持自己官兵一致和联系群众的好传统，不能像苏联那样搞特权。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决定的确是保持和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保证。
进入原子时代后，掌握核弹和导弹才能有效地确立大国地位。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解放军的试验基地官兵、众多科研部门和“两弹元勋”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导弹、核弹研制，这不仅有效地保障了国家安全并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也留下“两弹精神”这一难以量化的宝贵财富。
如同任何探索事业一样，解放军发展建设中也走过弯路，如“左”的思想干扰曾使我国同世界先进军事科技水平已经缩小的差距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又拉大了。改革开放后，解放军的建设伴随着国家发展进步，根据科技强军的思想，在军事指导思想、军队编制体制和武器装备这三个方面都有了全面创新变革。现代国防建设都基于经济建设的成果，自2010年以后，中国的GDP和国防开支都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改善装备有了近现代史上从未有过的雄厚经济实力支撑。如今国际评论称中国新武器研发有了“井喷”式发展，近年几次大阅兵包括今年纪念建军90周年的朱日和沙场阅兵都是一个展示的窗口。
紧紧抓住世界军事变革的大潮后，解放军的装备发展已实现了几次“跨代”。 近年来，中国已造出自己的大型航空母舰，主战装备大都与世界强国处在同一档次，有些还居领先地位。例如中国在无人机这一新型装备的领域内，其性能就称雄全球，目前在国际无人机市场上就占了70%的份额。中国的“神舟”飞船已遨游太空，在全球下潜能力最强的“蛟龙”则深入五洋，让人纵观之后真不禁有沧海桑田、神州巨变之感慨。
解放军建军后90年飞逝的光阴，已经带走了早期创建人民军队的那一代英豪。对于在工业化、信息化和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代新人来说，往事却并不如烟。近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不忘初心”，就是不忘和传承人民军队的前辈们奋斗的理想。努力完成强国和强军的目标，把中国建设好，这才能最终实现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即实现世界大同和人类的彻底解放。
旧中国的黑暗使人民不能不暴动
今天的人们要读懂前辈的奋斗史，就必须了解那一代人所处的历史环境。生长在“世界充满爱”歌声中的年轻人，往往不能理解这些问题——当年的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要建立军队？那些参军参战者为什么会舍生忘死？现在一些散布历史虚无主义谬论并想否定中国革命历史的人，恰恰是抓住新一代人不大了解旧中国历史环境的弱点，大放否定革命历史的厥词。在历史问题上要正本清源，就必须说明旧中国苦难黑暗的社会情况，逼得劳苦大众只能跟共产党走，只有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腐朽的国民党政权才有出路。
全国解放后出生的人们，只是在歌中听过——“帝国主义侵略压迫，造成了我们的贫穷；官僚买办剥削，造成我们苦难深重……”在许多年轻人看来这只是抽象的说教，而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这些歌词却是社会上有目共睹的活生生的图景。民国时的中国，根本不是如今一些别有用心的“公知”和无知的影视编导们所描绘的“小资社会”，而是遍地贫劳怨愤的“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情景。只有极少数富豪能享受到西方的物质文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大都经常处于饥饿之中。
中国共产党人从1921年建党后不久，就确定了解放那些“饥寒交迫的奴隶”即贫苦工农的革命宗旨。在旧中国黑暗统治下，民众没有以合法斗争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可能，如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安源煤矿罢工就因遭受军阀武力镇压而失败。当时中国农村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0%，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组织部长的毛泽东就最早提出：虽然工人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都是最重要的。
毛泽东在党内最早提出的真知灼见，正是后来在农村根据地建军并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思想基础。当时控制着农村大多数土地的地主豪绅对贫苦农民的压榨，造就了干柴烈火般的革命形势，先进的知识分子又成为播火者。当年的社会景象，使任何有血性、有志向的中华儿女特别是有革命知识的年轻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那时不用讲多少道理，甚至用不着读什么“共产主义ABC”，只要到城乡一转，得出的结论就会是“如今世道真不公”，就会想到要“造反”、要“共产”。现在已实现小康奔向富裕的人们，大多难以想象90年前饥寒交迫的工农兵大众的心境。那时，他们是为了实现人类最低层次的要求——生存和温饱，真诚地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并把枪支、木棍、铁尺和红旗高举过头顶，发动了一次次起义。
为什么共产党人振臂一呼，就能“唤起工农千百万”（其实主要是农民）呢？笔者过去曾问过前辈们“为什么要当红军”时，回答就是“那时社会太黑暗了！”“旧军队太野蛮了！”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十多名党员中只有一个人当过兵，那就是在湖南新军第25协（旅）第50标（团）1营当过二等兵的毛泽东。他那时看到的尽是军官欺压士兵，军人打骂老百姓的场面，半年后就愤然退伍。毛泽东由于有过这样亲身经历，后来就要创造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全新军队。
当年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前辈们用血肉进行拼杀所憧憬的“美好明天”，受那个时代的物质环境的限制，喊出的口号只能是“人人有工作，不再受欺压”，“实行共产制，大家有田耕”。从人类的需求层次而论，这是最低层次即生存需求以及次低层次即温饱需求的要求。这些恰恰又是那时革命者表达的初心，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最低纲领，因而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措施动员起那么多群众，支撑起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红军奋斗即土地革命战争，历史证明了这一目标正适合了中国大多数人的需求。
解决如何建军和打仗 胜利就有保障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部队同敌军相比力量都很弱小，又学习苏俄模式着眼于夺取大城市，采取硬打硬拼的正规战术，自然会碰壁。起义军开始又没有改变雇佣军队的传统，那些还有“当兵领饷吃粮”想法的人一遇到危机情况就纷纷开小差。此时军队中共产党的组织也很薄弱，团一级才有党支部，基层战士中很少有党员，因此军官拉队伍叛逃的情况也很严重。如南昌起义的2万多军队在潮汕失败后拉到湘南只剩800人，秋收起义5000人的部队到三湾改编时只剩700人。值此军队存亡危急之际，不建立党的坚强政治领导，不改变花钱雇人当兵的旧制度，不建立农村根据地，剩下的这点部队也难以生存。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余部在井冈山下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解决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团内建有党委，党的支部建立到连一级，并做到排有小组、班有党员，这些党员又大都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意志坚定的革命者，部队巩固性很快大有改观。1928年4月，朱德、陈毅也率领南昌起义剩余的部队同毛泽东会师并走上井冈山，建立起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个军级单位——红四军。在井冈山上，毛泽东宣布军队从此不能再发饷（当时也无饷可发），这让习惯了自古以来“将靠薪、兵靠饷”的许多干部都很吃惊，都怀疑部队还能维持吗？随后的事实证明，红军不但能维持还能发展壮大，除了靠党坚强的政治领导，就是靠“打土豪、分田地”，依靠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参军壮大队伍。
红军中的民主主义，成为凝聚部队的关键。生活在现代平等社会中的人往往难以理解，为什么当年提出“红军不打士兵”、“红军官兵平等”的口号，会吸引那么多受尽压迫的国民党军阀部队士兵前来投奔。那时国民党军的军官都吃小灶，团长行军要坐士兵抬的轿子，打军棍、抽皮鞭是家常便饭。红军第一个军长即红四军军长朱德却是衣着饮食同战士一样，而被周围的人亲切地称为“伙夫头”。参加这支军队的人生活虽苦也会感到温暖，跟着长征万里也不会动摇，美国记者斯诺到陕北访问红军后也马上为这种风貌所感动，在所写的风靡世界的《西行漫记》中称其为“东方魔力”和“兴国之光”。 朱毛红军建立之初人数不过几千，周围有多少万敌军“围困万千重”，要生存发展就要创造能以弱胜强的全新战术。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通过探索总结出一套有效的游击战的战术，以“打圈”来困扰进剿之敌，待其疲惫再各个击破，一再打败数量多几倍、十几倍之敌。这一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空前的创举，使红军最多时发展到近30万人，后来虽因“左”的错误被迫进行长征这一战略转移，却还保留下几万骨干，在抗日战争中又获得新的大发展。
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走向抗日前线，却始终没有忘记“初心”即两个奋斗目标——以民族革命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主革命发展人民力量并准备建设新中国。为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停止了土地革命，却采取了“减租减息”这一新政策，即以“二五减租”的方式将抗日根据地内佃农向地主的交租率减少了一半，这就难怪解放区的群众会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了。在侵略者不断残酷扫荡的敌后战场上，面对在世界上以凶顽著称且装备远占优势的日本军队，八路军、新四军以分散游击持久地袭扰敌人，待其分为小股再集中兵力歼击。侵略者哀叹其处境是“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大大的有”。在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教材中，都找不到对付这种打法的战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因而能在抗战中“越抗越大”，从几万人发展为百万大军，建立了1亿人口的根据地。这不仅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也为战后中国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总决战准备了雄厚的力量，同时准备了广阔的战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拒绝共产党人的和平建议，自恃有优势力量和美国援助，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人马上在解放区全面展开土地改革，斗争地主和分田地的暴风骤雨又唤起老解放区群众，数以千万计的民工为求翻身推着小车、扛着扁担来支援解放军，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空前人民战争的壮观场面。当时两军交锋的战场上，共产党的战士是戴着大红花在乡亲们的锣鼓声中为“保家保田”自愿入伍的，国民党的士兵大都是靠“抓壮丁”用绳子捆来的，两军交锋士气自然有天壤之别，解放军摧枯拉朽的胜利就是历史的必然。可以说，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人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仗，二是土改，土改又是打仗胜利的基础。
保衛祖国建设 发展是硬道理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解放军的主要任务由“打江山”转为“保国家”。在解放后的军事斗争中，解放军又同世界强国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十几个国家的军队交过锋，都取得让对手为之胆寒的战绩。解放军的建设又进入了高级阶段，也就是努力掌握现代技术而实现现代化的阶段。
在解放初期，现代化、正规化和全军学文化这“三化建设”改变了过去靠“小米加步枪”取胜的人民军队的面貌，由“骡马化”迈入“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掌握新式装备要靠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当时担任了军师级职务的一些领导也要同普通战士一样从头开始学飞行、学坦克驾驶。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全军颁布了正规的条令和纪律，实行了军衔制，军官和士兵肩膀或衣领上有了“牌牌”。不过此时在强调向苏军学习时，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又提出：“科学技术要全学，行政制度半学，政治工作不学”，人民解放军还要保持自己官兵一致和联系群众的好传统，不能像苏联那样搞特权。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决定的确是保持和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保证。
进入原子时代后，掌握核弹和导弹才能有效地确立大国地位。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解放军的试验基地官兵、众多科研部门和“两弹元勋”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导弹、核弹研制，这不仅有效地保障了国家安全并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也留下“两弹精神”这一难以量化的宝贵财富。
如同任何探索事业一样，解放军发展建设中也走过弯路，如“左”的思想干扰曾使我国同世界先进军事科技水平已经缩小的差距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又拉大了。改革开放后，解放军的建设伴随着国家发展进步，根据科技强军的思想，在军事指导思想、军队编制体制和武器装备这三个方面都有了全面创新变革。现代国防建设都基于经济建设的成果，自2010年以后，中国的GDP和国防开支都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改善装备有了近现代史上从未有过的雄厚经济实力支撑。如今国际评论称中国新武器研发有了“井喷”式发展，近年几次大阅兵包括今年纪念建军90周年的朱日和沙场阅兵都是一个展示的窗口。
紧紧抓住世界军事变革的大潮后，解放军的装备发展已实现了几次“跨代”。 近年来，中国已造出自己的大型航空母舰，主战装备大都与世界强国处在同一档次，有些还居领先地位。例如中国在无人机这一新型装备的领域内，其性能就称雄全球，目前在国际无人机市场上就占了70%的份额。中国的“神舟”飞船已遨游太空，在全球下潜能力最强的“蛟龙”则深入五洋，让人纵观之后真不禁有沧海桑田、神州巨变之感慨。
解放军建军后90年飞逝的光阴，已经带走了早期创建人民军队的那一代英豪。对于在工业化、信息化和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代新人来说，往事却并不如烟。近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不忘初心”，就是不忘和传承人民军队的前辈们奋斗的理想。努力完成强国和强军的目标，把中国建设好，这才能最终实现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即实现世界大同和人类的彻底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