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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700万普查员叩响千千万万家庭的大门，第七次人口普查工作正式进入信息采集階段。
基于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展开的人口普查对于未来国家针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关乎民生的资源分配调整十分重要。然而，尽管国人已经历了六次人口普查，但是正在进行中的第七次人口普查面对的不理解或误解却有增无减。对此，在分众化时代下如果以“议程设置”理论构建人口普查工作程序，或许会收获事半功倍的结果，达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数据支撑的目的。
我国人口普查项目设置的演变历程
我国已经完成的人口普查工作时间，前三次为1953年、1964年、1982年，之后三次逢“零”年启动，即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每次人口普查的启动节点都是在制定下一次国民经济规划之前，调查项目也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因此，人口普查不仅仅是调查实际人口数量，而且还包含了与之相关联的必要信息。
每次调查项目都在逐次完善，变化特点如下：
（1）探索阶段，普查项目仅设置基本信息。第一次人口普查仅包含6个信息，具体为本户地址、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与户主关系。第二次普查又增加了本人成分、文化程度、职业3个基本信息。
（2）成长阶段，普查项目设置开启增长时代。改革开放后，人口普查在被停止了长达18年后重启，第三次人口普查项目增加到了19项，并开始采用计算机处理数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又增加2项，分别为5年前常住地状况和迁来本地原因，这主要是针对人口迁移和流动量增大而设置的。
（3）成熟阶段，普查项目大幅增加。第五次人口普查开始采用长短表，填报信息增加到了49项，为按户和按人填报项目的总和。第六次人口普查项目缩减了4项，并改为在现住地登记，还将港澳台居民及外籍人员纳入普查对象。
目前进行中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延续了长短表的模式，但是设计更为人性化。短表针对全部普查对象设计了19个项目，其中家庭7项、个人12项。长表填报对象占普查总量的10%，选取对象通过抽样获取，这部分人仍需填报48项。
充分利用“议程设置”获得高质量人口普查数据
人口普查是我国独有的吗，如果不配合普查员会有什么后果，要求如实填报房产是要征房产税了吧，骗子借机上门行骗咋办？诸如此类的问题传递了相当一部分人对此次人口普查的不安心理。人口普查的宏观意义是有利于国家制定经济发展规划，但是具体到个人的实惠有哪些？为使第七次人口普查工作顺利开展，如何打消民众的疑虑，提高全民参与度，这需要各级普查工作组织部门精心打造工作程序。
（1）以“传统议程设置”展示人口普查的宏观意义
“议程设置”就是在新闻报道的采写和信息的传达过程中赋予各种“议题”以不同程度显性的方式，达到影响人们对于某件事情的重视和讨论程度的目的，因而被视为传播学的重要理论。随着分众化时代的到来，各种自媒体和公众号的传播影响力不容小觑，但是人们长时间对于传统主流媒体积累的信任度依旧处于核心地位，这就是“议程设置”带来的显性影响。为此，主流媒体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中仍起着“宣传组织者”的作用，以官方代言人的视角宣发本次普查的具体流程、社会意义等。这就需要从宏观着眼，以国内外人口普查的发展历史科普“民众”，达到扫盲大多数人的目的。同时，主流媒体还应对可能影响普查统计数据全面性的方向性话题给予官方解答。
（2）以“逆向议程设置”聚焦人口普查的微观意义
分众时代下的“议程设置”不再是仅能“自上而下”，社交媒体的普及使人们有了表达自己对于某件事情看法的渠道，国人对于某件事情的“兴观群怨”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的话题。议程设置的目的是希望全社会对某一重大事件形成共识，而经过主流媒体遴选、研判的网络热议话题更具有针对性，往往会取得更好的舆论效果。在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新媒体具有了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属性，这就为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以“对话与沟通”的方式体现人文关怀提供了可行性。对于社交媒体中发出的多样声音予以包容，实现信息的有效交流和价值的共享，主流媒体的这种“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能使社交媒体中被高度关注的现象得到嵌入，有效防止“热议议题”被某圈层“自说自话”。“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当下社会已进入后真相时代，真相是多元的，如果没有主流媒体的正向引导，很多网民在了解了所谓的“真相”后就会产生不信任甚至陷入焦虑，这无形中会给本次人口普查工作增加一定的难度。主流媒体对于“圈层”民众话题的主动发声会大大降低百姓的疑惑，而安定的“民心”又会使一线人口普查工作者的工作更加行之有效。
（3）以“意见领袖”的观点设计“补充议程设置”
信息传播的分众化凸显了民间“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意见领袖积极、正向的引导往往会加快公众对于某一事件的认可和接纳速度。从最早的明星学者到如今的网红流量博主，这些新媒体时代下的“意见领袖”活跃在各个互联网平台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张文宏医生因为言语犀利、敢于表达观点，并且传达出了“及时研判”，一跃成为医学界最知名的“意见领袖”之一，被民间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专家”。加强“议程设置”的效果，让拥有良好群众基础的“意见领袖”去正向引导受众，减少网络极化，增强与社会的沟通和黏性。“发动群众，鼓动群众”，各地普查组织部门不能仅限于官员宣讲，还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互动优势选拔具有良好素质、形象具有亲和力的一线普查指导员进行着力培养，将其打造成“意见领袖”与当地民众进行互动，从小处着眼宣传解答普查工作中操作的诸多疑惑。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所以第七次人口普查提供的数据不仅关乎国之根本，而且也是民之所需。为此，普查工作的关键在于做好人民群众的心理建设，减少信息不对称和消除误解，让“大国点名、没你不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层面，而是真正成为人人身体力行的标准和动力。
（第二作者：何奔放 辽宁省鞍山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指导员）
基于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展开的人口普查对于未来国家针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关乎民生的资源分配调整十分重要。然而，尽管国人已经历了六次人口普查，但是正在进行中的第七次人口普查面对的不理解或误解却有增无减。对此，在分众化时代下如果以“议程设置”理论构建人口普查工作程序，或许会收获事半功倍的结果，达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数据支撑的目的。
我国人口普查项目设置的演变历程
我国已经完成的人口普查工作时间，前三次为1953年、1964年、1982年，之后三次逢“零”年启动，即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每次人口普查的启动节点都是在制定下一次国民经济规划之前，调查项目也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因此，人口普查不仅仅是调查实际人口数量，而且还包含了与之相关联的必要信息。
每次调查项目都在逐次完善，变化特点如下：
（1）探索阶段，普查项目仅设置基本信息。第一次人口普查仅包含6个信息，具体为本户地址、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与户主关系。第二次普查又增加了本人成分、文化程度、职业3个基本信息。
（2）成长阶段，普查项目设置开启增长时代。改革开放后，人口普查在被停止了长达18年后重启，第三次人口普查项目增加到了19项，并开始采用计算机处理数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又增加2项，分别为5年前常住地状况和迁来本地原因，这主要是针对人口迁移和流动量增大而设置的。
（3）成熟阶段，普查项目大幅增加。第五次人口普查开始采用长短表，填报信息增加到了49项，为按户和按人填报项目的总和。第六次人口普查项目缩减了4项，并改为在现住地登记，还将港澳台居民及外籍人员纳入普查对象。
目前进行中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延续了长短表的模式，但是设计更为人性化。短表针对全部普查对象设计了19个项目，其中家庭7项、个人12项。长表填报对象占普查总量的10%，选取对象通过抽样获取，这部分人仍需填报48项。
充分利用“议程设置”获得高质量人口普查数据
人口普查是我国独有的吗，如果不配合普查员会有什么后果，要求如实填报房产是要征房产税了吧，骗子借机上门行骗咋办？诸如此类的问题传递了相当一部分人对此次人口普查的不安心理。人口普查的宏观意义是有利于国家制定经济发展规划，但是具体到个人的实惠有哪些？为使第七次人口普查工作顺利开展，如何打消民众的疑虑，提高全民参与度，这需要各级普查工作组织部门精心打造工作程序。
（1）以“传统议程设置”展示人口普查的宏观意义
“议程设置”就是在新闻报道的采写和信息的传达过程中赋予各种“议题”以不同程度显性的方式，达到影响人们对于某件事情的重视和讨论程度的目的，因而被视为传播学的重要理论。随着分众化时代的到来，各种自媒体和公众号的传播影响力不容小觑，但是人们长时间对于传统主流媒体积累的信任度依旧处于核心地位，这就是“议程设置”带来的显性影响。为此，主流媒体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中仍起着“宣传组织者”的作用，以官方代言人的视角宣发本次普查的具体流程、社会意义等。这就需要从宏观着眼，以国内外人口普查的发展历史科普“民众”，达到扫盲大多数人的目的。同时，主流媒体还应对可能影响普查统计数据全面性的方向性话题给予官方解答。
（2）以“逆向议程设置”聚焦人口普查的微观意义
分众时代下的“议程设置”不再是仅能“自上而下”，社交媒体的普及使人们有了表达自己对于某件事情看法的渠道，国人对于某件事情的“兴观群怨”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的话题。议程设置的目的是希望全社会对某一重大事件形成共识，而经过主流媒体遴选、研判的网络热议话题更具有针对性，往往会取得更好的舆论效果。在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新媒体具有了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属性，这就为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以“对话与沟通”的方式体现人文关怀提供了可行性。对于社交媒体中发出的多样声音予以包容，实现信息的有效交流和价值的共享，主流媒体的这种“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能使社交媒体中被高度关注的现象得到嵌入，有效防止“热议议题”被某圈层“自说自话”。“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当下社会已进入后真相时代，真相是多元的，如果没有主流媒体的正向引导，很多网民在了解了所谓的“真相”后就会产生不信任甚至陷入焦虑，这无形中会给本次人口普查工作增加一定的难度。主流媒体对于“圈层”民众话题的主动发声会大大降低百姓的疑惑，而安定的“民心”又会使一线人口普查工作者的工作更加行之有效。
（3）以“意见领袖”的观点设计“补充议程设置”
信息传播的分众化凸显了民间“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意见领袖积极、正向的引导往往会加快公众对于某一事件的认可和接纳速度。从最早的明星学者到如今的网红流量博主，这些新媒体时代下的“意见领袖”活跃在各个互联网平台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张文宏医生因为言语犀利、敢于表达观点，并且传达出了“及时研判”，一跃成为医学界最知名的“意见领袖”之一，被民间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专家”。加强“议程设置”的效果，让拥有良好群众基础的“意见领袖”去正向引导受众，减少网络极化，增强与社会的沟通和黏性。“发动群众，鼓动群众”，各地普查组织部门不能仅限于官员宣讲，还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互动优势选拔具有良好素质、形象具有亲和力的一线普查指导员进行着力培养，将其打造成“意见领袖”与当地民众进行互动，从小处着眼宣传解答普查工作中操作的诸多疑惑。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所以第七次人口普查提供的数据不仅关乎国之根本，而且也是民之所需。为此，普查工作的关键在于做好人民群众的心理建设，减少信息不对称和消除误解，让“大国点名、没你不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层面，而是真正成为人人身体力行的标准和动力。
（第二作者：何奔放 辽宁省鞍山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指导员）